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秉钧死去八个月后，那位曾在国民党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为赵秉钧打抱不平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亦于1914年10月21日被大理院以贪赃枉法罪判处死刑，随即由袁世凯下令枪决。王治馨为赵秉钧心腹，山东莱阳人，副榜出身，清末曾在小站当差，后历任天津警察提调、奉天巡警总办、京师缉探局帮办等职。入民国，历任内城巡警总厅厅丞、京师警察厅总监、署内务部次长、顺天府府尹、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等职。
王治馨被处死情形，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曾详细记述，其文曰：
先公鉴于清末贪贿之盛，毒流不息，乃颁治赃刑例，纳贿逾千金即杀。王治馨之案适发，先公甚怒，且久知王之恶行，令就谳。初，王狡甚，行隐迹晦，兼有赵秉钧之庇，故久不败。兹赵已死，事又悉露，王无所施计矣，乃入狱。先公饬有司严治毋徇，盖恐王之亲故为之乞减也。案既下，与王有谊者如阮忠枢、雷震春、江朝宗、段芝贵等十数人，咸跪求于先公前，或请褫勋为赎，或请罢职为赎，先公扶之起，笑曰：“王治馨乃小站旧吏，予必有以处置。”阮等见先公无死之之意，欣然退。先公命法吏至，召之曰：“王治馨一案，密讯勿泄。若获供，立定罪，可代拟一令，与判书同进。事宜速，勿使一人知也。”法吏承命，一夕判书上。先公命江朝宗至，出令示之，江泣求，先公止之曰：“王治馨不杀，予何以行令！尔监决，诘旦复命，勿违勿缓。”江出，达王禁所，呼王起曰：“有事须君一行。”时夜逾子，王已心知就刑，叹曰：“无救耶，命矣夫！”从江登车，江忍涕对之。出齐化门，抵刑场，王方下车，弹已自后至，贯脑而死。江为丰殓。[149]
王死之后，人多疑其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是他泄露了袁世凯杀宋的机密，得罪了袁世凯。如张继谓王治馨“为人豪爽，颇不满于袁党之所为”，后“以坐赃五佰元被害”，“余始终疑与宋案有关”，其人“好言不谨，袁氏疑之，杀以灭口也”。[150]张国淦谓“袁世凯之为人，最忌人能窥其隐，更不愿人揭发他的阴谋，王治馨适中其忌，焉得不死”。[151]朱启钤亦谓：“京兆尹山东人王治馨者，亦智庵手下健将。彼在北京为宋遯初开追悼会时，对众指斥项城杀戮功臣，言下有鸟尽弓藏之感。此事通国轰传，项城大恨。逾年，治馨以贪赃五佰元，被法庭判处死刑。”[152]然而，根据1914年6月5日公布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枉法，赃至五佰圆以上者处死刑”，“不枉法，赃至一千圆以上者处死刑”。[153]王治馨与赵秉钧的关系，及其贪赃枉法，其实早在宋案发生前10个月，即1912年6月，便被人投书《中央新闻》揭发，数目远在500元以上，且手法多样，闹得沸沸扬扬，《中央新闻》主笔等一度因此被逮。据该报披露：
秉钧出身微贱，少年无赖，吸食鸦片，烟瘾甚深，徒以工于钻营，由典史历保道员，任侍郎。既因禁烟之令行，遂以烟瘾未除被黜。其时各部惟尚书握全权，故秉钧休致后无余财，常赖其盟弟乌珍及烟友王治馨接济。上年秉钧起用到京后，一无所有，又赖乌珍送三千金以助食用，所以力保乌珍步军统领兼民政部副大臣及京营地面军警督察长以酬之……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而家人李燕停系秉钧少年游荡之友，言听计从，所以人多谓赵以丁、李为招权纳贿之枢纽……王治馨自奉天被参撤差后亦甚艰窘，虽恃与赵秉钧系旧烟友，又与丁惟忠同乡，而运动费亦须三千金。惟款均由借贷而来，所以到任后右二区发现一百五十余聚赌案，应送审判厅办理，岂料该赌犯惧获重罪，竟贿王治馨四千。本月二十日，《中国公报》曾载有以四千金买休，即此案也。该厅丞既受重贿，遂饬区照违警律，每人缴十五元罚金，具结开释。各赌犯供结皆由该区用誊写版印成，各人填画而已。