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谁扛起抢”贫穷和愚昧是旧中国的一对孪生畸形儿，周而复始地生产愚昧和贫穷。
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可能拥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是勤劳的，却很难谈甚麽智慧。而极端的贫困，又把他们固有的热情消耗殆尽，他们把虚汗洒在土里，把生命埋在土里，也把那点对幸福的追求和幻想，在泥土中化为灰。从皇帝到军阀都唱著一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歌，愚昧从来都是统治人民的法宝。没有人告诉他们为甚麽要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难，告诉这一点比给他们一支枪更可怕。
历史的强者和智者的共产党人，不但给了农民土地，还解答了这个“为甚麽”。
谁养活谁
最艰难的时刻，常常能提出并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做为主力纵队中的主力师，3纵7师1946年逃亡1570人，其中党员181人。就是说，每四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开小差的。
一个从未有过的可怕数字，一个生死悠关的严峻问题，斗争环境、性质、任务和对象都变了，政治工作新的突破口在哪里？
共产党人在苦苦思索。
一次，7师政委李伯秋、宣传科长吕村夫和20团政委胡寅，谈起在山东控诉日军暴行，激发部队报仇雪恨，很多青年当场报名参军的情景。四平撤退後到柳河整顿，李伯秋明确提出要搞阶级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
诉苦运动首先在7师兴起不是偶然的。因为南满斗争艰苦，受“最後一战”影响最重。20团9连做为诉苦教育的典型应运而生，也不是妙手偶得。因为9连是个非同一般的连队。
140多人的9连，清一色新军装、牛皮鞋、皮帽子，清一色九九式步枪，腰间挂个日式子弹盒，还有个轻机枪班。瞅着令人振奋不已，再看那人可就泄气了，立即会想起那句“驴粪蛋子面上光”。
9连是“八·一五”後，由本溪和抚顺暴动的“特殊工人”组成的，大都是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老百姓都“想中央，盼中央”，这些人能不想，不盼？沙岭战斗，9连两个排埋伏在一片坟地里，距敌100多米，都是老兵，军事技术蛮好，却只听枪响，不见人倒。那枪大都是朝天上放的。国民党打国民党！是有点下不了手。
赵绪珍从炮兵连调到9连第一天，就有老乡上门告状，说有人偷了他的老母鸡。赵绪珍让副连长晚点名时讲讲。副连长正讲著，黑影中一个大个子喊：你瞎嚷嚷个啥呀，谁说老子偷鸡了？副连长说：你骂谁？那个大个子挥拳就打，副连长掏出匣子枪，被大个子一脚踢飞了。
偷鸡摸狗，买东西不给钱，借东西不还，损坏了不赔。还赌钱，磕头拜把子，拜“三番子”（一种封建迷信组织）。认房东乾爹乾妈，和女人打浑骂躁。还逛窖子，嫖女人，批评他，他不服：她要钱，老子有钱，两厢情愿，公平交易，犯哪条子纪律？
第一次上课，讲形势，讲以斗争求和平。赵绪珍在上边讲，有人在下边骂：这小子一定是个老共产党，得盯往他！讨论会闷了半天，站起来个打副、长的王福民。嘴上叼支烟，耳朵上夹支烟，大金牙一呲，张口就是一个“操”：和平？毛、蒋不死，（尸吊）辈子也和不了。他俩死一个嘛，能和平。
四平撤退後，有人说：不行了吧？还是人家“正牌”。沙岭战斗中，蹲在工事里抱枪不动的房天静，编著快板发“牢骚”：当兵别当八路军，受苦受累又受穷，死了落个臭哄哄，招来一群绿豆蝇。王福民打仗像条汉子，这时又熊了：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干这穷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枪，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觉。
沙岭战斗後，指导员开小差了，调来赵绪珍。现在连长又带头不辞而别，一天晚上跑了22个，给养员把全、菜金席卷一空。
9连要黄铺了。
柳河整顿，师里布置拥政爱民教育，出了17道题。有道题是：有人说穷人养活富人，有人说富人养活穷人，你认为哪个对？
赵绪珍老人说，那时人没文化，肠子不拐弯儿，讲课搞教育得直来直去讲实的。讲甚麽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现在的指导员会马克思怎麽说，列宁怎麽说，大三条，小三条，左三条，右三条，念上十几页稿纸。那时候指导员没有这“水平”，就讲共产主义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地种。其实这还是个阶级教育。只是这样搞缺乏形象，对不上号，不著边际。“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再没文化，再笨，也能说几句。
有的说富人甚麽活不干，却吃香的喝辣的，是穷人养活富人。有的说富人不租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有人说他闯关东要冻死了，一个财主把他架到家里热炕上，给饭吃，又给活干，这不是富人救了穷人又养活穷人吗？有的说穷人和富人是互相养活，谁也离不开谁。有的说穷富都是命，前生就住定，有钱人是有能耐，坟埋得好，谁也不服谁，争论得热火朝天。
一天，晚点名唱了支《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呀干不了，
新衣服，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说一说，
