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别国的事情就像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般认真，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其他国家出现变故，它最多会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援军。倘若这支部队遭遇失败，那么它也就认为自己尽到了义务，随后便寻找一切机会从泥淖中脱身。
这在欧洲司空见惯，因为欧洲向来有一种传统，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可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它不意味着攻守同盟中的国家必然会同仇敌忾，利害一致。事实上，这种约定并不是建立在衡量战争对象是谁及其使用的力量有多少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它们事先约定好，一旦有变故，要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支援。
在履行和约时，同盟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已经和敌人到了非以宣战开始、以缔结和约为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此外，就算这种约定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明了的，它在运用时往往是多变的。
如果说，同盟国能将按照约定的、一定数量的援军的指挥权彻底交给身处作战中的盟友，让它根据自身的意图来运用军队，让它将该援军当成是雇佣军，那么，事情就有了相互联系，战争理论便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这些都是假设。事实上，大多数援军都有自己的统帅，而统帅往往只按照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遗憾的是，本国政府给统帅所制定的战争目标往往和政府的犹豫不决的意图相吻合。
所以，甚至在两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战争时，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对敌方面完全保持一致，相反，它们通常会以做生意的方式来行事，即每个国家根据其所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进行投资——投入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股金，并且对外声明，在这次交易中，他们只愿意投资这些股金而不愿意再承担其他任何损失。
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之下，也存在于两个国家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之中。同盟国往往只是按照约定，派出少量援兵，而将本国其余的军事力量保存起来，另作他用（根据政治意图而使用）。
在现实中，上述这种同盟国成员对待战争的态度随处可见，只不过到了现代，在极端的危险迫使某些国家走上战争的道路时，在无限制的暴力逼迫某些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它们才最终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
实际上，这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战争与和平是两个无法区分阶段的概念。然而，它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另一方面则是人类本身固有的弱点与局限性。
最后，在一个国家独自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有着极为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方只要求敌人做出较小的牺牲，那么进攻方便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并且认为，无需太多努力就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一般而言，另一方也会做这样的考虑。
一旦某一方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发现自己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般比敌人强大，而是较敌人弱小，它便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军费缺乏，其他手段不够用，而在精神上会出现萎靡不振、没有大干劲的状态。所以，它只能全身心地应付，期望未来的局势会对自己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像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如此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方都想战胜敌人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消失了，双方不会冒险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如果说，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样的影响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便没有什么界限。此外，我们还得承认，以威胁敌人、支持谈判为目的的战争是存在的。
倘若战争理论要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对象，那么，战争理论在此方面便会出现无能为力的情况。因为，在这里，它无法找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所以它便失去了它能够成立的所有依据。
不过，这里还有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的缓和因素越多——更加确切地说，双方行动的动机越弱小——行动便越消极被动；行动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导原则。
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剩下了小心翼翼，它的主要任务在于让漂移不定的均势不至于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让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始终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对战争进行探讨，我们一会儿从这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会儿从那个方面进行探讨，目的是不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中的任何一个。
由于这种对立的根源存在于人的本身，所以，借助哲学的思考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如果说，无需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作这样的讨论：战争仅仅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众所皆知，战争不过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却常常这样认为，好像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便宣告结束，局势就会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可是，我们不这样认为。相反，我们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在这里用了“另外一种手段”是为了要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为战争而彻底中断，也不会因为战争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此外，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可能是贯穿于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设想吗？
难道因为政治交往的中断，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荡然无存了吗？难道战争不是刚好表达了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很显然，战争有自己的语法，但却没有自己的逻辑。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战争脱离政治交往。如果抛开政治交往来谈战争，那么我们便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得到一种毫无价值和毫无目的的东西。就算战争是彻底的战争（战争完全是因为敌对感情的不受约束发泄而产生），我们也要这样看问题。
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也都具备政治交往的性质吗？它们不也都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联系的吗？
现实战争并非像理论上的战争那般，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本身具有相互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不太可能会受其本身的规律支配，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即政治。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关于战争的探讨就更要像上面那样来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无视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它很少考虑战争的最终可能性，它往往将最直接的概然性当作依据。如果一切行动因此而发生大量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战争变成了赌博，那么每个政府便想在这场赌博中，运用机智和敏锐的眼力打败敌人。
如此一来，政治将战争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工具，将一把需要动用各种资源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候甚至将它变成比赛用的剑，而政治却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
如此一来，战争就让生性胆怯的人陷入矛盾而自行解决了，如果说能够将它当成是一种解决办法的话。
既然我们说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它就应具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应当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战争，我们便不能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相反，我们还应该经常将它列入考察范围。也只有这样，战争才是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将所有战争当成同一类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正是我们制定和评价作战计划时的依据。
当然，政治因素无法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比如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根本不需要以政治因素为依据。不过，它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是制定会战计划，往往有决定性影响。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刚开始便提出这个观点。因为在我们研究个别问题时，它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分散注意力。但是，在制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这个观点却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而言，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某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数不胜数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我们才不会陷入矛盾之中。