嗣经司法部查知该厅丞违法侵权，行文内务部提案，王治馨遂饬区复传各赌犯，将供结内犯赌实情，改为欲赌未成。复称已将区长撤差，另派有法律知识之区长，以后不得再有违犯。而其实，闻已行贿两千金，不过将区长调厅，敷衍了事而已。然司法王总长廉介自持，当不至受其贿赂。若将案卷提去，传齐赌犯，即不难质讯真情。而该厅丞以方得四千，即用二千，仍不足偿运动费三千之数，遂由总厅公款内提洋六百五十元，捏造侦探费、特赏巡警等五六项，列入三月份报销，尤为从来所未有之事。且只有手折一扣存总务处第二科，分列各款总数，后有该厅丞亲笔书“右款经丞垫发”字样，并无细账，又无巡警领赏盖戳花名清册。又由第二科挪借公款一千余元，有该厅丞亲笔借支字据，及左二区德巡官代领，并由科长周桂斌面交，皆载在厅丞借款簿内，并注明二百元由罚金垫，一百元面交，一百八十两某巡官手领，某款作何用项等字样。又司法处有私土变价京足银一千三百余两，上年九月间经该处函达总务第二科提去，有该处收条为证。前闻警官刘长礼禀控该处科长、科员私分之说，近闻该处科长潘毓桂又将此款转送王治馨收受，以为将来保升佥事之计。当此外债未成之际，巡饷无出，危急万分，而该厅丞侵吞公款六百五十元，捏造报销，又挪借公款至千元之多。其宅所用铺板器具等类，多由厅置送，马车皆存总厅马号，所有添置马乾房屋及喂养马乾等银两，亦皆由厅开支公款。种种行为颇似前清时所派之钦差大臣，到处有人供应，任意需索，莫可如何。不谓民国仍有此怪物。且烟瘾甚大，每日须上午三四钟后方能到厅，至久不过三四十分即去，公事废弛，已达极点。其所以有恃无恐者，烟友赵秉钧、同乡丁惟忠耳。[154]
而导致王治馨被处死刑的直接原因，则是其在顺天府尹任内肆无忌惮的卖缺贪赃行为。该行为被发现，最初是因平政院在审理霸县知事刘鼎锡贪赃一案时，为刘所供出，随即王治馨遭到代理都肃政使夏寿康等人弹劾。[155]根据弹劾呈文，“王贪赃卖官之法，顺天二十四属遍二十二属，其余二属并非不卖，乃地僻缺苦，无人买耳。其卖官之价，分为三等，一等五千元，二等三千元，三等二千元，此外尚有保险费若干元，或保一年，或保半年，可谓无奇不有”。[156]呈文并指出，王所得银，“计其总数约在七万以上”，“有经手过付之人可查，有往来账簿可调，有藉藉众口可证”。[157]1914年6月26日，步军统领衙门派张乐斌等传提王治馨，隔天，袁世凯发布命令，将王革职，并要求平政院严行审理。令云：
据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前任顺天府府尹王治馨纳贿婪赃一案，官吏赃罪定例綦严，躬为地方大吏，辄敢鬻官纳贿，藉案婪赃，蠹国殃民，尤属法无可恕。兹据所呈，王治馨前在顺天府府尹任内，委署各县知事，几至无缺不卖，并有藉案干没婪索情事，赃款累累，竟至数万之多，实属骇人听闻，亟应从严究办。王治馨著先行解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本职，交步军统领看管，并由平政院按照所揭各款，酌传要证，严行审理，呈请核办，以儆官邪，毋稍瞻徇。此令。[158]
此命令“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盖诚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159]经平政院审决，王治馨“纳贿婪赃一案，众证确凿”，袁世凯随即下令将王治馨及行贿舞弊之岳魁、潘毓桂、王丙彝等一并交由司法部转饬该管检察厅，立即依法办理。[160]而后经司法部呈报大理院审理，于10月21日做出最终判决，由司法部呈报大总统。袁世凯当即发布命令：“兹据该部呈报，大理院审明，判决王治馨于委任岳魁署理昌平县知事，枉法得赃逾贯之所为，应照《官吏犯赃治罪法》第二条，处以死刑等语。王治馨著即依法立予枪毙，以昭炯戒。潘毓桂诈欺取财，应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全部终身；岳魁行求贿赂，应处徒刑五年零六个月，褫夺公权全部八年。均各如所拟执行。”[161]涉案的霸县知事刘鼎锡，先已被“审实罪状，按律枪毙”。[162]
