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醒自己我站的地方可能是美国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了。在这里，如果门上锁可能才让我感到奇怪。但是，我还是感到哪里不对头；这儿突然见鬼似的安静。
我敲了两下门。“墨菲？”我说。
没有动静。我用手指按门铃，听见门里铃响。一切又归于沉寂。
我退回到车道上，走到车库。一辆蓝色雷克萨斯轿车和那辆奔驰SUV停在里面。看来所有人都在家。我又回到大门处，脚蹭着地在门廊里转了转。我决定不再按门铃。如今父母都会在临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我不想打破夜晚的宁静或是打断父母给孩子讲故事。
我又等了几分钟，屁股靠在引擎盖上。然后我一边拨打墨菲的手机，一边又走回房子前。
我能听见房子里面有电话铃响，接着断掉了。我的耳机里传来墨菲的声音：“你现在可以给墨菲的语音信箱留言……”
“墨菲，”我透过门缝喊，接着用更大的声音叫道，“保罗。”
没人应声。我推开门，走进房子，“保罗！”
我右边是一间客厅，镶着木板，装饰着一幅大画的窗户占了一面墙。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从外面看窗户这么亮了：一盏漂亮的卤素落地灯翻倒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灯光打亮窗帘，就像舞台上的脚灯。还好灯泡没有打碎，没有引燃地毯。我捡起灯把它扶正。
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套木质音响，它的连接线曾经连着电视机。一本打开的书摊在地上。孩子们画的画和老师给的评语散落在皮椅子和垫脚凳上，到处都是——每张上面都打着金星，并用红笔写着“好！”。房间尽头的地上满是玩具和孩子们的书。但是孩子们不在，他们的父母也不在。
“喂？”我喊道。我听着自己的声音逐渐消失。
从过道可以直接看到后面的厨房。那里，我可以看到大理石的厨房台面，可以听到隐约的古典音乐在飘荡。我走上前。厨房配备了最好的厨具，透着一股小资情调：沃尔夫牌电炉，维京牌冰箱，都是比较大的物件。厨房里的抽屉全开着，一些银器掉在地上。音乐——现在没有音乐了，但是传来某个柔和的男中音——是从台面上一台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靠近水池，地板上到处是被踩过的小甜饼，一只摔碎的玻璃坛子躺在其中。“哦，天哪，哦，老天。”我说，现在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慢跑回到门廊，“喂？”
我的右边还有一个门廊。实木地板上有一层泥，看起来好像几个孩子穿着满脚是泥的鞋子跑过这个地方。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孩子们疯玩，浑身是泥，在房子里追来追去，咯咯笑着，撞倒了灯，踩翻了小甜饼。但愿是这样，我想，即使所有的迹象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我来到第一扇门前推开它，抑制着越来越膨胀的恐惧感。这是一间儿童房，角落里有一张童床，一部带鱼饰的手机挂在上面摇摆着。童床上有东西。我急忙打开顶灯，看到只是一床揉皱的毯子。
穿过大厅有间浴室，左边有一间房间，我进去。又是一间儿童房。从装饰布置看，是个男孩房间，大一点的男孩。蓝色的墙壁，贴着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电影海报。一张巴里·邦德的放大照片。一架飞机挂在天花板上。
地板上有只垫子，门廊照进来的灯光显出它的轮廓。垫子上坐着一个孩子，身体斜靠在墙上。那个男孩，我想。另外一个孩子蜷曲着趴在他的腿上。男孩的胳膊抱着他的妹妹。他的头萎靡不振地耷拉着；他在睡觉。很可爱。这一切天真无邪，我感到自己放松了一点。
“嘿，孩子们……”我说，又赶紧打住，我打开电灯，“抱歉……”
但是他们没听见我说话。
什么地方——那一刻这些景象之间的什么地方涌入我的脑海，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感到体内某种东西瞬间崩溃了。我的血液凝固了。所有那些年的培训，所有那些医院用的代码，你正在快速冲过医院走廊跑向某个人的房间，他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所有那种时候，你确切知道应该怎么做——拿肾上腺素，抓起电击除颤器，推进阿托品——所有那些遥远的经验，我都突然想不起来了。也许如果我训练得更好，如果我是急诊医生，如果我是治疗外伤的外科医生，也许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施救了。但是我不是，我做不到。