没有咱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二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不知是就把它当支歌了，还是唱多了不新鲜了，反正唱的没觉出甚麽，一些“卖呆”的老乡听出滋味儿了：八路这歌唱到咱心里去了。
第二天上课，大家挺奇怪：指导员抱件破棉袄，一领破席头，一个讨饭瓢，旁边还站著个老大爷，这是干甚麽？
老人的苦，把100多条汉子的苦水引发了，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房天静成了忆苦典型：俺16岁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煤窖。俺娘从山东来看俺，断了盘缠，把三弟卖了25元钱。到本溪俺娘病了，就那麽眼睁睁看著俺娘死了。俺哭啊，哭有甚麽用？穷人没有钱，富人谁管咱？俺这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真是个混蛋呀！
王福民跺著脚哭：俺也是个穷小子呀，却盼蒋介石来，要干“正牌”，蒋介石来了还有穷人的好呀！过去瞎了眼，现在心里亮堂了。
俺王福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後来，王福民五次负伤（两次重伤〕不下火线。三保临江大北岔战斗牺牲时，抓著赵绪珍的手要求入党。这位当初被列为“危险分子”的兵痞，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有钱人家的也哭：过去花香的喝辣的，以为那是凭本事挣的，原来喝的都是穷人血汗呀！
下面文字，摘自《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关於辽东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的报告），和《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
“八师杨副师长的警卫员是特务，数次要害杨未成，非有这次查思想查成份，他自己不会说出求。”⑴。
“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印象很大，启发了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⑵。
“战役行动开始时，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在战场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向蒋介石报仇’，‘向共产党报恩’，‘向家庭报喜’，”“战斗激烈时，许多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忘了白己的诺言！’‘这是我们完成立功计划的时候了！’勇猛他向敌人冲去。”⑶。
“全纵在四次保卫临江和夏季攻势战役中，共歼减敌人三万七十多人，涌现战斗功臣一千五百多名，其中最突出的就有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独胆英雄’王永太、陈树棠、高英富，‘无敌英雄’周桓农等三百馀名。”⑷。
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修改、批转了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
“女国高，杨柳腰，穿皮鞋，戴手表，交个朋友挎洋刀。”
“八·一五”後，一些人“革命了”的标志，就是一夜之间挎上了洋刀，可以随便抓人。看谁不顺眼就一顿嘴巴子，骂几声“妈个巴子”，或是顺嘴溜出句“八嘎牙鲁”。进戏园子不买票，横晃，“革命”是现买现卖褂在嘴上的，伪满警察那一套不学就会。
1946年9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中，有这样一段：
从一个连的材料观察，大部分参加过伪满时的警察，国兵，公安队，棒子队，土匪，及受过敌伪各种训练，并且说明了任职与训练的年月。做的坏事有：杀人，勒大脖子（即敲诈勒索——笔者），抢劫，嫖赌，强奸，抽大烟，扎吗啡，加入三番子，溜大号（不经请假允许，就跑回家去，叫溜大号）。多报家庭人口达到多领优待粮，以及重复过去的一些行为，在参军动机上，为挣钱吃饭，不愿做庄稼活，认为扛活大累或当兵不累，以及光复后没有生路，即纯粹为着生计问题，从好吃懒做思想出发的，占百分之五十四。⑸。
要让这样一些人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1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可共产党人用几把魔水般的泪水，就立竿见影地使他们咬牙切齿地向敌人冲去了。
八十年代的今天，无论怎样解答“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共产党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解放战士”
冬季攻势前被俘的国民党士兵，除了害杨梅大疮的，基本都成了“解放战士”。後来就挑剔了，得个大，结实，还要瞅着顺眼。一位老人说：我第一次去老丈人家，也没让人那样端详，条件允许，通常都要集中训练个把月。讲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官兵平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诉苦，最好的教员是解放战士。
