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手淫需要勇气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体像，李敖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它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实说，也就是李敖才敢这样“宣淫”，敢公然写“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的文字，别的中国人，谁敢这样谈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说中虽偶有写到手淫的，但以我见闻所及，从未有浓墨重彩加以描写者。
现在的西方人，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时，一般来说胆量当然比我们大些，不过当美国人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写这部新作《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时，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美国报纸上谈论这部书时所用的夸张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粪淫没有使他们忧虑，鸡奸没有使他们犹豫，乱伦甚至使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好不好？”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拉科尔试图将医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神学、文学等熔于一炉，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手淫的文化史概要。他到哈佛去做这个主题的演讲，给哈佛的“历史与文学”这个系列讲座带来了活力。《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上说：“现代手淫大师”来哈佛演讲。但是其间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指导讨论会和提供辅导的教师颇为神经过敏。这些教师尽管也早已经深谙世情，并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但一想到这样一种场景——要他们面对和学生讨论手淫的历史，许多人还是会脸色苍白。还有一个教师宣称，他的良心反对他指定学生阅读拉科尔的新书，或让他们参加讲座。他承认，这不是因为题目不重要，但这只应在他称之为“非强制的框架”内被讨论。
至于学生，恐慌并未在他们中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处在看《情迷索玛丽》（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的年纪，早已经见怪不怪。《情迷索玛丽》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爱情喜剧影片，女主角玛丽温柔美丽，风情万种，但主要是下面这个情节确实与众不同：玛丽的另一个追求者，不怀好意地告诉男主人公，与女孩约会前应该手淫一把，这样就不会在约会时欲火中烧，难以自制，以致在女孩面前丧失风度了；男主人公听信了他的话，真的在和玛丽约会前努力手淫起来，结果精液射在自己耳朵上，闹得丑态百出。
另一条有趣的言论，则是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他说他在手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了“管理政策和我自己的信念之间的区别”。
关于手淫引起的道德焦虑
排列一下人类的各种行为，在唤起强烈焦虑方面，手淫堪称独一无二。
根据拉科尔观察，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手淫引起的焦虑，这也不是西方文化遥远源头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手淫可以成为一时困窘和嘲笑的题目，但它只有很少的或干脆没有医学的意义。
拉科尔还在本书中表明，也很难在古代犹太教思想中发现手淫的焦虑。在《圣经·创世纪》第38章，我们读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这是一个使上帝恼火的行为，所以上帝让俄南死了。体外排精（Onanism）实际上是手淫的同义语，但对撰写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们来说，俄南的罪过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绝（为他的兄弟）生育。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责浪费精液。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则有着明确的概念，认为手淫是罪恶。但是拉科尔宣称，这不是一个他们特别重视的罪恶。除了5世纪约翰·卡西恩修道院（Abbot John Cassian）例外，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拉科尔所谓的“社会的性之规范”，而不是“孤独的性之规范”。修道院将焦虑集中在鸡奸，而不是手淫；而世俗社会则更关心乱伦和通奸。宗教改革并未根本改变关于手淫的传统观念，也未强化对此问题的兴趣。新教徒激烈攻击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们看来，诽谤婚姻就是鼓励手淫。
当神学家评论《创世纪》第38章，主要不是谴责俄南干了什么，而是谴责俄南拒绝干什么：所以圣奥古斯丁解释说，俄南是这样一种人，他未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学家不赞成手淫，但他们并不高度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性本身——不仅是无生殖目的的性，都在应该克服之列。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学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这种刺激比他们的妇人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性交的欲望。结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这些事情都应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已经发现一个15世纪早期的、并未广泛流传的文献——3页的手稿《手淫自供》，被归属于巴黎大学长官简·德·吉尔森（Jean de Gerson）名下——指示牧师如何引导对手淫之罪的忏悔。
中国通常认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体面的事情——尽管并未上升到罪恶。相传龚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阁柱上书一联：“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所谓“非法出精”，是佛教对手淫的称呼。在《西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指头儿早告了消乏”这样的句子，说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现代性学的观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这可以释放性张力，缓解性饥渴。考虑到现代社会男性婚姻年龄通常比古代大大推迟，如果这些男性要遵守“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道德戒律的话，那他们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强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将偏偏没有性满足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来说，适度的手淫更显得必要而且有益。
