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谈默真的出事了？”
我变得十分好奇，而且在安芬的叙述中，心里越来越慌。我记得自己从小也容易怀疑自己的每一个梦，特别是那些噩梦，可能会与自己的现实是有联系的。进入青春期，特别是马力意外死亡，自己被铐过一夜之后，噩梦就变成了几乎每个夜晚循环上演的老节目了。所以根本无力再去每天追究那些梦与现实的瓜葛。
“是的。他真的出事了，而且事情出了几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最终，命没了。”安芬走得很快，步子越跨越急促。她等了我两步，然后上来拉住我的手，带动我走得更快一些。我闻到她气息里的汗香。这让我焕发出一些精神。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好像是开着车子的，怎么把故事说着说着，听着听着，竟然两人又在徒步了呢？
我不得不站住。安芬回过头来，问怎么了。我说我记得我们是上了车子的啊，上了你的波罗乃兹的呀。
安芬愣在那里，四下望望，一片茫然的样子。她说：“我们上车子了？我们找到车子了吗？”
“当然，好像……”我努力回忆夹带在她的故事之中的现实情节。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想再放金瑞·弗思的乡村音乐，就去寻找卡带，你制止我说：“不要听金瑞·弗思了，太过悲观，而且，真的不适合在路上放。”我问：“为什么不适合在路上放啊？”你说：“因为他是交通事故死的。”对不对？
安芬的脸色变得煞白。看得出，她不是一般的吃惊。这几天，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慌乱过，更不要说脸色都刷变了。
“糟糕糟糕啊，我们一定上过车了。”她耸耸自己的肩，又看看我的肩，说：“我们的行李呢，不在了，是不是放到车上了？”
我赶紧拉拉她的手，继续走。
“可能是我记错了，大概是故事让我们太专心了。”我帮助她解围。安芬没有再作声，一步一步地跟着我走。太阳已经变得混红，我们眼前的路也变得似曾相识起来。我们开始不断地走弯道，爬坡。我们看见了雪山，迎接到越来越严酷的寒冷。在一个大上坡上，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发出一声尖叫。我看见了前方不远处，已经有亚布力思度假村的楼顶出现。而安芬则跌坐在雪地上，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怎么啦，安芬你怎么啦？”我蹲下去，想把她的双手从脸上扒开。可她捂劲很大，我一时竟然没有成功。我就蹲在那里，耐心地等待她自己拿开。过了好长时间，安芬终于把手从脸上拿开。她的脸更苍白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看到、看得到我的车子了，它就滚在、就落在那里、那个山谷里！”
她示意我扶她起来。我用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从地上拖起来。她无力地抬起她的胳膊，用手指向左前方的一片山谷，说了以上那些话。
我沿着她指引的方向，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左左右右，看了一遍又一遍，覆盖着白的积雪的山谷，稀稀落落的树，裸露着枝桠，就这些，其它什么都没有。对了，有一条电线顺着我们正在的坡道，贯穿着，一直通向度假村的方向，隔三差五的电线杆孤独地站在雪地里。其它，确实没有任何东西。阳光尽管是微弱的，但在雪地的映照下，整个世界也还是比较有能见度的。安芬那么大一辆车，如果滚落在眼前的山谷，不至于我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吧。她一定是太累了，那些不算轻松的往事，也许在她漫长的叙说中，再次潜伏进她的意识，对她作出伤害。我必须让我们的注意力从车子上转移出来。
