距离较近的那支两千人部队和我们势均力敌，我们可以派半数正规军及两尊皮萨尼的大炮前去应战。塔拉勒相当焦躁不安，因为这支部队正朝着他的家乡塔法斯逼近，他催我们尽快前往，并先占据南方的山头。不幸，对早就人困马疲的队伍而言，速度快慢是见仁见智的。我与护卫队先赶往塔法斯，希望能占据一个可藏身的据点，牵制住敌军，直到大队人马赶过来。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一队阿拉伯人，赶着一群衣不蔽体的战俘正要前往谢赫萨阿德。他们对待战俘极为残酷，把他们鞭打得鼻青眼肿，体无完肤。但我没有过问，因为这批战俘是德拉的警察营，附近地区的农民几年来饱受他们凌虐蹂躏，血泪交织，无处控诉。
那些阿拉伯人告诉我们，土耳其的部队——杰马勒帕夏的枪骑兵团——已经进入塔法斯了。我们接近后，发现他们已占领整座村落（村中偶尔会传出零星枪响），也在村中埋锅造饭。柴堆的轻烟由房舍间袅袅飘升。在我们这一侧的高地上，有一群劫后余生的老弱妇孺站在及膝的蓟草间，控诉着土耳其部队一小时前入侵他们村落时如何丧尽天良。
我们监控着村中的动静，后来看到敌军已开始往村外撤离。他们秩序井然地往密斯金推进，枪骑兵在前后戒护，中间是步兵，机枪充当侧翼警戒，大炮与大批行李队则在最中央。在他们离开房舍后，我们开始朝他们射击，他们也架起两尊大炮轰击我们。他们的炮弹与往常一样，总是飞过头，在我们身后爆炸。
努里·沙兰与皮萨尼赶过来了。奥达摩拳擦掌地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塔拉勒听到他的族人诉说土耳其泯灭人性的残戮，急得五内如焚。所有土耳其部队都已撤离村中了。我们在他们身后溜进村子，以解除塔拉勒的焦虑，步兵则各自找据点，以霍奇基斯自动机枪朝敌军扫射。皮萨尼也架起大炮开始轰击，使敌军的后翼溃不成军。
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发现村中静悄悄的，只有轻烟不断袅升。草丛中似乎有些灰色的身影，趴在地上，像是尸体。我们没去细看，知道他们都已死亡，不过其中一个小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跑开，像在逃避我们。那是个幼童，才三四岁大，肮脏的衣服上有一侧沾满血迹，颈部与身体连接处有个伤口，或许是被枪骑兵的长矛所刺伤。
那孩子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朝我们放声哭喊（此外四周一片死寂）：“别打我，爸爸。”阿卜杜勒·阿齐兹哽咽着不知说了些什么——这是他的家乡，她或许是他的亲人——他跃下骆驼，扑跪在孩子身旁。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她，她挥舞着双臂想大叫，但是没叫出声，反而瘫倒在地，伤口的血再度迸流而出，染红了衣服。然后，我想，她死了。
我们往村内走，看到其他男性与女性的尸体，还有四具婴儿的死尸，景象惨绝人寰。这才知道，村中的寂静意味着死亡与恐惧。村子外围有一道低土墙，是羊栏，我看到墙头有红白相间的身影，趋前一看，发现是个妇女趴在上头，臀部朝上，被一把刺刀由裸露的双腿间插入，钉在墙头，死状极惨。她是个孕妇，身旁还有其他尸体，总共有二十人左右，死法各不相同，却都是受尽凌辱惨死。
查基歇斯底里地狂啸，在这片高地午后温暖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中，听来分外凄凉。我说：“你们谁杀的土耳其人多，谁就是勇士。”说完我们转身朝敌军追过去，沿路将一些落单在路旁向我们求饶的敌军逐一射倒。一个土耳其伤兵，光着上身，无法站立，坐着向我们哭泣。阿卜杜拉掉头离去，但查基高声咒骂着，冲上前朝那人的胸膛补了三枪，血汩汩淌出，他的心仍在跳动，噗，噗，噗，越来越慢。
