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干山筹办战时临时中学之际，一日的傍晚，佣人拿进一张纸条来，说有三个女客看我；纸条上有铅笔写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肃和季肃的女儿曾弥白。季肃我曾与她在辛亥共过事，久未相见；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弥白还是幼时见过一次。我在膺白丧后，忍耐一时，要大恸一次，这日恰又在大恸后，面目浮肿，甚怕人见，而她们三位已经进来。我不像平日多说话，君珊问了我“临中”的事，她们是假日由杭州来山，即日回去。
从汉口、香港回到上海，我与德容、熙治、大纲住在赛伏公寓。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迁沪，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读书，舅母君辉对儿女教育很认真，学校里的人亦都认识她。一日，她告诉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访她，为杭女中在沪复课事，要她介绍晤我。她觉得我已经着手的事，负担甚重，我的性情，答应一分，心里要负责二分，此时不可再加重我担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释谢却了。德容在金陵女大与弥白同学，在上海又同在东吴大学借读，一日问我可否将住址告知弥白，季肃要来看我。战时谨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携朋友来。
季肃来访我，我已搬到麦尼尼路，她告诉我，杭女中同人避难到过龙游，一部分又到上海，拟在上海开学，望我参加其事。我很率直劝她，上海非办学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时”与“此地”均不相宜。至于我个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参加，亦很清楚地谢却了。以后，季肃有时电话，有时来访。我们不但辛亥共过事，共事时离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泪托性仁以双亲之事；她不敢面别老母，出门后向邮筒投一别母之函。我在爱国女学读过一学期的国文专修科，这班底都是季肃的同学，所以我耳朵里和她一样，彼此未见面先闻过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过蒋竹庄（维乔）先生弟子。
一日，季肃又电告，杭女中同人相议“解散”与“复课”不止一次，终于师生皆泣，情不能已，决定开课。杭女中本属省立，季肃系教导主任，此时拟改为私立，季肃为校长。她与同人所拟之开办费数目，亦告诉了我。我没有在上海办学经验，比之庾村，觉其估计过于简单。然不忍拂其意，对国难中女子热心教育更十分敬佩，愿尽一臂之力，筹半数。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个小学的几间教室，下午二时起，上半日课，开起学来。抗战时，苏浙两省迁沪开学的学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课的办法，甚普遍。招生广告，能全日上课者都特别声明，以资号召。杭女中改为私立，须组织校董会，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职的曾季肃、王元璋、王元琪、吴之微、姚韵漪、陆仰苏六人，和不兼教职的校董黄九如、朱文央二君，同来访我。他们都是省立杭女中旧人，其中只陆仰苏（钦轼）一人是男子。我被邀参加校董会，且被推为董事长。除我之外，另一位不与杭女中有关的校董为高君珊，时在重庆中大任课。立案先要有发起人，同人推季肃和我二人，于是我又成为发起人。全部校董都分担开办费，除君珊与我，都兼教课。薪水甚薄，季肃第一年所受校长薪水，除去她担任之费，每月不过十余元，她兼课不兼薪。
我提议，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厅立案？我一向以为杭州的风气比上海好，她们愿在上海立案。战时，邻近几省的教育厅、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办事处。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办事处接洽立案，时期甚久，约晤地点常在“茶室”等类，表格填之又填。照章私立学校须有若干数月公债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债票，照数借用。我不知盖了多少图章，对季肃说：“事至此，瞎着眼睛盖章。”立案终无消息，而办事处已经介绍教员。于是同人商量，改计向重庆临时首都教育部立案，请君珊代表接洽。我写过一封信，请有关当局早予核准，维持此向心力。教育部职员葛成慧，与君珊、季肃和我均同过学，给许多指点和帮助，后来我们请她亦参加校董会，她不肯；她是先学产科，后来考取官费留美学公共卫生的。
