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白没有进党，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是自然的。辛亥以前他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以同盟会为基本成员而组织国民党，行两党对峙式的议会政治。凡同盟会会员实际都自以为是国民党党员。惟当时以军人不宜干政，故军人不入党，虽不入党，他们的精神和行动，都向着跟着国民党的。膺白是军人如此，与他同样的还有不少。那时，国民党、革命党、民党在一般人看来有同样意义。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改组，参加者除宣誓还盖手印。有些人不赞成如此，未去参加，膺白亦然。他重法甚于人，重自由意志甚于服从领导。他的朋友在他身后论他：从此常持独立见解，革命方式与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敌。膺白没有入国民党，然亦从不属任何其他的党或派或系。
国民党经过十年的困苦艰难，在国内国外俱不顺手。在国内有军阀的敌人，亦有军阀的同伴。在国外，日本不愿中国之成功，欧美亦报中山先生以淡漠。而这时四出招徕者有苏联，中山先生遂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再改组，近于苏联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会联络一向压迫南方革命党的奉张、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国民军在酝酿时不早点告诉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声势，不必落军阀之手，而对国际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头酝酿，而力不在手，事无把握。
在北方，我们不敢提容共之事。我个人只有两次经验：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们住房的房地契，她说：这些都将无用了。她的屋是举债而得，夫妇二人积年卖稿偿债，成功比我的更辛苦。她言下甚为沉重。又说：现在还可能，多吃点鸡吧，将来没有得吃。她的身体比我坏，需要营养，有此感觉。我的说法不同，预料要苦，在不苦时先练习起来。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姊妹间为未来生活而讨论到的话。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归，我亦将动身，膺白来信有给张敬舆先生的一页，叫我面交，信内的话很简单，大意有两点：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国家早统一。敬舆先生看信后，当我面，照膺白嘱，将信焚去。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归后，蒋先生几次叫他入党，膺白不愿。蒋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国民政府下从政，必须是个国民党员。要发言有力，必须是个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中执、中监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最高行政决策机关，而中央政治会议系由中央执行委员所组成。不是党员则不能参与这些事。又膺白屡次言“法”和“制”和“党的组织”，他的意思：国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党要有合理的“组织”。这些亦须是党员才有资格建议。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们从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时膺白离开蒋先生还不过一二天，忽然杨虎（啸天）匆匆赶到，面交一封蒋先生的信，信内别无他事，只是膺白的入党志愿书，上面介绍人张静江先生和蒋先生自己都已签了名，只待膺白自签。膺白没有签名，原件由杨带回。蒋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亚尔培路我们家里，谈到政治，又谈到英士先生，叹息着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蒋先生自己专心军事，而由膺白办政，可以合作分工。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那日何以有这段谈话我不如道，我因参加送客，在他们很闲散的神气中，听着上述几句。其时亦正是汪精卫、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来，他们二位以前没有到过吾家，以后亦未再到这所房子，匆遽进来是寻蒋先生的。我不大了解宁汉与左右派争执的真点，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变化经过。大概这是在汪与陈独秀共同宣言之际，只记得第二日报上登出蒋先生声明与汪合作之事。亦记得膺白看了报，觉得那日他和蒋先生谈话不是如此，颇惋惜这变化。当时汪从苏联归，宋从武汉来，都尚称为左派的。
