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各不相同，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之，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状态有之。因为对战争的看法不同，对结果也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因为必然的原因造成的，一切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空隙。在这种形态中，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战争内部含有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比如战争拥有由相继进行的系列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比如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战争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在取得最后结果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交战双方既没有获得什么东西，也没有损失什么东西。
我们要谨记的是，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由此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每个部分只有跟整体联系起来才具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攻占了莫斯科及半个俄国，但是这种占领只有在促成拿破仑所期望的媾和时，才具有价值。然而，这种占领只不过是拿破仑战局计划的一部分，拿破仑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击垮俄国的军队。
如果拿破仑同时实现了这两个计划，那么媾和便轻而易举了。可是，由于拿破仑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竟无法实现另一部分，于是攻占领土对他来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变成有害的了。
战争中的各结果之间彼此联系这种看法可以当成一个观点，但是，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看法是，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组成的。这些结果是独立的，犹如赌博中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后面的输赢没有影响。所以，战争不过是这些结果的总和。人们可以将每个单独的结果像筹码一样存起来。
从事物性质上看，第一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二种看法也是对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会获得微小的普通利益的现象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
不过，第二种看法在无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适用于战争中的任何情况是很少的。
倘若我们认可第一种看法，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从一开始，就要将每次战争当成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让一切行动都指向它。如果我们认可第二种看法，那么就会寻求每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将其他一切留到日后再做处置。
由于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价值，所以，理论不能置之不理。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却要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一切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不过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在腓特烈大帝从西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动新的攻势时，他很清楚，这些进攻并不能取得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获得长期的占领。他当时之所以那样做，并非要一次性击垮奥地利，而是想要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
他追求这种次要目的不会给国家带来存亡等大问题。不过，1806年的普鲁士和1805年的奥地利，尽管确定目标较小，仅仅想将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没有考虑从开战到媾和这段时间内胜败可能带来的系列事件，那么它们便难以顺利达到目标。
双方都有必要考虑是在无需冒险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胜利，还是在何处及如何有可能阻击敌人获得胜利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
对此，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不过是被当成盲目的工具罢了。
一个世纪后，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与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无一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物，也因为这样，小心谨慎便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1]，可以说是战神本身。
这些情况不是应当被重视及作不同的考虑吗？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当让人们更加重视极端的不幸，并认为这种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经常发生吗？而这些情况造成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当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情况吗？
尽管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在准备战争时早已察觉政治环境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它们并没有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点，因为它们身处当时的局势，是不可能看清楚这些的。
我们之所以对当时的情况较为了解，是因为我们根据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得出的判断。事实上，也因为这些战局，我们才能提出绝对战争的概念。
所以，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要做的是依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主要轮廓。如果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泛与将他们卷入漩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交战双方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之前就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我们要给予敌人多少压力，取决于双方政治诉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大体上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双方所使用武力的程度基本是相同的。不过，遗憾的是，双方政治诉求的大小并不容易看出来，也许双方使用武力的程度不一样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鲜有相同之时。
由于上述三点，我们无法准确地估计我方究竟会遭遇什么样的抵抗，如此一来，我方也无法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何种手段和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目标。
由于考虑到在战争中所使用的力量不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非但可能一无所获，还会遭到严重的损失。所以，双方都在这方面下功夫，试图超过对方，如此一来，相互作用就产生了。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让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如此一来，双方便不再考虑政治诉求的大小，手段也将与目标断了联系。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通常会因为受己方内在关系的牵制而无法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采取折中的办法，在采取行动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参照这样的原则，即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需的目标。
想要遵循这样的原则，他只能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将那些遥远的可能性抛诸脑后。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变成了艺术，即变成一种可以迅速地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为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的能力。很显然，这种判断多少是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它比进行严格的推断更能快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要想判断进行战争究竟要使用多少手段，就必须考虑双方的政治目的，就必须考察双方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研究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能力，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
