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进北京城，曹锟去位，曹去以后如何维持暂时的局面，是当前不可缓的问题，而事先却未计议过。历来膺白与冯焕章谈论，只涉及大体的国事，没有听见过他自己对中央政权的意见，膺白更是一向只言政治，不言政权。此次在冯出发赴古北口以前所约，只有两点：反对内战；与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如何完成？亦仅抽象的一句话。膺白在高丽营所见预拟的通电，系针对吴佩孚，是谁手笔？未曾问过，我未见其内容。膺白所拟的国民军三军通电，冯完全同意而后发。冯虽系苦学出身，是北方当过局面的人中，文字通顺的人，了解自己发电的内容。分析国民军通电内容：一、国家建军为御侮，非自相残杀；二、执政者应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三、国民军为弭战主张，而将为国为民效用；四、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为缩短战期，不恤与之干戈周旋；五、至于政治问题，由全国贤达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简言之，国民军是反内战，以武装求和平，军队应属于国与民，政治则待公开商讨，没有成见。膺白的心理和愿望是如此，而冯亦是首肯的。
膺白本是阁员，不必依附国民军以增禄位。他的官兴不浓，在中国做官，第一是敷衍人事，这是他最不擅长，最以为苦的一件事。这次单枪匹马，过着紧张生活很久，很需要休息。直系的人很忠厚，许多人虽系新交，没有对不起他私人，亦殊心有未安。在事先我们讨论到未来时，他常常表示，事成以后，决不担任政府的事，以明心迹，这亦是我所最赞成的风格。以膺白为国之忠，自处之淡，他效力的路子很宽，大可“有所为”“有所不为”，自由选择其工作。这些，我们二人在园内散步，谈到而同意，不止一次。
国民军三军：一军冯玉祥，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在北苑会商：曹锟退位后，目前最简单的方法，是暂由现内阁摄政。第一个商之现任国务总理颜惠庆，颜不肯，且辞总理职。在冯玉祥《我的生活》书里，记有：事先很想与颜合作，曾试探几次，而颜不搭嘴。书中所记其他方面事实，角度亦有不尽恰合者，究竟如何不可知。当时颜既不肯，直系的阁员随曹以去，剩下的只海军部李鼎新，与教育部膺白二人。先商膺白，膺白不愿，遂请李，李已经答应，忽然变计，于是膺白不能不担任。吴佩孚撤前方之军，以与国民军作战。使冯军自古北口归来之后队，不得不越过北京而向京津之线迎敌，膺白更义不容辞须积极地为国民军支持后台。摄政内阁在仓卒中组成，于十一月十日成立，全体名单如下（有者系在京且到任的人）：
国务总理 黄郛
外交总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黄郛（兼）
海军总长杜锡圭
陆军总长 李书城
司法总长 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次长 薛笃弼代理
教育总长 易培基（署理）
农商总长王乃斌、次长 刘治洲代理
参谋总长李烈钧
实际这个摄阁共五个总长，两个代部的次长，七个人所维持。参谋部之李烈钧在南方，得电即坐船北来，未到而摄阁已辞职，他后来往张家口为冯氏客。二李均同盟会丈夫团同志。张耀曾做过司法总长，是法制专家，辛亥旧识。王正廷是在京几位外交家之一，因中俄会议误会，赋闲在家，亦属辛亥有关的人。膺白请李石曾先生继其本职教育部，石曾先生荐易培基自代，易先生与膺白系初识。薛笃弼、刘治洲二位皆冯旧属。薛早在颜阁代理内务部，膺白曾询冯，拟以薛真除，冯言：“子良年不过三十，前途正长，勿乘一时。”阁员中不论膺白新知旧识，冯未曾推荐一人，已在阁之旧属亦未许进阶。在人情上膺白甚为老实，而冯当时实亦极力抑制自己部属的。
摄政内阁第一件事，做得几乎起大风波，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与溥仪出宫。清帝移出宫禁，本属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原条件中的事，民六（一九一七）复辟，更可为取消优待条件的理由。出仕民国的清朝遗臣，心存对故主的不安，要民国之民代偿这份缺憾是不合理的。亦有民国武人政客，贪图从废帝给他们封建心理上一些升华，更足以滋长废帝野心，而于民国不利。民国财政困难，元年条件中之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积欠未尝照付，清室实亦未得实惠，以出卖古物维持局面，徒为一班寄生虫从中利用，于民国于清室两亏。故修改条件至可以照行的程度，是切实办法，而非过分。摄阁任内，其所订之优待费是照付的，在那时财政十分艰难之中，摄阁守信义，未丝毫延宕迟疑。
以下是张镕西（耀曾）先生记述修改优待条件情形，及他的草稿，和膺白的改笔，均见《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
