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战略，始终是“先南后北”。四平保卫战期间，他首先攻占本溪，然后分兵北上，一鼓而下四平。现在，他又故技重演，四犯临江，准备先击破南满共军，再向北满挺进。
林彪则针锋相对。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又拉又打，叫你首尾不能相顾。用黑土地上的话讲，叫作“劁猪耳朵战术”。
一首快板诗《筛豆子》，把这段历史形象化了：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师，北满消灭它几个团，机动兵力筛完了，可筐再打歼灭战！
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
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进攻临江。3纵和4纵10师、独立师正面阻击，4纵主力深入敌后。经大小10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7千余人。
1947年1月5日，1纵、2纵、6纵和三个独立师，一下江南。围点打援，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将来援的新1军两个团主力歼灭，又将所围之点其塔木攻克。
4纵主力在敌后做手脚，闹天宫，迫使郑洞国将进攻临江的两个师调回。
北满再南下，杜聿明赶紧调集四个师北上迎战。
同年1月30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分三路再犯临江。3纵和4纵10师，以优势兵力将一路击溃。4纵主力在敌后大打运动战，攻城夺地，使敌无力再进。2月16日，杜聿明又集结五个师三犯临江。3纵和4纵10师凭险据守，歼敌两个团，乘势反击，迂回包围，迫使敌人后退。4纵主力和独立师，在敌后如法炮制，所获甚丰。
2月21日，1纵、2纵、6纵和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突然下江南，攻歼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和农安。乘胜攻击德惠，久攻不下。杜聿明立即指挥四个师北上，并打开小丰满水库，使松花江水陡增，企图阻隔民主联军于江南进行决战。民主联军拼死涉过松花江，杜聿明紧追不舍，并以部份兵力突入江北。乘立足未稳，林彪突然杀个回马枪，三下江南，将87师和88师大部歼灭。
3月29日，趁松花江解冻之机，杜聿明以十四个师的番号七个师的兵力，妄图一口吞掉南满主力，完成“先南后北”计划。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3纵和4纵10师，以少数兵力将中路冒进的89师和54师一个团，诱至三源浦西红石砬子预设战场，突然发起攻击，歼敌7千8百余人。其它二路，不战自退。
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遂告结束。
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五九六九穷人伸手。”
“冻死狗”和“石头裂口”的时候，正是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地是白的。山是白的。天是白的。连太阳都冻白了，像小孩子们玩耍滚上去的一个雪球，冷冰冰挂在天上。积雪冻得像冰一样坚实。大地冻裂了，张开一道道纵横的口子，极易蹩断马腿。老百姓称之为“鬼呲牙”，“鬼咬腿”。
民主联军后勤部颇具战略目光，棉衣里子大都是白的。可一次行军下来，就油渍麻花，黄不了叽了。里子不是白的，雪地行军作战，就像样板戏中少剑波的小分队一样，披件白斗篷。舞台上的斗篷如银似雪，生活中的斗篷像孩子尿布。脸上则由老天爷帮着洗，眉毛胡子全是霜，两个鼻孔喷云吐雾。远远望去，天地一色中，队伍就像腾云驾雾。
风助火势，也助寒威。无风零下30度不觉太苦，有风零下10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掉队了，十有八九别想归队了。
最易冻伤处为手脚、耳鼻和面部。撒尿没有用棍子敲的，但撒完尿裤门没系好冻坏生殖器的，却不鲜见。最初感觉疼痛，不久麻痹，抓摸无感觉，即已冻伤。初时皮肤呈红色，继为紫色，后变成白褐色。深紫色尚可治愈，白褐色即已无望。
张麻子沟伏击战时，江拥辉是1师副师长。老人说，部队在没膝深雪地里趴了一夜，回来路上赶上大风，全师冻伤3千多人。主要是没经验，到宿营地就进屋了。应该把冻伤部位用雪搓红了再进屋。就像冻梨，得放到凉水里缓，放到热水里就烂了。
长春军分区原司令员杨克明老人，当时是3师7团副团长。
老人说：二下江南北撤时，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把两里宽的江面都漫平了。雾气腾腾，几里外就能看见。江边柳丛和芦苇结满霜挂，江面蒙蒙，看不真切。顺江而下的冰块撞击着，嘁哩喀嚓的，像妖魔鬼怪磨牙。
前面部队有的过去了，有的正在过。有的脱了裤子，有的没脱。浅处没膝，深处没腰。水下是原来的冰层。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滑倒自己很难爬起来。
十几辆满载弹药粮食的大车陷在江心里，牲口冻僵了，淹死了。干部战士以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着。冰块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炮弹不时在江中爆炸，溅起水柱，落下殷红。
看着江水，有些发怵，可来不及犹豫。下到江里，水凉砭骨，也能忍着。
好歹上岸了，就冻得不行了。棉裤硬梆梆，两条腿有水桶粗，只能一步一步挪。
有的上岸就抽筋了，冻僵了。
我是骑马过去的。上岸就组织部队，拖拉拽架那些不能动弹的，不马上弄起来就完了。
咱们过来了，国民党就没这劲头。
没有北满又打又拉，南满就够呛了。松花江若不封冻，北满部队也不能那么跑来跑去连打带拉。老天爷帮了大忙。
最苦的是南满。
南满根据地四个小县只有22万人。22万人养活近6万部队和地方干部，地方又穷，就更艰难。一保临江前，3纵、4纵近半数人还穿着单衣。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号召机关人员捐衣服。4纵挺进敌后时，一些人还是单衣单鞋。
比较普遍的是有大衣就没被子，有被子就没大衣。当时有句话，叫作“两个纵队一套被装”。
最苦的是3纵，3纵最苦的是8师。
当年的8纵政委刘光涛老人说，那时3纵非常羡慕4纵。4纵在敌后打游击，到处跑，7师、9师多少都能活动活动身子骨，就8师守山头，不能动窝。