考虑上述这些由诸多因素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事物并不轻松，仅凭呆板的研究是绝对无法从中找出正确的东西，而只有那些天才的真正眼力才可以迅速地做到这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就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因为上述这些事物极为复杂，而又没有正确可靠的准则，我们便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些复杂的情况会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
以危险和责任感为例，对普通人来说，它们不仅无法对人们的精神的自由和活动起到增强作用，反而会起到削弱作用。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它们却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这些人便是世上少有的伟大人物。
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只有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到来的战争，以及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与必要的手段。其次，这种判断和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不太可能是客观的，它由君主、政治家、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决定。
在我们观察巨大时代背景和环境所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一般性质了，就比较适合作为抽象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要大致回顾一下历史。
不管是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的居民，还是18世纪的国王以及19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自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不尽相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需找寻新住地，他们往往携带全族出征，所以，他们人数的众多是其他军队难以比拟的。他们的军事目标是迫使敌人屈服或者赶走敌人。如果他们的文明程度较高，他们利用这种手段将很快地击垮所有敌人。
古代共和国的领土都很小，军事力量非常弱小，原因在于它们将广大的人民群众排除在外。这些国家数量众多且相互毗邻，这就造成了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经常出现问题，以至于它们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这个时代的战争往往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在这些地方保持一定的势力。
其中，罗马共和国是个例外，不过这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事情了。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和邻国建立同盟关系，它曾长期用小部队与邻国进行规模较小的战争。它逐渐强大起来的主要原因并非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结盟中，邻近的各民族慢慢地与它融为一体。
只有罗马在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后，它才开始征服运动：迦太基灭亡，西班牙与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亚洲和埃及。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并没有耗费太多的力量便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如此一来，罗马共和国便和其他共和国不一样，与它自己的过去不一样了，它已是首屈一指的强国了。
同样地，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利用手中那支人数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征服了亚洲的一些国家。他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兵锋直抵北印度。一般的共和国是无法做到这点的。只有国王御驾亲征，亲自指挥部队，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庞大的帝国。
在中世纪，各个诸侯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不过，一切军事行动都是短暂的。但凡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事情，只能被当成无法实现的事情。
封建的军队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个部分组成的（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所以，整体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
这个时期，装备和战术是以自己的力量自卫、以个人战斗为基础的，所以它并不适用于庞大的军队。
总而言之，在欧洲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期这样，国家结构极为不牢靠，各个成员如此地不受约束。如此一来，这个时期的战争往往进行得异常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而战争的目的也几乎是惩罚敌人，而不是击垮敌人，他们往往在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后便各自回家了。
大的商业城市与小的共和国往往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由于费用极高，所以，这样的军队人数往往受到严重的限制。从其战斗力上看，价值更小，更别提高度发挥作战力量了。作战时，他们往往只是装模作样罢了。
一句话，仇恨感与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国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如此一来，战争中的大部分危险不存在了，而战争的性质也彻底发生了改变，人们依据战争的性质而为战争规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完全不适用。
当封建的领地制度成为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时，国家结构比以往更加紧密了，而人身义务则变成物质义务，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又为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取军饷的军队替代了封建的军队。
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雇佣兵这种过渡形式。在一个时期内，它是较为强大国家的工具。不过，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很短，逐渐被领军饷的士兵取代，于是各国军队便成了依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在逐步向常备军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便出现了上述3种类型的军队并存的现象。比如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与常备军同时存在。雇佣兵存在的时间则较长，甚至到了18世纪还有雇佣兵的身影。
欧洲各国在不同时期，其国家的其他情况也经常各不相同。当时欧洲的主要政治局势是，诸侯并立。其中有些国家是内部极为不稳定的共和国，有些则是权力不稳定的小君主国。
对于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而只能把它们当作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国家当成依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可以行动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以此观点为出发点来研究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
当人们回顾历史，提及德意志皇帝在500年间接连不断地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但他本人却从未完全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时，人们很容易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反复出现的错误，是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
不过，更为合理的说法是，我们应当将这种情况当成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尽管我们能够大致地深入了解这些原因，但是我们所理解的无法和当事者所体验的情况相提并论。
但凡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其主要力量和努力都只能放在这个方面。所以，大国极少发动对外战争，就算发动了对外战争，战争也会烙上参战国不够稳定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就是这样。当时，法国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君主国，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公国及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而英国则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但也是在国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使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
