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我们要首先研究它的各个要素，其次再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换句话说，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由于研究战争部分时要考虑整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战争的整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这里，我不想立即给战争下定义，而只想叙述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不过是扩大了的搏斗。倘若我们想将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当作整体来考虑的话，那么最好先设想两个人搏斗的情形。两人都试图用体力迫使对方屈从自己的意志，他的搏斗的直接目的是击垮对方，让对方不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屈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通常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以对付暴力。国际法惯例对它的约束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存，但事实上却丝毫无法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也就是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律的概念之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一种手段，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敌人无力反抗。所以，从概念上讲，战争的真正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把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排斥掉了。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一定有巧妙的方法，无需太大的伤亡便能击垮敌人或者解除敌人的武装，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不过，不管这种看法多么美妙，都是必须要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像战争这种危险的事情，产生这种错误思想危害最大。其实，暴力并不排除智慧与其同时发挥作用。
所以，对不惜一切流血牺牲地使用暴力的一方来说，在对方没有采取同样做法时，一定会获得优势。如此一来，对方就被迫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于是，双方便走向极端，这种走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
因此，必须这样看待战争这个问题：由于讨厌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其性质，不仅毫无益处，还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小于野蛮民族的战争，这也是其交战国本身社会状态和双方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交战双方社会状态和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的、限制和缓和的，但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前已存在，所以，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范畴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两种要素——敌对意图和敌对感情。我没选择敌对意图作为暴力的定义的标志是仅仅因为它带有普遍性。因为，就算是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不带一丁点敌对感情，起码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
在野蛮民族中，出于情感的意图是主要的，在文明民族中，来自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不过，这种差距并非由于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因此，这种差别并非出现在每个场合，而只存在于大多数场合罢了。总之，就算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有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倘若纯粹地将文明民族的战争当成政府之间的理性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不受激情的影响，以至于最后不再需要军队这种军事力量，而只需计算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练即可，那将是大错特错。
其实，理论已开始向该方向发展，只是幸运地被最近几次战争纠正。既然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属于感情的范畴就毫无疑问了。就算战争不是感情所引发的，它与感情也多少有些关联，并且两者的关系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是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对城市和乡村进行破坏，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使用了智力，学会了比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充分证明了，战争概念中所含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丝毫没有因为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受到阻碍或改变。
现在，我们再重复一下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暴力的使用是不受限的。因此，交战双方都迫使对方不得不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前面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仍然要说，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
要让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就得让敌人的处境比我方的更为不利，起码这种不利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长久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时机反抗。
所以，持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产生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
作战一方可能因陷入最为不利的困境而完全无力抵抗。所以，倘若想要以战争威逼敌人服从我方的意志，那么我方就得让敌人要么真正地无力抵抗，要么陷入无力抵抗的困境。
由此可知，不管说法如何，解除敌人武装或击垮敌人，肯定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非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而是两股有生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无法演变为战争。这样，我们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之最高目标，便是双方必须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
在敌人被击垮之前，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会被敌人击垮，因此，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要像敌人那样行动，正如同敌人也要像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造成第二种极端。
想要击垮敌人，我们就必须以敌人的抵抗力作为判断来决定自己所使用力量的多寡。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现有手段的多寡和意志力的强弱）的乘积。
现有手段的多寡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作为根据（尽管不完全如此），可意志力的强弱却难以确定，只能从战争动机的强弱做大略的估计。
如果我们能以此大体上估算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就能决定自己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强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处境下，尽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敌人也会这么做。
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来说，它又必然导致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抵达极端之前是绝不会停止的，原因在于思考的对象是一个极端的东西。它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外，不受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
因此，倘若我们想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就会走向极端，陷入概念游戏之中。如果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无视一切困难，并要按照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要随时做好应付各种极端，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纸上谈兵，毫无现实价值。