在决定远向重庆教育部立案之际，我们想到杭州女中虽加上“私立”二字，总带着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劳永逸。同人相与拟名称，季肃不主张迂阔或夸大，电话又到吾家。我尊重同人从杭州辗转到沪一段历史，第一期的师生都同此历史，因此从杭州地理、历史想，提拟“南屏”二字，同人一致赞成。从此“南屏女中”一个名称，印在千百个同事同学心上，永远觉其可爱，感到光荣，我无论在地角天涯，不忘记她。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庆电告立案核准，遂以此日为南屏诞日，年年在此日举行校庆。季肃与我相约，各服务十年，她为校长，我为董事长，时时留意与培养后继人。
学生不满足于半日上课，屋主的严格更令人不快，时间未到，逢天雨，南屏学生只能候在门外，教职员没有固定办公与休息处。一日，季肃来电话，有镇江中学将迁居，房子出顶，明早九时前须决定，言下甚急，我听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极少出门，亲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纲代致人情。我虽然已经是南屏发起人与董事长，然事皆季肃电话或来访决定，还始终没有到过校门。这日为时间紧迫，我匆匆答应，借了亲戚的车，独自到校，由当时惟一男教员陆仰苏君偕往看屋，一路洼地泥泞，陆君频频以手电筒探路，始步行到镇江中学。看后区域和顶费都不合，未成议。我所以独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适，我将大胆决定也。
我家里大纲和仰先嫂看我认真，都对南屏热心起来，每日注意报上招租广告。租金尚可，顶费都大得惊人，上海二房东在国难中以顶费剥削人而获利者不在少数。南屏觅屋久而不得。适大纲工作的一家绸厂附近，有孙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厅，有楼足够作教室，有小园勉强能作操场。屋甚讲究，租约廿五年，尚余十三年几个月可用，但只卖不租。以建筑及地点言，索价不算太贵。南屏觅屋既成实逼处此之势，一切规模须视校舍之先决。遂请大纲奔走成交，我们惟一条件要屋主提早让屋。这次双方奔走之人都不收佣金，大纲以公益号召而得此。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学生欢呼进入自己的讲堂，整日上课。这间校舍的地点在胶州路四四五号，抗战时，名义尚为我有，战后我正式函赠南屏女中。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征用，而私产则尚可与理论。我出国时，南屏还在这所校舍。只有过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时势变易，小学部有人以为中学有赖于小学，拟分家而独占校舍，幸而季肃有我赠屋原函为证，我只写中学，此实出于无意。南屏先有中学而后设小学，大家心中从未分彼此，然亦季肃之公正无私，无懈可击也。
立案与校舍二事既定，我辞董事长职，愿仍为一董事继续贡献。我是真的，我的毛病喜新鲜，对新鲜不待督促而起劲，然能力不过如此，辞职是告一段落，让贤接力之意。我以为世事倘都如此，人尽其所能而止，让新鲜的人后继，则世界将更新鲜。弄得同人奔走挽留，季肃以自己去就争，于是我的“诚意”变为“虚文”。自此我一直担任到一九五〇年元旦校庆，始辞去，则并董事会亦不复参加了。下面是当时一首辞职复留的代简七律：
答南屏诸君子
桃李盈盈烂欲开，偶然负土筑为台。奋飞已折冲天翼，绚素何须劫后灰？诸子必同怜跼躅，残生肯独忍徘徊！只今角逐风尘里，冀北群中一驽骀。
我生于甲午，肖马，这首打油诗处处三句不离本相，至为可笑。自此以后，季肃更常来吾家，我正向书店借书看书，她来，我们不谈校事即谈书事，她渐渐怂恿我去教书。一次我不知信口开河说了些什么，次日她叫校工送信来说：“昨晚回家一夜未睡着，思索复思索；凭君吸引之魔力，若能登台讲文史，必驾轻而就熟。教育英才是一乐，请毋吝千金诺！”她这封带韵长短句，引起我好奇心，我答她一首白话“贺新凉”如下：
高帽从天落。恨头颅内多凹凸，外生棱角。妙手安排安不上，辜负多情季肃。岂未解英才乐育？拄腹撑肠烟与酒，那堪驾文史轻和熟！参也鲁，莫铸错。新词半首待君续，想宣文终朝辛苦，此时休沐。不比人间闲散客，无用埋头思索。便提笔吐完心曲。纵有千牛牵不动，任推磨不改我幽独。从我好，乐人乐。