既然我们说，制定战争计划是不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观点，比如，一会儿根据军人的观点，一会儿根据行政首脑的观点，一会儿又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问题来了：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在这里，我们要作下声明，政治本身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于政治有时候会出现错误，比如会主要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作为政治的导师。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将政治当成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解决了讨论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了：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而军事观点从属于它？
几乎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在战争是纯粹因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现实战争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现。
让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在政治中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二者不可能反过来。所以，军事观点必然从属于政治观点。
现在我们仔细想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即每次应当先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并且我们要将战争当成一个由各部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句话说，每个部分的活动一定要集中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政治观点是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制订战争计划，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会趋于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也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较为充分，历史也相对容易理解。
从这个观点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会发现，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性质。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冲突，我们只能将其归咎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倘若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个前提，即违背了一个应有而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等，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则全都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不过，它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个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政府向军人咨询，正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军人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判断，那确实是愚蠢的举动。
有些理论家竟然要求将所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让统帅依据手段制订一份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者战局计划，这不过是更加愚蠢的举动罢了。
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并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战争最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业术语来讲，那便是，军事是由政治当局而非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了解的人是无法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在人们大喊政治对作战产生有害影响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非他们所要表达的，他们真实的意思并不是说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如果政治是对的，即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对于战争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政治的这种影响与目标不相吻合，那么我们只能在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获得与其性质不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可能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就像一个人用非常不熟练的语言，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由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人们便觉得，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务必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过，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须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决不认为，在君主本人没有手握内阁大权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学富五车的军事工程师，或者骁勇善战的军人就会成为首屈一指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认为，首相一定要深谙军事。事实上，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才是首相理应具备的主要素质，至于军事常识，首相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得到弥补。以法国为例，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都是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在当首相时，法国的政治活动却极为糟糕。
如果要让战争和政治意图完全一致，让政治完全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说没有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统帅，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让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之一，以便内阁能够随时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它只会当内阁在战场附近且无需花费很多时间便能决定各种事情时才有可能出现。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这样做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颇有效果。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可能对局势有好处外，其他军人的影响会导致危险的出现，这种影响几乎不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军事艺术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许多优秀的军队战术成为历史，同时，人们从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过去无法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似乎将这一切错误的计算都算在了军事艺术的头上。
很明显，在过去，人们始终将军事艺术局限在概念的小圈子里。现在，超出这个圈子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手足无措。
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让军事艺术变成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变成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如果只将这种情况当成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也是错误的。
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引起的暂时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不过，人们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真的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到底是在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中产生，还是在错误的政治中产生？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子作进一步说明。
法国革命之所以对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于作战手段新颖和新观点引起的，倒不如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其他国家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这点，以至于它们企图用过去常用的手段跟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
如果人们单纯地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如果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能仅仅依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意图根据这一切结果来推断未来，那么他的做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的。
事实上，只有在政治能够正确判断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有可能预测到战争的具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的。此外，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须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获得了20年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犯错误的结果。
当然，遗憾的是，这些错误是在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并在战争中出现了跟政府所预定的目标相背道而驰的现象。不过，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当局没有咨询军事当局。
事实上，政治家当时所信赖的军事艺术不过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它从属于正式的军事艺术，是政治始终将它当成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军事艺术，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它是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
的确，战争本身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它更趋向于绝对形态。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因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而产生的，而是法国大革命引发法国和全欧洲的政治变革而产生的。
发生过剧变的政治对军事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不可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远无法证明二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二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强调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一定是用政治的尺度来详加考察的。所以，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