民国十七八年之际，有一次报载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有膺白名字，当时不解原委。后来闻知几位老同志以为膺白当然是党员，如此不必再经过入党手续。蒋先生如此容忍一个倔强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为他开方便之门，而膺白终不动心者，不是矫情。
膺白对当时党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均有异议。这些异议他大概都对蒋先生陈述过。在北伐告成之后，他觉得蒋先生已经是全国数万万人共戴的领袖，不必以党自外于国民。在党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而在国只要为国家人民做事，可心无二用。他曾列举一个领袖的成功，国民要多少负担，民国以后袁世凯用国家多少钱，段祺瑞用国家多少钱，他当时说的数目好像是四五万万元。袁、段二人都错过了机会，没有导国家上建设之路。他劝蒋先生快准备对国民的成绩。他说之再三。依我印象，蒋先生对这类话都很倾听，不然膺白不会说而再三。蒋先生是继承中山先生的人，对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党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须站在现有党的立场。膺白则以为清党而不改其组织，则有其短处而无其长处，失去可得之人心，错过机会是可惜的。
膺白对于国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异议：一为委员制，一为头重脚轻现象。委员制人多而不负责，结果不是被不负责任者误事，即是成就负责任者之独断，事无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养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复杂庞大，亲民之官——县长——愈无力亦无能。膺白主张“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职，而负全权全责。看后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组织章制，与他和国联政制专家晏纳克先生的谈话（见《感忆录》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蒋先生讨论过改革制度如下电：
前在镇江所谈“改革制度”建议案，急需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迭次议事录全部为参考，可否饬检一份寄沪？如系秘件，请借用数星期，即可归还也。云阳二。
电稿无月日，我记得膺白到镇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际，穿夹衫而去，单哔叽衫而归。他一件灰色哔叽单长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缩得甚短，未曾觉察，放在小箱内。回沪时我见他穿着不成样子的长衫，几乎失笑，他告诉我在镇江还穿着游行。他说：没有知道蒋先生有许多本家在镇江业商，这次欢迎蒋先生，蒋先生一路步行，推膺白前走，观者不知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是何人。电中所谈当即是那时的事，后来不知有何结果。仅自上海特别市起，有非委员制之地方政府。膺白建议过省与县之间恢复府制，则后来之行政督察专员有其义而不尽同。
下面是膺白对国民党改组的建议鳞爪，见于日记：
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陈果夫君来谈党之组织，拟为三月间开代表大会之备，予仍以去秋所说各节为主张，即纵面改组取二级制，横面改组取分类专门委员会制，庶几地方之流弊少，而党员分类归队，则知识可以提高，团结可以巩固。
二十年三月三十日徐佛苏君来函论时局，最后有三断案：“（一）不反对党治，但欲以党治国，必先以才治党；（二）现制度凌乱错杂，当局无论如何奋发，决无成效；（三）不先谋经济建设，决不足以剿灭‘共匪’。此断案如不决心改革，恐多则三年，少则二年，社会各方面必有群起决算之一日。”全函约三千言，均期望成功甚切者也。予故作函复之，内有“名言高论，无任敬佩，而尤以最后所列三断案，对于时局全般之观察，完全与弟相同。年来每与当局晤，必言及此，且言必尽量，言不一次。惟因缘——历史关系、环境关系——既由渐而成，亦必由渐而化，局内人之应付，当不如局外人进言之易，个中苦情，吾辈当深谅之也”等语。
