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拉菲摩维支
我常常这样想：主要的、唯一无二的原动的和组织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可是十月革命不是它一手所完成的——它曾推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参加斗争。
如果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里只是它一个，那它定会被敌人击败了的，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革命里曾经看见过的。在十月革命里，农民帮助了无产阶级，因此十月革命就得到胜利了。
农民按自己的倾向说，是和工人阶级完全不同的。工人是从生产锻炼出来的，他用全生命去准备为革命而斗争，他没有任何私产。
农民是一个私有者：他有牛、马、土地、房屋。农民是一个有家产的人，虽说常常是很小而且是很贫穷的家产，但总是一个有家产的人，这就根本和工人不同了，这就完全使他对于革命发生另一种关系。他的生活是很苦的，可是他大概这样想：最好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弄到自己手里来；最好把地主的用具，两头牛、两匹马和犁弄到自己手里来，其余什么也不要，我过活着，发着财，光景慢慢就好起来了。这是小私有者的思想结构。因此，当革命一爆发的时候，农民为着很快把地主打倒，把他的财产夺来，为着这就都起来了，至于关于革命前途的发展，他们连想都不曾想到，也不曾想到将来还要前进呢。
农民有着这样的思想结构，怎么会终于投入到革命斗争里，怎么会终于组织到极庞大、极惊人、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胜利的红军里呢？
我常常想，怎么才能用艺术手法把这表现出来呢？我就常常找材料，找关于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表现得最鲜明的材料，并且表现出无产阶级怎样把这力量领导到自己的道路上来。
我有很多关于国内战争的材料。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们告诉我很多动人的场面，有好多比《铁流》里写得还要鲜明、还要悲惨的场面。可是，我仔细一想，终于把那些材料放下了，原因是这样的：在现在，如果你要写文艺作品，那么在所写的作品里，就要包含一种共通的思想，在个别场面里，包含一种共通的理想，一个理想贯串着一切场面，这理想赋予这些个别场面以意义。于是我就注意到一件事实上——注意到广大的贫苦群众从古班撤退的事实，那里的富裕阶层起来反对革命了。农民的和哥萨克的贫苦群众同一部分被击破的苏维埃军队，从古班向南方撤退，去同苏维埃主力军会合。这广大的农民群众不得已要撤退：因为富裕的哥萨克们对同情苏维埃的贫农开始屠杀了。可是这些群众都很不愿意走，因此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事，不能保护他们。这些群众当时是混乱而无组织的；他们不愿服从不久以前他们所选的长官。这些撤退的人在行军里受尽了千辛万苦，这些辛苦就是他们的大学，使他们在行军完结的时候完全改变了：赤身露体的、光脚的、憔悴的、受饿的人们，都组织成了极惊人的力量，这力量扫荡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到达了目的地。于是当他们从这辛苦里、血泊里、绝望里、酸泪里经历出来以后，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他们这时就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政权。这不是像无产阶级一样，是自觉地了解，而是一种本能的内心的感觉。因此我取了这材料。我觉得在这一个片断里，表现着我们的全体农民和他们对于革命的关系。
我所以取这材料的，还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写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彻底了解它。可是我对于那地带是非常清楚的。我自己是南方人，是顿州哥萨克人，不断地而且长期地在高加索、古班，在黑海一带住过，因此那一带的居民，那一带的风土，总之，那一带的一切，我都是很熟悉的。当我正写东西的时候，为着使那一带的情况在记忆里恢复起来，我就又到那里走了一次。
其次，选这次运动的材料，我就遇到了率领这群众的领袖。他自己出身农民，不识字长大的，曾转战于土耳其战线上，在那里得到了军官的头衔，他对那些嘲弄过他的、对那些不愿把他和自己平等看待的以及在军官会议上不愿同他握手的军官们都非常憎恨。本地的农民都知道这个人，于是就把他举作自己的领袖。他极详尽地把这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
可是，同志们，当你取材的时候，时时刻刻要记着那述说自己生活的人，不可免地是从自己的特殊观点出发的。我又找了那些同他一块参加行军的同志们，我仿佛法官对质似的，反问了一番。听一个人说了以后，就反问第二个、第三个，以至于第十个。后来我又得到一本日记——这是一个工人在这次行军期间所记的日记。——于是，这么一来，参考了亲身参加过这次行军者的陈述，我创造了一幅这次运动的真实的画面。可是要声明一句，这些群众不是仅仅走到我所写完的地方就停止了，他们又往前行进了。这一支军队到了阿斯特拉汗，可是我提前把我的小说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取了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不服从自己长官的、时时刻刻都预备着要把自己的领袖杀害了的群众，经过了艰难，经过了痛苦，率领着他们一直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组织的力量的时候为止。对于我，这已经足够了。
