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一点左右，我突然接到部门副主任打给我的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小白，听说你自杀了？”
正在发生的极具魔幻色彩的对话让我一头雾水，继而乐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是我对这条消息的第一个反应。
“是中心主任让我问的，在国外的一个微博网站上，一条微博说你自杀，警方正调查情况……”
“扯淡，我会吗？……”
我把手机挂了，依然不认为这有什么，都说无风不起浪，这年头，无风，也起浪。习惯中。
上午，我给台里要驻外的记者进行了培训；中午，刚照完台里挂历的照片；下午，例行的足球训练；晚上，要在家里，为刚从全运会上回来的刘建宏、段暄们接风。
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并且乐观的生活。
没怎么受干扰，我去踢球，见到队友们，他们比我更早知道这条消息，开起了我的玩笑。陶伟一会儿来了，告诉我因为我的“自杀”，他刚接受了别人的采访，他的回答也很搞笑，“他会自杀？”
踢完球，我和段暄等人开车回家，没想到，这时，娱乐已经拉开了网，“自杀”不真，可娱乐却真真切切地登场。我回家甚至到家后的情况，均被“勤奋”的娱乐记者偷拍，并上传到网上。你无法谴责他们视隐私为无物或者不道德，因为，对他们来说，娱乐才是道德。
回到家，接到一家我很尊重的南方报纸记者的电话，问我关于“自杀”的新闻，我在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不太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电话采访。”
奇妙的是，第二天这家报纸登出了大半版的与我“自杀”相关的新闻，我惊讶地发现：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前该怎么做新闻接下来还怎么做。”我莫名其妙地第一次知道“白岩松一下午，两个手机都被打爆”，可惜，十多年来无论手机还是老婆都只有一个。
我依然会尊敬这家报纸，因为它有值得我尊敬的理由，可我替这名记者有些担心，为什么可以替被采访者说话并安排生活细节？
但是恐怕也不怪这名记者吧，娱乐至死已是时尚，谁也无法抵抗。唯一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制造我“自杀”的新闻？然而几乎没有答案。这个过程中，有人故意将我的“自杀”与新闻环境不顺畅往一起牵连，对此，我和别人开过玩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已经自杀一千多回了！
一段时间以内，见到我的人都会一乐，参加四川的公益活动，也会被媒体以“自杀后首度现身”来开头，并加注：“白岩松看上去情绪还不错……”
于是我弄懂了，这不过是一次与我有关但其实又与我无关的娱乐，人家不求真假，只求完成这样一个娱乐的过程。后来陆续收到一些短信，也有以往“被自杀”的名人们，一想也就释然了。在地铁里，成龙、刘德华、赵忠祥，已经被自杀二十多年了，我这偶尔被自杀一回又有何妨？
所以，我终于明白，自杀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人心。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白文萨”，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竟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白文萨”的绰号。
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平等”，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反而是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
电视主持人是一个必须以出头露面为工作方式的职业，出名是这个职业的副产品，甚至是一个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想想看，如果一名电视主持人，出头露面十多年，人们依然记不住他的名字，估计真是个大问题。
但是，这“名”经常被异化、扭曲。
电视就像一个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间让你被家喻户晓，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那样：“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
事实还真就如此，电视主持人这个很难不出名的行当，经常让业中人士，把名气当成自己优秀的标志。其实，名气与优秀，还真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差得很远。这里面的泡沫成分一点儿不比房地产少，但是，无论主持人自己，还是众人，清醒者不多。
我时常恐惧于这种泡沫的放大，恐惧中，常有一种不安。
2000年底，我突然感觉有些干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环虚幻得可怕。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然后坐专机回国；被领导接见时，朱镕基总理竟然一进屋先与我来握手，然后才是奥运冠军们；还有不停地得奖，比如“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年度主持人”等等……
在1999年的全国新闻界演讲比赛中，我获得了特等奖。但我难忘的不是奖杯，而是“做文与做人”这五个字，它可以视为一生的题目。
作家刘恒大哥开我玩笑，“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
我答道：“放心，大哥，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
这年年底，我放弃了刚刚改版的《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关掉了手机，开始一个新栏目《子夜》的研发。这是一个希望在午夜时分播出的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决定着，如果这个栏目开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
