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宋案发生后，因应夔丞被捕，牵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因洪述祖逃离北京，致使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处于嫌疑之地，陷入漩涡。赵秉钧对于刺宋案态度如何，遂成为观察其与该案有无关联的重要视点。
宋教仁被刺一周、洪述祖逃离京城两天后，即3月28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党员开会讨论应对宋案办法。3月29日，共和党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忽然登载消息，称：“张继氏日前在该党本部对于钝初死事之演说，洋洋千言，大略谓：钝初之死，据外间消息，实为应夔丞所指使。应本上海流氓，虽为我们同盟会人物，但此人近恐已为人收买，故吾人对于应夔丞之外，仍须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词中并及于现总理赵秉钧云。”[74]3月30日，《大公报》亦刊登消息云：“二十八日，该党开会讨论此案原因及一切善后办法，各党员极为愤激。张继演说，至谓应夔丞既系刺宋主谋之人，而内务部秘书冯〔洪〕述祖与应平日关系密切，赵总理又信用冯〔洪〕最深，则此案与赵总理不无关系之处等语。”[75]
赵秉钧对有人将他与刺宋案联系起来极为愤慨。据《亚细亚日报》报道，就在北京国民党本部开会当日（3月28日）下午，赵秉钧进谒袁世凯，愤言：
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受职以来，朝夕劳苦，发白齿摇。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现在宋钝初一案，外间某党竟疑秉钧主使。此事毫无公理，秉钧万难缄默，拟请即行辞职，前往上海，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76]
《大公报》也报道，赵秉钧闻听张继演说内容后，“不胜愤懑，随即进谒总统，大声疾呼”，谓：
总理一席，我原不肯承认，因被总统追令就职，我劫于公义私情，乃勉力担负。今宋遯初被刺远在上海，与我无丝毫关系，而外间竟有疑我之语，令人愤恨。我今无以自明，今日惟有求总统准我请假，以便赴沪与应夔丞对质。[77]
3月30日，赵秉钧“复向总统前坚请辞职，谓无论如何，已决计不任总理。总统谓：临时政府已为日无多，国务员中无论被如何之嫌怨，万不能再有更动。且刺宋案之传说种种，实属外间无稽之言，何足深信。乃赵氏执意甚坚，总统慰留再三，毫不为动，且迫请总统即日下命令，准其辞职，总统亦坚不允许。赵氏最后谓：总统如不下命令，我即在此坐守，不赴国务院。总统竟亦无法”。[78]当晚，张继与《民立报》特派员往访赵秉钧，向赵说明自己并未发表过刺宋案与赵有牵连的演说，称该消息为“《亚细亚日报》捏载”，“面揭该报之诬，兼探赵辞职确否”。[79]赵谓：
余昨今两日（指3月29、30日——引者）见袁总统决意辞职者，原因甚多，尤以宋钝初死，且悲且惭。缘宋在京时，相处最久，相契更深，宋所主张，余极表同意。今宋果为政见死，余又〔有〕何心谈国事。且此案佥谓系洪述祖主犯，而洪为余属僚，余亦处嫌疑地位，余今犹不辞职，又何以谢国民。故决欲辞职赴沪，与凶犯等对质。至该报捏词挑衅，可不辩自明云。[80]
据此，赵秉钧在3月29日也曾向袁世凯提出过辞职，3月30日是继3月28日、3月29日之后连续第三天提出辞职。同日（3月30日），内务次长言敦源在给河南都督张镇芳的信中写道：“国务院存五日京兆之心，已料理交代，无复有人热心及此，此又政府之现状也。”[81]所谓“国务院”，即指国务总理赵秉钧。
3月31日，赵秉钧在总统府又一次提出辞职，袁世凯“始以和平之议再三宽劝，继谓：‘临时政府不过期年，总理已经三易，外人之觇我国者，其轻视我国可知。然或因政治之关系，或政见之差池，国务领袖负有完全，不得竟行其志，以此而辞职，亦各国所恒有；乃不谓以暗杀案之发现，外间之谣诼，遂欲藉辞职以自表白其心迹，毋乃近于无意识，非但贻外人以笑柄，国人其谓之何？故无论如何，总理辞职决无可以准予之理。’言时词气极为坚定，赵总理亦无词可进云”。[82]然而，赵秉钧并没有打算退让。据4月5日《大公报》引“国务院某员”消息称：“赵总理之辞职表，业于初二日呈递，闻大总统虽经慰留至再，而总理去志甚坚。”[83]
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赴沪对质，总统府除梁士诒赞同外，其余皆表反对。4月9日《时报》披露内幕道：
总统府秘书对于赵总理之辞职分为两派，梁士诒则赞成其辞职，而梁以外皆反对之。某秘书面斥赵之举动不合，劝其取回辞表，赵坚不允。某秘书拍桌呵之云：“如此不学无术，安可做总理。”并力争于总统前。总统云：“吾亦坚留，渠决不可，奈何？”赵又至总统前坐索命令，谓：“今日不得准免本官之命令，誓不出府。”总统无如之何，即饬办稿缮印，以段祺瑞兼着，不意国务员全体反对，无一人肯署名，总统命令不能宣布，赵无法，始去。[84]
但赵秉钧并未打消辞意。4月12日，他对来访的北京《民立报》记者表示：“余与钝初交极厚，终不负钝初于地下。以余刻下处境之难，宁为嫌疑犯入狱，不愿再一日居此地位。”[85]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于赵秉钧当时的动向，也曾有如下一段记述，他说：
赵对我从来不提宋一字，宋被刺后，除于国务会议时自言自语外，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数日后又回本宅。某日，约我往（相处年余，此是初次），见面时，神色张皇，对我连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君帮忙。”问何事，赵言：“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我说：“何至如此。”因欲得知宋案内幕，即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言：“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我茫然不解。次日，赵又亲笔致我一函，更反复言之。在我所得于院方（指国务院——引者）者如此。[86]
