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的是朱翊钧发菩提心，尝试解决溺婴问题获得了福报。万历七年年底，庄静嘉梅开二度，终于为皇帝生了嫡长子，因怕夭折，暂时未起名但给了一个洛郡王的封号。
皇长子兼嫡子的诞生竟然没有直接封亲王，也给宗室改革的相关方做了榜样。至于皇帝继承的问题，朱翊钧评估了本时空自己的身体，认为暂时不着急。而且，这个问题要在帝国实施政体改革的时候一并解决。朱翊钧判断，将来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
洛郡王的诞生，朱翊钧没有大赦天下，仅接了众臣和各藩国的贺表、礼物，并颁下赏赐予以祝贺。并下诏对于日后赦免的条件进行了规定：
除两宫太后和皇帝身体有恙，需要大赦予以祈福之外，其余册封皇后、诞生皇子，设立太子等情况，朝廷将不再大赦天下。
按照皇帝给两宫的承诺，在皇后确认怀孕后，朱翊钧开始让后宫嫔妃雨露均沾。因为医学院已经研究明白女子怀孕与生理期之间的关系，后宫尚仪局对皇帝所御嫔妃做了相应的安排，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到三个月，宜妃被诊断出喜脉。随后捷报频传，王昭妃、张端嫔、李敬嫔、陈淑嫔先后怀孕，让两宫太后以为活在梦中。
朱翊钧一改孝宗以后皇室子嗣艰难的颓势，天下臣民大多欢欣鼓舞。尤其勋贵众臣见皇帝如此能干，无不喜动颜色贺表雪片似来。
历朝历代，皇帝的家的子嗣都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天下能否稳定，太平能否持续的头等大事。因此，一个具有很强生育能力的皇帝是很值得表扬和鼓励的，而朱翊钧一口气让这么多妃嫔怀上龙种，简直是皇中表率，帝中精英。
万历八年初，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总理内阁大臣张居正请旨，朱翊钧允准，在全国推开一条鞭法。
在变法之初，张居正就指出，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取决于清丈土地和重新编户的成果。
万历六年开始的全国清丈和编户，在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以严刑峻法为约束，终于在万历七年年底全面完成。
本次清丈和编户，共在全国清出新增土地九百万顷，是原时空清丈成果的三倍；全国人口统计数最终落在一亿六千九百万，比原时空多出近一半。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其实与朱翊钧掌权后几年来有意识的消除相关阻力分不开。
对于清丈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朱翊钧并未像原时空的万历那般，让张居正抱着“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来与天下为敌。
在对全国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政治势力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朱翊钧几年来先是在江南打击士族，以“松江奴变”为引子，对过度占有土地和隐瞒户口的士族进行了严厉打击。
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而且报纸的兴起，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张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
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盐场拍卖，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随后，朱翊钧放风勋贵，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
对于最难啃的宗室，朱翊钧利用宗室改革，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土地问题解决的也相对较好。
这三方，就是原时空对清丈和一条鞭法抵触最强烈的三股政治势力。被朱翊钧一番操作后，清丈工作开展的非常顺滑就算其中有一些杂音和抵抗，也是局部问题，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动。对于这些小问题，张居正手段齐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朱翊钧看来，开启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人地矛盾将来会得到极大缓解。至于现在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经过测算，在全面清丈和编户之后，朝廷全面加强了士人免税额度的管理力度，“乡绅一体纳粮”所增加的赋税寥寥无几，与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完全不成正比。
其次，“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况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这与朱翊钧将来用免税手段调节社会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时空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比原时空进步士人的免税是以退税的形式实现的，也就是他们先交了赋税，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税额度予以返还。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没有什么用处。
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这绝非多此一举。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赋税人人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其次，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到那时候，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
再次，“乡绅一体纳粮”还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赋”这一所谓“仁政”的基础上，将口赋并入田亩的一种税收政策这将给工商业乃至城市化发展起来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带来极大的阻力。
最后一条，丁口赋的收缴，也保护了清丈和编户的成果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有利于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钧权衡再三，并与内阁详细分析研讨之后，新出台的一条鞭法并未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不过是“实事求是”使然耳。
原时空条鞭法推行过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中因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双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区变成了恶法。
北方农民在缴税季集中卖粮，因为粮食市场不如南方发达，造成了“钱贵粮贱”的情况，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赋税负担。而且原时空北方吏治败坏甚于南方，导致在征税过程中，地方官滥增“火耗”，也变相加重了赋税。
在本时空，朱翊钧和张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条鞭法时，有意识的在朝廷南北和边地都选择了很多州府进行试点，较为充分的暴露出了问题。
同时，朱翊钧所布局的工业联合体，因为矿产资源的关系，其生产环节放在北方居多，进而强化了帝国北方的市场经济，变相增加了帝国北方的货币投放量。
更因为本时空发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禄，进而将大量白银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环节，客观上缓解了“钱荒”。
至于散碎银两熔为官银过程中的火耗问题，朱翊钧则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抄了过来。
在万历五年的时候，朝廷给京官大规模加俸禄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满我们干着基层最苦最累的活儿，升官比京官还慢，如今工资还差一大截子，这不是逼着我们贪污吗？
然而当时的朝廷确实无法支撑给全天下官员加俸，只照顾京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再来两个李朝斗那样的，皇帝的脸还要不要了。
但不给地方官加俸禄，潜台词其实是地方官有来钱的道儿，他们不需要加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导向。但在未实行条鞭法之前，朝廷也不可能再给小民加税用以养廉，因此这两年这事儿就一直拖着。
条鞭法试点后，有些地方官利用火耗上下其手，部分比较黑心的竟然收到到三成，属地民众的赋税反而加重了。但试点么本就是要充分暴露问题的。
因此伴随着条鞭法全面推开实行的，还有后世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政策。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试点州府因为白银质量的不同，火耗平均成本为三分。于是朝廷明令规定火耗为百分之十三，多加一分即以“贪赃”论罪。
所有火耗均由布政司统一收缴，造册之后统一向下发放。诏旨上说：“与其州县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
这种制度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直接增加了地方财税收入，提高了地方应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其次确定了俸禄和养廉银相结合的收入制度，将地方原来的横征暴敛，随意加赋的自由裁量权取消，灰色收入转为明面上的补贴，降低了腐败风险。再次，统一规定了火耗标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将火耗归于布政司还带了一个好处，是增加了省级地方政府对下级的掌控力。按照当初盐政改革的设计，售盐区的划定是以县为单位的。这政策直接造成了县富而府、省穷的局面，不利于省、府两级对县治的掌控。
如今火耗归省支配，朝廷允许布政司出台本省的养廉银发放标准，对于各省因地制宜的治理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抓手。
而养廉银的发放，反过来又拉大了地方官与京官的收入差距以万历八年年底，侍从室出身的四川巡抚王廷赡为例，其养廉银高达五千五百两，接近其年俸的十倍。
京官虽然眼馋这高收入，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此际朝廷的政体改革还没有深入，地方官的幕僚等人员都需要官员个人给开工资，因此养廉银暂时还不能造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