没想到，这个研发过程波折太多，最后让我离开主持台近一年的时间。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当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为怕母亲和家人担心，早上明知没事，也要早早离开家，去一个几乎没怎么装修的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和几个研发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没什么贡献的日子，吃起单位的盒饭都有负罪感。
然而，这的确是一段“放下”的日子，如同《道德经》里的话，“杯满则溢”，杯子满了，就再也装不下什么，怎么办，倒掉它。如同计算器，不管你曾经完成过怎样的大运算，想要重新开始，必须得复零。
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子夜》独立放生的路被堵死，为我“虚度”一年而着急的孙玉胜副总编，将《子夜》改造后并入又一次改版的《东方时空》，以《时空连线》的方式亮相，而由于无法回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须担任制片人，一个不是官的官。
制片人制，是1993年始于《东方时空》的改革举措，曾经为推动中国电视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十年时间过去，当我担当制片人之后，却发觉这制度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尤其对于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来说。
它让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一股独大，节目好坏都由他来定夺，“独裁”痕迹明显，民主的气息不够。于是，我上任后，干了两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资关系全部移交到上一层部门，自己不与组里发生一分钱的财物关联；第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建立编委会制，大事小事由编委会民主制订，制片人的权力被大大削减。我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环境。果真，栏目组的战斗力大为改进，节目水平稳定并平均地提高，最关键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长。像张泉灵、柴静等都是《时空连线》的主持人，王跃军、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栏目的记者，而更有趣的是，过后几年，从这个三十个人的小组里，走出十余位主任及正副制片人。我想，这便是民主与自由的小小结果。
2003年，借新闻频道开播之机，小小《时空连线》组，又创造出《新闻会客厅》和《中国周刊》（后改名为《新闻周刊》）两个栏目，都是由我来当制片人。一个人，负责三个新闻栏目，两个日播，一个周播，过去几乎没有。
十几年前一起出发的老朋友，体重都长了，焦虑与压力也都长了。得到的与失去的，自己心里明白，只不过，老友聚在一起，笑容会多一些，如同烦恼又多了一些一样。在我们四人的中间，就是《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我们的领导兼同行——孙玉胜。
老问题再一次出现，“杯满则溢”。
扶上马，送一程，该作的决定终要作出。几个月过后，栏目都已经打响，到了告别的时刻，2003年8月，我辞去三个栏目制片人的职位，重回一个单纯的主持人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减法。虽然辞职的那一天，告别会开完，不过下午两点多，我开着车离开单位，突然不知道，我这车该往哪儿开，然后，漫无边际地随车逐流，但是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自由，这自由并非来自辞掉责任，而是因为卸掉了一种诱惑。于是，我很庆幸，手中的车虽然不知往哪儿开，但我还没有迷路。
至于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答案的版本有五个。
永远正确版：一个人只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相对制片人来说，我做主持人可能更被需要。
搞笑版：以前我妈说，别开车别当官！后来不得不开车，又要听妈妈的话，只好不当官。
内心版：做制片人的同时，做主持人的思路就为此改变。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经常怕空播怕节目被“枪毙”，而让自己作为主持人的提问与评论越来越平庸地安全着。而辞去制片人，我又回到了白岩松这个角色，独立的思考再度归来，这对于主持人来说，十分重要。
狂傲版：不当官，与任何人平起平坐；当了官，永远是人家的下级。
为您服务版：我一离开，挪出很多个位子，兄弟们顺势都可以往上坐一坐，自由了自己，成长了别人，何乐而不为？
……
于是到如今，我一直是一个永远本科文凭、在央视没有一张办公桌的普通群众，但是当群众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如同老记者艾丰对我所说：“小白，能够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是的，我记住了，虽然它很难！
◎时常电话响起，半天对方没有声音，在我“喂喂”好多次之后，对我反问：“你真的是白岩松？”然后一笑挂掉，留下我在电话这边摇头。
◎一次开车，误入一车队，被警察拦到一边。那时我开一辆富康，警察认出了我，开口就一句：“哟，怎么开的不是奔驰啊？”然后和我聊了十多分钟，最后让我走时，不忘又追了我一句：“下次别不开奔驰……”
◎2003年回广播学院，母校成立四十五周年校庆，一进校门不久，便不断面对师弟师妹合影与签名的要求。主持晚会时，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广播学院的传统，我们那时候，不管谁来，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问题和怀疑的眼光，而不是签名和合影。
◎有一天开车，前面一兄弟突然横向开过三个车道，从前面出口上了辅路，导致后面一片急刹车，情形甚是危险。一会儿开到红灯前，我恰好和他并排，便摇下车窗，批评他危险开车。这位老兄拉我下车理论，并对周围围观者高喊：“快来看啊，十佳青年当众吵架！”弄得我像无理取闹者一样落荒而逃。
