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只将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简单地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有关知识与技能的内容大致包括这些：武器的结构、制造和运用，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要塞和野战工事的修筑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
在此，人们仅仅谈到物质材料和单方面的活动，简单地说，这不过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步地提高到灵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它和战斗自身的关系基本上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多少区别。
至于在危急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诸多问题，在当时都还没提到。
我们发现，在攻城术中第一次涉及战斗本身的实施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平行壕、接近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类新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的体现，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作为标志的。在这里，智力活动的作用仅仅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罢了。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而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尝试着依据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性的规定。
虽然这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是它只涉及通过编队和战斗队形而变成一台自动机器，一接收命令就像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而依旧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
人们曾这样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即随心所欲地使用已经准备好的手段，只能靠天赋，而无法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转向比较有规则和复杂的形式，人们对此有了新的看法。只不过，这些看法并未被系统地提及，而是在一些回忆录和故事中谈到别的问题时附带地提及。
随着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批判。因为人们讨厌那些不围绕任何不遵循明确准则的争论，所以大家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能作为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的准则。
于是，人们就费心费力地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如此一来，虽然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但是他们忽视了在这方面面临的诸多困难。正如同上文所说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可是人们所指定的每一个理论，全然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所以，这就产生了理论跟实践之间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对于这些问题，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受到了，但他们认为，只要将原则和体系仅仅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能够解决诸多难题。他们企图像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到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所以他们只能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事物。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认为它是决定胜利的种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是一样的，是可以相互抵消的，所以无需考虑。
倘若他们偶尔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数量上的优势的各个方面，那么无疑是正确的，而如果他们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它是唯一的法则，那么它就是一种经不住现实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也有人试图在理论研究中使用另一种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他们以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为出发点，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并将之发展为一种体系。
很显然，用这种方法的确能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不过这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所以它们也经不住实践的考验。
还有人曾经试图用基地这样的概念来概括人员和装备的补充、军队的给养、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撤退路线的安全，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等。
刚开始，他用基地一词概括上述各方面，紧接着，他又用基地的大小来代表基地，最后他却以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他做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可惜这种结果毫无价值。这点只要从概念的替换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每一次概念的替换都会造成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
当然，对战略来说，基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提出这个概念是个贡献。不过，如果仅仅像上面那样使用这个概念则是不可取的，它必然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将理论家引入歧途，以至于他过分强调包围的重要性。
后来，跟上述错误相对立的学说即内线原则登堂入室。尽管它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以至于它成为无法指导现实战斗的另一种片面的看法。
上面所说的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成是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其他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则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首先，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然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计算时能作为根据的仅仅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
其次，这些理论只研究单方面的活动，然而战争通常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最后，这些理论只研究物质因素，然而战争一直涉及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往往将其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归咎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从而将它们排除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然而，对天才来说，这些规则是没有用处的。天才可以不理睬它们，甚至可以嘲笑它们。设想一下，那些必须在这种贫乏、片面的规则中行动的军人该多可怜。实际上，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阐明天才是如何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即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
与精神相对立的理论很是可怜，无论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无法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谦虚，就越容易受到鄙视和嘲笑，越容易被现实生活排斥。
但是，不管什么理论，一旦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大量增多。医学多数时候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所研究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但是动物机体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这就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造成医生的诊断比其知识更为重要。如果说，加上精神作用，其难度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能使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啊！
在建筑绘画艺术方面，讨论的仅仅限于物质方面的问题时，理论通常是较为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多大的分歧。但是，如果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如果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共鸣和感情时，那么理论的所有法则将显得模糊不清。
然而，军事行动往往既涉及物质因素，又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所以，将两者分开是不现实的。精神因素只能通过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而每个人的眼力又有所不同，而且就算是同一个人的眼力在不同的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