日记里亦有蒋先生派陈布雷先生来谈宪法之事。膺白所为蒋先生代拟改组党部提案如下：
为请改善党部组织，借以顺应大势巩固党基案：
办法一：纵的方面拟改为中央党部及地方党部两级制（地方党部指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而言），但因特殊历史关系，得设特种地方党部，如海外党部是。
理由及说明：查世界各国政党组织，除俄美外大都采两级制。苏联之政治主张与吾国情势扞格，不能采用，姑勿具论。若言美国：（一）因非一党专政，各政党各须运用其在乡党部之势力，竞选候补总统之直接选举，故有采用多级制之必要；（二）因产业发达，教育普及，下级党部之组织又极简单，故耗费极少，人才易得，有采用多级制之可能。今吾国以一党治国，县市以下各级党部在竞争选举上之作用，不若美国各政党之殷切，即将来推行宪政后，似亦未能采取美制，由人民直接选举候补总统。而依农村衰败之现状观之，兴复地方事业尚非指顾可期，不特才能卓异之党员，无法使之屈居于乡野，即具一能一技识力比较充备，德行稍可称道者，亦往往为都市所吸收，以是乡区间所可容留之党委，自难望其尽为优秀之人才。驯至青年学子，才识未充，即抛弃其求学之光阴，滥竽其间，坐误岁月。谨愿者莫展一筹，同于冗吏之虚设，狡诘者不守分际，横召民众之怨尤。及时改善，实属要图。矧今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已有定期，吾党政策应力减公帑之资助，渐进于自给之一途。坐是诸因，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以次之各下级党部，实已无永久存留之必要，亦似不必耗此竭蹶维持之物力。至所遗各下级党部之指挥联络监察事宜，可改由该管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派出委员或秘书干事巡回办理，以免偏废。或疑下级党部一经停止，将失本党在乡之实力，予反动者以活跃之机会，殊不知党治下之县市地方政府，自有其制压反动之天职，而在乡党员之报告，省市党委之巡查，均足以助政府之不足，彰显著之功能，固无庸作鳃鳃之虑也。
办法二：横的方面，拟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视事实需要，酌设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各项问题研究设计之枢机（如外交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另设总务部，以总管党部各项事务，并得分处办理秘书、组织、宣传、编纂、财务、庶务等工作。
理由及说明：本党既为吾国惟一重要之政党，其对于国家所负政治隆替之责任，异常重大。全体党员自不能不于各项政治问题，有相当之训练，具真切之体认，实为从事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之基础条件。因此党部组织，自应注意于此，细察现制似尚无此项基本组织。偶有待决要案，辄由少数负责之高级委员开会商决，或更临时延致专家仓卒研讨，多数党员于实际政治上殊少研究之机会。纵于政治会议设有分组，但一人兼任二组以上者不在少数，且其分配标准亦未必依据学识经验。素习技术者或令预闻外交，专精财政者或令侈谈教育。一堂聚讼，于案情始末，事态趋向，难免有不尽洞明之处，致扼要中肯之谠言，每为似是而非之议论所掩，未由贯澈。欲求以正确敏活之手腕，迅赴事机，殆不可能。上述改组办法，乃系将本党党员各就其学识经验，并择其效力较大兴味较深者，分别各加入一个专门委员会。自经选定之后，无论服何公务，营何事业，其对党无可诿卸之职责，即为调查、研究、设计该委员会主管之各项问题。求知攻错，趋于一的，终身以之，不轻旁骛。诚以如此组织，每一专门委员会内均可以养成多数专家，遇事本其学识经验，从容不迫，相互为确切之讨论与判断，以资应付。肤浅之争既无发生之可能，纷纭之见亦必易趋于一致。如是分工合作，劳逸可均，丛脞可免。久而久之，党部本身，将因各种委员会对于主管问题体认之真切，益坚其信赖。同时各专门委员会又懔懔于党付托之专，职责之重，各奋忠忱，敬恭其事。整个党部之主张及设施，必渐见其完整而有力，利溥效宏，其有裨于国家盖非浅鲜。至总务部之职掌，纯为处理党内日常应行实施之事务，如秘书、组织、宣传、编纂、财务、庶务等工作是（如有特种地方党部之设置，应于总务部下增设特种党务处以管辖之）。惟关于宣传及主张事项，应依据各种专门委员会所提供之意见及材料，暨其提经执行委员会议决交办之方案行之。至其分处办法，应视实际需要而定。