这首白话词同人们称为“却聘书”，而季肃的怂恿仍不已，她自己正担任着国文课。季肃在南屏，从高三到小学，无论哪一班国文或英文教师缺席或缺课，都欣然代。后来君珊返沪，在暨大及震旦任课，一次愿来南屏授小学英文，季肃却之，二人的精神都不可及。二人早年家庭生活均优裕，抗战时，一次我到君珊家，留饭，高伯母亲入厨，饭菜极俭，归来不胜感动。我全家吃一盘炒酱，即由此始。季肃在校的生活更简单，所用床桌均与学生同，衣服挂在门后，君珊送她一只旧衣橱，无处放，放在过道。我看见她在校的生活，她看见我居家的情形，都有一点新认识。
我们谈到一件事业的进步与改良，最要紧在后继人，而中国人最忽略于此。我告诉她，我亦与郑性白谈过此，性白年纪比我轻得多，我请他自留心，恕不代劳。季肃比我大三岁，我说五年后须随时注意培养后继人了，她其时已到五十岁。我们亦谈到请教师务从多方面，我们没有门户之见，亦不造成门户机会。我们又谈到教育目的究竟为何。中国宗教势力很小，人与人间道德，靠一点传统习惯，已经渐渐消失。我们一代的人，大概读过几本伦理之书，受其拘束，且亦有个宗旨。人如果没个“做人宗旨”，弄得不好将泛滥无归，抗战时已有显著形象。现在学校里的课程，哪一门有关做人标准？于是我们谈到国文教师可以多负一点这个责任。国文教师除写作技能，还需要正确高尚的思想。这是我们应该用点心的大事。
南屏的学生渐多，班次增加。季肃来与我商如何添请国文教师。我们先从中学生读物的作者中注意，几篇好的文章可惜有点投少年之机，不敢取。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译《爱的教育》那位夏尊先生，却不与相识，知他与开明书局、杭师、白马湖中学都有过关系。杭师与白马湖中学都是有名学校，而我在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看教科书时，甚欣赏开明书局几种出品。我提起夏先生，季肃甚赞成。有一世交孙君与相识，请其前往先容，倘夏先生肯就，由季肃亲往延请。孙君告我：“此人看相阑珊而有脾气，不识我个人，而知我家世，可能不答应，勿失望。”孙君去后第一个星期日，季肃正在吾家，夏先生来了，坐下就说：“我是什么事亦不想做了，知己之感，无条件答应。”不但出我意料之外，我亦不胜知己之感。
夏先生和季肃分任南屏高中国文功课，另外亦出入过好几位好教师，季肃的钟点因以伸缩。我们又讨论到历史、地理两科之重要，史地教师和国文教师应该合作。几年来，我个人所感觉教育部所做的好事：一为教会学校必须立案，守中国学制，是蒋梦麟部长任内事。二为历史功课每周稍增钟点，是陈立夫部长任内事。史地钟点太少，学校只能请兼任而不能供养专任教师，兼任不但分心，而多数的时间要放在奔走道途之上。德容毕业金陵女大地理系后，曾担任过南屏地理，教得很不错，她没有家累，拿月薪十二元。我见过她指导学生所做一个地区的纸制三維模型，这地区即是台湾。我记起幼时读地理曾发奇想，要掘土成高低形势，承屋檐雨水以像黄河长江发源奔流之状。那时不知有此，后辈读书真机会愈多而愈幸福了。我和德容亦讨论到因时事而将教课提前或挪后，可以加强认识。苏联侵入芬兰之日，她则将芬兰一课提早讲授。不久，德容离沪到了重庆去。
为要留得住历史教师郑效洵，季肃请其担任全校各班历史课。郑先生是南屏新人中对学校最关心的一个，南屏女教师多于男教师，中国社会有许多方面要男子出去接洽，除早期的陆仰苏先生，后来郑先生的奔走为多。他不但授课得同学们信重，战时南屏可以闭关自守，他亦常常先为表率，免季肃许多困难。一次季肃暗示我，外面有廉价或优待配给生活品之事，教师们生活大都清苦，她拒绝似对教师们不情，然受之又乌乎可！在教职员会议席上，郑先生首先表示不可。他有一个贤德的太太，与他同志而合作，虽儿女多而负担重，他能如此。问题容易解决，而南屏同人可以守正独立不倚，终抗战之世。郑先生是季肃心目中后继人之一。
一个美国老朋友福开森先生送他太太的灵柩回国，从北平来，访得我住处特来看我。他说：我们同病相怜，故欲一见。又说：我失去一个廿五年的伴侣，比他失去一个五十年的伴侣略好些。我答曰：“您有五十年还嫌不足？”以后他过沪一二次都来相访，我常问问他所知时局，我告诉他：“中国虽打败仗，无投降之兵，沦陷区更有许多爱国之人。”他答我：“中国兵是好的，将不好；百姓是好的，官不好。”真是一针见血之言。一次他来，告我为新闻报馆开会到沪。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纸条，是他的主张：“实事求是。”问我写东西不。又说在一老友家，见其家少奶奶曰：我是爱国的，将往内地。他说：“爱国岂须择地？你们以为这已经不是中国了么？”我猜到其人为谁，但未问他。他忽然又问我何不教书？他说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我从来没有谈过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据而劝我如此？这日他走后，我彷徨踌躇甚久，终于自动打电话给季肃：“愿教书，请指派。”我教书之愿虽早有，然愈看书，愈见同人，愈自惭不学，是以不敢为人师。季肃的怂恿，福开森无意中之激励，我遂不顾一切，自此之后十年，我竭尽其心力。倘略有贡献于后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肃的园地里，分了一席给我，我们三人是南屏三老，随着许多少年，自忘其老。