◎有一个冬日的凌晨四点，我要值一个早班，早早到电视台西门，意外地发现，一位上访的同胞，拿着写着我名字的上访信在等我。见到我之后，没太多言语，将信塞到我手里便匆匆离去。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等候了多久，而我手中的那封信却分外沉重。媒体人的能力被夸大了，就如同我时常接到要求转给总书记和总理的信一样。
虽然不太喜欢照相，但与人合影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张照片是广州申办亚运会成功那天晚上，当地一位热心观众拍的，后来人家把照片寄给我，背后还起了个标题，叫“众星捧月”。不过自己得明白，这时的我，如同动物园里一只叫白岩松的动物，要是拿自己当回事，就真没活明白。
◎在广播学院的一次带搞笑性质的评选中，我意外获得“最不可能被女生诱惑的男主持人”第一名，面对这个“荣誉”，我一直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我该高兴还是自卑。不过，我猜想我夫人会很高兴，做一个被人知道名字的主持人，有太多的人在外面管着我，想花天酒地怕也不能。在《新闻1+1》评论“天上人间”事件之后，有人不屑地评论：说的一套一套的，他怎么可能没去过“天上人间”？老兄，抱歉，我还真没去过。
◎儿子上初中了，每当有人说起他爸爸时，他都含混其词，而当有人问他将来是否像父亲一样当个主持人时，他总是极其不屑地回答：拜托！我才不干那玩意儿呢！在他眼里，做一个动漫工作者才是正当职业。
◎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做新闻的电视人，特殊时代背景，让我们的名气被放大了，实际上，并不该享受到明星或名人的待遇，但可惜，似乎躲不开。被娱记跟拍过几次，仅我个人，也就罢了；可某次在机场，孩子、夫人和我都被偷拍，然后堂而皇之地在杂志上刊出，这就是典型的越界。孩子，怎么可以也成为娱记猎杀的对象？对此，你可以万分愤怒，然而又能怎样呢？只希望，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有底线。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总是不变：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母亲，没她就没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它我就认不了这么多字。
◎身在名利场，就要学会面对自己绝对陌生的“履历”。比如在人家的笔下，我和我夫人中间的“媒人”是一个红薯，我的普通话多亏有她的督促才能练顺口等等，似乎我谈恋爱时，一直有记录者在场，居然还能复原我们的对话。看到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咱们的恋爱要是像人家写的那样就好了！
◎在大学讲课，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我的回答是：“在我的眼中，现在的你才是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儿，但我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到达你那儿的路，该难过的是我。”
◎一次做《艺术人生》，朱军问我：要干到什么时候？我答：一定要干到观众恋恋不舍，自己去意已决。旁边的杨澜插话：千万别最后反过来，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自己话语权已经太多，于是从未有开博客或微博的打算，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在网上开了博客。”我惊讶：我怎么不知道？其实，我永远不会有经纪人，也不需要新闻发言人，那些博客或微博，抱歉，不是我的。
◎有主持同行，接到过署我名的手机短信，说手机丢了，记住新号，几番短信交流，似乎一切正常。然而过后不久，突然同行又接到“我”发过去的短信，说有急事，让同行汇钱。这时同行才怀疑有假，开始询问，得知遇到了骗子。当我知道此事，一身冷汗，不知骗子得逞过没有。
◎被别人要求合影，不好拒绝，但往往加上一句话：千万自己留着用。这并不是废话，十多年里，时常有人拿着与我的合影，说我是他的弟子，是他的客户，是他的铁哥们儿，是他产品的使用者。再次抱歉，应该大多数都是假的。只是不知道，如果因此有人上当受骗，我是不是该道歉？
◎常有人因我在电视台，而和我探讨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中央电视台内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说明体制内也有有趣的东西，也是有机会就会生长。而至于人们所说的体制外，我总想反问一句：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是体制外呢？
在一次主持人的论坛上，我对台下的同行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行当，是一个名利场，从某种角度说，它也是一个绞肉机，如果不是打算以长跑的姿态进入，而仅仅因为诱惑而入，终究，是一个牺牲品。”
名，是第一个挑战。你用嘴来活，也活在别人的嘴里。人群面前，有的人被众星捧月，有的人被视而不见。你是否做得到众星捧月时还知道自己是谁？被视而不见时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各种奖励也是如此。有人说，如何面对失败决定人们是否可以成功，依我看不一定，如何面对表扬、奖励和成功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这个名利场里，随时会得到泡沫化的表扬，其实它更可怕。有的人，经常接受夸张的表扬，但对批评却难以承受，更别说夸张的批评。然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夸张的表扬，却不可以接受夸张的批评？比如我自己，曾经今天被人称为“民族脊梁”、明天就被叫做“汉奸”，对此，我必须适应，因为，这是这个行当的伴生物。
这张照片，是1997年，我与敬一丹、倪萍、汪文华三位大姐同获“金话筒奖”时的合影。当时我还是绝对的“小弟弟”，如今，在很多同行面前，我已是“白老师”。当年获奖后，我曾困惑：下一个目标与动力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忘掉奖项，永远把自己当一个新人。
其实，签名与留影也像是一个坎，常常让自己虚幻了麻木了，以为天经地义。我总是相信，自己签过的一些名，别人也没再看过第二眼，你如真对人有用，不留下名字，别人也会记住你。
