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这辛稼轩词句，我拿来安慰膺白，勉励自己。我二人和女儿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长河滨，爱水不爱山，为膺白故，我迁就他。我们与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认识每一个同时的人。提起“五百〇九号”或“黄部先生”，附近的人无有不知，而且带点亲切感愿意做朋友。黄部先生是许多山中朋友给膺白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什么部长不部长。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丽，亦不雄壮。我们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经选择，而莫干山占了我们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时间。熙治还在小学年龄，我自课其读书，她没有同辈作伴，非常孤单。膺白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从莫干山到沪进医院，旋即去世。我则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们莫干农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沪，商量我是否应该离去，而后决定出国。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时间，从我卅五岁到五十五岁；亦占我和膺白夫妇生活最后一段，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严寒，风天雾季，殷勤晨夕；在此地，尽忠补过，得理安心，孜孜岁年；此地给我的记忆太深。有人以为我们享“高蹈隐居”清福，我们是很寂寞的；有人以为我们有“离群索居”怪癖，我们是始终热情的。抗战前后，我已孤身，为它锲而不舍。一九五〇年，人劝我尚有可为，我为它掉首远行。我的行和止，丝毫不敢先为自己打算，念兹在兹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云树依稀萦我梦寐。
关于莫干山我要写前后两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经过，和立愿在此为农村工作情形。后章则在抗战后，如何谋复兴这些工作，俟下文再见。
民国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辞去外交部长本兼各职。如此，一般人更觉得济南惨案责有攸归，他无论如何愿为国家受过分忧，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际，他的总角交徐青甫先生已从杭州赶到，立刻要我们跟他同走。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一向称青甫为大哥，这时他真是一个大哥了。我收十简单行李，与膺白随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们龙兴路住宅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不久，浙江省政府蒋伯诚先生为我们备好游富阳的船只；我们认识伯诚夫妇由于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们更熟悉浙东情况，特地从上海来陪我们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钱塘江一周回来，到过严子陵钓台，那钓台其实离水甚远，我们记起“江河今日下，愈见钓台高”和“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诗句。心里徘徊，不知向哪一处走！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记起几个月前曾到过莫干山，于是再作上山之计。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过一星期，回上海后告诉我山上情形，有铁路旅馆，有西洋传教者避暑住屋。