几位当年是解放战士的老人说，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咽咽的，人还未解放，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怪不得八路这麽不要命，官死了兵领著冲，像中了甚麽邪似的，敢情人家是为了自己打仗呀！有时候诉著诉著，家有“2百亩地”的也跑上台去了。问他有甚麽苦水可倒的。他说我家哪有一垄地一片瓦呀。在国民党那边是越富越露脸，穷人受白眼，都报家有几十亩地。不懂共产党规矩，还捧着老皇历瞎吹牛。
一仗接一仗，伤亡大，俘虏没法送，就随抓随补，听口音是老乡，就说你到我们班吧，老乡见老乡，首先唠家乡。你家几口人呀？
村里有没有地主呀？地主干活吗？地主吃的甚麽？你家吃的甚麽？一天行军没到头，一个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张耀东老人是在大黑林子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第一仗打彰武，一人抓23个俘虏，立一大功。第二仗打王道屯，又立一大功。
5师打下义县後，补1千8百名俘虏，打锦州100多人立功，打锦州前减员用义县俘虏补，打廖耀湘兵团用锦州俘虏补。长春解放後，王牌师新38师两个炮兵连成建制火速调往辽西前线，人是原人，炮是原炮，就是炮口调转了方向，後送伤员，天亮了，一看怎麽抬著个国民党呀？民工火了，拽下来就揍。伤员喊：我是八路呀，刚解放就打仗，哪有功夫换衣棠呀！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郭俊老人说，8师23团9连连长刘山，是个老兵油子。在冀东当伪军被缴过五次枪，每次拿5元钱回家。最後一次嫌少了，说他还带过来几个人，不走就留下了。不怕死，能打仗，从战士一直升到、长。在柳河强奸妇女被枪毙了，枪毙时面不改色。
这种有奶便是娘，在哪边都不是孬种的人甚麽时候都有。而且国民党大势已去，被俘後再也端不起“国军”、“正牌”架子了。这也是个因素。但举足轻重的，还是在倒苦水中自己解放了自己。
占领沈阳第二天，“林罗刘”看望5师时，和5师政委石瑛有这样一段对话：
罗荣桓：谈谈伤亡情况。
石瑛：团以上干部伤亡11个，连排干部伤亡比编制还多，全师死亡7千8百多人。
罗荣桓：还有多少人？
石瑛：南下时是1万6千人，现在1万7千人。
刘亚楼：这不都是俘虏吗？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王牌师，此刻简直就是个“解放师”了！
《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据七师一九四七年十月冬季攻势前统计，全师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解放战士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占全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一般连队解放成份都占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有的连队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许多解放战士已经成了战斗骨干，有些还入了党，当了干部。……通过诉苦，杷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为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使蒋介石不但在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成了我军的“运输大队长”。⑹富於历史主动性的共产党人，以最便捷，最实际的方式，把蒋介石的士兵一批批变成他的掘墓人时，蒋介石只能在那儿漫无边际地开着“耕者有其田”的空头支票，咒骂“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公妻”⑺。
赔了老本的“二道贩子”蒋介石，最终是不敢把底牌亮给人民的。
声泪俱下地控诉一番，再千好万好地歌赞一通（若配之以野菜糠皮之类“亿苦饭”，效果更佳），“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热力就火山般喷发了。这在建国後的“阶级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和平到来之时，就应该用科学文化去打动人们的心，向更高层次的解放进军了。可惜，历史又一次被愚昧和贫困魇住了，于是，这种曾使人们从蒙昧中获得了最初的，也是最原始的自我解放的诉苦运动，就在“一抓就灵”，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自相残杀中，历史地走向反面了。
政治元帅
陈世勋老人说，微山湖西“肃托”时，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瞻，人人自危，拷打的爹呀妈呀的，受不了谁知道会胡乱说出谁呀？
就在这时，罗荣桓坐条小船赶到湖西。“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
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即没有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也不像陈毅那样火烈生动，兴之所至，出口成章。在青岛大学攻读过土木工程的大学生，若不是那副眼镜在土八路中有点突出，很难看出和常人有甚麽两样。
于保之老人在山东给罗荣桓当遇警卫员，老人说，下边部队一些领导，有事没事，有机会都爱去罗帅那儿坐坐。在外面站岗，看他们唠得像亲兄弟似的。有时仗没打好，或是出甚麽问题，被罗帅找来了。罗帅批评人可厉害了，一点不讲情面。来时哭丧著脸，没精打彩的，走时一个个都心情舒畅，像换了个人似的。也不知怎麽谈的，反正罗帅就有这本事。