上举纵横两方面改善办法，系为巩固党基，使组织更臻完密训练易着功能起见，先为原则上之建议。至将来实施之时，在纵的方面，应否于各省各特别市以下党部停止之后，每县设书记官一员，使任传达及联络之责；在横的方面，应否于各种专门委员会设置之名额，加入之资格，酌予规定；并应否遴选学问渊博经验宏富之人，任各种专门问题领导研究之责，拟请大会于通过原则后，发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详拟实施细则，分别施行。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这个代拟的提案，听说后来交给了陈果夫先生。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阎冯之战，是中国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有人归过于这场战事，以为如果无此战，政府用不着请东北军入关，而后来日本侵略我东北，中国亦还拿得出几支可战的军队以御外侮。当双方苦战胜负难决之际，有人到莫干山要膺白下山调停，他痛苦得说不出，内战是他最反对的事，而这次两面都是他共过患难的朋友，看上章《南归》徐州之会，和他亲笔的马电、艳电、感电，他虽不是舌战群儒的诸葛，亦堪比惟愿玉成的鲁肃。事仅两年，战事又起，他无能为力，没有下山。战事了后，有人拟庆祝凯旋，膺白电政府直言不可，传说中双十节举行的凯旋式并未实行。蒋先生在国府纪念周且说：“此种重大之牺牲，无论为敌为友。总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之沉痛语。
几个朋友为预防将来及祈求长久和平之计，有所商量建议，下面摘节膺白的日记：
十九年十月七日李石曾兄到，乃继续昨晨所谈各节，复为具体之讨论，予允待蒋先生返宁，赴宁访问一次，石曾并同意我所提各点：（一）蒋先生兼全国剿匪总司令，汉卿（张学良）副之，欲变换方向，引导至有用之地也；（二）党部按照民十六予所提纵面横面两层改组法，切实断然改组；（三）为中央与地方之切实合作起见，予供献“参政院”办法；（四）为政府与人民之切实谅解起见，予以为可用“最高经济会议”机关解决之。果如是，则党政军三者均有相当之改良办法，或可渐引政治入轨，而保持较长岁月之和平。
十九年十月八日李石曾、张公权二君先后到，共午餐，并商决：由予起草对时局改良党、政、军三项办法。又决议由公权担任调查内战间接损失，由予担任转托湛侯调查直接损失，拟编一册《内战之所得》，广为分送，为大大的和平运动，期以半年内完成。
这次膺白由莫干山回沪，系由石曾先生之电促。石曾先生是中央执行委员，他要膺白同往南京，以为膺白可向蒋先生说话。膺白拟行而终未行，建议稿交给石曾先生带去。
公权先生甫自海外归国，他看了世界情形，对本国有不少感触。在欧洲时，他有信给膺白历述所感想，及梦中与膺白剧烈讨论政治情形，他所看到是属于财政金融经济方面的事。从外国回来，对本国特别焦急而热心的人很多。可惜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一磨人洪炉，渐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终至壮气萧然而止。他们预拟的小册子一直无暇着手，不到一年，东北的外患就逼上来了。膺白在拟议的一个月中，作了一篇《祈祷和平》之文，因次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这篇文章交由石曾、公权二先生送登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同日登出，是从来稀有之事，可见当时一般人厌恶内战的心理，拥护这个主张。艺员程砚秋正上演一个剧本，以“苛政勐于虎”故事为背景，初名“荒山泪”，一时亦改称“祈祷和平”。
以下节录膺白《祈祷和平》之文，原文见十九（一九三〇）、十一、十，上海各大报。
……本年国内战起，战线之长，在近代世界战史上，除欧战外无可与匹。战争之烈，在国内战史上亦少其例，双方死伤总数达三十万人之巨，而战地人民之伤亡流离者，当什百倍于斯。铁路交通一项，据专家估计，谓合营业损失与车辆车轨之破坏损失，当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二千万元至三千万元之间。其他津浦沿线之中兴煤矿，与平汉沿线之六河沟煤矿，均因军运频烦，无车运货者几半年……呜呼，吾国自前清末造以还，外受甲午庚子两役割地赔款之巨创，内受二十余年或间或续之内战影响，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其犹赖以不灭者，实因不得已而放下一切进展政策，过极消极的苟延残喘生活。明知产业落后而无力开发，明知教育落后而无力普及，明知水陆交通不备而无力振兴，如斯而已矣！为问尚能经此巨大之牺牲耶？
若举此次因战事而死伤流亡之数百万兵民以充建设事业之工役，因战事而直接间接损失之数十万万财力，以充建设事业之经费，吾敢断言总理二十万英里之铁路计划，南北两大港之工程计划，至少已实现过半。言念及此，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轻言启衅，任意挑拨者之无良。今幸军事告终，重告统一，国人经此极度之创痛，切望朝野共同觉悟，务保持全国之统一，以求得长久之和平……
膺白十九（一九三〇）、十、七日记所言党政军三者改良办法，除上面已录其对党改组方案外，兹录其对政治军事办法草稿如下：
政治
