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1987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11”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30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5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5月19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6月27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
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
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
20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
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
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
林彪说：带我去。
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
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走。据说，林彪感情渲泄爆发到这种程度，不光在黑土地，就是在整个战争年代，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场的人全目瞪口呆了。那目瞪口呆，与其说是吓的，倒不如说是惊的：“林总”这是怎么了？！
一些老人说，林彪不会打了败仗拿部下出气。他是病了，是病态。他当时的负担和压力太大了。四平打得那样苦，部队撤退那样乱，敌人那样猖狂，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多少问题摆在他面前呀！这些也在其次，关键是思想不统一，还在乱着套。他在发出“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那封电报后，还发过几封带有“根本意见”的电报，主席都未明确回覆。可现在已是火烧眉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又解决不了，说了不算。
对于一个电报发走了又想收回来，收不回来了还要发报据理力争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情绪？对于一个对身边小事从来不闻不问，电台晚一点儿也不碍什么大事的人，去把饭桌掀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宣泄？
有的老人说了几遍：“路线斗争太苦了！”
“莫斯科撤退”
回到住处，林彪继续踱步。踱了一会儿，大概是踱不动了，就原地坐下。
那是一户朝鲜族人家，进屋就是炕。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一会儿，却又闭着眼睛冒出一句：小季，记录。
那个车轱辘仍在飞转。
不能不转。
5月31日，黄克诚的电报：毛主席：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笔者），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黄克诚
6月1日，林彪在给中央周张谭(55)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6月2日，东北局在给“中央并林”的电报中，也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
老人们都说，如果国民党过松花江向北打，当时是没法抵挡的。东北局已将东西装车，国民党一过江，马上就放弃这座“东方的莫斯科”。
6月3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林并告李黄”的电报中，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在“最后一战”和“保姨马德里”的口号声中，历史在黑土地上兜了近半年的圈子，又回到了那个本来的座标点上。
据说，此前此后，林彪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准备到东满打游击，二是整顿部队，恢复士气，坚定信心。
第一个问题，在6月1日电报中，林彪说：“七旅及七师今后应准备打到牡丹江”，“第一步可以珠河为目标”。另外还有专电，没查到。笔者看到1945年12月25日的一封电报：彭罗并报中央：为阻止敌进奉天后，我领导机关处于受敌威胁与被动情况下，提议东北局与总部，移到海龙。将本溪、辽阳一带的物资、资源、原料，移到通化。
我东北根据地的重心，应摆在哈尔滨一线以东，以延吉、临江、通化为巩固建立。我之群众工作干部，主要部份亦应放在沈阳以东，因这一带山多，人口多，物产多，敌少，气候好，海外贸易多。
林
十二月廿五日
天候、地形，敌情，我情，民情，从锦西到秀水河子、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哪一仗不能打，哪一仗能打、怎样打，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几乎从未转错过，不能打还得打的仗，那车轱辘上已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
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林彪的目光更犀利、深刻而又执着。
由此而想起当年常听常讲常唱的那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如果也可以这么说上一句的话，那在这句话前面的就不是“毛主席”，而是“林彪”了。
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讲1812年俄法战争中，俄军在莫斯科的大撤退。
据说，在林彪很喜欢的几位外军将领中，既有在这次战争中惨败的拿破仑，也有成功地指挥俄军撤退，终获大胜，功成名就的库图佐夫。林彪在锦西避免决战，指挥撤退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是否转过库图佐夫的这一杰作，谁也不清楚。但他能在四平撤退后迅速抓住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地大讲莫斯科撤退，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这无疑是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这一杰作后的又一杰作。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丧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无论看没看过利德尔·哈特的《战争论》，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军事家，都是深谙这位英国军事理论家这句话的念义，并致力于使他的士兵像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决不丢掉希望。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林彪讲莫斯科撤退的故事，说明四平撤退的意义。林彪还让人写篇介绍莫斯科撤退的文章，很长，登在《自卫报》上。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一部记录片《库图佐夫》，给部队放映。
一些老人印象颇深的，是林彪在舒兰一家戏园子的一次讲话。
大意是：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人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和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林彪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讲“城市是旅馆”——笔者），暂住一时。
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刚才我讲了，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屏蔽广告=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在座不少人还穿着棉衣哩。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从“拒敌于国门外”，到“保卫马德里”，在“万花筒”时期那些像放花一样的比喻中，把四平撤退比作“莫斯科撤退”，还是较为准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扛着步枪的士兵来说，他们更注意的不是说，而是干，是跟着你林彪到底能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东北王”《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关于1946年6月16日这一天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56)
关于黑土地10个月来情况的一次组织总结，当然也是思想路线总结。
林彪——“东北王”。
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
而毛泽东在决定林彪当“东北王”时，对于这个当年的“娃娃”，会想些什么呢？
1948年11月23日，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启程进关时，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其中有这样一段：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
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到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
基本公正中的一个基本的不公正，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忘掉”了。“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后一战”，“化四平为马德里”，“把长春变为马德里（输入者注：此处“马德里”似应为“凡尔登”）”……好像全都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毛泽东只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
“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或者是就这样认识的形势，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的，或者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做确实“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他们头上，这不是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搞复杂了吗？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应该看到这个决议的毛泽东，当时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错误的毛泽东，是另一外一个毛泽东。