此段记述中，赵“于国务院会议时自言自语”，发生在3月21日获知宋被刺消息时，前已述及。“次日递辞呈”，说明赵最早在3月22日，也就是宋教仁身亡当日便提出过辞职，比各报所载3月28日提出辞职早了一周。“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两事连记，极易让人误解为赵3月23日入住法国医院，但实际上赵入住法国医院是4月17日，也就是武、应二犯4月16日、17日由租界当局移交中国方面之时。《民立报》曾刊登“京函”，对当时赵秉钧的处境进行过详细报道：
赵秉钧十七日忽入东交民巷之法国圣明拉病院，以养病为名，实则别有所为。记者向各处探访此事真相，据深知赵氏之某君云：宋案发后，赵氏曾表辞职意，而袁慰留之，谓彼自有办法，兼以四围状况亦不许其辞，遂勉强留任。而其后案情日明，关系日多，赵之境遇遂日陷于困难。辞职既不见许，故决计假养病名迁入医院，实际上则为变相之辞职也云云。又，宋案发现以来，赵氏之态度，闻大异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无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忧急之中，今入病院，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云。[87]
可知赵秉钧入法国病院实为“变相之辞职”。该报记者又探访赵秉钧进入病院后的情形道：
赵秉钧移入圣明拉病院后，十八日记者特往该院询问赵入院后情形。据医员云：赵自谓胸中如有块垒，神经尤乱，心绪不宁。十七日投药十余次，夜间似未安眠。一二时后犹见醒坐，若甚焦虑。经医士力劝其安养，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约一周间后可以复元也。[88]
结合张国淦所述及《民立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赵秉钧在4月中下旬间心绪极坏，内心极为不安。由于洪述祖逃走，赵秉钧受到舆论猛烈攻击，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屡次提出辞职，想以此自证清白，但遭到袁世凯及总统府绝大多数秘书和其他国务员反对。显然，赵秉钧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最终极有可能成为袁世凯向国民做出交代的牺牲品。他不像段祺瑞那样手握军队，而是孤立无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请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张国淦帮忙活动免职之事，并且说出了“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的话，可见其内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证清白的急切心情。当张国淦问他宋案内幕时，他说“此事此时不能谈”，约有三层含义：一则他对袁世凯与刺宋案究竟有何关系，心中并无确定答案，因此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二则他心中很清楚，洪述祖刺宋与构陷“孙黄宋”阴谋失败有关，而他也曾卷入构陷阴谋，并且洪、应所用“应密”电本为他所送，这让他难以说清自己与刺宋案的关系；三则他正担心袁世凯欲牺牲自己，若所言对袁不利，或被袁抓住把柄，处境将更糟糕。因此，在主动辞职自证清白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请求免职以保全自身，就成为赵秉钧的选择。
很幸运，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份经总统府修改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赵总理呈请解职文》底稿，其中两份末尾有“四月廿号已清”字样，说明草拟及修改时间就在赵秉钧进入法国病院之后。呈文云：
查该二员（指洪述祖、应夔丞——引者）虽经荐引，素乏私交，谓其才有所长，委以一定之事，其出范围之外，自非长官所期。至于犯法行为，更难代负责任。惟该二员尝以职务关系，曾与函电往来，而语不涉私，事可指实。其在该二员互相交通事件，则非所知。盖个人意思之与机关意思，司法问题之与政治问题，本截然两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传愈讹，随时辩解，则不胜其劳，坐任纷纭，则欲甚其惑。故秉钧在职，实于政府威信总有妨害，即司法检查，亦难以间执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宁暂离政局，使个人行为与机关意思，司法事件与政治问题，两不相蒙，断绝关系，庶几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严两无所损，不至因此一案影响治安，而秉钧亦得静养调摄，以图后效。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89]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府将呈文最后“解去秉钧”四字改成了“准予暂离”四字，说明总统府并不同意赵秉钧彻底解职离任。与呈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总统府的批示底稿，最后一句为“赵□□应准暂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本任，仍望加意调摄，勉为国事自重”，[90]与修改后的呈文中“准予暂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一句意思保持一致。