（甲）中央与地方扩充国民政府委员名额，除中央各部院最高长官为当然委员外，各省区主席得特保一人为委员。国民政府会议分大会常会两种：常会每周一次，限于各部会长官，得就各项专门问题从容讨论；大会每月一次，连各省特保委员全部出席，以便一切大政尽情公开，并求得中央与地方之切实谅解。
（乙）政府与人民训政时期，国会未立，政府与人民之间，无一可以沟通声气之机关。似应特设一机关，由政府认为合理之组织团体，农工商学各界，各选代表，与中央党政两方所派人员，共同组织。举凡国政中最荦荦大者，如外交案件之解决，财政出纳之实情，经济建设之计划等项，悉使有共同讨论共同参与之机会。
军事
（甲）军费问题前次召集编遣会议，拟实行节省军费，不料枝节横生，演成今次（阎冯）大战，虽原因众多，而编遣之不能急切施行，亦一明证。惟今日军费二十倍于政费，不能不设法核减。窃以此次大规模之持久战后，死伤逃亡为数必巨。政府对国家对国民之良心责任，似应速下严令，各师缺额暂不准补，然后由中央派员点验，实额实饷，所有师旅待遇及名称不妨仍旧，以安军心。如此则枝节不生，而军费最少当可减三分之一。
（乙）军纪问题在长时期之极度紧张以后，一旦忽告和平，军纪必然弛懈，不知中国今日，同袍应尽之义务正多正急，现在杀人放火，掳人掠城之事，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故剿匪问题已成为全国上下无南无北之共同切望。似应由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兼全国剿匪总司令，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兼全国剿匪副司令，划分区域，命各路总指挥分任一区，限期肃清。肃清后再有匪患，则各该区内之最高指挥者科以实际之责任。盖今日各地之土匪，既非一县长所能防，亦非一省主席所能了。全国标榜建设已二年余，而向建设方向开步走之第一步，即为此匪患所阻。同时内政设施亦宜相辅而行，所有农工运动、租税征收等等，勿操之过切而为渊驱鱼，亦属切要之图。如此，军事动作之方向，一转移间，不独国家蒙其庥，而民心之归附必如水之就下。（十九年双十节草）
阎冯战后，各方粉饰太平，除文章系登报公开，其他建议无甚反应。
日本关东军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领我沈阳，举国震惊而又束手无策，后面我还有专记之文。这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积极酝酿扰事。膺白闻蒋先生有辞职之讯，平常他对蒋先生从不劝进，他自己更是一向难进而易退。这次国难当头，出乎意料之外，他写了一封极长的信劝蒋先生不可辞职。他建议：取消训政而早行宪政，与全国人共负对外之责，函曰：
东省事发，举国震惊。两月以来，苦心焦虑，冀得一策，以纾国难，而减弟忧。乃内审国情，外察国际，战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赖国际之制裁，内图国家之统一，然后徐觅出路，以图补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骤，正复相同，故遂无言以贯左右。顾旬日以来，时闻人言弟将以一去示为国之公忠，而促成内政外交之解决。初以弟素负责任，未敢轻信，然今则某主国府，某长行政，一切皆已内定，只待发表时机，果尔则兄不能无言矣。窃谓今日之局势，非弟一人去留问题，实全党能否打开难局之问题也，全党而能打开难局，弟不去亦未始绝对无办法，全党而不能打开难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无条件撤兵，东北完全无恙，则弟决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军事行动如故，要求条件如故，则不能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弟者，谓可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继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丧失权利之交涉，宁可成于他人，不忍成于弟手，则后来之成此交涉者为弟之代理人乎？责任固仍在弟也；为与弟无关之继任人乎？则责任仍在全党也。故外交之困难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纾，而国内之困难势将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虑者也。兄建此言，非谓今日之难局仍可泰然处之，亦非谓结束东省事件之约，可泰然由弟亲订之，惟为弟谋，为国家谋，觉尚有胜于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则惟有以解决外交之责任，不以一党负之，而与全国国民共负之是也！以兄观察，今国民之不顾国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责弟而主一战者，或由于血气冲动，或由于局外不明实际，或另有作用而故为高调者。