我赶紧帮安芬揉揉她的腮，并向她的脸哈着热气。我说，安芬，我们太累了，现在先不要找车好吗？度假村到了，现在我们最紧要的是，去餐厅大吃一顿，回到房间，泡一个澡，喝一杯藤香茶，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也是也是。现在找车没意义了，我们到了。”安芬也向我伸出双手，揉我的双颊。我们互相揉着对方，直到彼此都有了一些暖意，脸上也出现了笑容，才罢手。然后，我们手拉手回到了度假村。度假村的餐厅果然已经开饭了。我们要了两大碗关东煮，面对面吃得满头大汗。安芬喜欢吃里面的肉皮，我就把肉皮全挑出来，一片一片地放到她嘴里。她每次都哧溜一声，把肉皮吸下去而不像是吃下去。我忍不住笑得都要抽了，我说你难道不嚼的吗，这么大一片片的肉皮啊。安芬说，我才不嚼呢，这么好的皮子，怎么能弄碎了呢？我说，你肚子里是不是有一家皮鞋厂啊。安芬说，是的，皮鞋厂，我这是在进货，进原料。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餐厅里没有其他人，我们来早了或者是来得晚了，只有两个大师傅，在玻璃橱窗后，一边侃着大山，一边朝我们这边望望。如果我们正好看过去，他们就也附和着笑一下给我们看。
我太喜欢那些东北木耳了。安芬就把那些木耳给我。我尝试着也吸溜它们，可是差点没被呛死。安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我则不断地故意吸溜关东煮里的每一样东西，以激起她更多的笑来。安芬的确是个容易开心的人，也有些健忘。她这会儿一定把她的波罗乃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吃完饭，安芬去总台退掉一个房间，我们俩搬到一起住。安芬的房间比我的要大一些，她说从她的房间，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坡滑雪场。我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的确能看到远处白花花的一片，想必就是滑雪场吧，那个让我第一次饱尝滑雪摔跟头滋味的滑雪场。
安芬提议泡热水澡。我说当然。
安芬就先上来帮我脱衣服。我双手抱胸，说，“为什么我先脱，你不先？”安芬轻轻打了两下我的手背，说：“你等会儿看着我脱，才会有感觉嘛。你不是画家吗，这样说不准能激起你的创作欲望呢。”她边帮我边坏笑。我听她的，但是也没有完全听她的。她帮我的时候，我也帮她了。我的最后一件衣服落地的时候，她打打我的光屁股，说：“你不是小处男的吗，怎么脱女人衣服也这么熟练！”我回答说，才华如同火山爆发，不会让你观赏过程。我这样说着时，已经把安芬推在床上并进入她的身体。我们做了好久才完成，然后又躺在那里，互相抚摩对方的身体。后来我打了一个喷嚏，安芬才跳下床，去洗漱间放热水。
这个夜晚，我们在热水盈盈的浴缸中躺到后半夜。我们的头顶腾腾升着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很能营造某种氛围。这种状态下，也才体会到为什么舞台剧，喜欢在浪漫和高潮处放烟幕。第一个发明舞台烟幕的人，也许就经历过这样的夜晚吧。我想。
安芬一会儿背对着我，坐在我的胯间。一会儿又坐到浴缸的另一边去，还把她的腿伸过来，搁在我的肩膀上。她忽然说：“你这个南方小混混，是不是听我把谈默的事讲完？”
“随便。但是提到谈默的时候，不许称我是南方小混混。”我说，“不过你在路上说你做了噩梦，谈默后来就死了，这里面有联系，我真是有点想知道呢。”
“你难道不是南方小混混吗？”安芬斜视着我，等待我对她送给我新称谓的认可。
“我的确是个南方小混混啊，可不要在说谈默的时候这样说我。”我说。是的，我怎么不是南方小混混呢？大学勉强毕业，在体育馆找到一份设计海报的工作，三个月后就因为得罪馆长而被解聘，后来就混迹于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那些公司很小却把老板谱摆得很大的男人，大都留着大胡子或穿着西装，有个别甚至一年四季穿着唐装，以此标识自己很中国很经典。他们说是干着“上帝不换”的事业，其实就靠行贿政府官员，或者拼命巴结一些品牌商品的销售大腕，乞求到一点残羹冷炙过日子。他们通常是奴才和蛮狠者的混合体，在机场接人，在咖啡馆与客户谈判，仪态和声调，堪比绅士。