塔拉勒也看到这一幕了。他发出像受伤野兽般的哀号，然后骑马到高处，全身颤动地紧盯着土耳其部队。我上前想安慰他，但奥达拉住我的缰绳制止我。塔拉勒极为缓慢地用头巾捂住脸，然后似乎回过神来了，因为他开始策马疾驰，压低身体在马鞍上晃动，朝敌军的主力部队直扑过去。
这段路相当长，要经过一段缓降坡及一片洼地。我们呆若木鸡，愣愣地望着他往前冲，他哒哒的马蹄听来响得吓人，因为我们都已停火，土耳其部队也已停火。两边人马都在等他。他在一片死寂的暮色中继续奔驰，直到敌军就在咫尺之遥。然后他挺起胸膛高声呐喊：“塔拉勒！塔拉勒！”震耳欲聋地连喊两遍。敌军的步枪与机枪顿时响起，他和他的马满身弹孔，当场惨死在敌军长矛前。
奥达脸色凝重地看着。“真主怜悯他，我们会替他讨回公道。”他勒转马头，缓缓朝敌军追过去。我们召集那些农民，他们这时敌忾同仇，我们派他们分头去包抄那支部队。奥达这个战神如雄狮乍醒，我们理所当然地由他率队出征。他神勇无匹，将土耳其部队逼入险恶地域内，并将他们截成三段。
第三段人数最少，成员大都是德国与澳洲机枪手，环绕在三辆机动车辆旁，还有若干骑兵。他们抵死顽抗，虽然我们攻势凌厉，仍一再将我们逼退。阿拉伯人杀红了眼，浑身是汗，喉中沾满沙尘，他们心中则燃烧着复仇的烈焰。我参战以来唯有这次下令，不留活口。
最后，我们先抛下这较顽强的一段，赶上前去追杀前面的两段。他们正落荒而逃。到日落时，我们已将两段悉数歼灭，并掳获全部枪械，只剩较小的那一段。我们进军时无数的农民拥出来助阵，一开始他们只能五六人共用一把武器，后来有人抢到一把刺刀，有人抢到剑，还有人抢到手枪。一小时后，原本走路的也都有骡子可骑了。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把步枪及一匹马。入夜后，马匹上已载满战利品，肥沃的平原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我们因塔法斯惨绝人寰的一幕而大开杀戒，甚至敌军阵亡后还在他们头上补一枪，连牲口也不放过，仿佛可借他们的死与血泄恨。
只有一群阿拉伯人因为不知道我们不留活口的指令，所以掳获中央那一段的两百名战俘。他们苟延残喘的时间很短。我前去了解为何留活口，原本也乐于将这些战俘留下，充当塔拉勒壮烈牺牲的证据，但这时，他们后方有个人躺在地上大声朝阿拉伯人不知在呐喊什么，于是我在脸色惨白的阿拉伯人的带领下上前了解。那是我们的人——他的大腿被炸得血肉模糊，血喷涌在猩红的地面上，已奄奄一息。但敌军并没因此而放过他。他们不断折磨他，像是在制作昆虫标本一般，用刺刀将他的肩膀与另一只脚钉在地面。
他的意识仍很清醒。我们问他：“哈桑，是谁做的？”他瞄了一眼那群畏缩成一团的战俘。我们朝他们开枪时，他们默默承受。最后，他们不再蠕动了，哈桑也死了。我们再度上路，在苍茫暮色中缓缓骑回家（家就是我那条毛毯，放在距离三四小时行程外的谢赫萨阿德），日已西沉，寒意逼人。
然而，或许是因为全身酸痛，我无法休息，满脑子都是塔拉勒，这个杰出的领袖，出色的骑师，旅途上的好伙伴。过一阵子我叫人牵来我的另一峰骆驼，在一个护卫的陪同下，摸黑前去与我们的人员会合，继续追杀由德拉撤出的另一支更大的部队。
夜色极暗，南方与东方不断刮来一阵阵劲风。我们也唯有借着风中传来的枪声，以及偶尔闪现的炮火，才能找到交战地点。山谷间全是到处盲目流窜的土耳其残兵。我们的人员紧追不舍。夜色替他们壮胆，他们这时距离敌军更近了。随着战事的进行，所到之处的每座村落都会加入围剿土耳其残兵的行列。冷冽的夜风中充满枪声、叫声、马蹄声，以及双方人马碰头时手忙脚乱的叫嚷声。
