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真理总是通过批判，而不是借助条文来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批判就是将理论上的真理运用到实际事件上。因此，它不但让理论上的真理更贴近于实际，而且通过不断反复的应用，使人们更熟悉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确定以什么样的观点来建立理论，还要确定用什么样的观点进行批判。
批判地阐述历史事件，往往有三种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可疑之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是两码事。
第二，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一种纯粹的批判的研究。因此，需要在理论中运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要略加说明的一切，都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对理论来说，研究不可或缺。
第三，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种批判是既包含赞扬又包含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的作用是研究历史，或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后两者中，批判的目的是要探究事物之根源，换句话说，要搞清楚真理为止，而不能半途而废。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常常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的困难，即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战争中，这种困难远比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在战争中，事情的真相往往扑朔迷离，更不用说行动的动机了。因为，这些动机要么被当事人故意隐瞒，要么它们是偶然的和短暂的，从而不被史书记载。
所以，批判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不过，就算这样，原因和结果也常常是不吻合的，即结果不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一切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即我们无法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对于脱节现象，理论研究要求在这些地方停止，不再继续往下推论。倘若自以为单凭已知道的原因足以说明结果，进而高度重视它，将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除了上述的困难外，批判研究还面临着内在的困难——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往往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单纯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系列根源是不够的，还要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要对原因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对手段进行检验时，一定要搞清楚当事人所使用的手段会产生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图。要知道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要探讨手段的性质，而这又进入了理论领域。
我们说过，批判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不能主观臆断，因为主观臆断无法让人信服，要知道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主张进行反驳。如此一来，争论四起，遑论结论？
而且，不管是探讨原因，还是检验手段，都离不开理论，即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研究时能以理论中已确定的东西为依据，就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尚未有这样的理论真理时，研究就要追溯到底了，而著作家往往不胜其烦。因为有数以万计的事情要做，可是要从容地对每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几无可能，为了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他必须满足于提出的主张，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依旧是随意提出的。因为，这些主张本身不清晰，且尚未得到证实。
所以，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倘若批判不通过合理的理论，它是无法让人信服且难以不被驳倒的，即无法让人获得教训。
不过，倘若认为理论可以包括每个抽象的真理，而批判的任务仅仅看实际情况是否与相应的法则相适应，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倘若规定，在批判时不可侵犯理论，这便是书呆子的做法。
批判活动应由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作指导。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往往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阐述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反，倘若在判断中只是生硬地运用理论，那么根本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通过理论探讨而得出的肯定的结论、规则、原则和方法，如果成为死板的条文，就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就缺乏普遍性。这些东西都是供人们使用的，至于是否适用，则要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能将这些结论当成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只能讲它们作为判断的依据。比如，在战斗队形中，骑兵往往置于步兵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如果对因为违背这样的规定而加以指责却是愚蠢之举。
在批判时，要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在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能够引用理论上的规定。比如，理论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不过，对于只要是采取多路进攻而战斗却最终失败的场合不作了解就武断地认为失败是由于多路进攻而造成的，或者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探讨精神的。
总而言之，通过理论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对于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在批判时就无需重新确定。
批判之目的在于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使用的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非常一致时，任务将容易完成。如果一支部队遭到袭击，进而没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那么奇袭的效果如何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比如，理论上规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够增加获胜的可能性，而结果是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在采用该方法时所考虑的是否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如果他想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得较大的胜利，可是他却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仅仅照本宣科，那么他就犯错了。
倘若撇开与整体的联系，单纯考量失误的直接关系，就可轻易地完成。当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比较简单，只局限于研究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往往也很容易。
可是，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总是密切联系的，而每个原因，就算是最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体产生影响，最终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理，每个手段也会影响到最终目的和结果。
所以，只要现象还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理，人们不仅能通过直接目的去体验手段，也可以将该目的当成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
这样，我们将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无需再做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涉及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当一直研究，直到导致嫹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向上追溯的过程中，每抵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将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上看，也许很合适，但从较高的立足点上看却是要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往往是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价值的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而下的研究，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与情况的支配。所以，人们在探讨那些远离事件的原因时，就越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原因并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发现会战失败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导致整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各种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响战争的结局。
同样，在立足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因为目的越远大，为了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须对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军队都追求着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此一来，就可能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不能不费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许多假定，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统率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打算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迫使对方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该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当时，卡尔大公实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后便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当他看到敌军实力雄厚、士气旺盛时，便撤出战场。
