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记忆所及，与检视膺白在政整会任内，他与蒋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长往来电报，完全为国家，文字中寻不出一句不谅解之言与一件不谅解之事。国难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济南案件严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济案时散漫情形不同。济案时，蒋先生是北伐总司令在前方，日军所提无理要求都送到总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经国际承认，国府主席谭延闿向日内瓦国际联盟申诉不受理，外交部长黄郛对日本外交部的抗议亦无效。日本军人已开始不受其政府约束，而我们是前方后方责任都在蒋先生。后来是蒋先生派张岳军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济南，劝制日军师团长福田，福田亦见旷时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祸患，而下场的。
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个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线。可以分责任，亦有伸缩。这个形势倘支持多几年，能够：一待蒋先生国内大业澈底成功，二待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冲突在中日战事之先，则中国元气之伤不致如此。可借日本军人不容等待；中国政治不能等待；连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须回头记几位关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谢胡宗南将军，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离沪北上的次日，吾家来了个陌生客人，持有胡将军的介绍片，门房告以已经动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记起去年膺白从蒋先生处回来，告我在长江轮船遇一少年军官，自我介绍为“胡宗南”，言济案时在总司令部，亲见膺白的决断与勇敢，有甚深印象。这正与一些歪曲宣传相反，我不胜知己之感。见片即请一朋友回访来人，知系戴雨农（笠）先生，受托照顾膺白。后来由膺白指定一秘书，随时与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们南归，在杭州与戴先生同过一次席，同座系本省军警界人，对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这日感动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将军，那时似系第一师师长。
在华北有两师中央军，我知道蒋先生都写过信。一九六四年在台湾承黄达云（杰）摄赠原函如下，黄是当时驻华北师长之一。
杰弟同志大鉴：驻平环境复杂，应时时谨慎，膺白先生为中患难之交，弟等应事之如事中，诸事须随时请教，得益必非浅鲜也。顺颂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须记一对可敬爱的老朋友：张溥泉（继）与崔晳云（震华）伉俪。溥泉先生是发表为政整会委员辞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蒋夫人到平，无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为故宫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头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师同学。溥泉嫂是一热情心直口爽的人，甚为念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灾，我们两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广东，膺白骑了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佣人告诉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马腹之事，以后她每见我或膺白总要提起此事。这日我到她家，她说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见膺白，回家告诉她“黄膺白黑瘦黑瘦”，她说：“我回答他当这个差使还能白胖白胖？”“一个待朋友肝胆的人，会对国家不肝胆？如何听几个后进之言，而疏远一个老同志？”这时溥泉先生进来同坐，这些话大半听到。我禁不住说了许多实情与苦楚，尤其对国事的焦急。他二位静静听我，我告别时，他二位同时问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当再来，他们说不是答访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们四人相叙半日，便饭而别，溥泉嫂对我说过的话，又对膺白说一遍，说得很多，最使我感动的，饭后我去看茶之际，溥泉先生特意走过来告我：“今天虽然我内人说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说我完全同意。”