夏先生曾在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自己参加一篇短文说，每天走进课堂听见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把一切忧患都忘了；这是真话，我有同感。夏先生是一位饱经忧患之人，有时告诉学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们读也罢，不读也罢。”肯读书的学生并不因此而欺侮他。夏先生是热极而冷，放任；季肃温文，主张自由；我凭一片热诚。同学对此三个个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寻常的情感，家长亦常使孩子们有事就商我们。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课，教《孟子》。季肃初以我对历史有兴趣，要我教历史，我不敢应。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学校教师要凭资格，只国文视学力或作品，我须守法。民国以后历史，我曾身历其境，与教科书所记不全同，我如何说法？我不愿生事。我对学校历史课却有一点意见：中国历史太长，上古的记载文字深奥，故一开始易感艰难乏味。读到近代都是国耻纪录，令人气馁，令人怨愤。又初高中各只有两年本国史，读到近代，实是最要紧处，时间已无几。编书者或顾忌，或投机，取舍无远大标准，毁誉过分。一个民族的神圣生存纪录，变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汉斗争录，青年不感兴趣，无怪其然。看学生周记，很易发现讨厌史地的话：以为死人死地，不与吾人今日有关。我曾提议：初高中历史连接而非重复，不用双圆制。初中先给一个首尾衔接的时间观念，高中以纪事体的重点单题提出。我是在教职员聚餐桌上临时想到，当时随便提出一个异民族入中国题目为例。后来看见吕思勉先生的“大学通史”教本，与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讲单题，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个文化单题为第一册。第二册为从头到底的通史。大学与中学不同，学生富有阅读能力，且都有过根底，故可先从单题着手。我们的先民传给我们如此悠久的历史，用种种方法生活在这块可爱的国土上，我们应有义务把他编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后代的人发生兴趣，加以爱护。我有此心，而无此力。曾对季肃说，倘由我试，要让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学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转学。我琐琐述此，期诸有心人。青年们亦需要更多的课外读物，不仅史地科。
讲《孟子》是我自己的选择，经季肃同意。南屏学生没有看过整本线装书，闻线装书而厌怕。我第一堂功课上完，将“民本”“厌战”“性善”几点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说，分清楚。“王道”从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谨庠序之教”开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则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齐桓、晋文之事，为其喜功，是针对梁惠王之好战不顾民生。青年们初闻王道、霸道疑为迂阔，我将二者分列为表，结论“王道”即为人道，以民为主，霸道为成功主义。治本治标，按时势都属需要，而“人道”是天经地义。抗战初期，尤其经过逃难生活的青年，更为可爱，她们用不着我多说。我虽然很鲁莽的如此介绍《孟子》，她们再读原文，对于本国的先哲从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对其时代的见解，和对其时代的努力了。从这经验，我觉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没有对本国学术思想有成段的认识，学校里只读短篇选文，是不够的。