战争中危险随处可见，一切都在危险中进行。所以，对判断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和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必须通过它才能到达大脑。
然而，通过经验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因素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所有人都知道奇袭、侧翼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每个人都认为刚开始撤退的敌人都没什么勇气；每个人都会根据对方的才能、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判断来确定自己的行动；每个人在追击敌人时与被敌人追击时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胆量；每个人都极度关注双方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
所有的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并且反复出现，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倘若理论忽视这些因素，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必然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在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徘徊。
为了搞明白作战理论中的困难，根据这些困难找到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敌对感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和其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斗争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往往是没有敌对感情的，敌对感情在现代的大规模战争中，通常表现为敌对意图。不过，即使是这样，也绝不意味着敌对感情不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
在现代的战争中，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而民族仇恨往往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对感情。就算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经常会燃起敌对感情。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我们都会在反对他的上级前报复他本人。
无论你说它是动物本能也好，说它是人性也罢，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在理论上总是习惯于将斗争当成是抽象的、毫无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未能看到，因此导致的后果而犯下的错误之一。
除了敌对的感情外，还存在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各种激情等，它们在本质上并不属于上述感情，但却跟上述感情有着密切联系，所以非常容易与它们结合在一起。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就像鱼一定在水里游动，鸟一定在空中飞翔一样。
危险对人的感情往往是要么直接地起作用（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要么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试图逃避危险，倘若无法逃避，便会产生恐惧。如果不是产生恐惧，那么便是勇气让他们克服了本能的反应。
然而，勇气绝不是智力的表现，它是一种感情，如同恐惧一样。不过，勇气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可以说，恐惧是因为害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则是高尚的本能。也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勇气当成一种可以事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它不但是抵消危险的作用的平衡物，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如果我们想要正确估算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除了要关注危险在当时对肉体的影响外，还要关注其他事物。危险对指挥官产生作用，不仅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还由于他所有的部下遭到威胁。危险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也在危险与其他一切有联系的时刻威胁指挥官——借助指挥官本人对危险的想象。危险既直接影响指挥官，又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造成指挥官在精神上感到的压力倍增。
在建议或者决定进行大会战时，在面临这一巨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时，谁能够在精神上毫无紧张感和不安呢？我们可以这样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就永远无法摆脱危险。
我们虽然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当成战争中所特有的因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毫无关联。事实上，它们在战争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虽然某些细小的激情在战争中被抑制了，但是这几乎都只存在于低级指挥官身上。他们不断地遭受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进而抛开虚伪的习惯。这是因为生死关头容纳不下虚伪，这些军官没有闲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所以，他们便具备一种被当成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
但是，这种现象在高职位的人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职位越高，所考虑的事情就越多，涉及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在这其中，好的或者坏的、谦虚或傲慢、宽厚或嫉妒、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力量都会对战争产生重要的作用。
除了感情外，指挥官的智力对战争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战争中，一位狂热而不成熟、喜欢幻想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是有区别的。因为每个人的智力不尽相同，所以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就多种多样。之所以是多种多样（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讲的那样），原因是幸运和概然性能发生重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而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高职位的人群身上，因为它是随着职位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因此而发生的相互作用。我们在前面说过，把精神力量当成一个因素来研究会面临困难，而这种困难已把计算上的困难囊括其中。
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论述，交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在所有军事行动的现象中，我们绝不能将纯粹特殊的情况包括进去，因为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对敌人产生极其不同的影响。不过，任何理论研究的对象都是一些相似的现象，其理论不适用于这种特殊的情况，这种特殊情况在任何地方只能依靠判断和才能来处理。
在军事行动中，依据一般情况而制订的行动计划往往会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打乱，所以，跟人类其他活动相比，军事活动更多的是依靠才能，而理论上的规定则较少被运用。
战争中的所有情况都非常不确实，这种困难较为特殊。因为所用行动好像都是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所有一切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很古怪。
这些无法看清的事情，只能寄希望于幸运，或者依靠才能来推测。所以，在缺乏客观情况的场合中，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才能，甚至将希望都押在幸运上。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试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呆板的理论，会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想要保证指挥官行必有据，这绝对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就算有可能，在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才能时，他也一定会抛弃它，甚至与之对立。此外，不管呆板的理论内容有多丰富，多么面面俱到，它都无法摆脱这样的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
建立理论的确有困难，但是困难的大小并不是到处都有，要想摆脱这些困难的办法有两个。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特点进行一般探讨时所说的一切，并不是适用于任何职位上的人。一般而言，职位越低，就更需要自我牺牲的勇气，而他们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少很多，他们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所了解的情况也较为确切，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相应地较少，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
但是这不适用于职位较高的人。可以说，职位越高，他们所要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到了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也就到了极点，以至于他们都只能寄希望于天才来解决。