就算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的绝对值容易求出，但我们依旧要承认，人的感情难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如果接受了，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会浪费己方的力量，与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产生冲突，并会导致己方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符的程度。可是，这种要求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所以它无法实现。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现实出发，那么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抽象世界里，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我们肯定会认为作战双方不但追求尽善尽美，而且正趋于完善。可是，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吗？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与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丝毫联系、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对战争的影响微乎其微。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对敌对双方来说，另一方都不是抽象的，包括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意志也不是抽象的。意志不是完全不可知，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间爆发的事情，其扩大也不会是转眼间的。
所以，作战中的任何一方可以以对方的情况和它正在做的事情为判断依据，而不以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为判断依据。人是有缺陷的，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这种敌我双方都存在缺陷刚好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认为，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自然而然会导致极端。因为准备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挽回。此外，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最多只能以我们所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而其余一切都是抽象的。
不过，倘若战争的结局是一连串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一切现象则可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标尺。这样，现实世界就取代抽象概念，从而缓和向极端发展的趋势。
但是，倘若可以同时使用或同时使用全部可用于搏斗的手段，那么每一次战争都将只能称为一次大决战或者若干同时进行的决战了，而一次失利的决战将造成手段的减少。所以，如果第一次决战就动用全部手段，那么实际上就没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进行的军事行动，都只是第一次决战的延长罢了。
然而，我们发现，在战争准备时期，现实世界早已经替代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早已代替了极端的假设。所以，在互相作用下，双方将不至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不会一开始使用全部力量。
当然，单就这些力量的性质和使用特点来看，它们也是不能全部被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军队和盟国。
国土不仅是军队的源泉，还是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指的是，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国土。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整个国家，包括所有的河流、山脉、居民、要塞等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
同盟国的合作也是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往往较晚参战，或是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参战，它由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
无法第一时间使用的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例，比人们初看时所想象的要高得多。所以，尽管在第一次决战中动用了巨大的力量，致使均势遭受严重破坏，但它仍然可以恢复。这些问题，后面会详加讨论，在此，我只想说，同时动用一切力量是与战争的性质相违背的。
当然，这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增强力量的理由，因为谁也不会心甘情愿承受一次失利的决战所带来的损失，而且，就算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可如果它的规模越大，对日后决战的影响也将越大。
然而，由于双方考虑到日后还可能决战，因此害怕过多使用力量，所以在头一次决战时不会像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地使用全部力量。对敌对双方来说，任何一方因为存在弱点而没有动用全部力量，就成了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借用这种相互作用，走向极端的趋势会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关于第三点，我们认为，战争的结局，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不是永远绝对的，战败国常常只将失败当成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能得到暂时补救的不幸。很明显，这也会大大缓和双方的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如此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走向极端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走极端，那么己方也就不走极端，无需最大限度地动用力量，而可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多寡。这种判断只能以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为依据。
既然战争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不再是抽象的，既然双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那么，人们便可以以实际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当知道但仍未知的即将发生的事情。双方都可以以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为依据，按照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现在，我们要对战争的政治目的进行研究。此前，趋向极端的法则，让敌人无力抵抗和击垮敌人的意图，一直掩盖着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一旦这个法则的作用减弱，一旦这个意图与目标分离，战争的政治目的便突显出来。
既然我们考虑的是，怎样以具体人和具体条件为依据进行概然性计算，那么政治目的作为战争的最初动机必然成为计算条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敌人所做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弱小；敌人的反抗越弱小，所需的力量便越小。此外，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所以，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所以，政治目的，既是衡量战争行为应该达到哪种目标的标尺，又是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标尺。然而，政治目的无法单独起作用，它必须跟国家联系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不是纯粹的概念，而是实际事物。
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它能对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才能将它作为标尺。这就是要考虑群众情况的原因所在。
同一政治目的所产生的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这要看群众对战争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这点是容易理解的。
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紧张的局势，蓄积非常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会造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虽然小，却产生超过其本身所应起的作用，导致真正的爆炸。
上面所说的这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一国家中能动员多少力量而说的，也是对政治目的应为战争行为制定何种目标而说的。有时，它就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比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它并不适合成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个时候需要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使用。但是，就算在这种场合，它也避免不了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的问题。有时，当它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往往要比它大很多。
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氛围和两国的关系越紧张，政治目的所起的作用就越显著，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以至于在某些场合，国家几乎只能以它为依据来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一般来说，战争行为便会趋向缓和，政治目的所起的作用越明显，情况则越是缓和。这就说明，从歼灭战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强烈程度和重要性不同的各种战争，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不过，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无论双方的政治诉求有多低，无论动用的手段有多少，无论政治诉求为这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有多小，军事行动有片刻停顿的可能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个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将这段时间称作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速度。