民国十三年，国民军实行首都革命，组织摄政内阁，这是膺公和我共同担负政治责任的第一次。我对于班师北京的计划，事前本未预闻，不过我当时极端反对曹锟的贿选总统，人所共知，所以国民军领袖诸公，主张邀我加入摄政内阁。我因膺公再三邀约，又因当时北京仍在曹吴兵力包围之中，革命前途尚未稳定，不可不努力赞助。当向膺公声明，须等曹锟退位，方可就职，膺公慨然允许。但是在改组内阁前，就邀我商询摄政内阁法律上各问题，托我草拟曹锟退位及摄阁等命令。在摄阁期间，关于法制的重要文件，膺公多交我起稿，内中最有关系的一件，就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此项办法是膺公提出国务会议，共同商定原则，交我即座起草后，由膺公斟酌修改，发交秘书缮正，交李石曾、鹿钟麟、张璧三位先生携往清室交涉。后来公表的条件，就是根据这草稿稍加删减的。当时膺公笑着对我说：“这个草稿必是将来可纪念的文件，请带回善为保存。”所以我现在将这原稿印在这里，作个纪念资料。阅者可注意旁边修改的字句，就是膺公的亲笔，其中第三条膺公添加“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几个字，我最为佩服。因溥仪出宫本是原条件已规定的，加此数字，所以表明此次之举动是要厉行原条件，而非特别苛待，大可缓和北方旧势力的急激反动。摄阁期间虽然不过一个月，但是关于统一全国和革新政治，膺公均有具体计划和我详细谈过，其抱负甚为伟大，可惜并无实行的时间罢了。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溥仪出宫之事，是冯所提议而膺白所赞同，其办法则经过摄阁会议。这件事有人骂为胡闹，有人论为过宽。下附章太炎（炳麟）、彭凌霄（程万）两位远方朋友的信，都是拥护而且有建议的。
北京黄膺白、王儒堂、李小垣、张镕西诸君钧鉴：读歌电知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优待条件本嫌宽大，此以项城素立其朝，不恤违反大义致之。六年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再者：畿辅庄田，豪夺已久，虽似私产，其实非以金钱买取，即仍袭明代勋戚庄田者，其始孰非吾民之有？事实既为强占，土田应还人民。苟利百姓，岂宜屯泽？愿诸君勿恤遗臣誓言，而亏国家大义！章炳麟。
膺公总理赐鉴：摄阁成立，公膺总揆，成十三年改革未竟之功，建中枢和平统一之业，丰功伟烈，举国腾欢。国人苦兵乱久矣，公乃罢兵息民，首革武力万能之命。废帝隐患深矣，公乃废为庶民，永免复辟再生之患。此两大事业，功在国家，名垂后世。窃谓今日时局，百孔千疮，几至无从下手。管见所及：一在整饬官方，苞苴贿赂之风，宜严惩也；一在划分军区，使与省区不相混合，民政庶可举也。一斑之见，聊当刍荛。万乡居有年，聿观新化，中心愉快，不可言宣。稍迟拟来京进谒，多年老友，或不遐弃也。彭程万敬启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近畿的旧势力则借故大哗。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一位未受请托而自动由京到天津向段解释的庄思缄（蕴宽）先生，写两个名字密示段说：“焕章者此人，膺白者此人。”段始连说“前世因果”，怒气渐消。好事者研究这两个名字，有猜袁崇焕，有猜黄道周，问庄先生，他笑而不言，他虽精佛学，未必能洞察轮回，指出前身，当以段氏常与他研究佛学关系，以此平段氏之气，而消弭一时纠纷。唐少莲家与庄家同乡而有戚谊，这经过是他告诉我的。
一波甫平，摄阁又不自知趣，做了一件大起反感的事，卑无高论，老生常谈，却是当时迷不知返的实际状况，为在上者所风行，一般人思振起而不可能。摄阁拟了两道明令：一件是禁烟，一件是正俗。其禁烟令曰：
鸦片流毒，中外共知，迭申严禁，前据浙江山西等省呈报，肃清之功指日可期。近年国家多故，遂致奸商密运，愚民暗种，功止亏于一篑，事遂画于半途，蚁穴溃堤，殊滋痛惜。近据瑞士日内瓦万国禁烟会议中国代表电称“各国对中国禁烟现状极多疑虑”等语，若不迅速筹维，严定办法，外损国信，内戕民生，受害遗毒，永无底止。着责成内务部暨各省军民长官妥筹切实禁绝办法，克日施行，期于永杜毒萌，作新朝气……
其正俗令曰：
国家设官，所以举政正俗，凡膺一职之守，允宜专诚服务，修身作则。比年习尚浇漓，纪纲陵替，往往身列仕版，不免沾染嗜好，赌博自豪，废业失时，显犯刑章而不顾，甚或冶游狎饮，玷辱官箴，自非痛与湔除，何以刷新吏治？各署长官当整躬率属，首厉清操……务使弊绝风清……