这样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膺白曾几次向汪先生口头或书面请解职，汪先生总言“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与蒋先生联名来电亦如此说。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则请担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只得哑然而行。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陈博生先生之北平《晨报》有《黄郛氏返平与华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华北外交也，尝以跳身火坑自喻。年余迄今，备尝艰苦，对外则看尽强敌之狰狞面目，对内则听尽国人之冷笑热嘲，而国论纷呶，幼稚病深入肤理；政府决策，负责心每虞动摇。氏处内外夹攻之中……焦虑腐心，不言自喻。战区接收问题，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察变与后此之察东问题，方（振武）、吉（鸿昌）之进扰平郊问题，层出不穷，横生枝节，人之所以破坏我玩弄我者，无不各尽其极，而国人不竞，又复甘为利用……执迷不返。年来华北种种不幸事件之接幕连演，皆所以加重黄氏对外因应之困难。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辞……每次……于千呼万唤中返平复职，此中消息……氏纵不言，固应为识者所共谅也……羽毛之爱，贤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许国，设非对国家有真挚之热情，谁为之……黄氏过去，职在以外交求安定。自今以后，则应以建设求繁荣。去岁黄氏……曾以力求振作为言……今兹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个人所处地位之种种困难，当已获得中央当局之充分谅解，而赋以负责处理之权……黄氏其挟曙光以俱来乎？懔华北关系国家民族之重，翘企望之！
同日《京报》《华北对黄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关失守……平津岌岌……黄郛奉命北上……国中虽尚有不能谅解之人，而华北则无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窃以为黄氏最初北上，虽为应付华北外交，而其官职实为整理华北政务，政务外交……两者皆其分内事。顾人属望于黄氏者多为外交，吾侪则属望其整理政务尤切。黄氏尝言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我们应先除去此种心理……昨对北平记者谈话，欣幸华北丰收，可以积极努力，无负天惠，并举江西行政制度与工作人员……实例相勖。华北今为国防第一线，冀察两省尤为情形复杂，外有浪人横行，内有汉奸捣乱，加以贪污土劣之敲诈，溃兵土匪之骚扰，民不聊生，已达极点。为政者首当选任廉正刚果之长官……于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尤宜特别注意……至于溃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来，半由官府放任所致。倘军政长官严约部曲，努力清乡，保卫民业，增加生产……外国浪人上无贪污土劣为向导，下缺溃兵土匪为爪牙……则其势孤理缺，虽欲横行，岂可得哉……今日华北最大危机，确如黄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极力振作之想。寇未至则搜括私财，敷衍公事，寇至则弃民而逃耳。民疾首蹙额于苛政匪祸之下，生活毫无保障，寇至则纳款投降耳。似此情景，华北如何一日能安？黄氏既首识其症结……则发摅雄图，以救华北，吾侪皆当引领以待之，诚意以祷之。黄氏将如何从事实上慰我华北诸父老耶？
《大公报》廿三年（一九三四）十月六日《北平政整会第五次大会》文曰：
……查华北自《塘沽协定》成立，地方粗见和平，而满目疮痍，民生早穷于救济。中央既力与愿违……就财政言……华北之有补于中央，而地方之整理善后几乎纯赖自力。政整会成立于军事倥偬时机急迫之会，当局者无量精力悉以对外，若夫循名核实，整理政务，则当自今日始。据传黄氏提出之案，有训练行政人员及养成农村人才诸端，并为切合实际需要之举。吾人居恒主张国家刷新政治，救济民生，须从慎选地方官吏入手。近年东南各省，业已着眼于此……华北各省，则人力财力莫不相形见绌。而吏治之不修，人民之望治……至于乡村情形之凄惨，农民生活之不安……其在河北、察哈尔两省曾经兵祸或邻接战地之处，民生困苦直不啻人间地狱……且有许多地方，迄为外人势力所及之区，政情特别……若无常识丰富、机警干练人员，承乏县长及公安局长……则随时、随地、随事，皆有发生交涉，扩大问题之虞，而事实所限，不特此类特殊地方难得合格之才，即通常内地亦不尽有循良可用，是则训练行政人员……实为不容再缓之事。其农村人员，则职在启迪民智，指导生产……如近年河北、山东改良棉产……成绩已着，亟待扩充，有赖于农村工作之普遍深入，而养成人才当然又为一迫切问题……黄氏此项计划，盖为当务之急……今日华北大势，外患方兴未艾，而国防难遽布置，计惟有借安内以攘外，以经济代国防，是则改革地方之政治，收十将失之人心……缘此以富民而卫国，尚不失为自力苏生之一法，此吾人赞成黄氏提案之又一义也。
以上是华北三份在当时没有派系的大报社评，皆平心静气，求国家之力自振作，对当时地方实情亦能深切见到；此乃抗日战前华北吏治民生现状，可作历史观，我不仅借以自白自重。文章作者为谁，我均不知，无论为谁，均谨表示敬意。惜根本切要之图，当时政府尚不能顾及，诚如前章蒋先生电所谓：“中央既尚无整个应付之余暇，牵其一发，促全体弱点毕露。”膺白在这方面，未有如其所预期之贡献，人仅见其对外交是失败的，不知其对内政同样的失败。