然而，呈文及批示并未正式宣布，原因当是4月25日晚江苏都督程德全、省长应德闳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举国为之震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立报》当日以《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醒目标题，发表评论道：
宋案发生一月余矣，人人欲睹此案之真相，人人欲知杀人之正犯，及今而证据之大部分，已共白于天下矣。自应、武获案而表面之证据中，得一洪述祖。自应、武引渡，而大部分之证据中，得一赵秉钧。呜呼，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海运局之营仓（武士英、应夔丞关押处——引者），检察厅之横舍，现已准备欢迎矣。呜呼，欢迎者，又岂独一赵秉钧耶！[91]
次日，《民立报》又开始连载血儿《综论大暗杀案》一篇长文，分析袁、赵为何要杀害宋教仁，以及国民及国会应当如何对待袁、赵，提出“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之法。倘若袁、赵不归法庭对质，则“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92]《民权报》则于同日刊登徐谦《布告国民》书，云：“我民国何不幸，而有此暗杀民党、阴谋不轨之政府！……此案实施犯罪者武士英也，共谋杀人者应夔丞也，故唆杀人者洪述祖也，而造意杀人者，非他，乃政府也……政府杀人之证据，今宣布于我国民之前矣。袁世凯也，赵秉钧也，洪述祖也，应桂馨也，若此诸犯，皆为刺宋之共同犯罪人，皆应受民国法律之制裁。”[93]4月29日、30日，《民立报》又连载《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历数辛亥鼎革以来，袁世凯实行“武人专制”“军警干政”，滥杀共和有功之人等十大罪状。[94]
袁、赵不得不全力应对国民党及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4月28日，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同日，袁世凯亦发表“堪电”，声援赵秉钧。很快，舆论又予以批驳，认为“宋案证据，不可以电辩了事”，“剖白大总统心迹，不可以一电了事”，“为赵秉钧计，宜赴有司受法律之裁判”，大总统“亦惟但赴法庭求伸辩于法律而已”。[95]5月1日，共和党人孙武亦上书大总统，提出“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赵秉钧）暂行辞职”。电云：
大总统钧鉴：敬启者。武日来叠阅上海程都督、各〔应〕省长宣布宋案证据通电，及赵总理对于各项证据剖析申明通电，知将来非诉诸法律，必不能证清案源，以安英灵而彰公道。在证据中，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一节，国务院为各部长官会同办事之地，私计阴谋焉能出此。即此一节，已足证赵总理与应直接交涉，断无特别隐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电，始有“若不去宋”之语，更可知谋宋动机，系当时由应动议主谋，洪且在被动地位，何论总理。将来水落石出，有罪无罪，必足以昭示天下，此固无庸为赵总理虑者也。惟是当此案未明之时，舆论分歧，赵总理不免处于嫌疑地位。国务总理既处于嫌疑地位，国人之信任心或因之薄弱，一切政务何能积极进行。武微闻总理前已提出辞职书数次，我大总统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暂行辞职，静候该案结清，再行复位，庶此案不致牵动政府，民国前途或增稳固。武困思熟虑，以为似应如此，始足以维持大局。一得之愚，是否可采，伏希酌夺，敬请钧安。孙武叩。[96]
在此情形下，赵秉钧又一次提出辞职。据5月2日《亚细亚日报》载，“赵总理日前面谒总统，力陈病体不支，坚求辞职。总统颇致慰留之意，而赵退志甚坚，回寓后即饬办免官呈文，立时呈递”。[97]呈文以“日来头眩益甚，困顿不支，力疾从公，倍形竭蹶，设有贻误，关系匪轻”，请求“准予免官，俾资调理”。但袁世凯并未批准免官，而是批示：“该总理病体未痊，应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所请免官之处，应毋庸议。”[98]同时令段祺瑞暂代国务总理，接着又令言敦源暂代内务总长。对于这一人事变动，张国淦记道：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文电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府方正筹对策，适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命令。当电召我到府，嘱将命令带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时有一人在座（不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云云。袁迟回半晌，将命令收回。至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命令下矣（内务总长以次长言敦源代理）。[99]