南屏初期几班同学，眼见学校从筚路蓝缕中生长，休戚相关，连她们个人升学成家问题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肃事事促成“学生自己做”，故学生主持一件事或一个会，如何布置，如何发言，都很自然，不必指点。在我的功课里，每两周我请她们发问，笔问笔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见解如：“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做间谍的人何以从容不迫？”“皋陶为士，瞽叟杀人，执之甚是，舜窃负而逃，未为合理”等类。我回答：间谍工作如纯为国家，胸中没有歉然。皋陶一段，正是中国伦理与法律的矛盾。日本维新时代，极力灌输法律重于伦理，戏剧中常表现。时局一日一日黯淡，她们常常要问时势，我给她们两个比喻：“抗战如比球，建国如考试”。“比球”有阵线，同队者互相照顾，我们可以靠人；“考试”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开罗会议后，我知道战后台湾将还给中国，忍不住一天向学生说：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让我教地理，大家对我呆看；我说：我生而国家失掉的一块土地，拿回来的时候，给我机会在地图上将这块地区画成本国一样颜色；我告诉她们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乐，一年过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讲《孟子》，而高三要我继续任课。为考大学有“国学常识”一门，学生和季肃都想我担任这件事。这题目如大海捞针，而高三的时间有限，我请夏尊先生担任，而愿为助。夏先生要改两班文卷，已经想让出一班来，不肯再添钟点。于是我固请其答允，由我先教，无论何时，感觉不济，请他接下去。如此我担任高三“国学入门”，而且不得不兼一课《论语》。加《论语》的理由为“国学”如一百货公司，时间有限，每个部门只能见点零货样品。而“儒家哲学”直接间接影响中国文化最大，则最少这一部门能认识个主流。我选了坊间现有的几种国学概论、常识、入门之类，与季肃商定一本讲授。一星期过去，空气甚为沉闷。我试试离书自讲，写几页讲义，甚受欢迎。于是如入了阵，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一直写下去。这一年，不是我教学生，而是学生引导我。为减少出门次数，我的功课是两小时连续，初恐学生厌倦，后来常在休息期间学生问长问短，我出不了讲堂。我混在这些可爱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时间差不多都为了她们用。不但我的讲义采取前贤时贤的意见，其他我看的书报、听的消息、联想的故事，凡于功课有助，都透一点给她们，我成了无事忙的贩子。季肃说我的讲义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缩写。许多补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国文课中讲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题目考人，季肃坚持以考试鼓励读书。后来南屏高年级不用监考，由学生自治，是季肃的主张。我对学生说，我心里想的题目，连我自己回答不出：时代发生思想，思想又影响时代，以我们此刻所处社会，未来的思潮将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于我们的未来？
南屏的同事们都兼人的努力。经济状况渐惭稳定，除季肃外，必须提起王元璋君，她教生物功课，兼会计主任，亦担任过事务。南屏经济公开，涓滴归公，爱惜公财，节制浪费。到南屏去，晚上只必要的几处开着灯；进浴室，水龙头常有一根绳子系着，用几次然后冲一次水；厨房烧剩的柴，都一刻不浪费，取出作焦炭：而南屏图书室里的书时时有增加。初搬胶州路校舍时，屋多人少，办过一时膳宿，伙食由元璋主持，很注意到营养；南屏校董会同人都主张把健康放在读书之先。我那时还未见过美国的“小饭堂”，每遇亲友中长于调度的人，常做一个请愿——办简易食堂。看重营养，这是报国一件大事。我是由自己经验，和所见学校包饭情形而发此念。在莫干小学，我同膺白皆极力提议；饭菜品少而量多，每桌一荤一素，同样盛两碗，用公筷，鸡蛋为常有之菜。因南屏办伙食，我始知道上海哪一种菜场可以买到“讲究人家”挑选下来的便宜货。
季肃出自生活优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肃自己不知理财，而为南屏惜财，元璋为南屏理财如自己，我都不胜钦服。我曾对季肃笑说，我若另外办一件事，第一个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种特别接触。在币值跌落无定之际，教职员薪给随时需要调整，由季肃定几条原则。元璋按原则结算分送。季肃自己的薪水如何办？开校董会将不胜其开。每次由元璋电话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肃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会决定季肃在中间一级，我说：“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会不安。”元璋算出数目告我说“如此，我送了”，以此为常。