这两件极平淡消极的令，实切中当时在上层活动，兴风作浪，许多人的私生活，行政、立法、舆论各界都有之。即国民军本身，除冯约束极严，当时的一军将领生活尚勤朴外，二、三两军亦有难免。入关大吏每日用汽车满载雏妓，由卫兵陪着“花车”风驰过市情形，当年住过平津的人类能言之。进见大吏，最好是陪打牌，出入以万计，陪者总输，输则不得不付现，偶尔赢，则由出纳员付以支票，出门不敢去兑现，只能撕掉支票。这些都是目击者的传说，其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以上两令，不过是一种清明振作之呼声，亦颇有人许为民国以来北京未有之正气，而反对的人又骂说：“这些小子们敢开玩笑，快抓他们下来。”庄思缄先生又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这几个人诚然不识大体，但他们是书呆子，其心无他，平日亦确自守甚严，北京自有内阁以来，他们算是极想做好的人。”张敬舆先生从天津打长途电话来，叫膺白“少惹事，莫再提这种不急之务”，是他对膺白说话很不客气的一回。明令抽回，未登公报。这件事似非冯所预闻。
记到庄思缄先生，我要连带想到另外一位老者王铁珊（芝祥）先生，他两位在清末都在广西出仕，而掩护过不少当时在广西的革命青年，赵厚生君在广西办《南风报》是其一。王铁珊先生是民国第一次内阁唐绍仪所提出的直隶都督，袁氏通过而又失信以与冯国璋，唐阁因此全体辞职。王是革命党所许可的人，唐阁之辞为王之直督问题，亦即为袁与革命党破裂第一声。他又是民国第一次发表四个陆军上将之一。膺白是第一次发表的一批陆军中将之一。摄阁时，铁珊先生以息影已久之人，受任为京兆尹，他是北通州人，冯先生驻近畿时甚敬事之。以下是铁珊先生就职后一则广告，文曰：
王芝祥启事芝祥忝任京兆，视事以来，衰老之年，应与各方接洽事项甚形繁赜，枉顾诸公，恐以忙冗，接待未周，兹订于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为接见来宾时间，如有要事面商者，随到随见，以资商洽。
老人之热心与敬事可知也。膺白亦有启事曰：
黄郛启事鄙人勉竭驽钝，暂维现状，军事粗定，百端待理，辱承亲友枉顾，未能一一延见，殊深抱歉。再此次承乏各事亦出于仓卒权宜，值此财源枯竭，不得不力求减政，现承各方推荐贤才，一时实难设法，万勿远道而来，徒劳往返，如有机会，再行奉约，所惠荐牍，恕不作复，区区苦衷，尚祈曲谅为幸。
摄阁时，凡武职之因政变而空缺者，即将其职裁撤。例如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去职，令曰：“热察绥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其所率各军残部着热河都统米振标妥为收束。”又如“河南督理一职着即裁撤”“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特任孙岳为河南省长”。虽都用国民军的人继任，然或转文职，或称收束，其用意亦可知也。
关于溥仪出宫，除上述修正优待条件，有二令：其一令警卫司令、京兆尹、警察总监曰：“清室溥仪为履行修正优待条件，本日已移出宫禁，希饬属保护并出示晓谕。”其二为开放宫禁，实即故宫博物院之先声。《感忆录》马叔平（衡）先生文，记故宫博物院经过如下：
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文华、武英二殿，设立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虽筹备设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负责，而创造完成之者，则为膺白先生。先生于民国十三年任摄政内阁时，以清室优待条件，经张勋复辟之后，实有修改之必要。因于十一月四日召集摄政会议，商讨此事。翌日由警卫司令鹿瑞伯先生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先生璧，国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请清废帝溥仪移出宫禁。遂以明令组织善后委员会，办理接收公产并保管事宜。其令文曰：“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十三、十一、八）于是故宫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于此矣。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副国民之期望，加紧筹备，于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绪，即以双十节为成立之日。先生于开幕时亲临演说。
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柜所列溥仪笔墨颇无聊，陈列无裨文化，有伤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议。其人亦言最初颇费斟酌，后因中外还有人捧为帝王象征，故不得不公开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抗战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张作霖进人参自称“臣”的一张相片，我们亦得一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几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膺白对古物及艺术均无素养，谢不肯当。除决定以故宫供福斯文化用，原则以外，他没有什么贡献。