关于我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郭如鹤，给我提了好多问题。我详细答复这些问题。
一位同志问道：郭如鹤是一个真人呢，还是我自己虚构的呢？我答道：郭如鹤是一位真人，是我从实际生活里取来的。他姓郭甫久鹤。现在他在军事学院毕了业，在南方担任军长。
又一位同志问道：郭如鹤算不算一个英雄，或者《铁流》是没有英雄的小说，或者是那里边没有英雄呢？
郭如鹤是英雄，也不是英雄。他不是英雄，因为如果群众不把他当成自己的领袖，如果群众不把自己的意志装到他心里，那么，郭如鹤是一个最平常的人。可是，同时他也是一个英雄，因为群众不但把自己的意志装到他心里，而且追随着他，把他当作领袖服从他。比方，请你回想一下吧，就是在那时候，他手下的长官都穿着衣服，他身上的衣服都破烂得不成样子，就那样他都不容许自己去取人一根断线。他常常觉着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群众所注目。如果你要从他手里把群众夺过来，他就完全成了最平常的人了。
另外一个字条问我道：
“为什么郭如鹤的个性表现得不多？”
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我不知不觉地这样做的，可是有时是有分寸的：我不愿写一个印版式的、陈腐的英雄——他骑在马上、率领着群众前进——我想写的是他在实际上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去写他。
而在另一个字条上问道：
“为什么给郭如鹤这样大的意义呢？”
不，同志们，如果我给郭如鹤过分大的意义，那么，我一定做了一个很大的艺术上的错误。这是不对的。我以为并没有给郭如鹤很大的意义。并且恰恰相反，我极力去表现群众把自己的意志装入郭如鹤的心里。
一个同志问道：
“为什么要取旧时的军官做领袖？为什么要取一个军官，这样仿佛是找不到一个平常的农民做领袖吗？”
当然能够的，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的。普通士兵、农民，在西伯利亚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同志们，可是，我终于来写郭如鹤，写了这个军官，因为我觉得他的运命是很特别的。因为就是这军官职位的本身，才把郭如鹤锻炼成一个极冷酷的地主、军官和他们的代表者的敌人。因此，我终于注意到这一特别的、有趣的人物上。
一位同志说：
“在《铁流》里有这样的矛盾：把郭如鹤描写得他完全把自己牺牲了，完全牺牲了自己不是为着叫人去赞美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荣，而是实实在在地为着理想而奋斗的。可是忽然有几页上说他怕他的光荣会暗淡起来了。”
不，同志们！这里连一点矛盾也没有的，因为不能想着一个人完全是用一种颜色涂出来的。请你拿一个最纯洁、最高尚、一生都献给革命的一个革命者来说吧，如果你告诉我，说在他心里连一点虚荣心的种子都没有，那我要说你是不对的。这一粒种子是有的，这玩意在每一个人心里是不可免的。一切问题只在分量上。郭如鹤的虚荣心逐渐地化为乌有，而献身于革命的斗争的准备扩大到极大境界，而有些是适得其反：虚荣心逐渐增大，而献身于革命的心愿却逐渐缩小了。取人应该取活生生的，他是什么样就取什么样，带着一切内心的矛盾，这样才算真实的，才算有深刻的教育的真实，尤其是在文艺作品里。
又有一位同志看出了另一个矛盾：郭如鹤想打士兵们，可是对于自己的军官们却一下也不敢动。同志们，这里连一点矛盾都没有的，我再重复一遍：把一个活的人物画得好像恶劣的印版印出来的低级画片上的人物一般的美术家，不是好美术家。大概你们还记得隋锦的绘画吧：那画上的士兵们都同样地举着腿，腿上涂着蓝色，胸上是红色，脸上涂着黄色就完了。不能这样的——这不是美术。
人是复杂而矛盾的。郭如鹤想打自己的士兵们，可是对于自己的助手们却一下也不敢动：谁晓得呢，你伸手去打他们，他们或许会把你揍了的。这时他怕的不但是自己的性命，而且是怕把一切事情都会弄糟了呢。他是什么样我就把他写成什么样，我不把这一点抛弃，是因为我不想犯错误。不然的话，郭如鹤要被写成一个理想人物了，而这样的人物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有两个问题是关于《铁流》里所写的水兵问题：
“为什么把水兵们写成反革命的呢？”
另一个字条说道：
“把水兵们写得好像土匪一般，这是不对的。”
同志们，从歌曲里不能把词挖掉的，我最怕的是不真实。可是，实在说，怎么去写水兵呢？我们晓得很清楚，在沙皇时代的海陆空军里，水兵们是最革命的分子。十月革命时，他们毫不畏惧地投到革命斗争里，成群结队地牺牲了，可是此地突然来了这样一种调子。不过，显而易见，革命不是照着直线发展的，在革命里有好多迂回，有好多内心的矛盾，这部分就表现在水兵身上。他们毫不犹豫地献身革命，为革命牺牲。可是，水兵们在诺沃露西斯克把军舰击沉的时候，那军舰按照《布列斯特条约》，应该交给德国人，他们就把军舰上会计处的钱都取去，那钱在每只军舰上都是很多的。他们是按照大家的意见这样做的，做了之后，大家就把钱均分了。此后他们就堕落起来，饮酒、逛女人、挥金如土，仿佛他们想赶快把这痕迹消灭掉似的。可是这样就不白了事的：水兵们就开始腐化、瓦解起来了，于是当哥萨克的反革命暴动开始的时候，当广大的难民群众开始撤退的时候，水兵们都感觉到哥萨克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杀光。一部分水兵留在诺沃露西斯克，白党军官们就把他们都活埋了，另一部分水兵混入郭如鹤的部队里，就开始起瓦解作用了，这一种瓦解好像死神一般，时时刻刻削弱着部队。这些水兵不是反革命者，可是他们都没有充分觉悟到郭如鹤在自己部队里所定的铁的纪律是对的。水兵们就开始扰乱起来，煽动群众说郭如鹤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等等，水兵们而且还想谋杀郭如鹤呢。只有到末了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是不对的，他们才都后悔了。