在这里，我们不谈快慢问题。每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办事，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故意要多花时间，而是因为性格的缘故，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事情就会办不好。所以，多用的这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属于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倘若我们认可战争中的每个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其他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似乎难以想象，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谈的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而不是敌对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进展问题。
既然双方都已做好战争准备，那么肯定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停顿。
只要双方手握武器，尚未媾和，那么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双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该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从表面上看，似乎只会出现一方企图等待有利时机，而另一方的企图则相反。倘若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来说，行动才是有利的。
就算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会出现间歇，因为抱有积极目的的进攻方肯定会继续前进。不过，倘若我们所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较强的动机，积极的目的，可是掌握的力量却弱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如果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势必会媾和。如果这种均势发生变化，只会对一方有利，那么肯定会迫使另一方采取行动。
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无法说明间歇的原因。归根结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倘若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抱有较强的动机，如打算攻占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以资和谈，那么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则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另一个国家接受这种结果，就会同意媾和，否则，它将会采取行动。倘若它认为将在4个星期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便有足够的理由延迟行动的时间。
不过，从逻辑角度看，这个时候，战胜者似乎应马上行动，让对方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很清楚。
如果军事行动确实存在连续性，那么一切又将走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会使情绪更加激动，会让一切更加狂暴和激烈。非但如此，行动的连续性会让行动间的衔接更为紧密，使其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密切。所以，行动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危险。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连续性在军事行动中极少或者从来也不曾出现过，行动时间仅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这不可能全是反常现象。间歇现象在军事行动中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里并无矛盾。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间歇以及引起间歇的原因。
在我们将一方统帅的利害当成总是和对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时，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虽然后面我们会特意用一章对此详加讨论，但在这里也须做简单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仅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正好抵消的同一事物。在会战中，作战双方都想赢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会排斥另一方的胜利。然而，倘若我们所说的是两种不同事物具有外在共同关系，那么两极性就不存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是存于两者的关系之中。
倘若只有一种作战形式，即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动机的不同，进攻方有积极的动机，而防御方则没有，但是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刚好就是对对方不利的，这就存在两极性。
但是，军事活动分为两种形式，即进攻和防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细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对称的。所以，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而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对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倘若一方的统帅倾向于晚决战，那么敌方的统帅就肯定倾向于早决战。假如甲方进攻乙方的时间是4个星期之后而非现在，那么，对乙方来说，现在而非4个星期后甲方进攻时才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但是，不能因此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因为很明显，这根本是另一回事。
倘若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像我们后面要说明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问题来了，晚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像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倘若没有，那么甲方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消后者，也就无法对军事行动的发展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在利害关系的两极性中存在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的强弱的差别而消失，进而不产生作用。
所以，如果当前的时机对一方有利，但力量不强，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它只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比当前媾和或进攻更有利。既然从我们的判断出发，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比大家最初想象的大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说明战争中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至于自相矛盾。
行动的动机越弱小，就越容易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掩盖、抵消，进而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情况的不完全了解是另一个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任何一位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己方的情况，对敌情却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所以，判断上可能发生错误，进而将己方该行动的时机当成了敌方该行动的时机。
只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让人在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又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所以，它延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提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我们还应将它当成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倘若考虑人们常常容易高估、而非低估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
一般地讲，在很大程度上，它会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促使它趋向缓和。
间歇产生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间歇延长了军事行动的时间，降低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延迟了危险的到来。发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
强烈的动机可以增强意志力，而我们清楚，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进展得越缓慢的军事行动，其间歇时间往往越长、次数越多，错误也越容易得到纠正。所以，统帅更加敢大胆设想，更加不走极端，而更会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决定一切。
对于每一具体情况，人们本来就要以已知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而军事行动的进程较缓慢，就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由此可见，战争很明显地因为战争的客观性质而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添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变成了赌博，而在战争中，偶然性的确是存在的。