廿三年（一九三四）膺白第二次南归述职，要求准其辞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居觉生（正）、方子樵（觉慧）、陈立夫三大员视察华北，方子樵先生对北平市政府工作甚为赞许，亦有函致膺白述其意，以后对政整会苦衷常了解，留平之日较久，与袁市长常保持联络。居、陈二先生均有电致膺白如下：
上海黄委员长膺白先生：弟在平候驾久矣！此间同志与人民亦均望公如望岁，何日启行？能电示否？居正鱼。
上海黄膺白先生赐鉴：顷者立夫随同觉生先生等北来，得与各方详谈，深觉党政军各方精神上均能融洽，尤感先生维持危局之苦心，无任佩慰。报载先生不日北上，若然，则当多留数日，借聆教益，仍祈示复为祷。晚陈立夫齐。
下面是唐有壬先生转来的一封何基鸿（号海秋，曾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函抄稿：
有壬次长仁兄左右：久未通候，维起居安胜是颂。前闻左右患手疮，想已痊愈矣。阅报知藏本失踪一事已告结束，方为国称庆，不料北平西郊竟发生土匪枪杀美教士盈亨利之事。旅平外人对于斯案甚为注意。平郊所以盗匪猖狂若是者，全由官吏之养成。盗墓之匪，初时不过数人，继则集合数十人，持械实弹，警察闻风避匿。初则盗无人看守之墓，继即有坟户多人看守之墓，亦公然强行盗掘。因是距平郊百里内外，如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等县之前朝亲贵、世家、名宦、太监、高僧等之坟墓，无一不被掘，至今日可盗之墓已尽，而变为土匪实行绑架矣。当前年盗墓之风方兴时，被害之家，当然均会一致报官追究，乃破案者百不一二。官厅不唯不努力查究缉捕，且有不可思议者，官吏与盗墓为首之匪，勾结分财。前任宛平县长陈广荫，与盗墓匪首换兰谱，前任北平公安局鲍毓麟之戚姻、公安局科长之张某，亦与匪首通消息。弟初尚不置信，继则人言啧啧，弟友在北平地方法院任推检者，亦云确有此事。去年六、七月间，宛平县人控陈广荫者至再至三，弟彼时亦备位河北省府保卫委员会委员，亦愤陈之溺职，力主撤任严惩，乃于两三月之后始调任，而仍畀以省府参议。陈去任，继之者系现任县长万某，尚不敢袒匪，惟对于办理地方民团，仍不尽力，而匪势已成矣。北平警察，旗籍人居多，素善于敷衍规避，每谓吾辈焉能以每月数元之薪津，而与匪拼命，畏匪如虎者耳。阴历正月，匪掘卧佛寺附近之墓，墓距警察住所不过数十步，警察不敢干涉，匪反将警绑于树上，哀恳始将警察放下。以后每至日落，即撤退岗位以避匪，匪视警如无物，故横行更甚。北平四郊归市府所辖，地面颇广，而市府从来未为任何设施，一切行政规划侧重城内，四郊乡民徒增税捐之担负（县辖地方如房捐、牲畜捐、车捐，市辖地面均有之），不能享受任何利益。警察人少械缺，除遇事威吓乡民之外，无维持治安之能力。道路失修，学校不设，故都近郊，人民风气之闭塞尤过于外县。沈鸿烈氏在青岛之治绩值得称赞者，尚在其对于青岛市以外之乡村行政有办法。北平以文化故都，反从未注意乡村行政，不能不谓之大缺点。今后亡羊补牢之计，端在对于近郊乡村行政速为妥善规划，否则如盈案之事将迭出不已。转瞬青纱帐起，四郊治安益难维持。内政与外交本息息相关，不整理内政，而欲求外交上不贻人以口实，诚缘木求鱼。中央若仍使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长此因循废弛，不为更张整饬之计，华北决难维持现状。鸿南游归来，闭门读书，不愿与闻外事，以人微言轻，纵肯饶舌，亦于事无补，徒惹人忌。（鸿屡暴露河北省府之短，省府当路云“再饶舌，当通缉”，我静候之。）惟耳闻目睹华北内政之腐败状况，愤慨不已。有鲠在喉，不得不吐。复借盈案惹起中央注意之机会，一述其积渐之由来，若得于内政有所整饬，则实国家之福，而期盼祷祝之者当不止鸿一人。辱在至交，敢布区区，如不以弟所言为迂腐，请向汪院长转陈之。肃此，祗颂公祉。弟何基鸿上言。（此函抄来无月日，当系在所谓盈亨利案后。）
河北省政府之事，膺白不能越级而行，建议甚客气，后知无效，亦遂不作主张。北平市政府之事，新市长袁良颇欲有所作为。袁本亦谙日本情形，但此次在平，专心市政，绝不参与对日外交。在平市除整顿市容励行禁毒外，一件“四郊小本生产贷款”于平民最实际有益。举行几次生产比赛，鼓励改良种子和办法，款由金城银行借贷。华北必须从生产纳“游民”“游兵”于正轨，膺白在提议合作会时已见到。合作会委员中除社会知名之士和地方负责人员外，有周作民先生，即为他与金城银行热心合作事业之故。此外北平市已设计“故都文物整理”之事，目的在将北平建设成一世界文化都市，而冲淡政治性。膺白与袁市长讨论这件事时，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常参加。他们第一步计划为修理名胜古迹，添设旅馆，甚至以一部分宫殿改作旅馆，以吸引国际游客。此举在北平旧有各种条件下，均不难实行。路局提供了有关交通的意见。他们亦谈到北平水利之事，有利于发光发热，亦可以增添山水游观之乐。
“故都文物整理会”。由中央与地方合作，已经通过成立，惜经费尚无着落而时局已非，未得如愿进行。在此以前，北平市政府曾修理明永乐长陵。修墓之意向有二：其一因何基鸿君之信，拟扩展平市精神至四郊，而长陵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宏大之一；其二表示必守华北之决心。膺白重修长陵碑文之一段曰：
明成祖经略朔漠……燕都逼近边疆，首当其冲……独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盖岩疆也，而视为全国首要之地，竭全力以副必守之决心。故终明之世二百七十有七年，燕云十六州不致踏晋、汉、周、宋之覆辙。
此文非膺白亲笔，然“必守”之意见是膺白的。