路易十一时代，法国的统一进程有了较大的发展；查理八世时代，法国则变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强国；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政府和常备军则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班牙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联合王斐迪南时代，西班牙开始统一进程，通过偶然的联姻，它在查理五世时期便迅速地成为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
通过金钱，它弥补了它在统一及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迅速成为能够跟法国常备军相抗衡的强大军队。不过，查理五世退位后，西班牙王国一分为二——西班牙和奥地利。
这时，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的实力大增，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国，它甚至迫使德意志邦联屈服，跟从自己。
18世纪的常备军在17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主要靠征募和金钱建立。这个时候，各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各国政府都将本国人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如此一来，政府的全部能力就集中表现在金钱上。
随着文化的迅速普及，行政管理的日益健全，国家力量跟以往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法国已经可以派出数十万大军出征，而其他强国也能做到这一点。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不同于以往了。欧洲分裂成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那么跟以往不同，它们不会必然牵扯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虽然政治关系依旧会有这样那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能够观察到并且随时会被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现在各国都是内部关系非常简单的君主国，以前那些等级的影响已慢慢消失，政府成了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那么战争就具备与之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此时期又出现了3个伟大的帝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试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让自己从小国变身为强国，并击败所有敌人。如果说，他们也挺进亚洲，与亚洲的国家进行战争，那么从其作用上看，他们跟亚历山大则更加相似。不管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点上看，他们当拿破仑的先辈是当之无愧的。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而君主差不多将国库当成自己的小金库，至少属于政府而非人民的东西。跟其他的关系，除了贸易往来，绝大多数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无关。这种看法极为普遍。
所以，政府往往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并致力于增加财富，可是，其国民对此并不感冒。鞑靼人出征时，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多数人民参加战争，但是在18世纪，人们并未直接参加战争，而是其素质的优劣对战争产生间接的作用。
这样一来，在政府脱离民众并将自己当成国家之际，战争便变成了单纯由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于是，各国政府所能运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限度，这种限度是双方都可以估算出来的。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限度，战争中最危险的因素便消失殆尽。也就是说，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关联的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人们大致可以知道敌国拥有多少财富、信用贷款，大体知道敌国的军队数量，而在战争开始时，这些东西无法大量增加。大体知道敌国拥有多么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遭遇彻底的毁灭，同时也能让自己意识到己方力量的有限，然后选择恰当的目标：既不至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自己也不去追求极端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必然性便失去了效用，人们不会寻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可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不过它们会在国家关系中遭到力量强大的阻力。
所以，君主、统帅都只能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击垮，那么他们便无法组建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部队之外，他们将一无所有。这就要求他们三思而后行。
只有在时机对己方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手段，而统帅的高超艺术便表现在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样的时机尚未出现时，人们似乎无事可做，统帅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似乎都是静止的，就连进攻方最初的动机也被谨慎与踌躇湮没。
这样一来，战争实际上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从战争意义的角度上看，战争不过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而会战与围攻是较为重要的外交文书。就算是非常富有荣誉感的人，他的目标也只是谋取适当的利益，充当缔结和约的资本。
我们在前面说过，战争具备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的原因在于它所依靠的基础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国王，统率着骁勇善战的部队却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都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所造成的。
以往的欧洲存在着诸多小国，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距离近，接触多，并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因素。
现在，国家变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变远了，这一点便转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欧洲战场将一片寂静。
所以，新时代的伟大统帅和国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剑外，还得拿起一支好笔。但就算是这样，他在征服别国方面依旧难有大的进展。
在17世纪，尽管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局面，并无需担心对他的普遍的敌对情绪，但是他采取战争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方式。这是因为，虽然他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军队，但从其性质上说，它跟其他王国的军队没有区别。
在鞑靼人时代、共和国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这种战争方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在现在，它已经与时代精神脱节。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当成是无益的和野蛮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极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是敌国的民众，而非帝国政府。所以，它并不起作用，它只会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所以，从战争的手段和其目标上看，战争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阵地变成了国中国，而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对此，整个欧洲手舞足蹈，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让战争更加成为政府的事情，而与民众则越来越疏远。
在这个时期，进攻方的战争计划往往局限于攻占敌国的某个地区，防御方的战争计划则通常是阻止进攻方达到这样的目的。具体到战争中，各个战局计划基本上是围绕攻占敌人的某个要塞，或者是阻止敌人攻占某个要塞展开。至于会战，只有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会战无法避免，他们才会寻求会战。