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艰难时都由校董会自设法。我曾陈述我的意见：“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则无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观感则无宗旨，教育与其他善举不同，宁缺无滥。”同人无异议。抗战后，我的亲友由川滇归来，分别送我现款，指明转赠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议；远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礼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们知道庾村毁损太多，难于着手，而南屏则根基已固。我后来知道这些是他两家摆地摊卖去行李之钱。胜利初期情绪兴奋，则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运成舅汇来五十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款，在当时亦不算少数。赠款者还有其他朋友。这是南屏惟一接收赠款的一阵，后来闻者渐多，却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违同人原来之意，我婉转请停止。这笔款成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后来金圆券时代悉数遵令拿出兑换，有负赠者盛情，故记此以志不忘。
南屏立案成功后，季肃提议定“校训”“校歌”。在第一次校庆典礼，我代表校董会解释“校训”，及其“用功标准”如下：
“忠”：忠于国，忠于事，忠于人群；不以小忠害大忠，不以私忠害公忠。
“诚”：不妄言，不妄行，不自欺欺人，守信义，守信念。
“仁”：敬长，扶幼；同情可怜者，援助不能者。
“毅”：不浅尝而止，不畏难而退，不见异思迁，迂回曲折以达目的。
“宏”：心境宽大，善与人同；责己重，责人轻；不嫉人之胜己，乐他人之成功。
“勤”：心不懈怠，体常劳动；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定。
校训匾额挂在礼堂，我说明，讲的人亦只“高山仰止”，与同人共勉之。最后我口述一付对联，送与全体同学为祝，辞曰：“求得有用知识，表现合理行为。”这付对联在南屏十周年校庆时，请沈尹默先生写了木刻，由教职员合送，挂在两旁；那是我最后一次代表校董会的时候，我自己亦属教职员一份子。
我从未作过歌曲，莫干小学“校歌”不是我作。我觉得校歌要以唱者——学生为主，不能自称自赞，亦不能用命令或受命令口气。最好做到“若自其口出”。于是南屏的校歌又派到我身上。草稿先给季肃和夏尊先生看过，同人同意，即请音乐家李君制谱，歌曰：
江潮滚滚，郁郁群伦，以播以迁，诞我南屏。
木欲茂兮培根，水欲长兮资深。
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满堂同学兮莘莘，载磨载硺！
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
亦由我在校庆时先解释歌意而后合唱。“江潮滚滚”是浙江之潮，推动教育者之热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来，记历史而不是分门户。南屏每年有两次大典：元旦的校庆，六月间的毕业式：两次我都作校董会的代表致辞，每次都唱国歌为始，唱校歌散会。我最后一次听此歌声，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势甚紧急时，我完成教书十年之约，参与所教最后一班高三毕业式。向例，行毕业式之下午，同学会演剧送毕业同学。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师生聚餐，我亦参加。在这以前几个月，我的亲友陆续离沪，仲完和性元离沪时都邀我同行，仲完且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约相差无几，情不能已，而得她们谅解未同行。自抗战以来，我又一次自愿孤立矣。这次，季肃不但未强留我如往日，且时时为我耽心，私问同事中之比较“左”倾者：“如沈先生者，留着不要紧否？”有一个时期，我亦见季肃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与老人有难言之同情，然不愧对责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备好两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会的辞职书；其二是致季肃、元璋、元琪、之微、韵漪、仰苏六位最初来邀我参加的同事，说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会出席校庆典礼，下午当到学校看同学会的戏，吃学校寿面。