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还有几位地方大员在其将近油尽灯枯时，想在藏区有所作为，而且，其中两位还都与瞻对地方发生了关联，所以值得细说一番。
一位叫作凤全。
先说说凤全没有出台前，清廷这时也逐渐意识到，靠沿袭清代开国之初依靠地方豪酋和扶持宗教势力，而对社会形态不予任何改变的老方式，要维持川康藏区社会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整个藏区，由清朝着意扶持的宗教势力尾大不掉，越来越难以节制。在川属土司地界，特别是与瞻对相邻的各土司地面，相对土司力量的衰微，宗教势力，特别是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却空前增长。一些地方，寺院凭借其实力和西藏宗教集团的特殊联系，其实力与影响已远超于土司的世俗权力之上。清廷官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改变藏区这种局面，唯一的途径还是施行新政，发展工商，改造社会。而在川边藏区，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集团根本没有自我进行社会改造的任何愿望。内部没有自新的意识，只好由外部力量主张社会改良，以图挽救藏区社会的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向清廷献策：改变川藏危局的办法，是在川属土司地面“因垦为屯，因商开矿”。
朝廷随即降旨四川总督锡良，要他“察看情形，妥筹具奏”。
不久，锡良上奏说：“川藏急务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意思是说，无论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上很多火烧眉毛的事，并不是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垦殖土地开发矿山这样的举措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地方大员对这种不能立竿见影，施行起来又有百般困难的事情没有积极性。锡良在清末新政中还算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在汉区积极兴办现代学堂，选派青年学子留学国外，颇有政声，然而面对川属土司地面的乱局，却也缺乏信心。
不久，一个积极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凤全。
1904年，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几个月前，朝廷面对英国在西藏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西藏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节制的情形，预见到或许还会有迫不得已对西藏用兵的一天，便下旨将本来和驻藏大臣一起驻在拉萨的帮办大臣移往川藏间的察木多，以便于在川藏之间“居中策应”。
当年八月底，凤全前往察木多赴任，到达打箭炉时，又接到清廷的谕旨。大意是说，我大清朝据有藏地已经两百多年了。近来英军入侵西藏，意在胁迫我朝订立分疆裂土，强制通商的条约。形势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接下来西藏的局面如何已经很难预料。朝廷以为，此时稳定川藏的关键只有练兵兴武，才能稳固边疆，但这一切都需要有充足的财力。因此要凤全到任后对当地土地进行切实勘探，选择合适的地方屯垦畜牧，所招垦民亦兵亦农。并要他酌情招工开矿，以使军饷来源充足，并期望他“尽力筹划，不避艰难，竭力经营”。
那时，正是英军一路奏凯，进军拉萨的时候。清廷不知道英军真实意图何在，不得不做如果失去西藏而以川属土司地区为四川、云南等省屏障的打算。
凤全接到谕旨很受鼓舞，认为朝廷的决策正与自己的设想一致，下决心要在任上大干一场。
人还在赴任途中，凤全就开始组建一支新军。这支新军要配备新式武器，以现代训练方法操练。一来可以此力量制衡地方上土司与寺院势力，以便专心屯垦等事务；同时，一旦西藏有事，可以就近增援。
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在川属土司地界任职八年，对当地社会状况相当熟悉，建议凤全招募明正土司辖地内的藏民为兵，说他们土生土长，吃苦耐劳，又因靠近内地而比较开化。凤全当即下令明正土司选送两百名藏族青年，集中训练。十一月，凤全上奏：“行抵炉厅，酌量招募土勇，克期出关。”
得旨：“著即认真训练，务期得力。”
在打箭炉做了这些准备，凤全才离开打箭炉，往里塘、巴塘而去。此时，已是青藏高原上横断山区的严冬，一路随处可见冰霜寒林，满目荒凉。只有巴塘在一个小盆地中，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地势宽阔，还有很多未开垦的荒地。此前，四川总督锡良已命人在那里试垦荒地三百余亩。凤全到巴塘时，虽然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但蔬菜还一片翠绿。他驱马察看一番，发现仅此一处，可垦荒地即有五六千亩。于是上奏朝廷，说他正在巴塘筹备屯垦，如果这时到察木多，路远很难兼顾，请求先在巴塘留驻半年，“以期办事应手”。
