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战略的概念了——它是为了利用战斗达到战争的目的。战略原本只跟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研究除了战斗外，还要涉及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通过军队进行的，并且首先对军队产生影响。对于战斗本身，战略理论肯定要从它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由于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所以，它必须要为整个军事行动设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即拟定战争计划，而且与战争方案和具体的作战计划及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系列行动与目标联系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凭借预想来确定，而事实上许多细节根本不是事先做好的。因此，战略也要深入战场，以便处理各种问题，并对总计划做出修改。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
然而，人们并非总是这样看待这一点。在以前，战略往往是由军队掌握而不由内阁掌握，这是明证。可是，只有在内阁近距离贴近军队时，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在制订计划时，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那些少数作为规则或者原则的东西显现出来。只要我们回顾前面所讲的，考虑到战争涉及重大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发现，只有具备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倘若一位君主或者统帅擅长于一切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那么他就具备了天才般的能力。然而，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展现在新发现的行动、引人注目的方式上，而是在整场战争的结局中。
值得我们赞赏的是，局势的发展与他所做的假定相吻合，整个行动安排是无比的协调。一个研究者，倘若在结局中未能发现这种协调，他就容易到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方式和手段非常简单，并且因为经常反复运用，已经广为人知。所以，倘若听到具有一般常识的人过多地谈及它们，势必会贻笑大方。比如，在战史中屡屡出现的迂回战术，如果总是被人称作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被赞叹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被当成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那么将是无聊的言论。
更为可笑的是，这些批评者总是根据庸俗的看法而将精神因素从理论中剔除，他们只愿意论述物质因素，并将一切都限定在优势和均势、空间和时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条线、几个角上。
当然，如果评论者只有这样肤浅的见识，那么他们恐怕连给小学生出数学练习题的资格都没有。我们认为，战略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掌握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简单的，而在战争中起作用的精神力量则较难把握。
不过，哪怕是精神力量，也存在于战略的最高范围之内，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只有它们混合在一起的地方才是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丰富多彩的。
在这里，它们对行动方式的影响比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要略小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精神力量的作用就明显降低很多，比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行动中。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所有一切都较为简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解战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虽然说，我们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能做什么，确定了战争应该怎么样，就容易找出发动战争的道路，但是，要想持之以恒，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将计划贯彻下去，不因为千万种理由而动摇，那么除了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头脑外，还要具备坚毅的性格。
因此，在成千上万个优秀人物中，虽然有的可能以智力而出众，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但是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具备这些品质而高人一等的统帅。
在下决心方面，战略跟战术相比，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这似乎是很奇怪的言论，凡是了解战争中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有任何疑虑的。在战术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官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在漩涡里一样，不冒险就无法与之搏斗，他只能强行压制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的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行。而战略则进展非常缓慢，不管是自己的疑虑还是别人的意见，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懊恼都能产生较大的作用。
在战术上，人们起码能亲眼看见一半的情况，而战略却不一样，所有一切都依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也因为这样，许多将帅在采取行动时就已经深陷错误的疑虑之中了。
我们以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为例。这次战局曾被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它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举世闻名。不过，难道我们敬佩不已的是他那种忽左忽右的迂回战术吗？难道我们要将这种战术当作高超智慧的外在表现吗？
不！倘若我们想要客观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首先要赞赏的是他那高超的智慧，他在凭借有限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这种智慧不单在这次战局中展露无遗，而且在他一生所进行的3次战争中随处可见。
当时，腓特烈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自己对西里西亚的占领。从腓特烈所拥有的国家资源上看，腓特烈仅仅是一个小国领导人，他无法成为亚历山大，而如果效仿查理十二，他将以被打碎脑壳告终。
考察他所进行的全部战争，我们不难看到他具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天赋，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但却富有冲劲，在危急时刻，他总是能将仅有的力量发挥到令人诧异的地步；而为了服从政治上细微的变动，他又能继续保持镇定。无论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无法让他离开这条道路，而正是这条道路引导着他笑到最后。
当然，这样几句话似乎不足以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只有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结局，研究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大家才会深信，正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天赋让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仅仅是腓特烈大帝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这点在1760年战争和所有其他战争中都有表现，尤其是1760年的战争。因为在其他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很少像这次战争那样，以极小的牺牲获得了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的结果。
我们钦佩腓特烈大帝还在于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者左翼迂回攻击敌人，这样的战术是容易想到的；调集自己为数不多的兵力，以快速的运动而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以便部队在数个战场抗击敌人，这也是容易想到的。