权威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同样，说罗荣桓是位军事家，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履历中有“115师代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这两个职务。1937年7月，他指挥的梁山战斗，歼灭日军600多名。1945年11月，中央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毛泽东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
但是，从红军时代的连队党代表，到建国後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工作上。
做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後勤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後，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拚死拚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住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著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首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占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後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於政策问题的指示》。根据他的意见，东北军区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攻下锦州，战火刚停，他就亲自进城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罗荣桓在黑土地上另一个贡献，是成立和训练二线兵团。
随著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兵员补充也越来越紧迫。在他的建议、筹划和主持下，各军区都成立起独立团。大批农民入伍後，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上升的阶段，由野战军抽调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短期训练後直接补充主力，或成立新的作战师。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2个纵队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05万人。
在把大量心血默默地倾住到这些工作中的同时，罗荣桓无时不在关注着主力部队的思想建设。四平攻坚战中，1纵伤亡很大，有的师失去元气。他来到1纵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恢复士气。8纵打锦州前出了纰漏，情绪受影响。他来到8纵，和纵队领导谈话，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林彪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林彪重新下定决心。
一位战争年代先後给罗荣桓和林彪当过秘书的老人说：有的文章把林彪犹豫动摇，想回师打长春，罗帅去找林彪，写成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这是不可能的。从他们的性格看不可能，从他们当时的关系看也不可能。
老人们都说：罗荣桓和林彪，在黑土地上配合得很好。
罗荣桓不赞同“最後一战”这个口号，为此，他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并请林彪转报中央。
在四平撤退後的范家屯紧急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彪撤退到松花江北的主张。
病魔缠身的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万花筒”时期，不仅表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显示了不俗的军事战略家目光。
老人们说，罗帅和林彪都性格内向，爱思考。在双城时，林彪没事几乎不出院，罗帅也轻易不到林彪那儿，来了就有大事商量。每次都谈得好好的，没听说有甚麽口角，即便有，也是正常的，罗帅很大度，林彪也不小肚鸡肠子。各纵队和师的干部配备，一般都是罗帅先拿出意见，再和林彪商量决定。署名的“林罗”和“林罗刘”的电报，发走後再给“罗刘”看，也未听过有甚麽异议。
有人说，罗帅很会当政委，有兄长风度。
一句话道出了一位政治元帅虚怀若谷的忘我精神。
从红1军团到115师，罗荣桓和林彪应该说是老搭档了，也应该说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和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魅力，两种魅力相辅相成，互相完善。比林彪大4岁的罗荣桓，有时做为下级，有时做同级，一直相处到平津战役结束，关系一直是和谐的，融洽的。
实实在在，那时候自己人斗来斗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