廿三年（一九三四）五月，日本东京有铁道展览会，我铁道部派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前往观光，政整会请其顺便考察日本政情。膺白对日本外交，常与殷桐生谈，大意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虽拔刀无用。我听到他们谈过植棉，从前清张之洞督鄂时沿平汉路散发农产物种子，利益农民，至周馥（玉山，清末官津海关道，直隶藩司，并护理直督及北洋大臣，其子学熙任民初财政总长）在华北植棉致富各种掌故。华北植棉与日本为两利之事，但不能在侵略计划中行之。经济开发之事正多。殷到东京，所见各界要人较任何使者为多，自军政实业各界以至社会各种座谈会，及于妇女界。他曾对我述其在妇女界一次座谈会的谈话如下：“主妇们一定听到报告，中国人如何排日，日本在华投资皆失败，而欧美人皆成功。举一事为例，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除重要执事数人从外国来，此外河南、山东种烟叶之农民、工人、商店之店员、公司之职员，中国人靠此生活者不知凡几，利益共同，故成败互助。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事业，人事自经理以至门房，用品至职员所吃酱油，无不由日本来，一切与中国人无涉，如何能获得中国人之合作与拥护！”殷动身往东京前，膺白曾与谈将华北与关东军间纠纷一扫而空，然后取消停战协定，外交循正常途径，而两国有识之士方得谈亲睦之道。以下为膺白致殷途中的一封电：
上海京沪路黄局长转殷桐生兄：号（二十）电悉。弟意（一）取消协定。（二）协定如未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如此次派舰至北戴河护侨，海兵并未登陆，而彼等仍欲提抗议，谓为违反协定。似此一再利用协定，扩大解释，其内侵之势，北及于多伦，南延至海面。若并此而不能做到，是国家主权将为我等希望和平主张提携者断送殆尽，我人将自谓之何？以双方地方当局各自发一宣言为替代，当无流弊。（三）联航问题，好在兄前已有“黄先生根本不预备办此事”之语与对方说过，此番不妨继续前次态度以测验之。（四）通邮归地方办，可依照前定原则进行。如能推归中央办，原则当然可另议，但我等仍愿从旁协助。惟战区纠纷，如保安队之无理限制，沿边日伪军之久驻不撤，李（际春）石（友三）残部之无法整理，日鲜浪人之无法取缔，多伦、沽源之久占不返等等，为我辈在华北感受最苦痛之事。盼兄勿馁气，勿灰心，破釜沉舟为最后之努力。郛马。（未注年月，应为廿三，四，廿一）
殷在东京有一长函派人送归，节录要点如下：
膺公赐鉴：（一）日本政局暂可小康，大致可维持至明年议会改选时期。内阁国策审议会之作用，仅在防止极右派之抬头。军人高唱改革，趋势已渐由中级干部下移于下级干部，表面似势力膨胀，将来反映于政治者必为一种暴力行动。现在有识者几无一不以此为隐忧，但无一敢出诸其口。关于政治谈话，极端在恐怖状态之下，无论何人，座有生客即噤口不敢言。凡有实力之任何政党及法西斯，均无获得政权之望，如床次、宇垣、若槻，均为阿私者所揣摩，其实毫无把握。
（二）对华政策仍不统一，广田虽努力标榜亲善，军部仍未肯一致行动，甚且南辕北辙，表示其反对方面之动作，在在与以难堪，惟广田暗中与军部仍保持若干联络。前晤谈时，广田曾暗示将率先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殆系指交换大使问题而言，但军部仍表示反对。
（三）对华北一切问题，中央各部均异常隔阂，殆完全委之关东军及驻屯军处理，故一切情报亦均似是而非，彼等如何说，中央便如何听，屡以缓和或废除停战协定之说试探各方空气，对我所陈述，几无人不共鸣，但结论总不外“不妨与关东军商之”一语。各方均提及航空问题，一致主张应速容忍解决。广田、重光等则对上海、福冈线亦主张甚烈，谓中国事实上能与美、德合办航空，为何不能与日本联络？无论千言万语，难使彼等释然。
（四）东来后行动，除列席第一日之会议外，余日均努力与各方面接触，说明我方现状（如本日与近卫文麿公爵谈话记录之例），探询彼方趋势。计已经单独晤谈者，为驹井、加藤、币原、大仓、松井、重光、广田、坂谷、尾崎、水野、床次、铃木、若槻、内田、冈部……数十人。
（五）此次东游感想之最著者，莫若此间人士对军部之慑息。欧战后产业膨胀，某一时期军部备受轻视，未几有大正十二年之大地震，幸赖军部有统制的维持首都治安，未使社会受紊乱之影响。嗣后满洲事变发生，乃将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全部置于军部统制之下，开疆拓土，打破随从外交窠臼，予国民以自尊心之满足。对内揭发政治黑暗，对各政党以迎头痛击，得国民多数之同情。形成军权特重之势，要不外乎一种反动现象，虽非朝夕之间所能消失，但日趋缓和，毫无疑义。我国此时，无论如何应极力容忍，认定危机之所在，努力避免触发。
（六）深觉应速努力将此间一切情形介绍国人，俾国人先有深切认识之后，方可与谈对日问题。如国家感此必要，甚愿抛弃一切，同适当之士，专任此项艰巨之工作；即不然，甚愿私人肆力研究，期以一年，必能稍有所得，以资献替。
（七）自抵东以后，每日均六时即起，深夜方息，喉舌枯竭，形神两惫，而日志整理，更须时日。北方如无特殊变化，拟请给假数日；其实北方纵令有紧张消息，亦无非为末梢神经之作用，无关大局也。附上与广田、近卫谈话记录各三份，借备分陈关系方面一阅。殷同再拜。（廿三、五、十三）
殷回平后，曾以其当时所记拍纸簿一束，边看边报告膺白。所记甚简单，报告甚详细，最同情的为币原前外相，最起敬的为高桥藏相。币原是日本近代外交家中有世界眼光的人，沈阳之变，他比拟日本吞满洲如吞炸弹，急欲中止收篷，中国人未能应，日本军人更恶之，以此下台。谈话外，曾传语膺白为国事勿灰心，膺白是为日本而牺牲的中国人，伊是为中国而牺牲的日本人。高桥是清其时年逾八十，为日本国民所钦敬，其谈话之条理清晰，非急功短视之辈可比。我们叹中国人不肯研究日本，实则日本人亦为少数野心之“支那通”所蒙蔽，真了解中国者亦不多。以下照录殷君拍纸簿上所记币原谈话：
1.日本人想吞并满洲实不可能，彼处大多数人民其根源均在中土，日本枉在彼处为生命及金钱之牺牲，结果仍是一场空也。
2.中国政府应以公使为交涉对手，不可只顾军人。蒋招铃木谈话，在彼认为看轻日本政府，故以后凡事应努力与公使接洽，由双方协力使外交归于常道。
3.中日具体的合作，当自经济始，合办汽车工厂如何？