但是，如果让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统帅将这些再重新试一下，那么，我们相信，许多目睹这一切的批判者，都会说他让部队野营是危险的，甚至是轻率的。这点毋庸置疑，当他下令部队野营时，这种危险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军，甚至常常行走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这些都很危险。腓特烈大帝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从道恩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对方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因此他的决定并非轻率的。
他敢作敢为而不被大家几十年后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基于他那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处于腓特烈大帝的境况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简单的战略手段能够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
此外，腓特烈大帝还面临着一个困难：他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他的部队曾经两次在有敌军尾随的情况下跟着道恩，沿着崎岖难行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军队必须高度戒备，而由于行军要巧妙地进行，部队又得承受巨大的劳累。尽管有数千辆辎重车随行，但是它们除了阻碍行军外，还无法提供充足的补给。比如，在西里西亚，部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它们曾经在夜间进行长达8天的行军，在敌人的阵地前面，部队遭受巨大的困苦和劳累。
对此，难道我们能够相信，这些举动不会在军队中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腓特烈大帝这般调遣军队，就像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容易吗？他看到可怜的将士们饥渴交迫、疲惫不堪的表情时，能不觉得痛心吗？难道将士们的怨言和牢骚不会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有足够的勇气提出这个要求吗？倘若不是对统帅的决策有着高度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困顿不堪不会引起纪律松弛和士气低落吗？
我们要敬佩腓特烈大帝的地方就在这里，应该为他在行军中的这些奇迹鼓掌。不过，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深刻领会这些。那些通过书本和演习场了解战争的人是无法体会这些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真诚地从这里接受那些他们自己无法通过亲身体验而获得的东西。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还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在研究战略时，我们将会阐述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研究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再涉及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作结束。
将军队部署在某个地方，就表明战斗将在某个地方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真会发生战斗。能不能将这种可能性当成一种实际的、现实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有效果——不管效果如何——都应将其当作实际的战斗。假如派遣一支部队前去截断敌人的退路，而敌人可能未经战斗便缴械投降，这是因为这支部队的存在让敌人作出投降的决定。
假如我军某部占领敌军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因此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方之所以能够占据该地，仅仅是因为我方的部队已经让敌军意识到：要想夺回该地，我军将与之进行血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战斗只是有可能发生，但都产生了效果。所以，这种可能性便是实际的东西。倘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敌军以优势兵力发动进攻，致使我军未经战斗便放弃作战目的，那么尽管我军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我们原定的再次进行的战斗依旧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它将敌军引到这里。就算整个军事行动失败，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军事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毫无效果可言的，只不过它的效果跟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打垮敌人和消灭敌人军队，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是否已经进行，或者只是做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然而，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倘若战斗并非以直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别的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以更大的力量，迂回地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便是间接的。
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可能是攻占某些地区、城市、要塞、桥梁、道路、仓库等，但这些活动绝不是作战的最终目的，它们只是获得更大优势的手段罢了，其最终目的在于使敌人在无力交战的情况下停止交战，所以，只能将它们当作中间环节、看成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而决不能将它们看成是有效要素本身。
1814年，法国巴黎被联军攻占，联军的战争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的政治崩溃对局势产生了巨大作用，使拿破仑构造的帝国瞬间崩溃。然而，这一切要按照下面的观点来分析。
法国政治上的崩溃严重削弱了拿破仑的抵抗力和兵力，他再也无法进行任何抵抗，因为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如此，联军才有机会与法国媾和。如果当时联军的军事力量因为外在的原因而遭遇同等的削弱，进而使联军丧失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重要性与全部效果将要大打折扣，甚至消失。
我们探讨上面的这些概念，是想说，这些概念很重要，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唯一真实的自然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便会这样考虑：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时刻发生的大小战斗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只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制订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时才能拥有明晰的认识与确定该采取哪些措施。
倘若不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倘若不习惯将战争或者战争中的各个战局当作是条完全由相互连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敌人未设防的地区或地点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会将占领当作是唾手可得的成果。
如果这样看问题，而不是将它当成系列事件中的一环，那么人们就不会这样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因为这样而犯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可以这样说：如同商人不会将某次交易所获得的利润搁置不用一样，在战争中，我们也不能将某次胜利置于结局之外。和商人往往将全部财富置于交易中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每次行动的得失。
倘若指挥官的智力都放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的而言）上，那么他将沿着目标的正道行进，如此一来，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如其分的速度，即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当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