通过这场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可以挥师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其余两路大军的进攻，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拿破仑是正确的。
可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却只是冒险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能够在施太厄马克组建强大的预备队，那么卡尔大公完全有能力进攻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如此一来，拿破仑所率的军团不但可能全军覆没，而且还会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
这一点，拿破仑在到达菲拉赫后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并且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所率的军团的进攻而备受威胁。
如果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施太厄马克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拿破仑直逼维也纳便不再是毫无目的了。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倘若奥地利人重视维也纳，愿意付出媾和的条件，那么拿破仑威胁维也纳便可当作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深知这点，那么批判就可以结束。
倘若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更高层面进行批判，并追问：如果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撤往腹地，那么事情将会怎样发展？很显然，倘若不分析莱茵河地区双方部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无法对此做出回答。
在法军占有决定性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法军获胜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可是问题来了：法国政府想要以此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是乘胜追击、消灭奥地利帝国，还是占领奥地利大片领土作为媾和的资本？
我们要先分析出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才能断定法国政府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倘若研究结果是这样：消灭奥地利，而法国军事实力不够，以至于整个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只占领奥地利的大片领土也会造成法军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会给人们对这次军事行动的评价产生影响。
这也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依旧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内在原因。
该合约除了让奥地利付出了一些就算它取得了成功后依旧无法收复的领土外，再也没有必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但是，倘若法国人不做这样的两个思考，他们根本不会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该条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是如何评价上述两种结果的？尽管奥地利非常有可能最后获得胜利，但是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奥地利人就必须继续牺牲，而签订一个不算苛刻的和约却足以避免这种牺牲，如此一来，他们要考虑的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奥地利政府是否考虑过法国政府想要什么，对方是否会因为暂时的失利而丧失继续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第一个问题富有重大意义，人们在提出极端的计划时，常常会考虑到这点，并且正因为出此考虑，人们才往往不执行极端计划。
第二个问题也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并非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与常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交战。拿破仑肯定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声名足以先声夺人。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然而他失败了，他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1797年，拿破仑的威名正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可是，即便如此，倘若不是他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可能造成他在1797年的行动不是取得胜利而是失败。
对于这个战例，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因为它足以说明，当人们在研究中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即为检验最终目的而采取决定性措施时，将会牵扯数不胜数的对象和广泛的范围，会遇到难以预计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不仅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会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产生影响，而且先天的才能也会对此产生巨大的影响。阐明各种事物的关联，在盘根错节的无数实践中甄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这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研究不但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所以，在研究中必须指出，即找到极有可能采用的手段。倘若不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就无法指责已被使用的手段。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使用的战术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提出这种尚未投入使用的战术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不能通过理论对这种创造加以规定，而只能通过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将那些简单的战术看成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比如，有人将迂回敌人阵地的战术当作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创造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之价值就取决于这样的活动。
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从芒托瓦撤围，以便阻击前来支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优势兵力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各个击破。
这种战术看起来是取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拿破仑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在敌军数次前来解围时，他都运用这样的战术获得了辉煌胜利。这一点备受赞扬。
然而，如果拿破仑不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计划，他在7月30日就无法采取上述行动，因为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他没有办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他也没法在当时的局势下获得第一批次辎重。实际上，后面的围攻战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包围战，尽管拿破仑最终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只需要继续围攻一星期左右便可攻陷的要塞，却又坚守了半年。
批判者因为无法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方法，曾一度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在攻防线上阻击敌人的援军这种战术早就被忽视与批判，以至于被遗忘。
这种曾经流行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战术，竟然在100年后无人问津，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怪。
倘若认为该战术依旧有使用价值，那么便会发现，在芒托瓦围攻战中，拿破仑拥有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精锐的4万步兵，他们在坚固的工事下根本不惧怕前来解围的5万援军。
我们不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战术值得关注。对于拿破仑是否考虑过这种手段，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切的史料来佐证。后来的军事评论也鲜有提及这一战术，它已经被遗忘。
重新将它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只要人们不受时髦观点的影响便能做到。然而，提出它并将它与拿破仑所运用的战术相比较，却极为重要，不管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必须做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打败布吕歇尔的军队，随后，他掉转枪口挥师施瓦尔岑堡，并于蒙特罗和莫尔芒击败对方的军队。对此，人们钦佩拿破仑，因为他极为精巧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出击的错误，声东击西地调集主力。虽然这些战斗最终未能挽救拿破仑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失败是拿破仑的过错。
人们很长时间内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拿破仑不将枪口由布吕歇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并且把敌人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局又会怎样呢？
我们相信，整个战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联军主力极有可能退回莱茵河东岸，而不是挺进巴黎。对此，我们不要求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战术方法，那么在批判时就应当予以考虑。关于这点，相信所有军事家都没有意见。