在人类的活动中，像战争这样经常却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是不存在的。并且，在战争中，伴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及伴随机遇而到来的幸运，往往较为重要。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战争的主观性质，即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肯定更加认为战争近似赌博。战争总是有危险，而危险中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勇气。
虽然勇气跟智谋可以同存且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属于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大胆、蛮干等，不过是勇气的表现罢了。
由此可见，数学上所说的绝对值在军事领域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事实上，军事领域中只存在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如同纺织物的经纬线于战争中交织，让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尽管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但人的感情却常常倾向于不确定。人的感情不愿跟着理智走充满哲学味道与逻辑推论的这条狭窄小路。因为，一旦跟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它会让人们感觉自己远离了原来熟悉的一切而进入陌生的境界。人们宁可跟着想象停留在幸运和偶然性的世界里。
在这里，它无需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可以沉迷于无限制的可能性中。
在可能性的鼓励下，勇气会如虎添翼，正如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般，决然地奔向冒险与危险。
如此，理论难道能无视人的感情而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答案是，那么它便无益于现实生活。理论应当考虑人的感情，要给勇气、大胆，甚至鲁莽留下一席之地。军事艺术是同活生生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所以，绝对的理智是不存在的。
在战争中，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有偶然性。既然有偶然性，就要用勇气和自信心来使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
所以，在战争中，勇气和自信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理论确立的原则，应让这种必不可少的、极为珍贵的武德可以随意地以各种形式充分发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机智、谨慎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它们而已。
虽然战争、指导作战的理论和指挥作战的统帅都在上文叙述过了，但是我们还要强调，战争既非消遣，不是寻求冒险和赌博的纯粹的娱乐，也非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一种为了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战争因幸运的变化，因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切，只不过是该手段的特色罢了。
整个民族的战争，尤其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发生于某政治形势下，且只能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所以，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只有在战争是暴力的绝对表现，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时，它才会在被政治引起后，取代政治的地位进而只服从于本身的规律，就如一包导火索已被点燃的炸药一般，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
直到现在，在军事与政治间的不协调产生理论分歧时，人们总是将战争看作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根本就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见，现实世界的战争紧张因子不是一次爆炸就能消弭的。
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有所差异的力量的活动。有时，这些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它又很弱小，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此，战争宛如暴力的脉冲，时急时缓、时快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达到目标的过程是时而迅速，时而缓慢的。但战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有一段持续时间，使己方承受外来的作用，并做出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依旧受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
既然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政治目的在指导战争时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它也不能决定一切，它要与手段的性质相适应，所以，它本身常常会发生改变。但是，尽管如此，它也应先加以考虑。
所以，在整个战争行为中，政治贯穿其中，并在战争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战争不但是政治行为，也是政治交往的延续，还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更是实现政治交往的另一种手段。
如果说战争有特殊之处，那只能说其手段特殊。在总的方面，军事艺术能做到政治意图与政治方针不与这种手段相冲突，统帅也可以这么要求，但是无论这种要求在某种情况下会对政治意图产生多大的影响，它都只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罢了。战争是手段，政治意图是目的，所以，没有目的的手段是难以想象的。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与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就越大；战前之局势越紧张，战争与它的抽象形态就越接近，而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则越趋向一致：一切都为了打垮敌人，战争越是纯军事的，而非政治的。反之，则相反。
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我们要在此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仅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绝对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的趋向。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情绪和激情会被高度激发，以至于难以将它限制在政治所设定的范围内。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如果要激发出这样的情绪和激情，政府势必有相应的计划。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群众的情绪会很低，则需要激发而非抑制。
现在，我们要重谈主要问题。就算政治在某种战争中表现得毫不出彩，甚至几乎消失，而在另一种战争中表现得很显著，我们依旧可以说，两种战争都是政治的。因为倘若将一个国家的政治比成一个人的头脑，那么导致前一战争的各项条件必然属于政治考虑的范围。
只有不把政治理解成全面的智慧，而是只按习惯概念将它理解成一种摆脱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定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具有政治性。
由此可见：第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将战争看成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视之为政治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对它深入了解，才能不跟全部战史发生矛盾。第二，基于上述观点，因为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将不尽相同。
所以，政治家和统帅所做的最具有决定意义与意义最为重大的判断，是以此观点为依据来了解他所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将不符合实情的战争当作理应进行的战争，也不应任意地从事自己想从事的战争。
有关什么是战争这一话题，我们就研究到这儿。这样，我们就确定了用来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所以，战争就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其性质在每个情况下都会有变化，而透过战争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怪异的三位一体：一、战争要素固有的暴烈性，即敌忾心、仇恨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第一个方面主要与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跟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与政府有关。在战争中产生的激情势必早已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世界里，政治目的全归政府所管，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则要看统帅和军队的特点。
这三个方面宛如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于战争性质当中，同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果有理论想要随意确定三者的关系，但却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那么必然与现实产生矛盾，最终一无用处。所以，我们的任务在于使理论在三个方面间维持平衡。
至于用何种方法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准备在下一篇中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