其时膺白正忙于组织上海市政府，我们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蒋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辞职。蒋先生偕岳军先生往日本，嘱膺白勿离沪。我们偶有游兴，只到杭州为止，电话可通，当日可返。直至这年十一月底，在沪无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时已冬季，旅馆已停，借住莫干山疗养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疗养院厨房供给我们伙食。恰巧遇见疗养院一个沈医生，是以前总司令部军医，曾在庐山相识，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我们白天走山，晚间在屋内生柴火取暖，谈闲天。其时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开门给看。西人避暑设备简单，而皆清洁可用。据云最近二年，因中国排外口号，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着。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蒋先生婚礼，我们必须回沪参加，仅小住不到一星期。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书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旧参半的读书方法教她。性情不同，我讲得好点的功课，未必她所喜欢。时代亦不同，我有机会读书是很幸福，等于有伴娱乐；她的时代已经学校林立，同学成群，而我将她与我困在一间书房，我们师生成绩都不大好，我成为严师而非慈母。膺白独在楼下书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经跑过一回山。“塔山”是莫干山中间一个山头，亦是最高点，他通常晨起出绕塔山一周而归早餐。我和膺白开始学静是临帖，他写隶书，我临魏碑。他书法并不佳，我的字是性急涂鸦，无可再糟，用功已来不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懔然，写字，我岂只手有鬼，心亦然。包安吴和康南海的书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数，有机会亦买来看了，终是无用。我们写了一时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则大为改变。我常常在熙治放学后还不出书房。熙治放学，膺白带她跑山，和她玩车马炮，她还不会下象棋。这玩意是二人手中各捏一只二只或三只棋子，摊出来比，车大于马，将士相赢过车马炮。输几次吃几记手心。熙治输，当然伸出手心来；膺白输，问她：“你打我么？”熙治觉得不好意思，愿代受打。她贪图这玩意，不论输赢都挨打。前廊阳台上我们用粉笔画成格子，叫木匠做木棒木饼，做轮船上的甲板高尔夫，这运动有时我亦参加。我其实颇能走路，但他们父女出门常流连忘返，使我不敢同行；走了出去，没有他法，累亦只有仍走回来。膺白惯走崎岖的路，像他在世时的命运。春天花开，和秋季稻熟，是我们合家坐轿游山时候，经过各个山村，有时借农家一席地，吃我们自带的干粮，烦农家煮一锅饭和菜，请轿夫们。逢山路曲折，轿夫走得气喘时，膺白总自下轿步行，轿夫一再催他始再上轿。几年以后，这些木匠、农家、轿夫都成了我们莫干小学学生的家长，我们在学校的礼堂、饭厅，都有与他们同座聊天机会。
白云山馆正面前即是那个梯形园庭。莫干山多竹，但我们园里竹不多。除枫树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两种，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树而不喜刺杉；后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树亦不可以貌相，遂谨谨培养。白云山馆是山上最整洁一个园庭，主人自任花匠，他从书房出来，即在园中修枝剪树，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来宾，上门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晓，工人来拆某一间房顶，或改某一处行道，我欲参末议而已不及。