有句顺口溜，叫“8师顶，7师拱（攻），9师转（迂回打援）”。师团还行，指挥所能找到房子，营以下就蹲山头。蹲了三个多月，直到四保临江结束。
山头没法挖工事，泥土跟石头一样硬。也不用挖。把雪堆起来，浇上水，拍打拍打，一会儿就冻得钢筋水泥般坚固。人就在那里蹲着。班长隔10分8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都起来，跺跺脚，搓搓手。
吕效荣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个新兵，站岗时睡着了，冻死了。
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是冻死冻伤的重要原因。吃的是窝头，送上山来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吃。菜是酸菜、咸菜，后来连酸菜缸和咸菜罐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有的部队揭不开锅，就在雪地里翻老乡没来得及收获匠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
只盼着敌人来攻，盼着打出去。枪一响，不冷不饿也不困了。可大栓拉不动，冻住了，手碰上就粘下一块皮。大栓拉开了，枪又打不响。热胀冷缩，撞针变短了。赶紧撒泡尿，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打，不然就更打不响了。可那“玩艺儿”也跟着冷缩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不好使了。后来就把枪栓卸下来揣怀里，打仗时再装上。一仗下来，看吧，什么穿戴都有，连美式雨衣都套巴上了。
从敌尸上扒衣服，自己人也扒。没法子，顾活人要紧。
若是受了伤，连伤带冻，就更糟了。
老人都说，双方倒在战场的，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伤员向后转移，路上也有冻死的。
三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瞿文清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夜间，部队正往山上冲。他强撑着包扎好伤口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全身冻僵一动不能动。月亮照在惨白的雪地上，周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听见有人喊：排长，1排长。迷迷糊糊中，他听出是连里文书，他当班长时的“巩固对象”于振海（离休前为山东泰安市体委主任）。
在爬犁上躺了三天，到了长白山里的一个医院。一条麻袋絮满乌拉草，把两条腿装进去，上面再压条被子。两个民工换着位，他躺在上面迷迷糊糊似睡不睡。快到了，他觉得两条腿挺痛。一看，被子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
在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斗中，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究竟冻死冻伤多少人，没有总统计（也可能有，笔者未见到）。零星见于各种资料的某个时间、某个纵队的数字是：1947年1月17日，“6师夜行军中冻伤700多，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有的冻掉手指甲，有的可能残废”。
同一天，“寒流侵入，哈尔滨附近降至零下40多度，满洲里零下57度，为六十年间仅有现象，致一星期内火车开不动。前方部队作战伤亡二千余，两昼夜冻伤八千人，故被迫停止作战”。
同年1月24日，“1纵冻伤，轻2034人，重644人，其中少数可能残废”。
同年12月，“冬攻后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重伤约三分之一”。
有些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10万以上。
国民党应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御寒装备好得多。
脚是最宝贵的
打阻击的3纵羡慕4纵，打游击的4纵也羡慕3纵。
太苦了那两只脚了。
从新开岭战斗前个把月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四保临江结束。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当时是4纵司令员。老人说，新开岭战斗前，12师已经两天没合眼，没坐下来吃顿饭了。参谋长李洪茂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歇个把小时弄点饭吃再走。我说：现在走1里胜过将来走10里，现在走1小时胜过将来走10小时。你把这个意思告诉部队，让大家再咬咬牙，就说我代表纵队党委谢谢大家了。
赵斌老人说，四保临江期间，每天都走70里，80里，有时100多里。
要在敌人背后捅刀子，拉回正面的敌人，就得多打仗，打胜仗，把敌人打痛。这就得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就得多走，快走，不停地走。只有两个师兵力，若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叫敌人瞄上了，抓住了，就难脱身了。为了迷惑敌人，番号经常变，今天叫“江南部”，明天叫“黄河部”。还给自己升官晋级，团长叫“师长”，师长叫“司令”。这些都得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这段时间，4纵走路是最多的。但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要想说出哪个纵队走的路最多，那是困难的。
所有老人一臻的见解是：脚是最宝贵的。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耀东老人说：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
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你就得给洗，给弄。
不然，第二天你就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走好路才能打好仗，走路靠脚。