我大步穿过房间，低头看那个浅黄色头发的男孩和他金发的妹妹。小女孩，最多18个月大，抓着一只毛绒兔子。她的头被往后拉，脖子被割断了，血染红了毛绒兔子的白色绒毛和粉色耳朵。男孩的眼睛定在女孩身上。他的睡衣上有多块婴儿围嘴般大小的血污，盖住了原来点缀的足球、橄榄球和棒球图案。
我跪下来，去摸小女孩的手腕，希望能摸到一丝脉搏。没有。她脖子上的伤太深了，伤到了大多数血管；脖子被割开，伤口正对着我。我把她放平，脱下她的裤子，伸手到她的衣服下面，摸到她的腹股沟，希望能感觉到从她的股动脉传出的蝴蝶般的振动。我摸了30秒，先左边，然后右边，我的手指能感到的只有她冰冷的躯体。
我收回手，现在满手黏糊糊的，我去摸男孩的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我把他放到他妹妹旁边，把手伸进黏糊糊的、已经变成红色的睡衣裤下面，摸股动脉。没有还是没有。我把耳朵贴到他的脖子上，希望能听到哪怕一点喘气声，但是我所能听到的只有屋外树丛里隐隐传来的蛙鸣。
我只有放弃了。我跪在地上，试图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的大脑没法工作。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我捏了捏自己的大拇指，感觉一阵作呕。
“墨菲！”我尖叫道。
我跑出房间，发疯似的穿过大厅。我意识到，一切都太晚了，我原以为地板上的泥土是孩子们玩耍时留下的，但根本不是这回事。我跑向大厅尽头的房间。
这间房间由一盏床头灯柔柔地照亮。这是间大卧室，我正对着一张床，在一长排窗户下面。一个人坐在床脚的椅子上，看不到脸。还有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一个人动。
化妆柜的抽屉都被洗劫过，一只珠宝盒坏了，掉在实木地板上。
床上的人是个女人：金发，只穿着睡衣，脸朝上躺着，两只手各绑在一根床柱上。她的喉咙，就像她的孩子一样，被割开了。她的胸前一片血红。
我硬生生地把目光投向床脚的人。他的双手被铐在椅子背后，宽大的皮革和橡木做的椅子，看起来很坚固，就像件古董。另有一副手铐把第一副手铐又铐到两个椅子腿之间的一根粗横梁上。他无精打采地坐着，身体的重量在上肢以上被拉扯得很厉害。他的双肩——不懂医的人也能看出来——都脱位了。我一眼认出椅子上的人正是保罗·墨菲。我冲过去。
“保罗？”
我一生中看过许多恐怖的事情。我看过疾病解剖组织，看过人们因肺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倒在血泊之中，我还看过人的头颅在枪击后从躯体上分开。但是这次……
墨菲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他的两眼被挖，只留下两个漆黑的洞。血从他的口中汩汩流出，滑落他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像其他人一样，他的喉咙也被割开了。他的两脚之间——他的两脚也被铐在椅子上——放着他的两只耳朵。耳朵旁边放着他的舌头。
然后是血。见鬼，流了那么多的血。
“哦，不……”我说。
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一股微弱的气流穿过这些血液。我大叫墨菲的名字，声音有所变化，它想要抓住什么。生命的迹象。
化妆柜旁边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干洗过的衬衫。我撕掉外面的塑料袋，把它拿给墨菲用。他的舌头——剩余的部分——肿胀并阻塞了他的气管；空气通过他喉咙上流血的伤口鼓着气泡。
我用衬衫按住他的脖子，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头脑中闪过曾学过的基本知识：气门，呼吸，循环……
气门。
我扔掉衬衫，冲向厨房，冲到水池跟前。它有一个可移动的喷嘴，由软管连接供水。我把软管拉到最长，从开槽座中抓起一把刀，切掉软管。我把喷嘴切成一条条，不太完美，但是今晚没有完美可言。
来到卧室，我切了大约1尺长的管子，剩下的管子和刀都扔到床上。我把墨菲的头尽可能地往后掰，以便打开他脖子上的伤口。气管打开，就像是一只乌黑的眼睛，空气从这里吸入。我咽口唾沫，缓缓地将软管塞入他的气管，往下插了6英寸。墨菲挣扎着，接着咳嗽。我往回拉了大概1英寸。有呼吸了。
气门，检查。呼吸，检查。现在看循环。
血从被割开的颈静脉不断往外渗出。颈动脉，感谢上帝，仍然未受损伤，否则他早就死掉了。我从他后面环抱着他，用衬衫绕过他脖子后面给他包扎，将它压向由软管支撑而变硬了的气管的一边。我抓紧这个织物，感觉到棉布勒进软骨，勒进肌肉，勒进血管，其他地方它不应该碰到。
“来吧。”我敦促他。我说的就像是我们将去某个地方，就像这总有尽头。但是为他止血没有尽头；最好的是，这给了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真正的帮助，不是他妈的某个人处理细菌时的那点努力，或是一个该他处理外伤时就成了个傻子样的人。