建筑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云山馆楼梯下空处做成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放碗盏、报纸、雨鞋、煤油灯、蜡烛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农村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但我们所居属武康县——武康是浙江省一个三等县，所属山乡皆地瘠民贫。我们每次游山所遇乡村老小，大概都不读书。上面述过我们一个宿愿：“终老山间，读书为乐”，这次竟在无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谈到我们另一个志愿：这志愿形成于民十四（一九二五），我们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龄）先生请参观其所办“慈幼院”，慈幼院的学生都是孤儿。膺白那天演说第一句谓自己是个不满七岁丧父的孤儿。参观回来，我们讨论慈幼院，念着这许多孩子和将来他们在社会上的立场，如何成家立业？我记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过半年书；保定府仓门口的女学校，即后来河北第二女子师范，最初是以育婴堂的女孩子组织而成。那时河北省还称“直隶省”，保定是省城，一个方伯（藩台如后之民政厅长）增韫，将自己的女儿送到这学校读书；他是旗人，有氏无姓，育婴堂的孩子亦无姓，他的女儿和这些孩子同以“钟”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时女子不定入学校，入学而与孤儿排行取名，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们固主张革命排满，对这样的事与人，应超出政治种族一切而起敬的。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时正为我们浙江巡抚。幸而膺白告诉我，当时问其自愿，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
我同膺白曾经商量过：我们将来做些什么事以贡献于社会？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立了一愿“受诸社会，报诸社会”，但视需要，没有成见。至此，他提议在乡村尽一点力，从义务教育着手，我立刻赞成怂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们决定尽量用自己的力，方符报答之意。在开始进行时，我向膺白表示我的决心和服务方法：他空闲，不需要我时，我不插嘴；他无暇，事情需要我，我决不卸责。这工作在二十个年头中，四分之一时间在膺白生前，一切宗旨规模由他手定，其余四分之三时间在我手。经过抗战，力不从心，事倍功半，我将在后面《战后之莫干农村》章中自白。此处记膺白所开倡之事，先节录感忆录中郑性白、张镜心二先生文，说明他躬与其事的经过。郑、张二人都是我们工作同仁。
郑性白《黄先生与莫干小学》如下：
“我从小没有父亲，家境困难，除母教外，全靠国家和社会的培植。近年常居莫干山，每次经过乡村，总看见许多小孩，或逗留道旁，或嬉戏山间，一无所事，这当中不知耽误了多少聪明有为的青年。我国自古以来，成功的将相以及各种大学问家，多半是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在这样山清水秀的莫干山四周的乡村中，正不知蕴藏着多少聪敏可造的儿童，但是他们的父母都无知识。在国民教育还不能普及的我国，眼看着他们又得学着他们的父母，岂不可惜。把一个国家建设在这样的国民身上，又岂不危险。回想吾幼年曾受社会的帮助，现在也应做些社会事业，这也是应尽的义务。所以我在购买山上五百零九号房子的一年，同时在山麓的庾村也买了十几亩园地，想将来在那里办一个小学，同时做一点改进农村的工作。在一年以前，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主办乡村改进很有成绩，就托黄任之先生物色一位办学并主持农村改进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无形中又搁了一年多。不意‘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在南北，邻国的谋我愈急，国事日非，所以我想要为社会尽一点义务，也得趁这还有可为的时候了。”这是吾们故主席校董黄膺白先生在“一·二八”事变定后对吾一番很恳切的谈话。