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不像现在，司务长几个月前就拿本子来问你要多大号的。一堆穿戴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没有脚不能革命，脚是革命的宝。
那时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有些人开小差不干了，主要就是怕走路。那路也真有点走不起，特别是那些腿脚不好的，遭老罪啦。
黄达宣老人说，在那个穿棉袄的夏天里，他那个连带枪开小差的副连长，就是个平板足。他打仗好，人缘好，就是走不得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替他难受。当时一跑就是几个人。路上有敌人，有“胡子”，老百姓也打。他是一个人走的，大家说他带枪是防身自卫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到家。以后再没听到信儿。从吉林到苏北，那么远，很可能是路上被害了。
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1师三下江南一昼夜140里。接着，2师创一昼夜150里。秋季攻势中，23师一昼夜走185里。辽沈战役中，16师一昼两夜250里。
当时的1师政委梁必业老人说，侦察报告，农安北郭家屯有敌人。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30多岁，正是好时候。现在别说走，就是坐车，那路也把人颠散架子了。
老人说，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
很多老人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骑马也能睡觉。有的睡觉还不耽误行军。
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有的拐个弯儿还走。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了了。
有行军累死的。
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一切就难免了。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
今天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能想像出穿件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吗？能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趾头的张嘴鞋，在7月的骄阳下穿着破烂的棉袄，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吗？
我采访过的老人，就是这样走遍了这片丰腴的黑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从江西走到陕北，又从陕北走向大江南北，再走到黑土地。又从白山黑水走到平津，走到两湖两广——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战争选择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二、三
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
翻开黑土地3年内战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从自治军到民主联军到解放军，历史波澜起伏，将军升降浮沉。
这是战争的选择。
战争是一位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淘汰不称职的将军，而在能够驾驭它的将军胸前，毫不吝啬地挂满光芒四射的勋章。
林罗“刘”——刘亚楼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未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当年在刘亚楼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东总”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有的老人说，在全军的参谋长中，刘亚楼也是出类拔萃的。
还有他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他批评你，还让你讲话，反驳。讲得有理，能驳倒他，他欣赏你，重视你，重用你。讲不出理，那就算是犯到他手里了，非撸你个茄子皮色不可。有时撸完了，再出点子拿主意，还让你去干。
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
连纵队领导也敢骂。打锦州时，让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报问封锁哪个。他火了：你们是“吃草的”呀！
完不成任务就通报谁，不管你是谁。
他就：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李作鹏因能喝酒得名“大烧锅”。刘亚楼因上述原因被称为“肝火王”。
有的老人说他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唏哩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而他，点灯熬油，就在双城翻译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在远东军区当过少校参谋，啃了5年黑面包，俄语非常好。
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双城那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有机会是必跳的。打猎可以，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一次，讲起他19年当营长时，林彪看见了他。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小营长不错。他说：“林总”说我是个小营长，他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团长吗？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刘亚楼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101”⑤。林彪就说：讲，讲下去。