如果说会战并非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因为统帅求胜心切而作出会战的决定，那么他将背负“鲁莽的统帅”的骂名。一般情况下，一次战局只有一次围攻，最多两次围攻，而冬营则是必然的休战时期。
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绝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因为双方几乎没有接触的时候。因此，冬营也被当成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倘若双方力量势均力敌，或者进攻方力量较弱，那么会战和围攻几乎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将局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步步为营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如果战争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那么人们便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状态。
由于从18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研究只停留在战争的个别问题的层面上，不太重视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便出现了这样那样关于伟大和完美统帅的说法。以道恩为例，虽然他的主要战绩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丽亚·特利莎的愿望落空，但是他也似乎应当成为伟大的统帅。
事实上，在当时只偶尔出现较为精辟、客观的说法，即如果拥有优势兵力就必须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玩弄何种技巧都不能打胜仗。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过，没多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在当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军队上，可是1793年的战争出现了新情况，即战争成为人民的事情，变成以国民自居的3000万人的事情。
对此，我们并不准备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而只想谈谈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群众的参与，战争便不再取决于政府和军队，而是取决于全体人民以及其固有的力量。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不再受到限制，用来战争的力量也不再遭遇阻力。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是最大的。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尚未让人们充分感觉到，且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到；如果说革命将领没有不顾一切地向最后的目标挺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可能阻挡这股洪流，那么，所有这些情况也都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引起的。
这种不完善首先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随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则表现在政府身上。
不过，这一切在拿破仑时代得到改善。当时，拿破仑统率这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军队南征北战，踏遍欧洲，粉碎一切抵抗。他在所有旧式军队面前丝毫没有产生过犹豫。
不过，拿破仑的利剑惊醒了欧洲各国。在西班牙，战争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政府首先做的事情是费尽心思搞动员，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奥地利人接近了预定的目标，他们所做的事情远比此前政府所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1812年，俄国也做了动员，它凭借幅员辽阔的条件让准备较迟的战争行动也产生效果，并且获得辉煌的战绩；在德意志普鲁士，政府将战争变成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几乎减半且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得兵力达到了1806年时的两倍；德意志其余各邦也先后这样做。如此一来，假如我们将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考虑在内，那么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及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中使用了100万人左右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尽管这种威力还没法跟法军的水平相提并论。但是，总的来说，战局已经不再是传统式的战局，而是按照新的作战方式进行。8个月后，法国不得不第一次低头，而拿破仑则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变化，它先是在作战的一方，后在另一方，变成了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便非常接近于它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
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然没有明显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早已被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湮没。由于手段的增多，作战所获得的成果的范围可能扩大，再加上群众强烈的感情，作战威力便异乎寻常地提高。如此一来，击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只有敌人被打垮时，人们才认为可以鸣金收兵，并根据政治目的进行谈判。
于是，战争各要素从墨守成规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进而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各国人民纷纷参与了战争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法国革命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威胁到各国人民的安全。
上述情况是否会永远存在？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都是全民战争，因此只是因为各国民众的重大利益才会发动战争？或者，政府是否将会逐渐脱离人民？
上述这些问题难以断定，我们在此不敢轻易下结论。不过，我们敢这样说，上述那些限制只在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未意识到的时候才出现。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那么它们便难以恢复，至少在重大的利益关系发生时，双方的敌对情绪要以今天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进行这种考察的目的并非想急急忙忙地为每个时代的战争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是想指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所以，这个世界到处有人拿着哲学原理来研究战争力量，可是每个时代依旧存留着它自己的战争理论。
由此可见，在判断每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时，一定要顾及每个时代的特点。只有我们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琐碎的细节上，而是花时间和精力于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和人，才有可能对当时的统帅作出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不过，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所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依旧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是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是理论首先要研究的对象。
战争已获得了绝对的形态，它含有的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不过，战争一旦突破限制就很难被紧紧地束缚住，未来的战争或许不会都具备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
所以，如果理论单纯地研究绝对战争，那么它便会将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引发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将这些情况当成错误而大加挞伐。这不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研究的是现实情况中的战争学说，而非想象中的战争学说。所以，理论在考察、区别与整理各种事物时，一定要衡量引发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所以，理论在明确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就要将时代及当时情况的要求纳入考察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进行战争的人所提出的目标和占有的手段，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情况。同时，战争会具有时代及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1] 指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