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海特街的路上，我长话短说地向布鲁克介绍了保罗·墨菲。
12年前，那时我在实验室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为获博士学位做准备，而墨菲刚刚入校，是名学癌症生物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实验室就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我们俩共用一台切片机——一种切割冷冻组织薄片的机器。遥想当年，那会儿墨菲留着满脸的大胡子，一副校园大人物的派头。墨菲在爱荷华州时一直在打橄榄球，后来有次作为小马队的一员参加大学橄榄球季赛，膝盖受了伤，自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太不值得，毕竟他只是个替补队员。有一天晚上，他几次实验都失败了，我们就一起喝酒侃大山。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
“你知道有句老话叫运动员有两条命吗？”他问我。我从没听过这句老话，但是打那时起它就深深烙在我脑海中了：运动员有两条命。这句话里肯定有故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成了朋友，原因嘛，或许是因为共同分享实验室秘密，或许是因为我们夜晚聚在一起抱怨或发泄对生命科学的不满，或许是因为我疏远了那些决定不拿博士学位的同学。至少有那么一阵子，墨菲成了我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
我们之间关系的破裂，是在我的实验遇到麻烦之后，那次“篡改数据事件”给了我很大打击。墨菲，我一直认为他会在整个事件中站在我这一边，尽管我这一边相对而言是站不住脚的。我没想到他处理事情竟他妈的如此幼稚。我希望他能给纪律委员会写一封信，讲述一下我的人品，证明除了这个小小的犯规之外，我是个多么光明正大的青年。然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一封邮件，在当年，邮件只是一串信息转化的代码。邮件的大意是：“纳特，于科学而言，你是个骗子、伪君子、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我要跟你绝交，你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嗯，这并不是墨菲的原话，但大意就是这样。
自此，墨菲在我眼中就是株道德上的墙头草，他假装正派，用科学的名义来压人。我因此完蛋了，我跟他的友谊也到此为止。
我被学校扫地出门后，就没再跟他说过话——我发誓再不理会此人。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铁哥们，滚他妈的蛋。
我跟布鲁克控诉完墨菲的不义之举后，她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你以前从没跟我提过。”
我得说我把这段故事隐去，是因为我认为这段历史对我来说不再重要，但这显然是谎言。我不谈论它是因为我憎恶自己的这段历史，它是我的软肋。我花了10年时间想要抹掉它，想要忘却自己曾做过错事。但是正如该隐所知，有些痕迹是不可能擦干净的。
“但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我说，“我不会瞒你的。”
我们进了咖啡馆，布鲁克啜饮着一大杯绿茶。她缩了缩身子，跟我说：“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现在她的脸色和语气都变得更加温和了。
我的脸色也缓和下来，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算不算是勇敢。把自己尘封多年的往事说出来，或者我只是耍了点手段，通过抖落自己的缺点来操纵女友的情绪。诚实并不总是可信的。
“不管它了，”我说，“让我们看看墨菲能带来什么好消息。如果他带根绳索或带副手铐来，你去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赶紧逃。”
我往后靠靠，木椅嘎吱嘎吱地响，我注意到店内环境是完全旧金山式的——一对穿耳洞的、拿笔写写画画的情侣坐在靠窗的位置，一个穿着印有摇滚音乐会T恤衫的白胡子老头在读萨特的作品，对面角落里有四个人埋首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不是起草下一周的工作计划，就是在写下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这家咖啡馆有各色茶品和咖啡，有中国的珠茶，也有苏门答腊的门德林。
“他为什么现在打电话给你？”布鲁克突然问道。
“我想该是遇到疾控中心管的那类问题了吧。”
“啊，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但我还开着一辆1988年产的卡罗拉。”
布鲁克不干了，“你这种男人真是没指望了，整天抱怨自己那辆破车，还把它开着到处显摆。”
“我这车可没让我在这物质世界中随波逐流。我要颠覆这世界。”
“噢，你可真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喜欢。”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别停下来，革命的激情点燃了我。”
“是谁让这资本主义的机器高速运转，是我们优秀的高科技工人……”
“天哪，纳特，你该把这些记下来。”