我看他妻子——我假定是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的人，看她是否有任何还活着的迹象，“见鬼。”我说。
这时我看见她胸脯动了。它轻微起伏，她的一个乳房也跟着胸脯的起伏很细微地在动。
松开衬衫，我冲向她，耳朵贴到她的嘴上，靠近她喉咙上的切口。有微弱的声音。
我仔细看墨菲；我能看到他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从他的脖子上流尽了。
“见鬼。该死的真见鬼！”
我重新回到床脚，抓过剩下的软管，伸到她的气管里，一直伸到底，再拉回差不多1英寸。我撕开枕头套，用它绑住保罗妻子的脖子。绑得有点斜，不够紧，所以没什么效果。但那是她的脖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止住她该死的脖子出血。
墨菲太太躺在那里，由于被铐住，身体微微扭曲，18英寸长的厨房塑料软管从她的下巴伸出来。
我正在做的好事可以让我成为一名看护了。所以，我做了所有看护会做的事情，也许是我当晚做的最有效的一件事情，我拨打了911。我满手是血，滑溜溜的，双手直抖，拨了3次才成功。
最后，接通了接线生。我尖叫道：“我需要帮助。”我设法把电话夹在肩膀上，以便可以继续把枕头塞到墨菲太太的脖子下面。电话掉到床上，然后又掉到地上。
我捡起来。
“这儿有人快要死了！”
“先生，请问你的地址？”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我不知道。这儿有人还活着，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已经死了。我是一名医生。我正在努力维持他们的生命。”
“请问你的地址？”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劳雷尔路。”我努力回忆门牌号码，但是还是想不起来。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用枕头压住墨菲太太的出血处。她微微地挣扎着。“3299号，我想是。我不确定！马上就派人来这里！马上！”电话掉到地上。
气管发出的微弱声音开始变得粗厉。我任由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墨菲动了一下。
“我无法相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低头看床上的女人，手一直压着她的脖子，尽管一切努力都可能白费，但我还是希望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让她活着。
这样墨菲就得死掉。
我尖叫，失去理智地大声尖叫。
我们怎样做这些决定？决定谁生谁死？我感到狂怒，对不可能的选择狂怒，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狂怒，对自己是如此的孤单无助狂怒。他们活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而我还要做出选择，如果你相信的话，我对他们两人都狂怒。我再次尖叫起来。我手指下面，墨菲太太动了一下。
我选择，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过交往，也可能是因为我认为墨菲能够更好地告诉我这一切是谁干的，我不知道。我确切知道的是，我把手从他妻子的脖子处移开了，这比我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困难。我确切知道的是，在那一刻，我杀了她。
我绕到墨菲后面，把手再次放到他的脖子上。他肌肉绷紧，对抗卡住他脖子的手，对抗我。我能感到他脖子上的肌肉变紧，几乎能感到血液涌出更厉害了，“墨菲，是我。我是纳特。一定……”我的声音哽咽，“一定坚持住，好吗？一定要平静下来，老伙计，好吗？”
他照做了。
我看着床上的那个女人，“墨菲太太，不要死。你不会死的，你听见我说话吗？不要死。”
一切都是那样安静，除了窗外不时传来树蛙的叫声，墨菲和他妻子微弱的呼吸声，我偶尔的大叫声。
“你不会死。”
但是，她当然会死。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接着她的胸脯停止了跳动。我的手锁定在墨菲的脖子上。我什么也没帮她，除了吐出几句没用的话。
“你呼吸啊，该死！” 我的头垂到我的双手间，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在哭。“求求你，呼吸。”我无力地说。