就算我们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说，困难也不是每处都一样。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越是成为意志的动力，理论所遇到的困难就越大；相反，如果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
因此，与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相比，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容易些。后一种情况是拿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不乏精神因素，但是主要是物质因素。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人们所接触的便只剩下精神了。
要而言之，为战术建立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小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
倘若某种活动屡次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就算它们本身的变化很小，它们所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它们仍然是理论研究的对象。
在理论中，这种研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有助于人们确切地认识事物。倘若我们对经验也进行这样的研究，那么便能对它们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人们越是对事物有深入的了解，理论就越能够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产生作用，就越能够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换句话说，它就可以对才能本身产生作用。
倘若理论能够研究战争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便能够全面阐明手段的特性，能够较清晰地区分原先看起来似乎模糊不清的东西，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间断地批判阐明战争中的所有问题。如果理论做到了上述这些，那么它便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
这样，理论能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它可以为他们指明道路，让他们能够顺利前行，并阻止他们误入歧途，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如果有一个专家费尽心血来研究一个本来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该问题的了解自然要比只用短暂时间来研究该问题的人深刻得多。我们建立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无需埋头于故纸堆中搜集整理资料从头开始研究，便能利用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
理论要用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更准确地说，理论应当促使他们自修，而不是跟着他们一起上战场。这好比高明的老师要做的是启发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牵着他走路一样。
如果我们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不但不会和智力活动相对立，反而会将这些原则和规则突显出来。
但是，理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要与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相一致，明确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建立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则的主要作用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是像路标那般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我们只有认可上面的观点，才能够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只有认可了上面的观点，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套颇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不会相互矛盾的作战理论。而且，只要这种理论得到恰当的运用，它就会跟实际接近，最后彻底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
这种现象造成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的原因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发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它经常作为一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的辩护词。
所以，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在战术中，手段是用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其目的是获得胜利。至于要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我们会在后面详加论述，在这里，我们只要记住让敌人退出战场便是胜利的标志就足够了。
有了这样的胜利，我们便达到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让战斗具有真正的意义，这种意义会对胜利的性质产生一定的作用。以削弱敌国军事力量为目的的胜利和以攻占某个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会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产生明显的作用，所以也应当作为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不可或缺的，会多少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它们也应当是战术考虑的对象。这些条件即时间、地形和天候。
时间
昼夜之分会对战斗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范围显然超过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需要一定的持续时间，大规模战斗甚至要持续很多小时。对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究竟是从早上开始行动还是从下午开始行动有着巨大的差别。不过，有些战斗是不受时间的影响，一般而言，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整体上是有限的。
地形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倘若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那么地形对战斗便没有什么影响。
在草原地带，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但是在欧洲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欧洲民族间的战斗不受地形的制约是难以想象的。
天候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极为少见，其实，只有大雾会对战斗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战略上，原本只有胜利，即战术成果是手段，能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最终的目的。战略在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多少会受到对此产生影响的那些条件的制约。
这些条件仍然是：时间（不过应该包括季节）以及天候（不过是指严寒等特殊现象），地区和地貌（不过地区还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
把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起来，战略就让战斗成果——当然也就让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即让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不过，只要该目的无法直接导致媾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它当成手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具有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当成战略上的手段。
比如，占领敌军阵地便是和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我们不但要将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当成手段，还要将在共同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当成手段。比如，冬季战局便是这种和季节结合起来的一种行动。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当成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理论所要做的是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略要如何做才能够详细地、毫无遗漏地将这些手段和目的列举出来。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那么我们便会遭遇重重困难，最终无法找到作战理论和作战实践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案例来进行研究。当然，以这种方法来搞研究也有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都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对于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它存在于现实之中，倒不如说它存在于概念中。