利，是另一种考验。
这个社会，对所谓的名人，是有消费欲望的。而名人们，也就在被消费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愿意，似乎每天都可以有宴席参加。只是不知道，时间长了，还会不会有品尝味道的能力。
有了名，有时就开始有了身价，谁都喜欢钱，但适可而止守住底线取财有道就难。让人奇怪的是，我常常见到有的人永远在付出时间挣钱，却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挣钱为什么？还有，如果你自信于一生都有挣钱的能力，为什么那么急于一时？人，是自己欲望的主人还是奴隶？
有一次，等待录制节目时，襥存昕大哥与我私下里聊天，恰恰聊到了这个话题。他的准则总结成几句话让我深有感触：该挣的钱坚决要挣，不该挣的钱坚决不挣；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定不花。
我以为，有道理，但什么该什么不该，就看每个人内心的标准，它注定因人而异。更何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轻易说不，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地清洁。我也同样如此。走的时间长了，就常常发现生活中有些人在计算得到的时候，往往忘记因这得到而会失去什么。如果每次去得到时都计算一下，看值不值，就不会那么拼命去得。但在“得”的诱惑面前，又有多少人在乎因此而来的“失”呢？
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人们都看到所谓名人人前的光辉，却很少看到人后的伤口，总是要到又有哪个名人自杀了、吸毒了，才短暂地拿起纸笔，探讨一下名利场中人的心理压力问题。
有的时候，我会很有兴趣地与叫白岩松的那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他的被异化，观察与思考在他身上的有趣之处，看他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或许我有自己幸运的地方，刚一走进电视圈，接触的就是“东方之子”，那是一群有名有利有权有信仰有地位的人。在太多的人眼里，包括在当时的我眼里，如果达到他们的程度，还不得幸福死？然而，当我真的走近他们之后，才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那些外在的东西，与幸福并不真正挂钩。时间长了，也就释然。这个时候，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就起作用了。她说：人的一生，不管贫富贵贱，最后加减乘除，一算分，都一样。
2010年夏天，中学毕业二十五年聚会，酒席上，轮到我发言，我和同学掏心窝子说了这么几句：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所以，谁都得知道自己是谁，而同样的，所谓名人，首先或本质上只是个更多人知道他名字的人，有好有坏、被更多诱惑也被更多约束的人，走得远不远，看自己的造化了。
2010年春天，我与《新闻1+1》栏目一起获得《新周刊》电视榜的三项大奖，因为得奖不少，我就拥有了两次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机会。有意思的是：第一段获奖感言，由于具有某种娱乐元素，第二天被媒体广泛转载；而第二段获奖感言，也许是因为太过严肃并尖锐，第二天，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报道。于是，只好记录于此。
“在我看来，电视的下一步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们，而不是年轻人和即将告别电视的人们。”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是过去的改革推动者，他们因此拥有了名气、权力和金钱，但接下来他们怎么做，至关重要。”这个“他们”中，自然也包括我。
“如果他们愿意让一些利，会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成长；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的利益少一些在乎，就会说更多的真话办更多的实事，推动电视的又一轮改革；可如果他们屁股决定脑袋，只在乎自己的利益，那电视就危险了！”
这是十年前在体育场留下的一张照片，“人民”二字看来意味深长，其实它是“增强人民体质”中的两个字。总听到有人说：做记者的，要替人民鼓与呼。我并不喜欢这句话。你凭什么“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个，“人”中的一员，说实话就好了。
其实，不仅仅是电视如此。
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从当初那个四处租房子住敢于争吵有冲劲的小伙子，变成现在时常被叫做“白老师”、略有发福的中年男子，毫无疑问，我们为上一轮电视改革做出了推动并成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
然后呢？也就是现在。
这的确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拷问。其实，回头看历史，总是这样的轨迹。革命者，充满热情与干劲，带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后者与落后时代的命，然后坐享其成，时间一长，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
周而复始，历史在重复中前行。
我们呢？有时，既得利益者还有另外的毛病，成功过，意味着也许优秀过，于是，自以为是。殊不知，时代已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世界已不是原来那个世界，可这个时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慢慢地，成为正确理念前行的阻拦者，而自己还并不觉察，让旁观者感慨并为之发出一声叹息！
记得2008年，要创办《新闻1+1》时，有人劝过我：这是不讨好并得罪人的节目，算了吧。虽然，评论节目上马，是新闻改革与电视台的需求，但各种因素决定，如有问题，账会记到我头上。