对于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一向都是很尊重而又恭敬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火了。没有人会对此产生什么不舒服的联想。刘亚楼对林彪和罗荣桓的敬重，就像大家对他和林彪、罗荣桓的敬重一样。有的老人讲，林彪有事找刘亚楼，刘亚楼经常是小跑着去的。同样，司令部的参谋和处长到他那儿，也常是小跑。
一个典型的内向型性格，一个典型的外向型人物，配合、相处得默契、融洽，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议处有时正是可思议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
有的老人说，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
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
除此之外，刘亚楼的贡献，是在司令部建设上。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
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内战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土八路的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上任后，很快就引入了正轨。
开辨各种参谋集训队，他亲自去讲课，结合部队实际讲解《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请“东总”和纵队、师团首长和有经验的参谋人员现身说法。他自己则率先为范，从“东总”司令部做起，再一级一级抓下去，抓到底，当时挂在他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司令部不是指挥部队的机关，而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
这也就决定本节只能到此为止了。
能够施展出雄才大略，并独当一面地导演出威武雄壮史剧的舞台，是在天津，是在他当了14兵团司令员之后。
而那是另一位作者那支笔的射界了——那是一定会有出色描写的。
之三：「好战分子」“娘卖Ｘ的，给我冲！冲不上去毙了你！”
据说，从连长到师团长，甚至到纵队司令，战场上没这么骂过的不大多。在黑土地上打了3年，入乡随俗，有的就把“娘卖Ｘ的”变成了“妈个把子”。以至于进关南下后，有的家乡人竟把他们当成了“东北佬”。
据说，钟伟最能骂，而且始终是“娘卖Ｘ的”。
从10旅旅长到5师师长，再到12纵司令员，不光在黑土地上，就是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中，钟伟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好战分子”。
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表现出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87师262团两个营。
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Ｘ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14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200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
有的老人说，正在这时，林彪来电报，命令5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哪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和264团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快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出脚啦！
15团连冲四次都未成功。这时，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拍起了桌子：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个娘卖Ｘ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1纵它们都来配合我吧！
老人们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1纵和2纵都调过来，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有些情节是值得推敲的。或者是老人们记忆有误，或者干脆是有意的演义。
但演义也好，记忆有误也好，都是绝对符合钟伟其人的性格真实的。
听说打仗，后脑勺都乐开花，那劲头就像今天年轻人赴约会，谈恋爱。开会就抢任务，抢硬仗，抢不到就“娘卖Ｘ的”。他这边打胜了，别人还在那儿啃，他就去打“小报告”：我说他不行嘛，怎么样？这回该我们上了吧？
爱打仗，气魄大，决心硬。在苏北时，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不知钟伟脾气，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连长说：你去告诉他，一小时内打不下来，提头来见。警卫连长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团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
打仗不要命，可从来不耍蛮。那蛮都是面上的。战前亲自侦察，敌情我情，天候地形，能不能打，怎样打，会不会出现意外，出现意外怎么办，全都有数。
打起来，不在师部，就在连部。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般都脱不过他的眼睛。特别是打到节骨眼儿上，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他的决断，十有八九都是对的。用5师一些老人的话讲，那脑袋，咱十个八个捏一块也不如他一个，比电子计算机还灵快。
