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京向西南做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陕西两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呷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政治。我发现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说是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这列火车还心，很舒适）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利了。因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势。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它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资五万的巨石宅第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象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第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们互相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岭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决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当口，我当然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给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末战事还在继续？”我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象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