开播一段时间后，某些事实也证明了人们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做主持人时，上上下下，支持与表扬者多，我面对不了太多风险；但成为评论员之后，隔三岔五因评论而让一些人一些部门不高兴，说完全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曾经非常信任我的领导，也开始对我不满。我有委屈却不想解释，让时间与良心去回答吧！
其实没有选择。这条路，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电视改革走到了这一步，也许会多了很多风险，开玩笑说：成先锋或成先烈仅一线之隔。但又怎能不走，不前行呢？更何况，这条路，出发时，并不只我，太多的人，太多的梦想。
当我在众多人的帮助下走到今天，肯定不是让我个人来独占利益。在我们的身上，依然有众人的期待与寄托！更何况，在这个复杂的变革时代，我们有我们的价值与推动能力。如果我们贪图自己的安全与安逸而停下脚步，年轻人又能走多远？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能让自己的利益遮蔽了向前的冲动，哪怕因此可能会付出代价。
2008年年底，12月23日，《东方时空》重要创建人之一陈虻不幸去世，终年48岁。
午夜的北京街头，我驱车前往医院，一路上的表情注定怪异，不是哭不是笑，只觉得荒唐，似乎要送别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仅有送别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为什么会送别得这样早？真的说了再见就不再见了吗？
陈虻，用《生活空间》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我们骄傲的记忆。
后来，由于他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里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按理说，应该不纠缠，可现实中，不纠缠不矛盾太难。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
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像一个又一个有创意的礼花，发射了，灿烂了，又慢慢地熄灭。
从头到尾，他是这礼花唯一的观众。
2000年底，我入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但正如我领奖时所说：我是在替我的同行们领这个奖。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接见我们时对我说了一句话：“每个行业都需要品牌，你们这个行业也要打造品牌。”我想，这可不是要打造一个让自己获益的品牌，而是因品牌，让新闻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这一次，他走了，开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一群或主动或被动已经开始有些麻木的人们。
我当初的制片人、陈虻当初的战友，时间，几乎是在悲伤中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陈虻的灵堂，然后留下这样几句话：
虻虻，我从未有过的孤独，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只有怀念，只剩下过去的日子……
经历过旧日子的人们，看到这段话，都百感交集，不仅感慨时代的无情，也会反思自己的减速。
那一段送别陈虻的日子，集体悲凉，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走了，还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动或主动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在纪念陈虻的文章里，我最后写下这样的几句话。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
“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或许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该再次重复陈虻曾经说过的这句话：“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只要继续走，就有可能！我依然愿意乐观地看着前路。
权、钱、名，我们喜欢什么？
十五年前，上海，我采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
当时，正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刻，每到一年中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他总会在午夜时分，驱车穿越灯火辉煌的上海，感受着自己的人生与这个璀璨都市的关联。
他拥有权力，这位少壮派金融家已经上演了很多为业界惊叹的带点儿传奇色彩的故事，诸如“十大杰出青年”这样的头衔早已不在话下。
于是，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钱、名、宗教都是有力量的东西，你更喜欢哪一个？”
刘金宝几乎没有思考，爽快地回答：“我喜欢权力。权、钱、名，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看在谁手里。你不觉得，让它在有理想的人手里更好吗？”
这是那一天采访中，我记住的最有价值的回答，并给了我巨大的启示。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2年开“十六大”时的住地，他略有些骄傲地对我说：“作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我的名字印在了港币上，这可不容易……”
之后没多久，他东窗事发，一夜之间，权力财富都瞬间消失，名声还在，方向已是不同。最后，他被判无期徒刑。
审判是法律的事情，说到刘金宝，留给我的，还是那个午夜时分驱车前行的理想主义者印象，以及他对权力和名声的看法。
他的回答没有错，只不过，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性问题，回答正确与行动正确并不是一回事。
名声、权力、财富，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该掌握在谁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