同志们，那时是这样的事实。在文艺作品里首先要免除的是撒谎和粉饰现实。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用了乌克兰话？有人说这样把《铁流》弄得不好懂，弄得读起来不方便。这并不是弄得使人这样不懂，我并没有引用纯粹的乌克兰话，我用的是在顿州和古班一带通行的那一种话。这是一种很别致的乌克兰话，我想着这样可以传出一种地方色彩，可以加重我所描写的场面的真实。
说乌克兰话，就仿佛突然觉着我所要写的那个人物。可是，虽然如此，我觉得在《铁流》里所表现的场面是我们整个农民运动的一种典型。当然，我们的国家这样大，北高加索的、古班的农民和西伯利亚的、北德文的或中部的农民，在语言上，在风俗习惯上，当然都有区别，可是在内心里——是同样的那种社会的典型。
有好多人提到那些不中听的话。后悔吧，我错了。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解释一下吧。我记得在革命前，在《俄国的财富》杂志上有位天才的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那小说是取材于顿河哥萨克生活的：哥萨克出外供职去了，哥萨克女子，他的年青的、美丽的妻子爱上了别人。都晓得这件事是如何结局的：她怀孕了，就用极残酷的方法打了胎。在那时这样事是很奇特的。可是高尚的读者们，尤其是该杂志的女读者们都咆哮起来了。抗议的信件，雪片似的飞到该杂志的编辑部，有些竟至谢绝订阅了。那些信大约都是这样的：我有女儿，十八岁了，从杂志上她会知道世界上有打胎的事呢等等。
你们想怎么样，这些读者是对的吗？他们是不对的。当然，只有十八岁的女学生一点也不知道打胎的事，可是哥萨克女子们生长在另一个环境里。按照“高尚人们”的意见，你说叫如何办呢，实际生活是怎样不就是怎样吗？
不，同志们，不要怕生活，不要怕它的污秽方面。只要规定一个条件就好了；如果你，作者，想说些不中听的话或写些猥亵的作品，只图博得读者一场欢笑，那你是没有一点权利来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用最刻薄的、最卑鄙的话去斥责作家。如果那些不中听的话同文艺作品的脉络紧密地衔接着，如果这能特别烘托出被描写的人物的性格，那时作者是很有理的。
对于作者的要求，只要求他真实，只要求他不怕生活，只要求他在生活里有什么取什么，可是所取的不是为着博得人们的欢快或片刻的满足，而是为着叫你触着生活的本身，触着它的创伤和脓溃。
有人问我道：《铁流》译成外国文了没有？是的，有，不久以前从德国给我寄的书，比这还早一些时，《铁流》载在柏林和奥地利的党报上。你们一定很愿意知道那里的读者对于《铁流》是持什么态度的。从那里来的同志们说，工人们都手不释卷地读着《铁流》，说写得真好，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苏联的革命——所谓第一次，是因为报上的论文不能把我们的斗争的生动的情况传达给他们。而在《铁流》里，他们感觉到农民的雄伟的原始力量，感觉到无产阶级把这力量组织起来，领导到自己的道路上来。尤其有趣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的评语。资产阶级的读者惊奇得不得了：啊，真好极了！真想不到俄国人会有这样高的艺术手法来写东西。大概他们想着咱们穿的都是草鞋，吃的是蜡油等等——资产阶级先前是这样论咱们的文化的。总之，这本书在国外是得到很大成功的。
最后问我道：在《铁流》里我自己觉得有什么缺点没有？是的，我觉得有的。我想我所表现的人物，表现的一切群众，比较上不算坏，有些地方非常显明，可是无论如何，在作品里有很大的缺点，如果我现在要写《铁流》的话，我是不会再有这缺点的。这就是在作品里我没有把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农民直接地表现出来。这种领导在那里我表现得只有默默地去意会出来——郭如鹤对自己的军队说着苏维埃政权，说着革命，他所说的这些话不是凭空得来的。他是从什么地方取来的，他能从什么地方取来呢？不是从他所出身的农民里得来的，而是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里得来的。在大体上，这种无产阶级的领导可以感觉到，可是这应当更鲜明地把它表现出来。应该表现出工人来。我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我处处死板地根据具体的事实来写，而在这次具体的事实上，工人们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我该把工人描写成居于领导地位。这错误是很大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
译于列宁格勒郊区苏逸达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