现代性学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手淫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什么危害的话，那这种危害只能来自手淫者自身的观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会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手淫就会给他（或她）带来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将损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当它回事儿它就是回事儿，不当它回事儿它就不是回事儿”。只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现代的观点，手淫就不会有任何伤害。
手淫曾经被作为一种疾病
拉科尔提出了一个“现代手淫”——将手淫视为一种疾病——的观念，他认为“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确地定出日期”——它开始于“1712年或此年前后”，以伦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为标志。该小册子有那个时代常见的冗长标题：《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后果，给两性中那些已经在这项令人憎恶的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的精神及肉体方面的告诫，以及给这个国家两性青年的及时警告……》（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 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ed, with S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 And seasonable Admonition to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of Both SEXES……）。小册子的作者，拉科尔判定是约翰·马腾（John Marten），一个招摇撞骗的庸医，出版过平装本的关于医学的色情文学书籍。马腾宣称，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虔诚的医生，此人发现了治疗手淫这一迄今无法医治的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昂贵的，但是考虑到疾病的严重性，它们物有所值。读者被建议指名索取这些药物：它们是“增强剂”和“多子粉”。
拉科尔认为，这只是一个推销骗局：后来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于手淫，并证实专利药物的疗效。但仅仅用商业因素不足以解释为何“手淫”（Onanism）及其相关的术语开始出现在18世纪伟大的百科全书中，也不足以解释为何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之一，著名的大卫·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将手淫视为一种严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释为何提索1760年的著作《论手淫》（L'Onanisme）迅速成为欧洲文学中耸人听闻的内容。
拉科尔认为，提索“决定性地提出了手淫”，并将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医学界曾归纳出了一张冗长的关于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结核、癫痫、丘疹、疯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认为手淫是“远比天花更恐怖的”。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可怕的焦虑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释，因为并无新的医学观测、发现，哪怕假说，能够解释为何手淫会被看得如此危险。
拉科尔认为，“现代手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提索和他博学的同事们之前，对于最普通的民众，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阵内疚而已。提索之后，任何放纵这一秘密愉悦的人，都相信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了。手淫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理性和婚姻的伤害，甚至是对自我愉悦的伤害。对于启蒙时代的医生来说，手淫是一种谬误的愉悦，一种对真实的颠倒，因而它是危险的，需要严加防范。
中国明清时期有些危言耸听的礼教文字，历数情爱文学或戏剧的罪状，其中最严厉的指控之一，是说这些作品将导致青年男性的遗精或手淫，这些现象被说成“暗泄至宝”——因为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认为精液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贵的物质，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应该被耗费。从下文所引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措辞，也可以看出这个观念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所以手淫之类活动的后果，被严重夸大是“斫丧真元”。这些说法有着某种医学的外衣，曾经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现代的观点认为手淫本身对健康并无任何伤害——当然不能过度，任何事情过度了都会对健康有伤害，就连吃饭睡觉也是如此。
手淫的文化史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将手淫看成是对精液的浪费：
不懂节俭的可人呵，你凭什么在自己身上浪费传家宝——美丽？
（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自然希望这年轻人将他的美貌传给下一代；不要拒绝生育能够遗传他美貌的孩子。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手淫是对遗产的不正当的滥用。这个年轻人只是在消耗他自己的财富，而财富是可以产生更多财富的：
你这样一个人跟你自己做买卖，
岂不是自己敲诈美好的自己吗？
造化总要召唤你回去的，到头来，
你能够留下清账，教人满意吗？
美，没有用过的，得陪你进坟墓，
用了的，会活着来执行你的遗嘱。
（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这十四行诗中的年轻人，是一个（精液的）“无益的使用者”，最终算总账时，他将是亏损的。这里也许有一点遗传因素在起作用——莎士比亚自己和他的父亲有时都是高利贷者。但是莎士比亚也预见了一个拉科尔所注意到的“现代手淫史”上的主题：从18世纪以降，手淫被指为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生物学上的陋习。当然这都是对莎士比亚的现代解读，以前人们不会这样理解上面的诗句。比如1958年，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珍妮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推许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时，她还说：“纳博科夫先生在结语中告知读者，《洛丽塔》没有道德观在内。笔者只能说，亨伯特的命运是古典的悲剧，完美表达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道德灼见。”她所提到的那首十四行诗现在被认为正是谈论手淫的。
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只能表明，完全现代形态的手淫那时还未存在：通过“跟你自己做买卖”，这个年轻人在浪费他的精液，但是事实是，这并不会损坏他的健康，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
拉科尔还表明，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些对手淫的观察，着眼点在快乐而不是避免怀孕。
说起关于手淫的讨论，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个很难被指责为假正经的人：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这个威尼斯的冒险家和浪子班头，18世纪4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曾和一个著名的土耳其哲学家——优素福·阿里（Yusuf Ali）——有过一番关于手淫及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对话。