“我们说话这工夫，我的经纪人正把这份宣言拿到好莱坞叫卖。”
布鲁克乐得直拍我的腿。
我喜欢这样愉悦的气氛，我想着该邀请布鲁克到厕所速战速决地乐一场，也好升华一下她的政治观点。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身高1米90的科学家就矗在咖啡馆门口了。如今的他没留胡子，也没穿褪色的法兰绒外套。保罗·墨菲肯定没少走路，他上身的浅黄色夹克敞着，里面套了件球衫，下身穿了条牛仔裤，脚上蹬一双昂贵的帆布胶底运动鞋。好像这年头人人都爱这样打扮。
他没认出我来，所以我轻轻扬起两根手指挥了挥。他看见我在打手势，笑了，然后看见了布鲁克。他向我们走过来，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纳特。”他喊我，同时伸出一双大手握住我的手。
“这是布鲁克·迈克尔斯。”我介绍道，墨菲又跟她握了握手，布鲁克的手太小，被他的大手一握都看不到了，“她以前也在疾控中心工作，现在在圣克拉拉市的卫生部门做事。”
墨菲坐下来，我们聊了一些平常的话题：孩子，房子，工作。然而能看出来墨菲没有闲心拉家常，他不停地抠自己的指甲，抖动着膝盖。他几乎不看布鲁克。
突然，布鲁克站起身来。“我去买点东西，你们先聊，”她说，“我需要一个新的脐环。”
布鲁克从来就没有脐环。
她出门时连头都没回一下，我想她可能是生气了。
“抱歉，伙计。”墨菲说。
我目送布鲁克出了门，然后转过头再次面对保罗·墨菲，这个家伙又一次搅乱了我的生活。
“我的事很棘手。”他说。
“什么事？”
墨菲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把它吐出来，“你一直在处理药品，是吧？”
“什么样的药品？”
“比较敏感的药品，”他看起来像是刚抢劫了银行，“你明白我说的东西？”
“不太明白。你遇到麻烦了？”
“不，不是。不是遇到麻烦。但是有些事情……”他突然四下望了望，然后起身坐到布鲁克刚才的位置。我注意到，这个位置可以让他清楚地看见咖啡馆门口的情况。
“我可能是有点……处境困难。”他说。
“是吗？”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我想我该先找一下公共卫生部门的人。”
“我不是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了，至少此时此刻不是。”
“哦，”他大吃一惊，“那你现在干吗？”
“我还在找工作。”
墨菲一下子松开抓住我手腕的手，坐回到椅子上，我又有了那种被他评判的焦灼感。这一次是因为没有工作。
“你知道我不再为疾控中心工作。你认为我冷不丁地在这儿出现，是又找了一家政府部门当差？”我问道。
“我以为……”
是的，你以为。你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根本没在电话中问过我。害我多跑了这趟冤枉路，混蛋。
墨菲盯着桌面，他的膝盖抖个不停，就像缝纫机的机针那样。他内心一定在进行激烈的斗争，肯定和我没有利害关系。我就像在看一出默剧。
我又等了他几分钟，用勺子搅拌了下我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先顺时针搅，再逆时针搅。
“你父母好吗？”我问。也许聊些家常可以打破这种僵局。
“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还在爱荷华州？”
“还在。”
又没话了。我看看表，“你看，我得去找布鲁克了，得去向她赔个罪。”我扫了一眼他的脸，想看看他是不是打算走了。没有任何迹象。“想谈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吧。不谈也行，随你便。下次一起喝一杯，聊聊过去吧。”我说。
他抬头看看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我原以为我能，但是……我面临很多压力。”
“一定是的。没关系，给我电话吧。”我掏出笔，但马上又想起来了，“你有我的号码。”
“是的。”
他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厚厚的白色长方形纸片上，压花印着“泰特拉生物制剂”，在由一串渐渐变小的蓝点构成的企业标识下面，印着保罗·墨菲，首席科学家，研究员，还有他的联系方式。
“再见，墨菲。”我说。
“纳特，我要跟你说点事。”他的眼睛向其他地方瞥了一下，接着定在我身上，目光有点扎人，“我很抱歉以前那事。”
“别再提了。”
“不。”他再次抓住我的手腕，痛苦地说，“我很抱歉，我10年来都感到对不起你。我那会儿真蠢，但是……但是人会变的，对吗？”
“是的，人会变的，墨菲。”
“那你为什么还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我不想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不能忍受他对朋友的背叛。我不想让过去那个纳特·麦考密克从坟墓中复活。我给了他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我对此很抱歉。”
“那好，我很抱歉，你也很抱歉，我们算扯平了？”
我想闪人，而墨菲则几近绝望地想要修复关系。他紧抓住我的手腕，他恳求我，这些让我不知所措。我们这样一点都不像男人。
“我希望我们还会再联系。”他说。
“我们不正联系着吗？”
“是的，我想是的。”
不过，我还是能看出来，有些事情比解开一位生气老友的心结更加重要。他提过的，艰难的处境。
出咖啡馆时，我回头望了一眼。墨菲正盯着我看，他220磅的身体深陷在椅子中，仿佛每一英寸、每一磅都在销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