4.航空问题甚严重，是殆中国有中美、中英（彼原语如此，当是中德之误）合办之航空公司，最刺激日本人之感情，故日本要求合办，亦正所谓机会均等之主义。中国当局仅一味为不顾事实之拒绝，感情焉能不尖锐化。
5.本人当局时，中国不肯接受其提议，实为遗憾。中国对日本政情太缺认识奈何？凡此种种，均为已死之儿，再絮絮数其年龄，已属无益。今后对满洲问题，愚意应采极端慎重态度。
6.军人干政状态，当可逐渐改善。
至币原当政时，所提五点基本原则如下：
（一）互相否认采取侵略政策和行动。
（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
（三）互相澈底取缔妨碍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恶感的有组织的活动。
（四）对居留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的一切和平业务，给予有效之保护。
（五）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条约上权益。（廿、十、廿八）
以下照录殷君与高桥的问答：
殷：本日得亲教益，殊为欣幸，在百忙中与以谈话时间，尤为感谢。
高：在新闻中知君到京，颇愿一见，以面谢年来为两国尽力奋斗之努力。现在蒋先生如何？黄先生如何？
殷：此次为观光会议而来，但甚愿借此机会，与贵国朝野诸君彼此交换意见，以资联络，并甚愿阁下与以率直之指导。黄先生现在因剧劳之后，在乡里之莫干山上小休，蒋先生则在云南省城。
高：闻阁下已与各方多有接洽，能彼此赤裸裸交换意见，最为好事。我亦愿稍知贵国情形，亦望见教。现在双方空气好转之说甚盛，民众真正意思究竟如何？
殷：如说民众真正意思，一言难尽。但综合而论，总觉年来所造恶因太多，欲求善果决非朝夕所能期成，我等惟求注意现在勿再造将来之因，阁下以为如何？故我国真正民众之意思，谓为不再恶化则可，真正亲善则尚须努力。
高：为贵国人设想，当然如是，但日本近来亦渐趋稳定。余以为以前种种，贵国民众固然有若干不是处，日本方面亦未能泯除蔑视心理，致引起贵国民众之不快，此为重大原因。回想自日清战争当初以至今日，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始终不免有轻蔑态度，至今未能改也。
殷：此种优越的观念，当然为一切亲交之障碍，甚愿阁下遇机指导贵国人士。
高：余始终以为贵国地广人众，且文化历史上（日本）有负于贵国者甚多，不宜凶终隙末至于如此。近来广田外相等始终在此方面留意努力，愿诸君亦予以共鸣。
殷：广田外相之政策，多得阁下之支持方克实现，我国朝野深知其然，故对阁下尤十分致敬，尤其以八旬以上之高龄，尽瘁国事，真所谓国之重镇，尚祈老谋深算，纠正一切浅薄之功名思想，是为至要。
高：诚然诚然，余之信念不独对贵国不应轻启衅端，即对俄对美亦非可轻率从事者。军部方面之陆军方面，前数年即声言为对俄作战之好时期，而海军方面亦以为对美作战机不可失，彼时只求战争即在目前，曾不念及战役之善后如何？在当时谈虎色变，何尝不如临大敌，今日时过境迁，岂不哑然！总之，日本军人胆子太小，神经太敏，对国际间稍有变动，即极端张皇，近来已稍平静矣。
殷：近来确已日见和缓，惟每每尚有各种夸大之情报到达中央部，望阁下勿庸轻信。
高：此点我等亦颇知之，顾天下事不外情理，故我等常以情理判断也。余深欲知贵国人民对帝制观念如何？
殷：对帝制则颇为厌恶。
高：余以为贵国应从速设法开拓富源，尤其对于农村之振兴应加意指导，否则国家财政、社会经济，永无办法。日本近来对于此点努力注意，但亦尚未达理想之境，贵国或不无多少可以借镜之处。农村为国家一切之根本，不可忽视。又贵国金融币制之整理及统一发行尤为要着，日本现在对朝鲜银行等之发行权，尚觉有非整理不可之势，贵国当益感必要。止须政府有信用，固无须正货准备，但办理财政人员非绝对清廉洁白不可。若张学良辈，人民之利害不顾，专为一己聚敛，则其弊甚大，不可不注意。至对外国银行，余意贵国政府可从严取缔，以求金融上之统制，彼等决不能因此而与贵国为敌，因现在状态不合常理也。顷闻美国罗斯福总统对全美各联邦亦已着手统制整理，而英国最近亦将有所改革，余现正注视此经过，以期日本亦或有所参考也。
殷函中所言送归之广田、近卫二谈话纪录，亦在拍纸簿中抄录简要速记材料。广田之言如下：
一、早一日，好一日，恢复外交常轨。
二、本人就任在立东亚大计，对英尚一事未办，因不愿在紧张空气中徒劳也。
三、欧美已逢最大难关，日本非拉中国共同前进不可。中国拒绝固为中国之不利，则不即不离态度亦难保和平，甚望中国识者顺应时势。
四、本人抱有宏大愿望，拟尽力为之。第一步增加中国国际地位，先予中国国民以满足，而助长其发达。
五、对外羁绊，日本饱尝，如中国能与日本协调进行，必逐次脱离。
六、中国不脱羁绊之先，欲求自由设施，甚感困难。（如币制问题，中国如果有具体案，日本不吝援助。）
七、两方应充分助长民间经济，使军人无从启衅。
八、近年日本青年思想逐渐变化，咸以努力为群众谋共同福利为最神圣理想，个人功名心利己观念已有消沉趋势，中国应设法善用此思潮。
九、福冈与上海之航空。
十、以后中国如在国际间有所企图，无妨与日本相商，必能为力。
十一、暹罗近来日见觉醒，印度仍无朕兆，但仍望暹罗人勿过躁急，因恐其易于招致悲惨之结果故也。
十二、盼中国有真正建国运动（志士）。
近卫公爵之言如下：
现在世界形势，论中日两国，非同一经济集团不可，中国国民如能了解此层，则排日可不成问题。
此外如马场恒吾之言：
有吉（驻华公使）此次回东之后，曾激辞陈请，中国交涉若不归渠办，中央方面无法统制在外军人，则渠不归任。中国对日交涉必须信任现在之中国当局，而对华外交必须归渠办理。
又言：
自由主义者如沙，军人如泥；沙虽多不能敌泥，然最后胜利当仍在沙。例如此次小原法相大举收捕暴力团体，举国赞助；军人中之勐者如板垣、石原等，已转向为议会主义者；满洲移民，东京识者已认为行之无效之举。对于中国再欲借口有所举动，但中央当局极力镇压。
尾崎行雄之言：
中日融和之道，一合资开发实业，二杂婚。军人当权之局，恐暂时尚须继续。
床次递相之言：