敌军在日落时曾试图停下扎营，但被哈立德追杀得只好再度流窜。有些往前推进，有些留在原地。很多人累得豁出去了，倒头就睡。他们已是一盘散沙，乱成一团，在夜色中风声鹤唳，看到身影就开枪，无暇分辨敌我。阿拉伯人也一样是乌合之众，也一样草木皆兵。
唯一的例外是德国部队。在此，我首度以杀害我兄弟的敌人为荣。他们离家两千英里，前途茫茫，无人引路，情况糟糕到足以令最坚强的勇士崩溃。然而他们仍军纪森严，像战舰般在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间左冲右突，面不改色，默不作声。他们遭到攻击时立刻停下，就地掩蔽，有条不紊地还击。他们不会手忙脚乱，不哭泣呐喊，不犹豫迟疑。他们表现卓绝。
最后我找到哈立德，并要他召回鲁瓦拉族人，将这些逃窜的敌军交给时间与村民，我们或许还得往南从事更艰巨的工作。黄昏时有谣言传来：德拉已成空城。哈立德的弟弟特拉德带着半数的安那兹族人前去打探虚实。我担心他会遭敌军逆袭，因为城内必定还有土耳其部队，而且有更多在其他地区战败的人都越过伊尔比德山区，沿铁路到德拉避难。事实上，除非目前滞留在雷姆哲的巴罗已找不到敌军，否则随后必有一支后卫部队会前来。
我要哈立德去支援他弟弟，他在强风中高声呼唤一两个小时后，身旁聚集了数百名骑马或骆驼的人员。前往德拉途中，他几度在星光中与土耳其残兵交锋，到达德拉后发现，特拉德安然据守在坚固的据点。特拉德在夜色中一举攻占车站，并将战壕内顽抗的少数土耳其守军彻底歼灭。
鲁瓦拉族人与当地居民同心协力，将敌军的营地劫掠一空，燃烧着熊熊烈焰的仓库中战利品尤其丰盛，但屋顶已着火，情况岌岌可危。可是，这是一个令人失去理智的疯狂夜晚，虽然身边的人死伤枕藉，别人的性命也如草芥一般，但自己似乎是不可能就这么死了的。
谢赫萨阿德当天晚上枪声与叫闹声不绝，还有农民吆喝着要杀死战俘，为塔拉勒与他的村民讨回公道。较积极的族长都已出去猎杀土耳其人，他们与随扈都不在，阿拉伯阵营群龙无首。原已沉睡的派系宿仇，在下午大开杀戒的血腥屠戮后又苏醒了，纳西尔、努里·赛义德、休伯特·扬、温特顿，全都为了安抚那些互相看不顺眼的仇家而忙得焦头烂额。
我在午夜后回营，发现特拉德的信差刚由德拉回来。纳西尔去接见他，我则只想睡个觉，因为这是我第四个晚上劳碌奔波。可是我的心却不理会身体有多累，所以到了大约清晨两点，我又骑上第三峰骆驼，再度沿着塔法斯的小径，通过一片漆黑村落的上风处，连夜直奔德拉。
努里·赛义德与他的部属也走同一条路，我们会合后一起赶路，直到晨曦乍现。这时我已沉不住气，再加上天冷难耐，不想再与他们并驾齐驱。我听任骆驼——就是那峰盛气凌人、桀骜不驯的巴哈——尽情驰骋，它放腿狂奔，像一列火车般风驰电掣，将我的同伴远远抛在后头，所以我在天已全亮时，独自到达德拉。
纳西尔在市长官邸安排一个军事政府及一支警力，在城内全面搜查。我补充若干建议，包括在各抽水机、火车头库房及各种工具店外部署警卫看守。随后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当场拟出一套计划，表示如果能保有这些设备，依我们的局势可以如何善加利用。可怜的纳西尔听得目瞪口呆。
我打听巴罗将军的现况。一个刚由西边进城的人告诉我们，他刚才遭到英军攻击，因为英军已摆好阵势正要攻进来。为了避免因分不清敌我而自相残杀，查基与我登上布威伯山，山上有坚强的印度机枪哨站。他们以机枪对我们扫射，很得意能碰上穿得这么体面的猎物。后来，一个军官与若干英国骑兵出现，我向他们自我介绍。他们确实正要围攻德拉，我们在山上观看时，努里·赛义德正要进入车站，他们的飞机还朝运气欠佳的努里·赛义德轰炸，这是他在谢赫萨阿德与我竞速跑输后的惩罚。但是，我为了防止情况恶化，匆匆前去寻找正搭车视察各据点的巴罗将军。