清廷不同意：“著仍驻察木多妥筹办理。”
但他还是在巴塘留驻下来。经考察后，请四川总督锡良将驻扎打箭炉以西的清军两营中的老弱病羸者裁汰，将余下的精壮士兵合为一营，加上他招募的新军，共计一千人，分驻炉霍、巴塘、里塘和察木多四处地方，七分力量用于防务，三分力量用于垦殖，并下达当年开垦荒地一千亩的任务。在他计划中，这样逐年增加垦地数量，几年之后的收入，便可支应这支军队的粮饷。
布置完垦务和新军训练，凤全又前往里塘考察。里塘是高原上的高原，川藏大道常被“夹坝”梗阻的地方。当年，朝廷设置的正副土司二员，此时早已衰弱不堪重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寺院势力日渐强盛。
那时的里塘全境，总人口才6500余户，寺院喇嘛数却达到了3800之多。当年里塘缴纳给政府粮税折银不过450两。同时，境内百姓却要供给寺院衣单银600两、粮1750石、牛470头、酥油近千斤。平时各种无偿劳役差使还不计算在内。在里塘这种气候严寒，生产方式极其原始的游牧之地，这样的经济与劳役负担真使当地百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寺院势力膨胀后，还干预地方政治，挟制土司，进而包庇纵容“夹坝”，使一度安静的川藏大道抢案频发。往来商旅，想安全通过里塘地面，要向寺院上供，寻求保护。官兵追捕“夹坝”，半数都逃往寺院中躲藏。凤全到任前一年，甚至发展到当地寺院聚众闹事，要挟撤去驻守各驿站的官兵，“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带兵剿办，将为首滋事之堪布歼除，其势稍敛”。
“其势稍敛”，也是奏文中的说法，其后不久，这条路上又出事了：“近又有法司铎蒲德元被劫之案，幸未伤人。”
这回“夹坝”的对象是外国人，在清代就更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早在咸丰年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在打箭炉修建天主教堂一座，继而又深入巴塘，以及与巴塘相邻的云南维西一带活动。同治年间，即已在巴塘地区建成两座天主教堂，继而又在与巴塘相邻云南藏区的维西、茨中、盐井等地建起天主教堂。所以，巴塘、里塘一带川藏大道上常有法国传教土过往。
凤全在奏折中说，“该处黄土岗、干海子一带，为夹坝出没之区”。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的瞻对故事就是从这一带地方的海子塘开始的。一队换防的官兵在此被“夹坝”抢劫，引起清廷在乾隆年间第二次征剿瞻对的战事。时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之后，时间已然流逝了一百多年，但社会状况似乎还停留在原点。时间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话到此时，当事各方孰对孰错，是是非非，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充满悲剧感的，是历史的停滞。有宇宙之时，就有了时间。有时间就有了地球的历史，有了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流逝，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戏剧要素，但单单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
也许，当初康熙乾隆们的设想，就是让这个世界永远处于社会进化的历程之外，永远是落后与荒蛮的状况，以便于王朝的统治。乾隆在阐述其对藏政策的《喇嘛说》一文中说，这种政策的核心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却没有想到，与世界大势不相协调的落后封闭局面，也自有一种破坏性，堕而向下的力量。
凤全上奏：“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令家属领回还俗。奴才一面严谕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别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请一并饬下理藩院核议施行。如此办法，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户流离，缁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
对凤全此奏，京城里的皇上皇太后没有表示态度，依然不慌不忙，只让“该衙门议奏”。也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相关部委，要他们拿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