然而，他们私下里能为你报销一张的士票破口大骂，脏话连篇，对不谙世事前来应聘的大学传媒系小女生，动手动脚，而一旦把她们弄上床，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却连巴掌大的蛋糕都舍不得送。就是这些人，我这个美院毕业生却不得不走马灯似的跟他们打交道。“你给老子滚，滚得越远老子的业务越兴旺。”他们通常叼着一支烟，烟从他们的胡子间冒来冒去：“你这样的自认为人才的瘪三，现在都不用到人才市场找，民工市场都满把抓。”有时候我跟他们打架，最后以自己被打得鼻青眼肿告终走人。后来我索性不去任何所谓的单位应聘了。我在城郊租住的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水泥垃圾房里画画儿，以别人要价的三分之一承接二三流杂志图书的插图活儿。大多时候，我在画自己的画儿，除非方便面快要吃完了，我才会想到去挣第二笔钱。人其实都是在等死的，与其跟自认为主流的社会杂碎一起等死，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等死。我也不要当什么画家，就是你把自己玩到曾梵志岳敏君那么牛逼，一张画拍到几千万元虚高，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效仿那些娱乐界的艺人，用装模作样买一些垃圾时尚杂志版面，摆波丝来证明自己的牛逼成功罢。那些人其实是物质狂，是守财奴，他们根本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呢？如果我的画真正被几个人喜欢，我有一笔钱我做不了高尚的堂·吉诃德，也要做做一个现实的大仲马呀，把财富直接地在各种低档次的消费场子挥霍掉，一路云游，让钱合理地流到小饭店的服务生、卖笑陪酒的小姐、挥汗如雨的长途汽车司机、摆地摊的小商贩，流到他们的口袋里去。我死之前，最好是身无分文的，连大仲马的那三个铜板都没有才好呢。我可以毫不惭愧地想象那些善良贫苦的人，在挣到我的某一笔收入之后，送一件廉价的衣服给情人，割两斤鲜肉回去犒劳老婆孩子，想象他们躲在富人豪宅屋檐下与情人约会的简单快乐，他们破房子里飘着肉香的欢声笑语，那么我死的时候，一定像一个一辈子行善的基督教徒一样，静静地微笑着，像一个手抓糖果睡着的孩子一样满足。
“南方小混混有什么不好啊，我不是喜欢上了吗？”安芬放下一条腿，在浴缸里搅合着，然后把脚轻轻地试探到我的身下，贴在我的小弟弟上。“谈默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人死了其实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灵魂在别人心里活不活着。可是，谈默的灵魂在我心里死了。不然我那些碎心的往事，枝枝叶叶的，怎么跟你这个才认识几天的小混混倾诉呢？”
这会儿在安芬脚心的抚慰下，我的确很舒服了。我在水里仰着身子，闭上眼睛说：“谈默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被毙了。”
“什么？”我睁开眼睛，看到安芬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搞笑。
“是的，被毙了。”
“他怎么会被毙的呢？”安芬留给我谈默的印象，怎么也跟“毙了”联系不上。
“我也曾经想不通。可是生活的现实，不会跟着人的思维逻辑跑啊。”安芬依然平静地说，“我在锦州做噩梦遇见他的那个时候，他的确出事了。那时候南方他所在的城市正在搞一场严厉的执法行动，从快从严缉查打击一批犯罪，以拯救城市的堕落，以及扼制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他犯罪了？”
“在某些特定时候看来，他就是在犯罪，不可饶恕。”安芬把她的双腿收回去，坐起来，用双膝支撑着自己的下巴，说，“比如，荔枝花，还有她的上海男友。荔枝花与谈默父母打架，就是为我怀孕打架的那次，那个上海男人那年来到亚布林山，把荔枝花接出医院后，他几乎崩溃了。因为他回了一个月上海，再回来的时候，他的风骚十足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脸和脖子被烫得到处是疤的怪物，下身也伤得一塌糊涂，恐怕连做爱都没法子了。女人还变得痴痴呆呆的，整天坐在小阳台上晒太阳，半天不说一句话。上海男人就急了，有一天，突然发作，从厨房里拿出大菜刀，说啊拉要砍死侬个逼养的，恶棍呢。”