附花篮一只为我的贺礼。时季肃正北上为女儿入院分娩不在沪。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来相劝，十年之约是有言在先的。抗战中，我曾经有一时表面上不为董事长，租界被占领后，校董会议决教育不中断，我愿随诸同事照常上课，并声明异日如有过必同受，惟董事长或不免为外界注目，请准我辞。季肃愿代我，在议事录上写我因病辞职，待我康复，实际我负责至此时始交卸责任。
十年来，大半的时间在艰难中过。在一个无可告诉的时期，处五六百个同学和三十来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动，季肃校长的职务是不易当的。她尽可能请到好的教师，安排可以读书的环境；我尽可能周旋其间，说几方面可得平心的话；我们都尽可能自己少做坏的榜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教职员希望待遇稍好，家长希望学费不增加，这两个问题就绝对冲突。每遇校庆开会，各级都要独有表现，节目安排到两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说几句话，我说：整体须互相随喜，庶几“八音克谐”，若一音硬要独出，反伤全调。南屏短短历史，庆祝要两天，若干年后校庆，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讲前贤往哲不同的思想见解时，劝同学对当前问题要用自己的判断。不但赞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对亦须如此。若只盲从，则成系侥幸，败乃冤枉。青年无不可爱，然甚易变，能有理性，则差亦不远。一个同学曾问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会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撑；支撑者愈多，则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离沪前不久，这同学正由金华过沪北上，夫妇都任教职，生活不像宽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电车站送其上车，甚为高兴。从我这一辈以来，中国已经有不少青年，承受国债多于国恩。刹那间，壮志被习俗、生活引诱，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干年来，利用或压迫青年，政治势力渗入学校，为国家民族，这点是难以苟同的。据同人经验，抗战中的上海，是最无干涉而可以专心办学，言之伤心。胜利后，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学子亦被几方引诱或压迫，渐多外骛。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毕业式，我的致辞超出平常范围。往常速记者事后都来索我原稿，这次未曾，手头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
南屏是在国家播迁中产生，一直在风雨飘摇战战兢兢中过生活。今日首次在胜利复员中举行毕业典礼，大家应该特别高兴。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敌人从西南太平洋节节败退，美国兵在琉球登陆，在中国大陆几百万日军还想作最后挣扎。上海地方东也濠沟，西也炮位，这些设备杂放在居民住处之中，将拖中国人与同死。我们则日日望飞机来轰炸，望美军从海上登陆，因只有轰炸和登陆可以解决上海，可以早结战事，连我们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结束都忘记了。胜利如果延迟一年，上海或作战场或成焦土，我们在座福斯，不是死亡，亦得散伙，今日之会决不可能。想到这点，在我们个人而说，该是侥幸而当满足的了。个人虽如此，然对国家则一点希望没有看见。我们在抗战中预作的好梦：国难后大家识得艰难困苦，困难后知道奋发图强；中国人了解爱中国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这些好梦一个未曾实现，所见却都与之相反。敌人在占领期间还能做一点他们所谓建设工作，而我们接收以后连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没有。苛刻一点说，我们十足表现了“缺德”和“低能”。我们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笼罩，为“黑暗”抹杀，我们几乎“白抗战”“空胜利”。