1.极端同情中国现在担当外交难局之人。2.日本外交固有根本方针，但在前方之发言人过多，且无统制，此当为对方诸君最痛苦之点，亦最难处之点，日本当努力纳之于轨道。3.希望中国亦能团结一致，日本亦正向此方面用功夫。下克上之局势，如操之过急则激变，故只有潜移默化之一法，但并不悲观。4.南次郎（关东军此时司令官）为稳健人物，惟部下不免有所计谋，军司令官有无可如何之时，但渠对大局固甚明白而取稳健方针者也。5.希望中国应认清日本政治之趋势，及其本流之所在。
在战后的日本组阁甚久，使日本从美国占领下获得独立，亦使日本经济回复繁荣之吉田茂氏之言：
中日两国间最好各派员商谈，各言其所要求，及所可让步之点，订一协约，以资永守。
以上均属日本第一流文人或重臣的谈话，其他实业界、军人乃至左倾者，不能备记于此。日本自己在一大变动之际，而以中国为壑，中国当应付之任的人，所面临者为行险贪功之少壮军人，与附丽的浪人。殷在东京见的人虽多，找不着一个可能负责的对手，正如床次16所言自由主义者如沙。
我尝遗憾，为何当年膺白不亲往日本走几趟，谋朝野各方之互相谅解？我没有怂恿过他，他亦不曾考虑过。事实上国民政府尚未到南京，蒋先生曾提议要他赴日，前有述及。在袁世凯、段祺瑞二时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他痛恨万分；他以为日本铸此大错，中国人的怨恨将几世难复。他甚至说过中国两个邻居（日俄）都不可交，如果是个“家”，他早已迁地为良，今是个“国”，只得权衡轻重。其对日本虽存戒心，然而希望亲睦。自民九（一九二〇）游欧美道出东京后，他没有再去过日本。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冬，行政院发表膺白兼任内政部长，汪院长来电曰：
北平黄委员长：黄季宽兄调浙江主席，日内发表。关于内政部长继任人选，经与介兄再三商榷，借重高贤兼任，以维内外之望。本日提出中政会议以前，原欲先征吾兄同意，嗣以为期已迫，介兄主张先行提出，然后奉闻，经已一致议决通过，万恳吾兄俯赐屈就。当此驻平政务吃紧，吾兄只须统筹兼顾，自可措置裕如。部中政、常两次长，原拟即日提出辞呈，弟嘱其暂维部务，听候尊裁。特电奉陈，敬祈鉴诺，并指示一切为荷。弟兆铭歌。（廿三、十二、五）
后来知道这是为便膺白往来南北，欲行便行，对外不落痕迹，而发表的。膺白虽未曾就职，政府对他如此用心周到，是可感的。
廿四年（一九三五）初，膺白第三次南归述职，这时一般人以为形势稍已缓和而不急于自图振作，亦有人以为日本人杳无止境，不耐烦而更唱高调。在廿三年时，办了“通车”及“通邮”，如上章所述。日本人还要“联航”，膺白表示暂时不能办，实际与蒋先生及行政院都商量过，蒋先生主张中国自辟航线，如何联络由中国主动，下面有电报可知大概。
廿四年（一九三五）二月，王亮畴（宠惠）先生赴欧，蒋先生拟请其在日本小留，探询日方究竟，有汪先生来电与膺白复电如下：
上海黄委员长：顷接介兄佳（九日）晨秘牯电如下“王亮畴兄不日离国回任，拟请其取道日美转欧，便在东京历访日当局交换意见，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兄如谓然，即请就近劝驾，亮畴兄眷念祖国，当不惜此一行。倘承慨诺，则东京方面应如何略为布置，并祈与膺白兄妥筹速办，如何盼复”等语。请吾兄就近先与亮畴一商，弟元夜车来沪面罄。弟兆铭真。（廿四、二、十一）
南京汪院长：真电敬悉。本晨专访亮畴谈悉：（一）彼准于铣（十六）晨赴日；（二）在日约可住八日；（三）彼直接已与有吉说明顺道访日之意；（四）见人范围及谈话程度颇费斟酌。至东京方面布置尤应慎重，因过露恐被利用，扩大宣传，然些微不露，又恐彼方作为纯粹过路之游客接待，则失去访日之意义，而杳无可得。适本晚有吉邀宴，拟微为密露，余仍俟大旆元晚来沪共商后再定，知注先复。弟郛文。（廿四、二、十二）
中国与欧美谈经济援助，行政院提出七人研究，往来电报如下：
莫干山黄委员长膺白先生：关于经济援助问题，昨日英使来谈，详细情形当托有壬兄来山面陈。现时各方皆相注意于日本态度，弟意第一步为公开，第二步为专责，拟于下星期三中政会议提出，于蒋（中正）、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铭）五委外，加入兄与张公权，共为七人，负责研究，并闻。弟兆铭删。（廿四、三、十五）
南京汪院长：删电敬悉。关于经济援助问题，鄙见三则如下：（一）提出中政会特组专责机关，恐惹起内外之误会及揣测，不如交经（济）委（员）会负责研究，俟有相当把握时，可公开者则公开之，较为稳妥。愚见所及，敢贡刍荛，乞垂察。（二）弟对经济问题平素最少研究，万不敢滥竽充数。如下星期三必须提出中政会特组机关时，务恳勿列弟名，另以识验俱富者补之为感。（三）如有会外效劳可供奔走之处，弟能力所及无不尽量援助也，诸希察照为幸。弟郛筿。（廿四、三、十七）
上面已经记过华北财政在膺白手统归中央。他亦不拟置喙财经之事，本来政府有个最高经济委员会的。膺白不愿插手财经问题之故，他未与我提过，我推测：（一）他的性格，为全盘计划，却不事事插手，尤其财政与经济有专门负责人。（二）他对国际援助是有怀疑的，彼时国际援助绝不有二次大战后那样，他未及见。（三）恐欧美经济援助尚未得，而先遭日本之忌。
廿四年（一九三五）春，政府已明令给假膺白在家养病。平常他离平，会务由秘书长代，而责仍他负。明令给假则代理人负责，代理人为王克敏。政整会在华北，做好不可能，但做坏很容易。膺白不肯再去北方，不去又为国家懔懔然。下面有关联航之电：
南京汪院长：华北联航问题久延未决，近闻关东已于筿（十七）日起对华北自由飞航，定每周二次。果其事属实，放任之则空权被侵，而默不一言，将来群起效尤，国将不国。抗议之，则彼方既决心为此，空言可决其无补。若以实力扣押，或取妨碍手段，则事态必日益扩大，循至不可收十。三者均非至计。查华北联航事，数月来对方固时时催促，我亦一再讨论。且吾二人与介兄间往返电商者又不下四五次，推敲至为详尽，利害至为明显，均以为惟有从速自营之一法较为得策。乃迁延迄今，始终因其他各方见解不一致，未能与对方开始商谈，演成今日狗急跳墙之局。万一将来无法补救，或至事态扩大，将何以对介兄？更何以维大局？又查两年以来，对方每有军官飞平，然事先必请求军分会之许可，因事关军事，例不与政整会打招呼。现军分会虽尚无正式报告，究竟此次飞航一如向例作为临时飞航每次事先均求得许可？抑或径情直行作为定期飞航？未敢遽断。然闻须磨已在京明言，决自筿日起自由飞航，似与普通传闻不同。此事关系至巨，中央究否决策？心所谓危，不敢不陈，尚祈垂察电教为荷。弟郛皓未。（廿四、四、十九）