我告诉巴罗，我们已在城内待了一夜，他听到的枪声是鸣枪庆贺。他对我相当无礼。我倒是有点同情他，因为他落后进度一天一夜，喝的是雷姆哲污浊的井水，虽然他的地图上显示，前方的穆宰里卜有湖泊河川，就在敌军逃窜的路上。然而他奉命进军德拉，只得前来。
巴罗要我与他并肩而行，但他的那些马痛恨我的骆驼，所以参谋总部的那些大官们都沿水沟旁边行进，我则稳健地走马路的最中央。他认为必须派卫哨兵到村中维持秩序，我则委婉地解释，阿拉伯人已经成立他们的军事政府。他经过井边时，说要派工兵来检修抽水机。我回答，欢迎他们来协助，我们早已将火炉点燃，希望在一小时后便可以抽水让他的马畅饮一顿。他看我说得好像早已在此安身立命了，颇不是滋味地闷哼了一声。他说他只掌管火车站就好。我指出火车头已驶往穆宰里卜（当地那位少年族长阻止土耳其人炸毁塔勒谢哈布桥，如今那已是阿拉伯人的财产），并要求他好好指示卫哨兵，不要妨碍我们在铁路沿线所进行的工作。
巴罗没接到任何关于阿拉伯情势的指示。这是克莱顿帮我们的一个大忙，他认为我们有权自作主张。所以巴罗进城时原本以为阿拉伯人是被征服的民族，也对我一副理所当然将他视为客人的态度感到困惑，如今却别无选择，只有听任我们自行处理。我当时绞尽脑汁，站在盟友的立场，想设法避免没想象力的英国人帮倒忙，剥夺了逆来顺受的当地居民学习担起重责大任的机会。英国人虽然一番好意，却经常会造成必须借经年累月的起义与起义才能弥补的缺失。
我早已研究过巴罗，也有应付他的万全准备。几年前，他曾发表过他的信念，认为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时期，“恐惧”都是一般人行动的主要动机。如今我发现恐惧是一种卑鄙、受到高估的动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虽然是一种激励，却是有害的激励，利用恐惧来激励行动，如饮鸩止渴。我无法苟同他关于将人吓进天堂这种书呆子的论调，最好是巴罗与我立刻分道扬镳。我对无法避免的事之本能反应是偏要去招惹它。所以，我表现得很难缠而且姿态很高。
巴罗屈服了，要求我替他张罗粮秣与食物。事实上，我们不久便相处融洽。我在广场上向他介绍纳西尔悬挂在总督府阳台的丝质军旗，旗下有个打着呵欠的卫兵。巴罗立正站好，并行了个标准的举手礼，这时围观的阿拉伯官兵对一个将军那么敬重他们的军旗，都觉得很兴奋。
我们也投桃报李，虽然一切行动自作主张，但都不会逾越政治上必要的限制。我们也叮嘱所有的阿拉伯人，印度部队是客人，应该宽容他们，而且要帮助他们，尽量让他们随心所欲。施行这个大原则的结果令我们啼笑皆非。村落里的所有鸡都不翼而飞，还有三名印度骑兵因为觊觎纳西尔的军旗银质的旗杆，竟把军旗整支取走了。这是尖锐的对比，英国将军敬礼，印度骑兵偷军旗。这个对照更加深阿拉伯人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
这期间，我们在各处都掳获战俘与枪械。战俘已数以千计，有些我们交给英国处理，由英军再将人数清数一次。大多数战俘我们寄居在各村落中。阿兹拉克方面已耳闻我们大捷的消息。费萨尔在一天后搭着沃克斯豪尔车前来，后面跟着装甲车队。他在车站内安顿下来，我前去拜会他，向他禀报整个过程，报告完毕时，房间因轻微的地震而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