卡萨诺瓦坦率地表示自己“喜欢美妙的性，希望享受其中的美味”。优素福认为：“你们的宗教说你这样将是要被谴责的，而我敢肯定我自己则不会（受到谴责）”。他问卡萨诺瓦：“手淫在你们那儿也是一个罪行吗？”卡萨诺瓦说这是“一个甚至比通奸还要严重的罪行”。优素福表示对此难以理解：“这总是让我惊奇不已，对任何立法者来说，他公布一个法律却无法使人实行，那就是愚蠢的。一个男人，没有女人，而他又健康状况良好，当专横的自然使他有此需要的时候，他除了手淫还能干什么呢？”
据说卡萨诺瓦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年轻人放纵于这项活动会对他们自己伤身促寿，在许多团体中他们都被紧紧监护着，使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自己犯下这项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为它违背神圣的律令——卡萨诺瓦对这种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为它对于本人有害，就像吸烟或肥胖对于我们有害一样。
优素福·阿里对监护年轻人的企图同样表示轻蔑：
监护别人的人是不学无术的，那些为此支付费用的人是白痴，这种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们打破如此残暴和违反自然的法律的愿望。
这一观察看来是不证自明的，而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医生和哲学家来说，违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这种活动。
这种对于青年手淫的监管，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准色情小说《金屋梦》（号称《金瓶梅》的续作）第五十回中，写到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专业训练期间，为了防范她们手淫，“临睡时每人一个红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个绢掐儿，掐得那物紧紧的，再不许夜里走小水”。至于这种监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坏处女膜，二是因为相信女孩手淫会导致阴道宽松，“就不紧了，怕夫主轻贱”。
启蒙时代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手淫
拉科尔认为，启蒙时代认为手淫不正当和反自然有三个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为都是社会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体中发生，或由邪恶的仆人教唆儿童——在它的高潮时刻总是无可救药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对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而是一个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瘾之后永无餍足，难以节制。“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突然发现一条途径，可以像拥有罗马皇帝的特权那样无限满足对快感的欲望。”
拉科尔指出，私密、虚幻、不知餍足，这三条中的每一条都是启蒙时代认为应该恐惧和厌恶的。当狄德罗（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于世故的“百科全书派”作者贡献他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们承认，适度的手淫，作为对于急切而又没有满足之途的性欲的缓解，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适度的手淫”是一个矛盾的表述：奢侈逸乐的、欲火攻心的想象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抑制的。
孤独的性是危险的。手淫是文明社会的恶习，是逃脱自我约束机制、寻求快乐的唯一途径：手淫无法停止、无法抑制，而且彻底免费。男孩们先是访问妓院（完成他们的性启蒙），然后以手淫来排遣性欲，“强奸他们自己的身体”。
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有一个文化创新——公共剧院，是被激烈攻击的。道德家宣称，剧院是“维纳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观众，在演出结束时涌入附近的小旅馆或演出大厅后面隐藏的密室中做爱。17世纪后期的约翰·邓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黄昏寻找淫荡妇人的漫游者》（The Night-walker, 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 1696）的作者——在剧场结识了一个妓女，进了她的屋子，试图给她一个关于贞节的训诫，但被妓女断然拒绝了。妓女说她通常往来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说他们会假扮为安东尼，而她则假扮为克丽奥帕特拉。
18世纪的医生们，利用古代对想象的恐惧，使人们确信，当性冲动是由某种不真实的、不是确实存在于肉体的东西所引起的，这种冲动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险的。这种危险又被它的上瘾性质大大强化：手淫者，就像小说读者，可以驰骋想象，反复激起无穷无尽想象的欲望。这样的愉悦是极其有害的。
至于社会观念中对手淫看法的变化，拉科尔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义性学，尽管他也知道其实在关键问题上是何等复杂和矛盾。弗洛伊德放弃了他早先关于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观点，代之以“婴儿手淫”普遍性的激进观点。然后他从“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ism，亦可译作手淫）开始，围绕着他谓之“不正当的性冲动元素”的压抑来构造他整个的文明理论。拉科尔指出，在这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中，手淫“成为个体发生的一部分”：我们经历手淫，我们依赖手淫，我们走向性成年。
《孤独的性》以对压抑理论的现代挑战的概述结尾，从1971年鼓吹男女平等不遗余力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 Our selves），到一些小组的形成，这些小组的名字像“SF Jacks”——“一种趣味相投的喜欢手淫（jack-off）的男人团体”——如其主页上所宣称的，和“墨尔本手淫者”（Melbourne Wankers），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照片表明，手淫对这些当代艺术家，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Vito Acconci等，显示出离经叛道的魅力。拉科尔甚至断言：“艺术制造，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手淫。”
结语
拉科尔的这部《孤独的性》，实在是一部勇敢的文化史。书中那些渊博的论述，除了向读者提供相关的文化史知识之外，从整体上来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缓解公众对手淫的焦虑。一个对手淫仍然抱有某些陈旧观念的读者，当他见到手淫这样一个听上去相当“恶心”的词汇，竟能被如此坦然、如此富有“文化”地谈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可能一举改变他先前对手淫的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对手淫的焦虑——如果他先前存在着这种焦虑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拉科尔十几年前写的那本《制造性》（Making Sex）相比，这本《孤独的性》事实上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托马斯·拉科尔，杨峻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