在审理王治馨案过程中，有许多要人为王说情，均为袁所拒绝。判决死刑次日，步军统领衙门即派马步各队会同司法部派员及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将王治馨押赴德胜门外校场，验明正身，处以枪决之刑，[163]没有为那些仍然试图说服袁世凯特赦王治馨的人提供机会。据《申报》报道：
当判决后，各大员为王乞恩者无虑二十余人，总统概屏不见。嗣即在文书后面批“立予枪毙”四字，由步军统领及总检察长于昨日（即10月22日——引者）午前十时提出王治馨正身，押赴德胜门外枪毙。而昨晨京中大僚犹有探询王治馨能否仰邀特赦者。及闻死耗，无不相形失色。闻总统之意，以此为国家威信所关，前此办霸县刘知事即是严惩墨吏、澄清吏治之本旨，若同罪异罚，何以昭示天下，遂力排众议，促令依法执行。并闻总统于王毙后为之挥泪，且语其左右云“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云云。又闻总统明令未发表之前，当有某君为之缓颊，其意略以王为小站练兵旧人，念其前劳，可否免其一死等语。总统因答以“法为国家而设，惟因其为小站练兵旧人，尤不得徇情宽贷，否则只要是从前旧交，皆可任所欲为，国家法典何以昭示万世？余宁于执法之外，格外恤其家属，以全昔年相从之谊”云云。[164]
王被执行死刑后，袁世凯还专门发令解释原因道：“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称得力。民国成立，历官内务次长、巡警总监，亦有微劳。不意在顺天府尹任内，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纳贿情事。法者，天地大典，其罪既无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录，致使国家法律曲而不伸。而知人其难，言之实深浩叹。”[165]
王治馨案是在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设立平政院、任命肃政史、颁布《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决心惩治贪墨的大背景下被揭发的。王治馨枉法贪赃所得，虽然经大理院审理之后，并没有如夏寿康等人在弹劾呈文中所说7万两之多，但经“王所承认者已有六千余两”，[166]即此数目，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已足以判处其十余次死刑，因此，王被处死，并不冤枉。该案作为“平政院开幕后交办之第一案”，“中外注目，遐迩侧听”，其办理是否得法，“关系民国国家之名誉，关系民国大总统一世之名誉”。[167]袁世凯不顾左右多人乞求，将王迅速处死，显然是为了显示其惩治贪腐的决心，那种怀疑袁世凯因为王治馨泄露所谓杀宋机密而将其处死的说法并无根据，因为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主使杀宋；退一步言，即便杀宋是袁主使，连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都不知情，王治馨作为赵的属下，更不可能掌握机密。如果非要说王治馨之死与宋案有关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王治馨在宋教仁被刺、国民党人及部分舆论怀疑袁世凯为主谋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本部追悼宋教仁大会这样的场合，出言不谨，从而为国民党攻击袁世凯提供了靶子，使袁世凯有口难辩，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这对正在一心谋求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而言，是很不利的。同时，作为小站练兵时期的老人，王治馨将袁世凯撇在一边而单为赵秉钧辩护的做法，也很难为袁世凯所容忍，袁世凯心存怨恨，也就不难理解。袁世凯下令处死王治馨，不能排除其内心夹杂着上述情绪，但根本依据还是大理院的审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