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称职的想法，我开始对墨菲说话。我告诉他不管是谁干的，我们都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很抱歉。我不是干这个的。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时，我听到了警笛声，我说的一切就是：“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墨菲死掉了。我猜他已经死了有5分钟。他的生命安静地滑掉了，没有战栗，没有死亡的嘎嘎声，就这么死了。再没有呼吸穿过他气管的伤口处。我甚至没有费事去寻找脉搏：因为我不想脱下他的衬衫，我不想把衬衫拿掉。
光线——蓝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在树丛中扫过来扫过去。过了一会儿，有了脚步声和喊叫声。
“警察！”
我大喊起来。更多的喊叫声。我听到有人说：“两个孩子！”然后，从大厅那里传来：“我们是警察！”
“我知道你们是！”我尖声叫道，“快到这儿来！”我正在迷失。见鬼，从踏进这所房子我就开始迷失，但是事情现在真的变得四分五裂了。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不知道！”
在大厅，一名警察正在大喊，他在保护现场，我想，犯罪实验室的伙计们将像蝗虫一样扑向这里。我感到房里到处都是人。
“进来，在里面！”我大叫。
实木地板上响起拖着脚步走的声音。“走边上！”有人喊，“不要踩到脚印。”
突然，我听到有人屏住呼吸道：“哦，我的天哪……”行动有所迟缓；我想象得出他们看到现场的神色：两具浑身被血浸染的尸体，塑料软管从他们的脖子上垂下来，就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怪物。
有人问：“先生，你还好吗？”
我点头。
警察——听声音有三四个——进入房间。一个人叹道：“上帝啊。”另一个人说：“不要碰任何东西。”最后有个人问我：“先生，房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认为不会有了。”
“叫医生来！”
“他们死了。”我说。
传来一阵由于人移动发出的沙沙声。
“他们死了！”
一名警察向我走过来。他是个肌肉发达的身穿警服的亚洲人。他先是低头看看墨菲，然后抬起头来看我。他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们要叫医生过来。”
“他们死了，你们看不见吗？我就是他妈见鬼的医生，他们死了。”
我听见一阵骚动，两个人——是医生——像好奇的学生那样冲进房间。他们放下医用工具，女医生开始抢救墨菲的妻子。男医生走过来，他看见墨菲那没有眼睛和耳朵的尸体，还有脖子处伸出的管子，感到很是震惊；然后他开始干活。“那儿，保持压力。”他告诉我。
我真想给他一拳。
这位医生红头发，瘦得皮包骨，太年轻了，现在已经是深夜，头顶还架着副太阳镜。他开始在尸体上到处探摸，评估墨菲现在的状态。
“他已经死了。”我说。
他扫了我一眼，“多谢。”然后继续到处探摸。
“我是名医生，你这个白痴，他已经死了。”
我这样一说，现在该轮到他想要给我一拳了。太好了。不过至少他现在停止了恶作剧般的探摸。另一位医生也从墨菲妻子的身边站起来，她摇摇头。
那位亚洲人警察缓缓伸出一只手放到我胳膊上。我僵硬地站着，他把手收了回去。
“你是医生？”
“是的，我是见鬼的医生。我叫纳撒尼尔·麦考密克。我是名公共卫生方面的医生。我并没有受过诊治这类问题的专门训练。”
“没关系的，”警察温和地说，“你……呃……你已经尽力了……”他转向我身后的一个人，点点头，“我们现在可以把尸体拖走了。”
“不。”我说。
警察停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点点头。有人静静地搬拖，一只大手按在我肩膀上。“医生，请跟我来一下。”有个人对我说。这只大手轻轻拉我。
我的本能要我去战斗。我要挥出我的拳头，我要用脚去踢他们，拿鞭子抽他们，这些流氓别想让我放弃。但瞬间我又意识到墨菲确实是死了，即使我的拳头握得再紧也于事无补，见鬼，它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慢慢放松了抓衬衫的手。这是最终的妥协。
我的双手隐隐作痛，我低头看它们，爪子样的，蜷曲着，尽是血。我的左手，受过伤的那只，很痛。直到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疼痛，我希望这种疼痛能够再猛烈一些。
我转了下身，看见那名把手放在我肩上的警察。他是个大个子白人，一头金发，长得有点像墨菲，或者说是像保罗·墨菲以往的样子。另一个人长了张拉美人的面孔，他站在门廊那儿，枪已经拔了出来。只是朝下指着。他在那儿，我想是打算在必要时朝我开枪。
大个子白人领我走到门口。“小心，”他警告我，指着那些有血污的地板，“尽量靠门廊边上走。保护现场。”
我离开了房间，我死去的朋友，他死去的妻子，还有圣马特奥县的警察留在房内，那个词——抱歉，抱歉，抱歉——始终在我头脑里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