是故在党的政府之下而言解决外交，计惟有战，战则举国家为一掷之孤注。然不战则外交之终局势必出于让步，让步则国民之责难纷起，反动乘之，内乱将更甚矣。故于此中觅一比较安全之路，惟有令党外之国民共同负责。然此非可以望于一时之国民会议或国难会议，以一时之会议，国民必不顾代政府分谤也。诚欲令国民共同负责，计惟有稍稍举宪政时期之权利畀诸国民耳。夫训政之必入宪政，仅为时间问题，揆之中山先生建国初心，亦未尝不欲早成宪政，故于《建国大纲》第廿二条有“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之规定。以今国民之不满于党治，乃至党内之无限纠纷，即无国难，犹宜早日开始宪政，况国难当头，欲实现举国一致之时乎？然完全脱去训政以入宪政，或虑过早，则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训政与宪政参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或称临时宪法，规定民选国会为下议院，而以今之中央党部为上议院，并规定元首对宣战媾和之大权，应得上下两院之翊赞，而审核预算决算之权，则举而专畀诸下院。同时除国民党外允许组党自由，俾国民得借以练习中山先生之《民权初步》。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
（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澈完成。
（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
（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
（四）下院有审核及通过预决算之权，全国必真切有效的拥护政府。
（五）因组党之自由，不特党外人才有机发表政见为公开之讨论，即党内人员亦感于网罗人才之必要，而党务可不致腐化。
解决外交，匡济国难，兄穷思累日，以为计无逾此。或虑议订宪法草案与民选议会需时过多，非可应急，则亦似是而非之论也。今日本态度顽强，国内民气激昂，国联方有调查委员团之派遣，距解决之时尚早，而按照德国在欧战后建国之先例，则其临时宪法，仅仅以十五日时间由起草而议决采用。今由立法院议订草案，尚可急就，由此以召集国会，以最大之速率行之，当亦不出两三月。国会成立之日，国民将欢欣鼓舞，庆得民权，以稍慰其在外交上所受压迫之苦，而中央党部仍居于控制地位，与训政之精神毫不相背。弟且将为全国国民信赖之领袖，较之飘然一去，得失悬殊。一国安危大计所关，兄不忍再事缄默，尚祈斟酌采纳；如大计既定，对于入手办法有所垂询，兄仍当续为研究，借供参考，临颖仰望，不尽欲言。两知。二十、十二、四。
得蒋先生复书如下：
二兄大鉴：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余托乙藜兄转达不赘。顺颂近安。弟中正手上。（十二月五日）
膺白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记曰：
六日早餐后乙藜由宁来，带到蒋先生手书，对昨陈大计谓能否实施，尚待考虑。而另一问题，乃将去春之旧话重提，要我出而长苏，予觉非其时非其地，以缓词复之。又熊天翼君亦奉命由宁来，与我及岳军商量外交方针，谈三小时未能决，约晚间再谈。午后三时半至总商会演讲《努力之方向》，五时归寓，七时天翼岳军再来，商定大体方法，由天翼专差赴宁报告，十时散。
在这次日上海学生欲赴南京请愿，北站夜车被学生所阻，未能开出。又次日天翼、岳军二位来，出示蒋先生函电各一件。又次日，学生三千人包围上海市政府一日夜，在市政府开“民众法庭”，李烈钧入团调解未成，膺白与君怡偕往市政府，在门外鹄立一小时未得入。学生退后，岳军先生细述此案经过内容，膺白以为可叹可悲，起因由南京来，出自好弄小巧几惹大祸之辈。这月十五日各地学生在南京打毁外交部、中央党部，击伤劝解之蔡孑民先生和陈真如。膺白曾告何敬之先生上述四日致蒋先生之长函，并以为此法尚可救济目前难局之一部分，请其返宁再询蒋先生，并言：如蒋先生已下野，不便有所主张，则膺白愿以国民地位发表之。这些均散见于其日记。
膺白对政治说得最多的有两点：（一）国事应由全国人共议共定之，民十三（一九二四）他所手草之国民军通电即如此主张；（二）国家须有一定之法。“不有一之，国无宁日，一之之道，法而已矣。管子曰：‘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读世界亡国季史无不起因于法纪之败坏。”（见民七〔一九一八〕所作《中国之将来》）。在民十八（一九二九）、一、廿一的日记里言：“晤宋子文先生，请其转达蒋先生，在三次代表大会中，规定几条‘法源’，使政府得依法产生，一可以安人心，二可以绝恶例，盖政府能有一定之‘时间性’，则万事始可着手，且以民元先制约法为例。”
这极起码之步骤，而当时均难做到。膺白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在此，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见的。