“你们让他去了吗？”我说，“我们南方男人，像他这样的血性，还不多见呢。”
“荔枝花走到她面前，抱住他，顺着他的身子滑下去，双膝跪到他面前。”安芬继续平静地说：我和安香站在一边，呆呆地看他们。荔枝花说，你把刀放下来，别吓着孩子们。男人就也跪下去，与他的女人对跪着，顺手把刀放在地板上。荔枝花就说，你不要跪着，我要跟你交待事情，我欠你的，所以我跪下来说。我这一辈子虽说做了许多不要脸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人下跪过，以后也不会给谁跪着，你给我蹲着，坐着，站着，随便你，就是不要跪着，你跪着我就说不了心里话了。
男人的泪滚滚而下，他坐在地板上，双手死死抱住荔枝花的腿。荔枝花用手替她的上海男人擦擦眼泪，说：刚才还要去杀人，这回又猫尿尿了，别没志气。我要你做一点真正有志气的事。你一个外地人，本来跟我们娘儿俩也没什么瓜葛，别陷得太深，别搅到这件事里来。你赶紧带
着安香，回到你的上海去，以后不要来了。忘掉我们，这样你们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如果手头不紧张，就留点钱给我，安芬明年高中毕业，我再养她一年，她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工作，反正十八岁了我就不管她了，但这一年我得糊过去。我这个样子，没法挣钱，出门都困难了。你们走吧，走得远远的，别连累了自己，安香还小啊。她又吩咐说，女孩子不好养，教好了容易吃亏，教邪了容易吃大亏，你一个大男人带一个女儿，绝对不行。你一定要服一次软，低一次头，把安香送给她妈妈，求她带着她，把她拉扯大，教成人啊。
荔枝花和她的上海男人，那晚如同生死别离，交换遗言。他们一直在地板上哭着，说着。那天晚饭是上海男人做的。他在菜里放了许多糖。我们吃了，都说，甜了，甜了。荔枝花就笑了，说甜点好啊，甜点好啊。上海男人的眼泪就吧嗒吧嗒掉在碗里。第二天一早，上海男人就带着安香走了。安香在我身边起床的时候，我醒了。安香穿上衣服下床后，就站在我床头，用她玻璃一样的眼睛，望着我说，姐姐，你什么时候来上海找我啊？我说，姐姐明年考上海的大学，不就见着了吗。
上海男人走到我的小床边，拍拍我的枕头——他一定以为他的那些钱，就压在我的枕头底下。他说，安芬啊，你快是个大人了，这个钱你们留着，节省着用啊，妈妈不知道的，你支配着用。你妈妈身体不好，你多担当一些责任啊，千万记得，姓谈的一家都是坏人，把你们害了。
然后，他就带着安香走了。据说他回到上海，就把安香送到前妻身边去了，然后在沿江的一些城市，到处寻找谈默。好几年后，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锦州做噩梦的时候，谈默终于被他找到了。原来谈默只在横滨待过很短的时间，然后回到国内，受聘在日本一个生产
复印机的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工作。而且，谈默就是在苏州上的大学，然后认识那个上海胖姑娘，就倒插门在上海就业成家的。那场从严惩治犯罪的运动给了上海男人一个机会，他就去举报谈默跟我的事，最后一番调查属实后，谈默被逮捕，以流氓罪被判了四年。事情一暴露，上海姑娘就跟他离了，谈默的一切就完了。坐完四年出来后，他像条流浪狗，在长江沿岸的城市间溜达。男人可能就是这样，较劲，憋气，复仇。后来他不知怎么找到上海男人的前妻和安香的，就把她们娘儿俩给杀了。
后来他就被毙了。他就这样被毙了。也是活该，就这样被毙了。
我那时在外面瞎混，挣钱——其实上海男人离开不久，我就退学，出来闯荡了。荔枝花几乎是个废人了，早早进了养老院。那时候亚布林山刚刚有第一家养老院，建在郊区山下的一个树林里，新房子新设备，我觉得荔枝花这样的人，待在那里挺好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闭门不出，安心余生吧。她进去后，我就出来挣钱了，每年给她寄点钱，支付养老院费用和她的零花。谈默被枪毙之后将近两年，我才知道的。荔枝花生病住院，养老院的人根据我汇钱的地址，好容易找到我，说你妈不行了，住院，想见你一面。我就回亚布林山。荔枝花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丫头，你知道吗，谈默被枪毙了，几年了。我说为什么被枪毙啊。她说，他把你妹妹和她妈妈给杀了。这一家人，心就他妈的狠啊，该死。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我说，是，早该死。荔枝花忽然笑了，说，你终于明白过来了，我的傻女儿？