重庆行营杨秘书长畅卿兄：有子渝电奉悉，别久至念。现在综合各方报告，似局势颇有变化。（一）东北以张于为中心，积极拉拢日方，于在津大事联络，张亦派员参加。（二）日方看我无力，且与介有历史关系，彼所希望之造成华北独立政权，已决不可能，故亦转向迁就。（三）于宋有联合运土利益，且同系鲁籍。前因察东事件，宋部又已慑服，且已密聘日籍顾问。故于宋自然而形成一气，日方视为较政整会易于利用而有力。（四）联航问题虽承介公明确主张，负责主持，然京中仍各自顾立场，或仍互相推诿。屡次函电商榷，终是指东划西，话不对笋，大有去秋谈判通邮时之旧感。（五）因此迁延又迁延，未能与日方切实谈判。现日方不能再待，已于筿日开始片面强制通航，每周二次，由承德而平津而榆而锦州。现中央尚秘而不宣，然日久暴露，恐无以善其后也。（六）最近日方急进派有公然主张驱逐黄郛政权及暗杀殷同者。（七）京中政局又现散漫与颓唐之象，有壬等暗中时为其退休打算。（八）金融恐慌潜滋暗长，日甚一日，近上海已倒钱庄三家，闻尚有继倒者。以上各节，理应详报介公促其注意者，一因是非太多，关系太大，未便形诸笔墨；二因“匪势”猖獗，危及成都，不忍以此扰其神，分其心；故除联航问题简略的交换意见及情报外，余均未报。兹将最近所得确实情报一份，另航快邮寄；此报系与我有关之一日人秘密送来者，如兄以为可，盼与此电一并用最速方法密达介公为要。承邀川游，弟亦本有此打算，下月内或可实现，介公如能于此时回渝，则面商种种，尤可详尽。兄处如有消息，盼速电示。再综观上述情形，弟之不再北返，已无讨论之余地，惟待何时机，用何方式发表较为相宜，切盼有以见教。弟郛宥。（廿四、四、廿六）
成都杨秘书长畅卿兄：昨接汪院长侵（十二）电称“辞呈已由府……惟垂察之”等语，当复以“拳拳之意……幸曲加垂察”等语。查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不近情。徒以近日介公亦必焦虑万状，不愿以个人进退之私，再劳其神，故特转兄参考，乞相机进言为幸，弟郛元戌。（廿四、六、十三）
成都杨秘书长畅卿兄：陷（三十）辰蓉电奉悉。连日与岳军、公侠、有壬诸兄谈，万全之道实不易求，盖不能防患于未然，必待事后而谋补救，实有来迟脚短之嫌。现闻季宽兄本日飞蓉报告，兄当能详悉一切也。弟郛江。（廿四、七、三）
成都杨秘书长畅卿兄：皓（十九）亥电奉悉。（一）季宽在蓉商谈经过，昨得岳军电告大意，与兄皓亥电所述大致相同。惟闻岳军因鄂灾严重，死亡达数十万，财产损失未可数计，仅棉花一项约在一亿元以上，事实上万难离鄂，已电兄代陈，请改由敬之、公侠担任。岳电并称“季宽飞沪转青（岛）晤汪，最好俟季宽回杭后觅机一谈，因非文电所能缕陈”等语，故内容仍未悉其详，至为焦虑。（二）今日国内政情，华北囿于“一时局部之利害偏见”各动其所动，中央困于“多头横议之组织环境”各静其所静，故已形成“中枢无主，地方忘耻”之现象，若放任过久，前途实不堪设想。（三）日本政情，最近因林陆相免真崎总监职。中央统制派与地方便宜行事派之冲突益尖锐化。如果真崎派败，则八月间之人事移动，酒井、影佐等或将与真崎同一运命。果尔，则形势或可稍缓（但缓亦有限），所虑者，真崎派尚欲借林铣之弟受贿一案激起反动以倒林耳。（四）政会令王代理原属至不得已之举，可暂而不可久；因王年老失明，不独批阅公牍诸多不便，甚至与客周旋步趋亦赖人扶持；且语学不充，对外尤赖人翻译，故一切对内外，全赖其左右之耳目以为耳目，口舌以为口舌。若此局过于持久，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至可忧虑。叔鲁受命时原与汪约，有此行不过代为结束，多则两月，少则一月，希望政府对该会存废问题速为决定之语。今中枢无主，此题恐将无形延长。弟对该会，法律上已无责任，因政府已直接下令叔鲁代理故也，但道德上之责任，不免尚拖着一条小尾巴耳。此事就弟今日之立场而论，本不便明言，但对三先生则良心上不能不切实一吐，使彼了然于此局拖延之非计。望兄相机密陈，并请其密察后，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弟郛养午。（廿四、七、廿二）
京中有欲鄂主席张岳军先生赴日之议，岳军先生有电如下：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唐秘书长有壬兄：删电敬悉，并转膺白兄：昨日与松本晤谈，对汪先生之质疑极力解释，并表示“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今昔方式虽有不同，而精神自币原以来仍属一贯。我方对日军人方面，如能妥善应付，则外交仍易入于和平正轨。对高桥所提觉书，认为个人行动，不难解决”云云，所谈甚为漂亮，而事实未必尽然。关于回复郑州领馆事，渠决交此间日总领酌定时期，弟允查明郑州情形再告。渠定明日（十八）赴湘，号日（廿）返汉，马日（廿一）北上。又据言京中有命弟赴日之议，现在对日外交，重在先定国是，并负责实行，如仅以人应付，纵有苏、张之才辩，绛、桧之请盟，昭君、文姬之绝色，亦无济于事；则李鸿章奉召议和，亦先电清廷，请定国是。现在全国意态分歧，枝节横生，如仅在用人上着想，而不从办法上打算，纵再牺牲数人，复何裨益？以兄等之贤明，当不出此也！来日大难，敢安缄默，尚祈垂察为荷。弟张群筿。（廿四、六、十七）
下面给殷桐生三份电报：一是膺白病假中嘱他注意事项；二是天津日驻屯军司令梅津返国，托来告别的回电；三是北方局势愈棼乱，焦急的人要膺白再去，膺白的回电。