对于后面这种战法，比前面提出的战术更容易为人们所想起，但是由于人们盲目追随一种见解，进而忽视了它。尽管有些人意识到非常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战术来取代备受指责的战术，但是他们仅仅提出了自以为较好的战术而忽视了应有的论据。如此一来，人们未必信服，因为别人也可以提出另外的战术。结果，争论四起。这种情况在军事著作中屡见不鲜。
只要提出的战术的优点还无法让人彻底信服，就必须摆出证明。所谓的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分析。如果可以以最简单的道理来阐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会结束，或者至少我们能从中获得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比如对于上面的例子，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提出一个较好的战术，而要进一步证明继续攻打布吕歇尔要比进攻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将能够以下列的理由作依据。
（1）专注某个方向连续进攻往往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后者常常会消耗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同时在敌军因为损失惨重而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且利于利用已获得的优势。
（2）虽然布吕歇尔兵力弱小，但是他作战勇敢，敢作敢为，比施瓦尔岑堡更危险。
（3）经过作战，布吕歇尔的部队损失惨重，拿破仑对他而言有着巨大的优势，如果拿破仑追击布吕歇尔，那么他将不费力气，将其赶到莱茵河边。
（4）几乎没有什么结果比让布吕歇尔撤到莱茵河边更容易造成失败，更能引起恐惧的印象，尤其能让以优柔寡断出名的施瓦尔岑堡心生恐惧。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的遭遇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兵败莫尔芒一带，施瓦尔岑堡了如指掌。如果布吕歇尔再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被孤立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施瓦尔岑堡大军将军心大乱。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3月底曾经进军维特里。
尽管这一做法是以恐吓为基础的军事行动，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布吕歇尔早已率领10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会合，而拿破仑却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惨败。
当然，肯定有人对上述理由有意见，然而他们难以反驳：如果拿破仑挥师莱茵河，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敌人也会威胁拿破仑的基地——巴黎。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以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战术是击溃奥军最可行的战术，但尽管如此，他最终获得的不过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罢了，对攻克芒托瓦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们的战术是防止解围的很可靠的办法，就算我们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这个战术更不靠谱，甚至认为运用这个战术获胜的概率更小，那也必须比较一下这两种战术：一种战术是获胜的概率大，但是效果小，所能取得的好处少；而另一种战术是获胜的概率小，但是效果大，所取得的好处多。
要是这样权衡利弊，那么有胆略的人肯定会采取第二种战术，只有肤浅的人才会选择第一种战术。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如鼠、肤浅的人，但是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从历史经验中看清本质，并看到可能的结局。
考察手段需要引用战史，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哲理更有价值。然而，这种历史的引证也有它的特定条件，这点我们将专门论述。可惜的是，很少有人注意这些条件，从而造成了史料的堆砌与概念的混乱。
我们还要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在批判中，批判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已被结果证明的东西？或者说在何时何地必须抛弃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倘若批判者要对当事人进行赞扬或者指责，那他们务必要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即一方面务必寻找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所有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另一方面务必要抛开当事人当时所无法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情况，而结果必须首先抛开。
然而，这仅仅是人们奋力追求的目标，而事实上无法完全达到，因为产生某些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眼里和批判者眼里是无法完全一致的。有一些影响了当事人判断的细小情况已经没法考证，而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难以考证。
这些主观动机只存在于当事人本人或者与他亲近的人的回忆录里，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残存的史料来挖掘，而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粗浅，或者故意不写真实情况。因此，一些当事人所掌握的情况肯定是批判者无法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在抛开他们比当事人多知道的材料方面则更为困难。倘若要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不过，要抛开一切重大事情则困难重重，而且难以做到。
我们先来讨论结果。倘若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后再去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必定会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考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某些情况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
对批判来说，战史的全部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尽管有时候他想抛开结果，但却无法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对事后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多数情况下，批判者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当事人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抛开所知道的那部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事人对事前及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单依靠情报，还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就算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是几乎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所以，在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前，只能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
对于早已掌握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来说，在他考虑当事人不了解的情况中，当哪些情况可能性比较大时，他原本或许会想尽可能摆脱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然而我们认为，正如要抛开结果一样，想要彻底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是如此。
所以，要让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人立场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能够做到，而在有些情况下，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值得注意。
不过，要让批判者和当事人一样去考虑问题，看待问题，是不可取也没必要的。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禀赋，也即造诣。当事人的造诣参差不齐，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有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的造诣有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高？
所以，假设对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人进行批判，那么批判者必须利用比当事人知道得更多的情况这个有利条件。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批判者不能像验证算术例题那样，以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来检验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而首先要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评估来欣赏他那天才般的活动，了解他那卓越的眼光所预见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简单地说，不管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就算其造诣很低，批判者也要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这样才能掌握更加丰富的客观的判断依据，以防主观性过强，防止以自己的智力作为判断准绳。
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情况进行褒贬判断，这原本不会引发人们的反感。然而，急于表现自己，将所掌握的情况的高超见解，都说成是自己的天才表现，则会让人感到厌烦。虽然这种做法容易被人揭穿，可是虚荣心却常常让人们做出这样的举动。所以，引发别人反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并非有意自我吹嘘，但是由于他没有注意防范，以至于被一些读者认为是自夸而被责难，说他缺乏判断能力。
所以，在批判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不是说批判者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他们甚至会承认，如果自己身处伟人的处境时，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他作出批判，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这些伟大的统帅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察觉这些错误。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然而，如果只简单地拿结果来证明某些措施的对错，那么结果所起的作用将是负面的。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