想挽救这现状，有人注意政治，说民主；因民主则治人者为人民所选举，人民所监督，坏人不会被举，亦不敢作坏事。有人注意经济，说工业化；工业化则生活水准提高，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有人注意人心风化，说教育。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业化要好的工，人的问题应居第一。我们在教育立场，不由不以教育为第一，首先要紧，如此要说到各位同学身上。我常以为青年必须注意时事，了解实际，如此将来做事时，有素养的常识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错误。然读书时期，不要附从政治活动。政治不是一件简单问题，看似容易，做来甚难。我讲点个人经验，我十几岁和今天在座同学差不多年龄时，正当前清末年，内忧外患纷至叠来，我们以为妨碍我们自强者是满清异族专制，只要推翻满清，光明即便到来。我们希望、拥护，乃至参加了辛亥革命。革命以后，出现了军阀，年年内战，我们又把一切不好的责任加在军阀身上，以为打倒军阀便诸事解决。结果军阀虽倒，内争还是不已。后来我们又把一切责任加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现在我们一个最大的侵略者已经被打倒，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一切趋势并不向好的方向走。变来变去如此，是不是人的问题？我们要造新的中国，必须要从新的中国人开始！
同学们！专攻击黑暗是消极的，自己不负责任的。社会尽管有不平，然光明之点还是很多。我们欣赏光明，拥护光明，则自己亦不得不光明，这是积极的，自己亦负责的。
对将要离开我们的同学们，我再说一遍：不要荒废宝贵的读书时间，随便参加政治活动！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动，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这些话，我颇大胆而说，由衷心而言，然空洞无益。此时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怀疑，都觉一片漆黑，以为我的话还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肃曾互勉，以五十岁后岁月贡献于后辈，此时家庭儿女责任已尽，我们不但不为利，亦不为名，在学校只为教育而教育。我除开严守分际，不问学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肃先责我而后了解，其他心无不尽。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个人亦快乐的。
若干年中，同学们遇进修、行止乃至成家问题不决时，常承家长之嘱：“去与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有时她们先就我与季肃商量，而后告家长；这段国难中得同辈和后辈的信任，我永远引以为荣。我到美国，第一班同学冯德璋、王定扬夫妇曾接去做客，孩子称我“外婆”，邻居以为德璋的母亲到了。每年元旦，必来长途电话，德璋说过后必曰：“定扬亦要和沈先生讲几句。”德璋是胜利后首届考取的自费留美学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学。
吾弟君怡战后初次到沪，返渝之日，天大风雨，我正有课不能送他。将出门，熙治在旁说：“舅舅！几年来妈咪都如此，劝之不听。”君怡说：“妈咪是对的。”在紧张时期，我坐黄包车赴校，大纲骑脚踏车送我。这许多校内校外的朋友鼓励我，成此志愿，都是难得的。地角天涯，遥祝健康，并告不忘。我在南屏虽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万万岁的。
〔补记〕我后来由美返台，遇见南屏学生孙淞月，从淞月听到另一同学沈婴齐。又回到我自序里所提到的陈仁慧的父亲陈绍虞先生，来打听我有否他女儿的消息。再来美国，又遇到吴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儿子们来看我，她一家同孩子们都务说中国话，顶大的孩子能读中国书报，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嗫嚅着说：为引孩子兴趣许看武侠小说，孩子们以为妈妈的老师是个老先生，发见我是一老太太。冠芳就是在学校时有事先来和老师商量，而我和季肃要她先报告母亲的人。国难时在讲堂里的伙伴，她们的一代，比我们的一代更艰难，而都能努力适应。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