四月下旬开始选择办学的适宜地点，因为庾村已在一年前设有乡村小学一处，想在山麓其他方面另择一未有学校的地点，但多是山村，人口稀少，交通又不便，后来查得庾村学龄儿童有一百多人，而在学的只二十人左右，曾去参观了一次，在上课的不过十一二个学生。据校长说，开办时也曾有三十几个儿童入学，后来都中途辍读了，家长都不明了子女求学的重要，实在没法办理。从他的说话里，可以知道这个学校还没有适合于村民的要求，我把这个情形报告先生之后，先生为审慎计，决定亲自做一次视察。在隔日我陪着先生步行到庾村，走进西面山谷里的一个小村叫做莫干坞的，看见许多天真烂漫的儿童在溪边玩着，先生问他们空着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只低下头去微微一笑。后来碰着一位老者，先生就和他谈话起来，知道这个小村子里也有三十几户人家，大约有二三十个儿童，都还没有上学。先生问他为什么小孩子都不读书？他说：“庾村虽然有一个学校，但是在汽车站外面，小孩子走过车站总不大妥当。况且我们农家的孩子读这些洋书也没多大用处，要想自己请个教师来教他们又没有钱，也请不到好教师。”先生问：“那么要是我请一个教师来教他们怎样？你们村子里有没有房子可以办学校的？”老者说：“那当然好的，那面这个庵（手指着一箭路外的白云庵）倒是六开间门面的房子，要是可以用，那么学生上课和先生住的地方都够了。”说到这里他才想起问：“先生你尊姓？是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肯请教师来教我们的孩子读书？”待我替先生向他说明来历之后，那老者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是黄部长先生。”一种虽未见过面而景仰已久的神态毕露在面上，就此到庵里去商量着怎样修理校舍，怎样招收学生等问题。后来先生对吾说：“你看他们望儿女读书的心是如此之切，我们赶紧筹备，决在最短期内开学，你一个人先教授起来，让他们早一天有得读书也是好的。”第二天清早，先生手里拿着一张图来对吾说：“我昨夜半夜睡不着，我想办学校总得建筑几间校舍起来，一方面兼作将来改进农村的办事处才好。我已拟了一张校舍草图在这里，你把它誊清一下，就给营造厂估价，我想最好在举行开学典礼的一天，同时行奠基礼。”一所五年来很觉适用的校舍，就是这样脱稿在先生半夜的不睡之中。
张镜心《黄先生之农村事业》如下：
自民十七以还，黄先生频岁山居，常以暇日遍访山陬村落。以深入民间，故于农村生活见闻亲切，目睹村人知识之幼稚，身体之羸弱，道德之媮薄，与夫生产手段之拙劣，益觉乡村为国家之本，以如此之乡村与人民，何以兴建近代国家，而抗敌图存。于是决于莫干山麓之“庾村”，手创农村改进事业，以为实验而资倡导。黄先生所以以莫干山麓之庾村为初期实施改进之区域者，因于庾村之自然的与社会的情形有明晰之观察也。庾村四围皆山，修竹茂林，经冬常绿。西有莫干山，满缀近代建筑，不啻一幅风景油画。然而蚩蚩者方冻馁之是虞，比年交通愈便利，汽车可以直达京杭，而农产山货之运输，依然惟人力是赖。呜呜汽笛，传来近代消费之风，硁硁农人，不改中世生产之旧。五年以前，成年者仅二三人曾受旧式教育，儿童则皆失学，风俗浇薄，苟安懈怠，侥幸自私，复多染有饮酒赌博之恶习。故庾村实为崩溃中之典型的中国农村。黄先生既决定以庾村为改进区域，即根据以学校为中心之原则，于二十一年六月设莫干小学于地点较为适中之汪家村（组成庾村之一小村），其始僦民居为教室，辟荒地为运动场，继即自建校舍，半年而落成。廿二年三月，借一通力合作之事件为动机，组织“莫干农村改进会”，组织既具，村人亦以学校为一切活动之中心，于是按步骤实施预定之计划：
一、自教关于儿童教育，设有莫干小学。成人教育，由学校辅助改进会办理之，设有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等。
二、自养
（1）改良蚕种之推广前数年来，丝价惨落，蚕业大衰，经改进会提倡新法推广新种后，黄先生授意，特许以土种掉换新种，如有损失，照土种预计收获赔偿，收入大增。
（2）改良麦种之推广村人向少冬作，勤勉者略种芸苔蚕豆。廿二年冬提倡种麦，特约农家试种金陵廿六号种麦，成绩甚佳；乃收集麦种，贷与农人，推广面积。
（3）提倡造林与植桐莫干山建筑繁兴，原有林木纷纷砍伐，未成新林多为人偷作燃料。改进会四年以来，提倡造林，先后所植松杉苗木几三万余株。去年复提倡植桐，先由学校植桐二百余亩以为之率。
（4）信用合作庾村信用兼营合作社成立于廿二年春，办理放款、储蓄及购买等合作事业。
（5）公共仓库廿三年冬，黄先生在山见村人新谷初登，即尽数贱价出粜，以偿夙逋，不留余粮，越年青黄不接，势不能不高价籴入，因指示改进会设立押米仓库。
（6）旱灾救济二十三年大旱，先生夫妇见灾情严重，斥资救济，并详示办法，务本自食其力之原则，分贷赈、工赈、急赈三种。工赈结果，开池二，筑闸二，修堰三，疏溪修堤十余里。此次救灾历时百五十日。