不识大体之辈，群相造作，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无形中，都负有对不起国家的责任的。至于道听途说，以清帝出宫为有政治以外作用，则更是常识以外的想法了。摄阁又曾撤销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后因政治而被通缉者的明令。内有一条“前军务处传令通缉吴敬恒一案着即撤销”之令，我不知稚晖先生几时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时称“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制”，事系天津军事巨头会议所决定。安福系活动已久，奉张撑段之腰以抑制国民军，致冯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吴佩孚之宁释旧怨而不放新仇，冯部实用最大之力以迎击而打通京津之线，凡此均出意料之外。冯出京赴津，摄阁无人知。段将入京，摄阁见报见通电而始知之。冯在其《我的生活》书中所记“首都革命”有一节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岳）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这件事关军事，而孙禹行所提议拥段出山之计，当时我未听膺白说过。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与二十三日，正是膺白从高丽营与冯同到北苑，他虽不问军事，然若拥段之计已定，则不必再商去曹以后办法，京津之间朝发而午至，径请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发通电说：“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不得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执政。”这个通电是二十二日所发。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电给膺白曰：“北京国务院黄膺白弟台鉴：文钦来，具道都中困难情形，执事苦心孤诣，力任其难，殊深欣慰。当兹国事未定之时，务望坚持镇定，勉维现状为盼，段祺瑞。”未有一语道及执政之事。实则都中困难之事，正无不由天津所领导发起者也。
段到京时，膺白代表摄阁迎之于车站，到他府学胡同私邸，报告他：国务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的秘书长梁鸿志在旁应曰：“送执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内室。膺白回到国务院，与同人商决，这是国家之宝，有历史意义，全部送交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保存，这是摄阁最后办的一件公文。
若没有这安福系临时出来的岔子，中国统一或不需要经过后来这场极辛苦的北伐。国力、内政、外交形势都要不同。膺白原是维持暂局，并无恋栈之意，但他曾对冯说：“国民军若只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今去一直系，而拥一皖系，对国家过去之责任，此有更甚于彼者，其有何说！照中国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异议。他后来还要为国民军，表示与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国民军失败，始不敷衍而出京。
以下章太炎先生又一封信，看得甚为清楚的。
膺白我兄同志：周参议来，得诵手书，时事抢攘，不能为澈底改革，此亦形势制之。前者驱遣清酋一事，差为快心，曾有快邮代电，劝以庄田还民，惠布德泽。今闻各军已举合肥为临时执政，则斯事亦不可望。目下焕章诸君与雨亭并屯畿辅，势成两大，故使闲人得出而笼罩。行政委员之选，业已中止，而吴齐又横舟长江，以护宪军自命，且云尊段讨冯，则以段之背后尚有奉军，非齐辈所敢撄，而视冯为脆弱易胜故也。窃观冯胡诸军气象新颖，而兄等四内阁又皆民党旧人，新旧对峙，皎皎者易遭忌嫉，此亦人情所必至，愿努力向前而已。职位虽有屈伸，志行岂为变易！自今以后，北方数省恐与长江将分为二，西南本自为一区，殆如鼎峙，故鄙人早以分国为言，如欲勉强统一，非委员制无以翕聚，然今竟不能行，知天固不欲使中国混一也。唯可变者局势，不可变者吾同志之素心，丰城双剑，终当会合，愿勿因是灰心也。肃复，敬颂公绥不具。章炳麟白。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