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任何价值，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同拿破仑于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挥师莫斯科时，一切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延续以往的胜利占领莫斯科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
如果拿破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别无他法，这样他就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谈拿破仑为了抵达莫斯科做了什么，他是否错过了许多足以让亚历山大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怎样狼狈不堪的。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就算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依旧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虽然在撤退时他的损失并不惨重，但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也是战略上的大失败。
倘若双方于1812年签订了合约，那么这场战争就能跟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然而，如果这些会战没有取得签订和约的结果，那么拿破仑可能会遭遇1812年的惨败。所以，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聪明，多么机智，但决定战争的命运问题依然如故。
难道人们依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者认为这几次会战都是愚蠢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因此认为1812年的结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是没得到幸运眷顾？这种看法非常勉强，这种判断非常武断，可能有一半的论述是毫无依据的。因为顺着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无人能看到战败的拿破仑的决心。
但是，我们不能说，1812年的战局应该跟前几次会战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之所以未能获得这种结果是由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当成不合理的原因。
较为妥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1812年之前，他都做对了，但是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结果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肯定获得的东西，就只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作什么）去获得。人们自然可以不依靠幸运，但是这只能针对某一具体场合，在具体场合，尽量不依靠命运或幸运，但这并不是说不确定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倘若非要这么说，那就跟我们的理论观点相抵触了。在一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只能依靠命运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既无功劳，又不用担负责任。尽管如此，在我们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时，就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当他的愿望落空时，又会倍感失落。我们以结果出发得出的对当事人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不能否认，这种现象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依靠幸运获得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我们也非常乐意设想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一个当事人经常获胜或者战败，我们就会对他的感觉逐渐加深进而变为固定，这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从此我们也能发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往往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对幸运的统帅，只要他们没有在别的方面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会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我们凭借智力分析、推测和论证一切后，如果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依旧没能通过表露的现象表现出来，就只能依靠结果来说明。
对此，批判者一方面要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不让它遭遇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则应把握好度，不要滥用这样的判断。
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能根据结果来规划，并往往采用这种判断来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依靠智力难以作出靠谱的判断；二是因为它们和人的意志的关系较为密切，容易影响意志。
如果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就无法找出较为可观的东西，使得在依靠智慧和推测判断可能的结果时没有任何依据可言。
我们还要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进行一番考察，因为语言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是一种思考，与行动前要做的思考一样。所以，我们认为，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点极为重要，否则它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无法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曾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战员提供生硬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相反，理论应培养指战员于战争中的智力，或者说，在培养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
比如，我们不需要也决不允许像几何学那样使用辅助线，如果说，真理在这里无法以体现的形式表现出来，无法间接地发现，而是要直接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
我们都清楚，但凡事物的性质务必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批判时就要依据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理所当然的是，当事人在战争中总遵循这种真理，不是将它们当作生硬的法则，而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
同样地，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能将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如果想要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真理，就可以用理论进行推理分析。
如此一来，批判时就要尽量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而要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他必须努力这么做。不过，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只在极其少数的批判者身上看到这种努力，多数的情况则因为虚荣心的驱使而出现了烦不胜烦的炫耀自己博学的现象。
常见的第一种弊端是，将某些片面的体系当成金科玉律，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容易发现，并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被戳穿了。在这里我们只涉及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所以危害不大。
第二种较大的弊端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尽管有些批判者对所有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进而无法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仍然想要从这些体系中抓住一鳞半爪，并将之作为评判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
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段作为根据，他们便无法进行批评。这些片段中最小的术语和比喻，往往被作为批判论述的点缀品。
原本属于理论体系中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剥离，而被当成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或者被当成公理，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原本所具有的正确性。
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理论著作和批判著作不是运用简单、朴实的思考方式，使作者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使读者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的理解很不一致。
第三种弊端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在前文，我们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的作用，下面我们还想专门谈一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被引用证明某一观点，那么它也可能被别人用来证明与之相反的观点。从遥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大相径庭的情况中抽取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常常会引发判断上的混乱与模糊，不具有一丁点儿的说服力。
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随意杜撰的概念对实际生活有好处吗？几乎没有。理论只要采纳了这样的概念，就将与实践相对立，并受到身经百战的将帅的嘲讽。然而，倘若理论可以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可以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避免以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作为遮羞布，重视事实，与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员相联系，那么理论便不会产生诸多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