在黑土地上每次战斗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勇猛似虎，矫捷似鹿，机警狡猾得像狐狸。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是这样评价5师的：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⑥在东北野战军十二个主力纵队三十六个师中，这个评价是最高的。
5师是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雄狮。
能打还能抢。
在苏北时，10旅向盐阜区要粮要钱，区里没给那么多。钟伟就让侦察排在河边埋伏着，把区委书记抓住揍了一顿。区委书记告到黄克诚那儿，黄克诚批评钟伟。钟伟装糊涂：八路军抓共产党的书记，竟有这种事？天下奇闻。
1947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5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
一些老人说，这种事钟伟可没少干。弹药，吃的，穿的，用的，也不管是“东总”还是兄弟纵队的，路过他那儿，看着挺好，写张条子就没收了，就像收买路钱似的。
战场上更能抢，而且越抢越精明。
战前，让战士衣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到处都是“5师缴获”的条子。有些武器和仑库本是别的部队缴获的，也被5师贴上条子。有时官司打到“东总”。兵慌马乱的，也没留人看守，怎个说得清？5师却振振有词——有条子为证。能抢东西还能抢人——抢俘虏。冬季攻势打文家台，新5军军长陈林达，本是3纵抓获的。5师上去就给抢了过来，还把3纵的人也打了。
黑土地上颇有几个两头冒尖的部队：打敌人凶，抢东西凶，对兄弟部队和老百姓也凶。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名副其实的“野”战军——野得很（后面将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不但能抢，还能捞钱。
5师在苏北时就能做买卖，到东北后更是大做特做。开烧锅，办商店，又做买卖又当兵。兵当得雄壮，买卖做得红火。这在当时商业萧条，军费无着的情况下，于军于民都大有好处，东北局和“东总”是提倡的。可钟伟还要贩大烟，因为这个最来钱。
一位曾经贩过大烟土的老人说，这是犯法的事。当时各级部门对大烟贩子查得很紧，弄不好都得掉脑袋。钟伟不理这一套，对我们说：你们只管给我干，我有脑袋你们就有脑袋，怎么抓的怎么给我送回来。
能抢又能捞钱，5师财大气粗，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好，冲锋陷阵格外有劲头。
还能吃能喝，能玩会玩。
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古”（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
这种情况，可不止钟伟一个。
还玩女人。
一些老人说：天下事，没有钟伟不敢干的。
还说他几乎和哪个政委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不然就“娘卖Ｘ的”。
辽沈战役前，钟伟调到新成立的12纵当司令员。他是黑土地上唯一一个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的。据说，此前“东总”曾要他到一个纵队当副司令。他说：要是瞧得起我，就让我当司令。我是宁当鸡头，不做牛尾。
据说，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好长时间不佩戴——嫌小了。
50年代初，南京军事学院有个“将军班”。我军很多赫赫有名的将军，都是这个“将军班”的第一期学员。钟伟也是。学院有苏联顾问，主要讲苏联军事学术。钟伟不满意：这个“格勒”，那个“格勒”，我们的三大战役比谁差？应该多讲讲我们的。总唱反调，特别是对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留用的教员，教员讲东，他就说西。教员理论上当然有一套，他那张嘴巴也不饶人。没有“娘卖Ｘ的”，就讲当年某某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赢了，你说谁对？教员说什么呢？他们当年教出的学生，不都是眼前这些“学生”的手下败将吗？
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说了些犯忌的话，退出军界，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据说，“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他看看又坐不住了，说：这些娘卖Ｘ的造反派，连栋破楼也攻不下来。有人来找他，他就如此这般几句话，一下子就结束了战斗。后来一查黑手，那还有个跑？
坐牢期间，如果能够看到报纸，一闻到这个世界哪儿又有了枪炮声，他那颗心一定痒痒得受不了。
据说，平反后他去找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说安份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儿时听老人讲“古”（即听故事），有时一个“古”完了，就听到一声慨叹：打江山的人，不一定就能坐江山哪！
身材瘦削、精灵强干的钟伟，当为其中类型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3集293页写道：钟伟，湖南省平江县人，1915年出生，1984年去世。
战场是他的乐园。枪炮是他的玩具。硝烟是他最清新的空气。弹丸的尖啸是他最倾心的音乐。曾被当代青年称为“三等残废”的平江人，就是为着军人的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走上战场，就像个杰出的乐队指挥走上前台，挥动指挥棒，整个灵魂立刻就陷于陶醉般的兢兢业业之中……
我能够想像出他失去“指挥棒”时的痛苦。
可又该怎样理解“天下事，没有他不敢干的”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理解起来挺难。
理解任何人都不是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