天津北宁路殷局长：漾（廿三）、敬（廿四）两电奉悉，（一）有壬一再催办事，彼直接从未与弟提及半句只字，现叔（鲁）究如何应付？（二）多田与兄历史如何？其他人员有无更动？（三）高桥对平市谈话请密告文钦参考，但末尾请叔（鲁）继任一语可不提。（四）两年来弟之经验，彼方屡用连环套式之交涉，切须慎防。即谈通车时偶在会场外略露一二通邮希望，谈通邮时又或在会外得机询及联航意见。此外电话电报等要求，又均用偷关漏税等方式出之。此次与兄谈沧石、龙烟、植棉三事，又开出一张账单，将来又可宣传违背口诺。弟意彼在此时而为此语，或为联航办法某条某句让步之交换一也，或探兄之口吻以定对兄态度二也，或欲兄示意于叔（鲁）传达于弟，以试探空气三也，凡此皆不可不防也。弟以为兄能于场内少主张，场外少会晤，仅以消极的充当舌人态度临之最佳，惟因两年来之历史关系，恐做不到耳，亦只有随时谨慎而已。郛有。（廿四、七、廿五）
天津北宁路殷局长：元（十三）亥电悉。梅津司令官态度敦笃，主张公正，素所敬佩。且在弟任中，承彼同心相印，遇事斡旋，故虽时有局部纠纷，而大局卒赖以维持，尤深感谢。满拟逐步改进，达圆满提携之域，不幸两国各有内情，中途顿挫，至为可惜耳。现彼将荣转回国，犹愿一闻我方率直之意见，足征关怀东亚大局，至深且挚。弟山居已久，与外界极少接触，不敢代表一切。惟弟个人见解，以为今日决非高谈是非之时，亦决不可再为刺激感情之论。幸司令官驻华日久，一切经过亲见亲闻，但能以超然事外之眼光，据实敷陈，曲者曲之，直者直之，不偏袒，不顾忌。至于我方固有应觉悟而不觉悟之过失，亦有应申辩而未便申辩之苦痛。果能得两国忧时之士，共同努力，互信互谅，各痛改其非，各保持其是，庶几彼此均得虚心坦怀，以讨论大计。果尔，则任何事件敢信不必在炎日之下相争执，而可在春风之里谋解决也。高明以为如何？郛删。（廿四、八、十五）
天津北宁路殷局长：蒸（十）元（十三）寒（十四）三电均悉。（商）启予兄期待过殷，愧未敢承。彼现居地位之困难，弟乃过来人，实甚同情。昨辰晤（张）水淇兄，又谈悉兄对北情之复杂危险，焦虑之余，继之以泪，弟何人斯，能不感奋。惟蒸电所述各节，为华北计，确属天衣无缝之上策，然一观全般局势，则又觉距离甚远。（一）西南有同时并开五全会之酝酿。（二）京中五全会对选举问题无法一致。（三）旧中央委员多数要拥护党治。（四）机构改正问题，恐须推诿至五全大会后之一中全会。（五）昨汪来谈，对蒋使报告广田于四相会议后所提示之三条，苦于无法答复。（六）意阿事起（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国际形势统于中国不利。在上述六项情形之下，兄之计划恐非一时所能企求。不独弟息肩未久，又作冯妇，出处之间未免过于轻率，而对内之无把握一如往昔，且尤过之。故今日而谈救国，非良心上之肯不肯问题，乃事实上之能不能问题也。余托水淇兄北返代达，诸希密察为幸。郛删。（廿四、十、十五、）
何敬之先生在膺白病假中一再来电促膺白北返，膺白复电，及来电如下：
北平何部长敬之兄：号（廿）亥、马（廿一）一、马酉、马戌四电均奉悉。（一）辱承勖勉，何敢自逸，且两载以还，与兄同处危城之中，相依为命，更不忍遽言放手，惟默察内外局势，今后对日问题，枢纽全在中央，地方交涉，业已十完八九。若中央对国际形势认得清，弟即小憩亦无问题，否则即遵命重返，亦无济于事。吾兄高明，当亦谓然。（二）联航事，两月以前介公已一再有明确之主张，惜关系各机关未能步调一致。今兄所提五点，事实与立场兼顾，在今日实状之下，恐亦只有此一途。除加电蒋汪两公共同主张外，知注先复。弟郛养。（廿四、四、廿二）
莫干山黄委员长膺白兄：弟于昨日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灰电暨汪院长蒸巳电所示中央决议意旨，以下列四点用口头答复高桥：（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开始结束。（二）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自十一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廿五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须延长数日。（三）第廿五师、第四师已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运毕。（四）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等语。弟应钦真巳。（廿四、七、十一）
莫干山黄委员长膺白兄：此次河北纠纷，虽已如对方希望，一一照办，而前途问题正多。弟本军人，才疏肆应，身当外交之冲，窘苦莫可言喻，拟请吾兄早日命驾北旋，主持一切，弟当竭尽心力，从旁匡助也，除电委座暨汪院长请代速驾外。谨电欢迎。何日启节，并乞示复。弟应钦真酉。（廿四、七、十一）
莫干山黄委员长膺白兄：昨日高桥交来觉书稿一件，文曰“（甲）在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乙）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笔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从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三）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等语。嘱弟照缮一份，盖章送去，弟当加拒绝，并谓“以前系双方口头约定，由我自动实行，不能以书面答”等语。弟应钦文。（廿四、七、十二）
莫干山黄委员长膺白兄：弟今晨抵京。北方局势日趋紧急，非速筹根本大计，无以济目前艰危。盼兄即日命驾入京，共策应付，无任企祷，并乞示复。弟应钦删。（廿四、七、十五）
敬之先生离平，华北不再有中央的人。这时蒋先生亦到京，膺白奉召由莫干山到京，政府决定撤销政整会，膺白请以未就职之内政部长缺，安置王克敏，政府不欲。在决定取消政整会后始召王来京，王到浦口闻讯，甚为愤慨，本已定期召开大会也，甚至迁怒膺白。行政院聘王为经济委员，膺白电汪先生曰：“闻公已聘叔鲁为经济委员，使弟略减负疚之心，深为感慰。”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