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车开往旧金山总医院，直奔医院大楼的4楼。拉维正在护士站等我，他身边站着一位身材娇小、戴厚重眼镜的金发女子。拉维没穿制服，穿的是黑色裤子、浅黄色真丝T恤衫和运动外套。他脸上的胡子估计有两天没刮了。
“好久没见了，纳特·麦考密克。”拉维招呼我道，然后转向他身边的女子，“莫妮卡，这是麦考密克，疾病克星，而且在哪儿都是坏家伙。”然后他又转向我说，“这是莫妮卡，皮肤病和囊肿性痤疮的克星。”
莫妮卡脸红了。我注意到她拥有完美的肌肤。我跟她握握手，直视她的眼睛，不让她感到我注意到了她的尴尬。
“有什么情况？”我问。
莫妮卡张嘴要说话，但是拉维盖住了她，“莫妮卡收到她旧金山公共卫生局一位好友的报告。”
“不是正式的。”莫妮卡补充道。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决定早点来这儿看一看。正是它，伙计。嘴和眼睛周围的软组织上都是瘤。这个女的来这儿是因为她有一处开始出血。”
“她在哪儿？”
莫妮卡指着大厅那边的一个房间，“在……”
再一次，拉维打断她，“但有个问题。”
我等着听解释。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人现在跟她在一起。莫妮卡的好友原先没意识到会有什么值得兴奋的，直到我们表现得如此。”他扫了他的合作者一眼，她的脸又红了，“现在我们面临权限之争。”
“难道他们没请你们来？”
“旧金山从来不把问题带进州里。”
一些大城市，像旧金山、洛杉矶、纽约，那里的人 对自己处理问题非常自信，他们经常自行在当地处理掉一切事务。如果实在应付不来，他们会跳过州政府直接与疾控中心交涉。公共卫生，一般来讲，只是一桩邀请你你才能加入的事情。
“如果我们让他们做的话，他们会失手的。”拉维不太高兴地说。
“我们不能让他们不过问此事。”奠妮卡说。
“我知道，莫妮卡。”
“不说这个了，把这个病例讲给我听听。”我说。
这两个州级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你说吧。”莫妮卡对拉维说。
“比阿特丽斯·卢，43岁，亚洲人，”他说，“两天前因脸部伤口出血来看急诊。医生没能止住出血，他们认为血液是从上颌骨的动脉流出。她昏迷，进行血型配对，在急救室输了一个单位的血。他们把她送到手术室，在那里又给她输入一个单位的血，并扎住动脉，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止血。”
“你说的是大面积的扩散？”
“你会看见她的，是大面积的扩散。”他清了清嗓子，“他们昨天给她做了核磁共振。结果显示她脸部软组织大面积损毁。有两处大的。一处在她的上颌骨，侵蚀进她的上颌骨动脉——损毁程度大概是50%。还有一处在她的左眼周围和内侧，包括太阳穴周边和轮匝肌在内的肌肉。较小的瘤看起来长在皮肤里和皮下的组织里。”
“听起来很糟糕。”
“是糟糕。她的脸正在形成肿瘤。她很痛苦，伙计，是神经瘤。”
我叹道：“那么眼下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病理分析。组织的病理分析是关键。”
“莫妮卡来接招。”
我笑了，“拉维说你喜欢皮肤。”这些话一出口，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收回。莫妮卡的脸又红了。
“她是世上唯一一个经过皮肤科专业实习后仍然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拉维说，“这就是我爱她的原因。”
“拉维……”
“看到了？她也爱我。”
“病理分析怎么说？”我再次问。
“从组织学上讲，它看起来是完全的侵入性的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莫妮卡说，转移到专业性话题后她放松了许多。
她咬了咬嘴唇，“我认为纤维瘤的成分可以解释深层次的结构扩散，但是从临床上讲，它的表现很奇怪……”
“以往病史？”我问。
“她没得过癌症，”拉维答道，“也没有家族病史。没有接触过有毒化学物质，旅游记录也很棒，只在去年去过一次香港。”
“在香港发生了什么？”
“病人和她的家人没说。卢的全家一起回去探亲的。”
我问莫妮卡：“纤维肉瘤的诱因有哪些？”
“辐射、接触化学品和遗传。”
“这些她都没有？”我问。
他们摇摇头。
“还有另一件奇怪的事，”莫妮卡说，“那些组织是克隆的。”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有没有把她和我先前发的照片进行比对？”
“有，”拉维说，“我们认为症状相符。”他把手伸进肩上的背包。
突然，他停下了。他和莫妮卡的眼睛越过我的左肩望向我的背后。
“旧金山的人。”拉维压低声音说。我转过身。
我身后站着一个瘦高个的男子。他30多岁，秃顶，戴着眼镜，脖子上挂着听诊器。
“我不认为我们这里有人中了头彩。”他说，以此来打招呼。我看向拉维的眼睛，他看起来很放松，“但是事情很糟糕。她很糟糕。”那人伸出一只手，手指又细又长，“贾尔斯·斯潘格勒，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
“纳特·麦考密克。”我握住他的手。
拉维说：“麦考密克医生是我在疾控中心时的同事。”
斯潘格勒医生皱眉道：“疾控中心的人在这里？这是……”
“我离开那儿了，”我说，“我是……自由职业者。”
斯潘格勒盯住我看了一会儿。他的绿眼睛绿得很浅，几乎没有色彩。
“纳特是来帮忙的。”拉维告诉他。
斯潘格勒吐了口气，“就我看，我们不知道还能为此做些什么。这样的病例并不多见，没有化学物质接触史，也没有家族病史。谢谢你来帮忙，莫妮卡，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论这个。”
“米尔皮塔斯有一个病例。”我说。
拉维的表情好像是我当着一屋子陌生人的面泄漏了他的高考成绩。
斯潘格勒对我眨眨眼，显得很吃惊，“纤维肉瘤？”
“看起来像，”我告诉他，“那个病人已经去世了。”
斯潘格勒在消化这条信息，“加州湾有700万人口，麦考密克医生。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有几例是有可能的……”
“那病人的症状与这里的完全相同，”我打断他，“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更多的此类病例。”
拉维拼命跟我挤眼睛。
“什么理由？”斯潘格勒问。
“我现在不能说。”
“那么其他的病例也在加州湾？”
“我们不知道。”
斯潘格勒挠了挠脸，思考着，“我会把这个告诉我的头儿。但是坦率地讲，我还没有看到暴发的迹象。”
他是对的。两个人不能算是暴发。10个人——那些墨菲照片中的人，如果他们都在加州湾的话——那就是暴发了。但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
“疾病监视？”我问，实际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们还不能判定，”斯潘格勒回答。浅色的眼睛看着我。他看看莫妮卡和拉维，“州里意见呢？”
“没有官方意见。”拉维说。
建立疾病监视系统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它意味着要给成千上万家医院、诊所发布公告、传真和邮件。疾病监视非常正式，所以它的门槛很高。仅凭两例突发病例是不可能在一个700万人口的地区展开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的。
“那么，”我说，“我们等吧。”
“是的，”斯潘格勒答道，“我们等吧。”
“我们等着吧。”拉维不高兴地回应道。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这帮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过度的、想做好事的人很不情愿地来回踱步，在我们的散兵坑和掩蔽壕里等待。
“我去看看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