我说，什么呀妈妈，你理解错了，我说他该死，是因为我那笔钱没有了。
荔枝花瞪大了眼睛。看得出她十分震惊。眼睛里的光简直就是她的回光返照了。
“原来你这么傻，我还以为你自己把那笔钱拐跑了的呢！”
然后她别过脸去，什么也没说。我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替她拉好被子。就一直呆坐在病床边，陪着荔枝花。直到第四天，她才走了，期间始终没有再对我说一句话。第五天办完她的后事，第六天傍晚我在亚布林山火车站候车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然后想，谈默死了，哦，谈默死了。好荒唐啊，守了好多年，不知道为什么，为了等他死掉吗？死了就算了，他在我心里折腾得太厉害了。荔枝花也死了，我也算少了另一份牵挂吧。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嚎啕大哭吧，管他车站人来人往，关他们什么事呢？关那些猎奇的目光什么事呢？
可是，我没有能流出眼泪来。谁也没有在意我。这个世界忙忙碌碌，人们走着马灯，在彼此间穿梭，却谁也不会停留下来留意一下我。我加入到他们中去，登上火车。
亚布林山在我屁股后面了，亚布林山跟安芬没关系了吧，去他妈的亚布林山，我不找你，以后你也永远别找我了。我就这样在心里嘀咕着，诀别了亚布林山。我感到水有些冷了，想再放些热水。安芬制止我，说我们别再在水里待了。她裹了一条浴巾下床，到窗口去。我跟着出了盥洗间，找到安芬的香烟，为她点了一支，送过去。安芬接过烟，一边撩开窗帘，看外面。她说，雪又大了。
我看过去，果然雪花漫天飞舞。一团一团的，混乱不堪地飞舞着。她打了一个喷嚏。我担心她会受凉，就找来一条干浴巾，帮她擦身上的水。安芬转过身，用浴巾把我一起裹住。我们默默地望着对方，站了很长时间。房间里的灯光非常昏暗。世界沉浸在一片寂静里。只有雪花在飞舞着，只有雪团在飞舞着。它们在她的身后飞舞着，在我的面前飞舞着。我把安芬抱得更紧，更近一些，更紧一些。我幻想这样抱着她，我的力量也许可以尽快把她的故事，从她的身体里挤出去。
我们都不要这些故事了吧。我想。
“我们都不要这些故事了吧。”我说。我轻轻地在她耳边说，“我们要自己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故事。”
安芬也同时抱紧了我。她说：“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我说，“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她说，“除非，谁先死掉，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赶紧用手量量安芬的额头，发觉真的很烫。我觉得今天她太累了，一古脑儿说的那些过去，也太多了。我原以为我的故事是惨淡的，没想到每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笑着的安芬，竟有这样的初恋和身世。我劝安芬躺到床上去，然后我们双双躺在床上，钻进被子。安芬把背对着我，身体弯曲起来。我从后面抱住她，顺着她的曲线贴紧身体。我又想起了昨夜在帐篷的野外，我们这样贴紧躺着的时候，我想起的小野良子和约翰·列侬的合影。他们为什么要拍那样的合影呢？难道约翰·列侬知道，有一颗子弹已经在路上寻找他来了？还是这根本就是小野良子的主意，她觉得约翰·列侬会离开她？即便没有那颗子弹，约翰也会以别一种方式，从她的身边消失？
好在，小野良子好像还活着吧。我想，也许我今生有机会见到她，向老人家求取一个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