这种方法的一大优点是，它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至于钻进牛角尖和变成幻想，让人们陷入无谓的思考。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该分析到何种程度。这个比较容易回答，我们只需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可以了。对战术来讲，各种火器的射程和效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作战跟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造火药，跟用铜和锡制造火炮不一样，它是运用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虽然可以决定效能，却是无关紧要的。但对战略来说，只需要运用军用地图，无需研究三角测量。要获得最辉煌的战绩，战略不需要研究如何建设国家，如何教育和管理百姓，它要做的是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并注意不同的情况究竟会对战争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缩小了很多，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就大幅度地减少了。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在进入战场之前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真正投入到战争之前，一定是被压缩成为数目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如同某个地方的很多小河流入大海之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
事实上，统帅所要掌握的只是那些主要结论。这也就是为什么伟大的统帅通常能够迅速成长和为什么统帅并非学富五车。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便是错误的。
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够解释：为何有些跟军事活动毫不沾边的人却能担任较高的职务，甚至是担任统帅，并在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战绩；为什么伟大的统帅从来都不源于知识渊博的军官群体，而大多数统帅都是那些环境不允许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必须从了解一切细节为起点来培养伟大的统帅的人，或者认为这样做是好处多多的人一直以来都被人讽刺为书呆子。
要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没什么好处这个观点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人的智力本身就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
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可以让人成大材，而细小和枝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加以拒绝的话，那么只会让人变成小材。
以前，人们总是忽视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简单的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无法将它和那些为作战服务的活动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区分开来。所以，在它们和现实生活产生对立时，人们便将这一切都推给天才，他们坚信，天才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
所以，有人认为知识一无是处，而将这一切都归于天赋。在现实生活中，有依靠天赋行事的人总是认为，卓越的天才和学问渊博的人好像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人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完全依靠个人的能力，而个人能力则与个人天赋的高低息息相关，于是他们成了怀疑论者。
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些人比那些只知道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一些，但是他们的看法却跟事实相违背。因为，人们若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便不能进行智力活动。
这些观念绝大多数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这些观念便是知识。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哪些知识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的知识应当是人们在战争中需要直接处理事情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不同的指挥岗位需要的知识是不一样的。职位较低的人通常需要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职位较高的人往往需要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让一些统帅当骑兵团长，他们未必干得很出色；让骑兵团长当统帅，他也未必做得有声有色。
虽然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比较简单，但是运用它们却并非易事。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几乎只涉及极少的问题，而且只要人们掌握这些问题的结论就可以了。不过，运用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在战争中遇到困难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点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抛开只能依据勇气才能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只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容易的。随着职位的逐步提高，它的难度就会渐渐增加，到了最高统帅的职位，智力活动便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了。
虽然统帅不一定具备政论家的才能，也不一定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是他却必须熟悉国家大事，一定要对传统的政策、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当权人物等有一定的了解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统帅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也不必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但是他一定要了解自己属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统帅不必深谙车辆的构造和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一定要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
这些知识是无法通过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的，统帅只能在观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正确的判断，依靠理解事物的才能获得这些知识。
因此，职位较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获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像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
此外，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通过充满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尽管人们无法变成像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却可以具备像孔代或腓特烈这类人的卓越的推断力。
因此，我们没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深陷学究气十足的泥淖中。历史上那些伟大而杰出的统帅从来都是智力非凡的人，而在现实中，有些人在职位较低的时候表现非常优秀，但是到了最高的职位时却因为智力不足而显得平庸无能。甚至，同样处于统帅位置的人，因为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作战知识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它就是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融会贯通，让知识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
在人类生活中的许多活动中，就算人们所学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人们在需要时也可以从满是灰尘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人们日常所用的知识也可能完全是身外之物。
以建筑师计算石礅的负荷力为例子，在他提笔进行复杂的计算后，他得出了准确的结果，但这也不是他自身智力的创造。因为，他先要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而他计算所使用的定律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过程中，他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多数时候，他只是机械地计算。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战争。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一直在发生作用，而客观情况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务必将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务必在关键时刻下定决心。也因为这个原因，一个杰出的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很容易，好像这一切都有应该归功于他那天赋的才能。我们之所以用天赋的才能，是为了将这种才能和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曾将作战方法分成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因为战术基本上只涉及有限的问题，而在战略上，能够直接导致媾和的那些目的是数不胜数的。毫无疑问，要建立战略理论必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但是，这些目的都是统帅主要考虑的事情，所以困难主要集中于与统帅有关的部分。
因此，跟战术理论相比，战略理论，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部分，更应当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更应该有助于统帅认识事物。一旦这种认识和统帅的整体思想融为一体，统帅便能够更加顺利和更加有把握地行动，不至于强迫自己服从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