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认识袁晓晨,在冬天的北京,在公共场所,在西北风也吹不动的阴郁的惨雾愁云之下,我们的关系简单干净,一如原始人,那是一种纯度高得惊人的性关系。事实上,在床扩建与棉被那么一个狭小柔软的空间内也很难建立起别的关系。那种关系不是不是叫人记住什么,而是相反,烦恼与恐惧,希望与受挫,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然而,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