被掩盖、回避了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停战15天
就在共产党人整顿好行装，随时准备弃城出走之际，6月5日，毛泽东来电报了：东北局及林：宁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十天等语。
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
中央
从6月7日开始，停战半个月。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黑土地却一直沉寂到10月下旬。
这四个月，是黑土地共产党人宝贵的春天。他们惜时如金，全力以赴，挥汗如雨地播种，耕耘，两年后就收获了个金灿灿的秋天。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停战外，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且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杜聿明是个明白人，蒋介石也不糊涂。对于受伤的老虎，当然应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不可放虎归山，让它养好伤口再扑出来。
只是，和日本人打了8年，血流成渠，接着又和中国人打，把黑土地打得雪白血红。共产党打乏了，国民党也打累了，双方都迫切需要坐下来喘口气儿。
而且，国际国内舆论都是和平，蒋介石有压力。还有，过江占领哈尔滨，在苏联门口舞刀弄枪，也不大好。或多或少，这也是个原因。
关键还是兵力不弥分配。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司编写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有这样一段：㈠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㈡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
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㈢我战略受政略影响，专注重城市及交通线之占领，忽略歼灭共军主力……(57)
“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兵力不足，才感到“过远”。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逐次使用兵力”为兵家所忌。可兵力不足，不能一拥而上，一锤子砸下去，也只有使用添油战术。待“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连夺四平、长春、吉林，虽“未能将敌主力击破”，也算大获全胜之际，刚刚“平定”的南满又乱了套：60军184师在火线上倒戈了。
“八·一五”前的东北，大米为日本人的“专利”，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口。日本节节败退，前方吃紧，后方吃紧，先是吃大米加高粱的“二米饭”，后来就成清一色的高粱米。于是，黑土地就有了句至今在一些老人口中还能听到的歇后语：“小日本吃高粱米——没法子了。”
蒋介石大概一辈子也没吃过高粱米，但他也是没法子了。
注释
⑴⑵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⑶牋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谈到，这句口号是东北局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原电未查到。
⑷牋《辽沈战役亲历记》，526页。
⑸牋《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2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⑹当时电报分为四个等级：标有一个“Ａ”的为一般电报，两个“Ａ”为急电，三个“Ａ”为加急，四个“Ａ”为特急。
⑺即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和沙克。沙克当时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⑻即罗荣桓。
⑼“吕”即吕正操，“李”即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
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1949年10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6，7页。
⑾同⑽，196页。
⑿沈阳市图书馆编印（1985年）：《东北名胜古迹轶闻》，185页。
⒀刘震当时为新四军3师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为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
⒁《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982页。
⒂“程”即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高”即高岗，“陈”即陈云。
⒃即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⒄“詹”即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
⒅12月5日，高岗、陈云覆电为：彭罗：㈠我们对满洲的战略意见，详见未发完的艳致东北局及中央电，马帅谈话内容未见，最近对我们兵力的数量位置也不知道。
㈡大歼灭及阻断北宁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㈢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高陈微⒆《东北解放战争在事记》，30、31页。
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75、1076、1077页。
(21)《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05、106页(22)有的资料说是2月13日。
(23)李运昌等著：《雪野雄风》，72页。自由出版社（1988年）。
(24)东北三年内战中历次战斗双方伤亡数字，所见资料有些出入，有的出入还较大。笔者均以最新资料为准。没有，则以”文化大革命“前最早的资料为准。
(3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27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
(31)《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46、47页。
(32)四平市博物馆编（1985年）：《四战四平》第1集，8页。
(33)5页。
(34)史迪威，美国佛罗里达州人。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1949年被美国政府调回。(35)《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435页。
(36)据江南著《蒋经国传》摘引官方公布的资料称，1955年6月初，孙立人和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郭连亮（输入者注：好像是叫郭廷亮。记不清了）等人，欲乘蒋介石在台南检阅部队时，发动“兵谏”。在官方公布的孙立人的辞职书中，称之谓“不肖事件”。郭连亮等人被捕，孙立人被软禁至今。此案疑点甚多，至今众说纷纭。江南先生称“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
(37)《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26页。
(38)《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71页。
(39)《辽沈战役亲历记》，555页。
(40)见本书第8章《独霸东北》的《“撤退将军”》一节，119页。
(41)程世才当时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3纵司令员。
(42)《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5、6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6年2月20日）。
(43)《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8页。
(44)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9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
(45)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默兹省的城市和铁路枢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德军伤亡近60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故有“凡尔登绞肉机”之称。
(4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1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47)有的资料说王继芳是作战科副科长，有的老人说他在山东时当科长，到东北后是作战科参谋。
(48)《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35页。
(49)即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曹”好像是曹里怀，为长春卫戍区司令员。
(50)即饶漱石、伍修权、叶剑英和周恩来，当时都在北平军调部。
(51)采访中，有几位老人谈到毛泽东这句话，都记不住出处。
(54)“关东三大怪”为：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东北人把孩子的摇篮吊在空中，来回悠，叫“摇车”。
(55)“周”即周恩来，“张”和“谭”说不准，待查。
(56)《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65页。
(57)《四战四平》第1集，20页。
五、家
林彪说：“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老，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⑴。
光靠灵感是得不到这样的句子的。
“在阿拉曼⑵之前，我们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阿拉曼之后，我们又没有遭受过一次失败。”
把“阿拉曼”三个字换成“七七决议”，丘吉尔的这句话，就变成黑土地共产党人的了。
因为共产党人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