三、自治地方自治事项中之户口调查保甲组织等，本有乡长负其责。学校及改进会辅助其进行。此外另组调解委员会以处置纠纷而避免讼累，立山林公约以尊重产权而保护林业。至婚丧礼俗之改良，亦有相当效果。
四、自卫包含警卫、卫生及消防等事项；其中卫生事业开始于学校初立之际，余则发端较迟。上述为五年来见诸事实之一般情形。自去岁起，黄先生见改进区内各种事业渐就轨道，乃先后辅助邻近乡村（孙青乡、何村、莫干山）。组织阜源、何村、剑池等三小学。于是邻村人士就“以学校为中心发动农村改进”之观点，而确信黄先生将扩大其改进事业于该数村矣。
在膺白手里四年多时光，除上列工作外，有“文治藏书楼”是纪念其父亲友樵公讳文治而名的，其他工作皆冠以“莫干”地名，实际是在莫干山麓的庾村。庾村是由三桥埠上莫干山必经之路。“文治藏书楼”是未来的“莫乾图书馆”，已经附有公开的阅览室。建筑时为思亲，膺白作有《怀抱思亲图记》，事先请章太炎先生作有《文治藏书楼记》，门前“文治藏书楼”五字横额，是吴稚晖（敬恒）先生写的篆书。
《怀抱思亲图记》略如下：
我生未七岁而孤，先父友樵公声音笑貌均不能记忆。少时见他人之有父者，辄羡而慕之，则琐琐问先妣陆太夫人以先父在世时事。先妣为言予三岁时，偶溺，婢为更衣，不慎，痛予足，予大哭，不令更。时值严冬，父恐予寒，亟解襟纳予怀抱，指门上联句使读，意在止予哭也。隔晨，予忽自指门联成诵，先父大奇，自是日课以字。呜呼！此予一生受教之始，乃在亲恩无意之中。五十年来，每一回思，泪涔涔下。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春，予年五十七，距先父弃养正半世纪，爰筑藏书楼于莫干山麓庾村，莫干小学之前，以先父讳名曰“文治藏书楼”。楼成，予妻亦云议作“怀抱思亲图”，以志永慕，友人许君修直为请贺天健君绘之，悬于藏书楼之堂。瞻对画图，缅怀当日，悲涕随之。虽然，父之事实，母之传语，妻之同情，友之推爱，至性所集，可谓得伦常之独厚，宜足以慰忧患之余生也已。中华民国廿五年正月黄郛谨志。
《文治藏书楼记》如下：
项王有言“书足以记姓名”，人至没世而名不忘者，书持之也；故知书则知荣辱之分矣。庄周欲绝学捐书，以溃其名，世终弗洵，宝玩之未尝衰。甲者侈其博赡，期与中秘书竞胜；乙者亦随所嗜，以为庋藏。上以承其先人，下以求自补过者，众矣！情固有不能恝然者也。华亭黄氏者，余先王妣家也。清嘉庆中，徙浙之嘉兴。逮今百余年，而膺白始以朝官着户籍于杭。膺白于先王妣为弟之孙，宦既通，俄而倦游，则上述其先人友樵丈之志，入莫干山，树楼藏书，以无忘世德，而为反初服计。楼成，属余发焉，以志其事。余少时闻黄氏尊属子周丈者，尤好书，家贫，每得银十两，辄造书肆尽之。性朴拙，亦不尽通其义。尝以杂职待叙浙江，人或诫之曰：“初谒抚院，宜自饰容止，无喋喋作简明目录语为也。”遽大言曰：“皇帝尚当见，何抚院也！”以是人点焉以为戆，卒落魄不遇以终，亦不遗乡里恶声，顾其好书不可尚已。今闻友樵丈之风，乃知黄氏勤学敦古，世相渐濡久矣！后之人诚不可以无继也。自坟籍之兴，仍世逾富，今佚书时出四库外，非其材亦无由遍观。当友樵丈存时，亦时蹙蹙不足于财，虽好书，因弗能广致，今膺白有其力矣！材又足以周览之矣！所谓胜其任而愉快者非欤？虽然，人固有一患，非读书难，周用难；周用非难，求令闻难；求令闻非难，完之则难。吾视膺白非廓然忘其名者也。当今之世，道衰人浇，求点焉以为戆者固罕；如膺白者，于仕宦得聪慧名，顾亦自用其戆，不自驯伏于强有力之人，以是拒邻援，故位不极尊宠，名亦不至于大辱；由是日进碌碌然，以朴拙自将。盖所以上思承先，下思补过者，固非有他道也。余老病且入墓，异日称与无称，固弗计，独念与黄氏三世异姓之好，惧膺白需于去就也，故如其请，作是记发之。章炳麟。
《怀抱思亲图记》写成立轴，至今尚存；《文治藏书楼记》是一横幅，不幸在抗战时失去；太炎先生与膺白均在作此文一年内去世，二者可能都是绝笔。
当我们无意中到了莫干山，万不料与此地结如此深缘。膺白初以我每日与熙治在书房时间太多，陪他太少，我说：我们想避俗，万一我不耐闲，则岂能久安于此！熙治还不能住校，又不便延师来山，则只有我自己任教，此不专为孩子，各人忙起来，使有妨山居的问题都自然解决了。
膺白因国难而提前实行他报答社会的心愿，开始在庾村的工作。后亦因国难而不得不受命往华北，焦头烂额，无济于事。每抽暇回莫干山，辄加紧工作，他自己所想到或同人所建议，说做即做，毫不踌躇。我无不竭力赞成怂恿。朋友们不知我们有多大抱负、多少力量。仲完看我一心一意跟着忙，一日私下问我：“好像在急急要了一件事？”她的话直中我心坎，我见膺白体日瘦形日惫，种种劳而无功，深恐来日不长，让他尽量在这里了他一个愿——报答社会，得到些微心里的安慰。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