此段中，“宋案出后”是指程、应4月25日通电全国，撮要公布宋案证据一事。“公布文电”指政府方面，袁、赵于4月28日发表“勘电”等事。“赵辞职呈文”当指前文所引赵呈请解职文稿。由张国淦所记可知，袁曾考虑接受梁士诒的建议，同意赵秉钧辞职，以应对国民党和舆论攻击，但在有人提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后，袁决定收回成命。由于外界普遍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心腹，并且当时袁世凯事实上也已受到攻击，“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一说显然触动了袁世凯。袁让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却未准赵免官之请，而是给假15日，令其调养身体，用心十分明显：一方面做出姿态，以缓和国民党及舆论攻击，另一方面继续让赵秉钧充当“挡箭牌”。只要赵秉钧不免职，袁世凯就多一重“防火墙”。原本担心袁世凯会牺牲自己的赵秉钧此刻大概也明白袁的用意，知道自己对袁世凯还有用，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故有报道云：“赵自迁三海后，终日吞云吐雾，忽曰：我老夫老妻，落此下场，实不甘心。”[100]5月15日，赵秉钧以“病体依然”，呈请续假15日，获得袁世凯批准。[101]6月3日，赵秉钧以“病体仍未就痊”，第二次呈请续假15日，又获得批准。[102]进入6月中旬后，宋案对袁、赵的冲击渐弱，心力交瘁的赵秉钧于6月16日再次呈请“准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遴员继任”，但袁世凯仍不同意，批以“再给假半月，安心调治，所请免官之处，仍毋庸议”。[103]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彻底决裂，赵秉钧完全失去“挡箭牌”作用，袁这才于7月16日同意免去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此时的袁世凯对赵秉钧应当是既感激，又愧疚，因此隔天便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月16日，又委赵以直隶都督重任。1914年2月27日赵病卒任上。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刺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三个多月中，赵秉钧几乎一直在要求辞职或免职，但每一次都被袁世凯拒绝，并遭到袁世凯周围多数人反对。一些舆论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也从一开就持反对论调。如《亚细亚日报》专门刊登社说，对闻听赵秉钧决意提出辞表，表示“较闻暗杀宋教仁消息之传来，尤为震骇”，认为“宋君为社会中之个人，其被暗杀亦为通常习闻之事，即极其关系之重大，不过为政党中重要分子与有学识之一人材”，“若因社会上杀一个人而总理辞职，则吾未之前闻；即杀一政党中人与有学识之人材，而总理辞职，吾人未之前闻”。又认为，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洪述祖之与刺宋案，为个人行动，为有所主使，尚未可知。但使能实行拿洪解沪，总理对于此案，即可不复过问。若谓社会中有嫌疑总理、指目总理者，则悠悠之口，何所为而不可。身当政局，焉有如许闲情，与社会争气，与报馆斗口”。因此，批评赵秉钧提出辞职“为无意识之行动，乃妇人女子负气之所为，岂当国重人之所宜出此乎？真所谓不识大体者也”。[104]又认为：
惟赵氏身任国务总理，自应对于国务员负完全之责任，乃因此偶尔嫌疑之风说，挟气辞卸总理之职。倘继任者后因偶被嫌疑，亦相继而辞职，国务总理何等重要，焉能儿戏若此。况临时政府行将告终，乃一切不顾，毋乃太不负责任，盖适足形其无意识而已矣。[105]
《时事新报》论调亦复相同：
赵之蒙此嫌疑，固赵之不幸，然堂堂总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辞职，视总理太轻，视自己亦太轻，可谓无意识，不负责任者矣。如负国务者皆以嫌疑而即须辞职，则凡欲推倒内阁者，但制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须以万钧之力，与政府激战哉！然有中国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总理，固无足怪矣。[106]
《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又云：
宋遯初虽政党之重要人物，而自社会方面言，乃个人耳。其死纵属可悲，然因社会上个人之生死，而使国务总理辞职，藉使违反法律须负政治上之责任，赵总理又将若之何？且国务总理者，国家之机关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杀，果其赵总理与之有关系，即辞总理之职，仍不能逃于法网之外；如其与之无关系也，则辞职只增政治上之纷扰，而轻视国家之机关。而赵总理者，其行动乃于小丈夫不识大体，而与妇人女子争负气之概，其有辱国务总理，虽沸东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污者也。[107]
这些批评看似立于某种高度，出于理性，实则完全不顾宋案实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对政局影响甚大，固不必细论。赵秉钧辞职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应夔丞“口供牵及部员（即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辖之责，若不离任，则于缉凶、搜据诸有不便，理应回避”。[108]这恰是识大体、负责任的行为，却被批评为“无意识”“不识大体”“不负责任”。退一步讲，就算赵秉钧的举动只是为了个人名誉计而不顾大局，也是为了向国民证明他并非刺宋案幕后主使，理应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评赵秉钧要求辞职的报纸，无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凯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在袁世凯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以稳定大局为言，助其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