下面两段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在天津学界俱乐部的讲稿，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奥二国收十难局情形，说得很详。大概是他最憧憬的政策和开国人物风度。不嫌陈腐，节录如下：
去年十月，德国战败消息传播国内，一时人心慌恐，秩序动摇。在基尔城之海军，受劳兵会之鼓惑，于十一月三日首先谋叛，柏林漢堡包同时响应，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兰，联邦君主亦相继逊位。内忧外患交迫俱来，四面楚歌，已陷于无政府地位。社会民主党之爱倍尔8氏应运而出，经众举为临时行政首领，惟时南部巴威、瓦敦堡、巴敦9三省，纷纷独立，北部劳兵气焰，又异常猖獗。爱倍尔氏默察全国情势，以为欲收十此难局，第一须得列强同情，第二须潜移劳兵之势力，第三须维系南部之人心。此三项内以第二项为最难，亦最要。盖欧洲各国方畏过激主义如虎，若赞成劳兵，势必招列强干涉，反对劳兵，则彼之政治地位立刻推翻，而国家要无法维持。十一月二十五日爱倍尔氏乃召集各联邦代表，开协议会于柏林，力述内外情势之逼迫，全国统一之必要，结果遂得议决三条：（一）各代表立誓，嗣后必倾注全力，反对分裂；（二）速开国民会议，取决政体，且须在柏林以外地点行之；（三）国民会议未召集前，人民意志暂由劳兵会代表之。总观三条，第一条足以打消南部独立，第二条可以避去劳兵干涉，第三条可以暂安劳兵之心，不使其立生反动。从此局势渐定，彼乃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于巴威、瓦敦堡间之韦玛10韦玛为德国文化发祥之地，历代硕彦大半产此，其因习与柏林之醉心物质文明及铁血主义者，绝对不同。一则对外可表示新政府已采取文治政策，而弃曩时之武力政策；二则全国代表集此，使之追念前哲，以激发其爱国心，巩固其团结力；三则可使独立气势最盛之巴瓦两州人民，日闻韦玛议事消息，深知国步之艰难，打消分裂之祸于无形；四则不受劳兵干涉，俾各代表得以自由意志从容议政；五则国家大事均由该会议决施行，得减小自身左右之攻击目标。一举而数善备。嗣后数月，政府基础渐固，劳兵会不甘屈伏于爱倍尔势力之下，为铤而走险之计，与政府军巷战于柏林，适其时近卫军由战地撤回，加入战线，遂一击而败之。于是爱倍尔之内外信川益形坚固，韦玛之国民会议公举彼为第一任大总统。
奥大利11民族复杂，战败之后，奥皇退位，社会民主党势力弥漫全国。今奥总统萨易志12即兼奥国国民议会议长者，非常人也，幼为孤儿院之孤儿，长肄业于裁缝学校，出处虽微，而抱负绝大，时为各种政治运动，此次国民会议成立，周旋于各政党之间，崭然露头角，并以国民议会议长资格，被选为总统。萨氏所擢用者，大半皆社会民主党中之贫贱出身，而经过若干年之苦战奋斗生涯者。如国务总理凌额13初为图书馆书记生，外交总长保威曾为印字馆排字匠，内务总长哈斯邱曾充工厂艺员，陆军总长施也治曾充商铺生徒，然皆刻苦勤学，得有学位，著作宏富，而尤以凌保二氏之著述为最多。凌额曾着匿名书十余种，率皆宣扬民主主义，保威曾着《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主义》一书，风行各国，脍炙一时。今年三月十二日凌额被举为总理后十五日，至议会宣布大政方计谓：对于由奥分离成立之各邻邦，当永久维持亲交；对于内政问题亟须整理紊乱已极之财政；裁减军纪败坏之军队；改良贵族中心之教育。末谓欲救新奥国之危亡，端在全国民之“自由”与“劳动”，盖惟自由可以免全国之纷扰，惟劳动可以复国家之元气。故自组织政府以来，半年于兹，内则制定大法，外则签订和约，人心日见安定，不若匈牙利之忽而过激，忽而复辟，尚在风雨飘摇中也。或谓奥之不流于过激，实因其外交总长保威氏曾被虏于俄，深知过激主义之弊处，回国后，力将俄国过激政府经济上之失败原委，告之国人，引为炯戒所致。据吾人观察，奥国当局既系由贫贱而奋斗，而得学，而成名，且皆为服膺社会民主主义之人物，不仅民间疾苦，专制流弊，世界潮流，社会思潮等等，知之素详，而一种励精图治之精力亦必倍于常人。况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切设施，悉以社会为前提，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基础，则少数专制无由发生，以社会为前提，则过激思潮不灭自戢。故就表面论，奥国创巨痛深，欲言恢复谈何容易，而探其实际，反使奥人四顾彷徨，知非自觉自误，不能自拔自立。盖异民族愈分离，同民族愈团结，此人情之常，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以民主为基础，则少数专制无由发生；以社会为前提，则过激思潮不灭自戢。”是膺白在民国七八年对德奥两国战败复兴的评语，他大概是向往的。对几个领导人之“由贫苦出身，而经过奋斗”，亦如中国历史上开国或中兴之主常出自民间而深知民间疾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