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身亡当日，即3月22日，袁世凯发出命令，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1]同日，袁世凯致江孔殷电亦云：“遯初为海内重要人物，猝遭意外，惊骇莫名。昨闻耗后已迭电苏督等悬赏缉凶，按律惩办。顷据沪电，惊悉已伤重殒命，痛悼殊深。该凶手现虽在逃，惟当场必有目击之人，当不难设法购缉。一俟拿获到案，自应穷究主名，依律惩治，断不容幸逃法网，致死者含冤于地下也。”[2]很快，应夔丞、武士英二人就分别在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经审讯，应夔丞供词牵连到洪述祖，于是程德全密电北京，“请拿洪归案审办”，“总统得电，当饬将洪拿获，讵洪消息灵通，已先闻风逃逸矣”。[3]另据报道，《民立报》驻北京某记者，自1912年底以来便一直追踪应、洪动向，案发后很快“断定洪为嫌疑犯”，于是一面向上海该社电告洪、应关系，一面于3月26日上午将电稿向内务部当局出示，“请其先行羁留”洪述祖，内务部“乃急遣侦骑往捕，而洪已于是晨远飏”。虽然“警察总监派五人往津跟追”，但洪述祖还是于两天后从天津顺利出逃，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至济南，然后转乘胶济路火车逃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4]由于洪系内务部秘书，时人对其迅速逃走，多疑为政府暗通消息，质疑“沪上来电（指程德全要求拘洪电报——引者）本系密码，何以泄露消息，使之逃走，又何以不发电至津浦一带缉拿（实际发过缉拿电报，详下文——引者），此中情节殊耐人研究也”。[5]又认为：“洪既预知消息逃走，其中自有特别原因，非寻常逃犯可比，政府通电缉拿，亦不过一种官场照例空文，按之事实，决无就捕之理，此中消息，明眼人自知之也。”[6]
洪述祖逃走是否为政府故纵，容后再论，但就案发后各种情况综合来看，洪述祖之所以能够很快得知自己已经暴露，实有其他渠道。据《民立报》载，洪述祖逃离北京前一日，即3月25日，该报一记者之友人曾亲历如下一件事：
念五日傍晚，一友谒都中要人某甲，叩其对宋案之感态。甲曰：“一人告我，报上说此案与洪某有关系，洪是何人，自不必说，以我想万不至此。总统府当有电来，待我问问。”遂由电话更唤出要人某乙，问凶手供出何人主使。此时座客虽少，远不辨所言维何，惟闻似列举人名，而甲色渐变，似甚惊讶，惟唯唯应之，最末谓：“晚上那边面谈。”是夜即有总统府之会议。[7]
由此则报道看，甲、乙二人都是可以参加总统府会议之重要人物。甲说：“一人告我，报上说此案与洪某有关系。”说明3月25日报纸已有关于洪述祖与刺宋案有牵连的报道。既然甲都间接知道了报上消息，那么，洪述祖也完全有可能通过报纸获得消息。经查，3月25日北京各大报中，国民党所办《民主报》确曾以《宋钝初先生被刺案之破获》为题，刊登了如下一封急电：
民主报鉴：宋君凶手已获，名武士英，山西人，曾充管带，系应某、冯某受某重要人之意旨，以千五百元购使行刺。余续详。汪。梗。午后一时。[8]
洪述祖于3月21日接获应夔丞报告宋已被刺的电报后，一定会密切关注两方面的动向，一是总统府方面，一是国民党方面。总统府方面，据《民立报》报道，洪在案发后曾见过总统一面，该报以“洪述祖之大胆”为小标题写道：
本报前电载总统对总理云：洪于宋案发前，曾面请总统处置几个人。兹复经详细调查，确是洪于二十三日又曾一谒总统。按：此日为宋先生毕命之次日，讣电到京，全都正为震动。洪以前既有此等危险议论，至此犹敢公然见总统，仿佛是去夸功，又仿佛似去辞行，真所谓大胆无敌者乎？至见总统后曾否谈及宋案，以及如何谈法，则未深悉。[9]
根据天津《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3月22日“由京来津”，3月24日“由津晋京”。又据应宅所获函电文件，3月23日洪述祖曾由天津向应夔丞发出过一封信件。[10]如此，则《民立报》所云洪述祖面见总统之事，应当发生在3月22日洪述祖赴天津之前，也就是宋教仁死亡当天，或3月24日应、武被捕消息尚未传到北京以前。总统见洪后，想起前些时洪曾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自然会问到杀宋是否为洪所为。当时问答情形，王治馨曾在赵秉钧私宅向张继等人做过如下描述：
宋遯初被难后，洪……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11]
照此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曾指使杀宋，但在第一时间知晓杀宋为洪述祖等所为。袁世凯在3月22日就发布了“迅缉凶犯，穷究主名”的命令，却未立即对洪采取诸如拘押、限制行动等措施，实际上等于包庇了洪述祖。不过，洪述祖既见袁对此事“不豫”，自总统府回来后，必定有所不安，因此，必然会密切关注宋案消息。《民主报》为北京国民党本部所办报纸，洪不可能不关注该报。虽然该报3月25日所登急电中说此案系“冯某”和“应某”所为，但洪本人心中明白，“冯某”就是指自己，“应某”则指应夔丞。
除了《民主报》所登急电外，上海《时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等也在3月25日刊登了应、武二人被捕，以及从应宅搜获大批往来函电的消息，其中《时报》的消息节译自3月24日西文《文汇报》，可知3月24日西报就已率先报道了宋案破获消息。[12]洪述祖不可能完全不关注这些报道。虽然这些报道中并没有如3月25日《民主报》那样提及“冯某”（即洪述祖），但对洪述祖而言，应夔丞被捕及应宅被搜，意味着他已经暴露，原因就在于他与应夔丞有多封函电往来，洪当然认为已被搜去。特别是3月21日应夔丞向洪述祖发出关于宋已被刺的“号”“个”两电后，洪曾于3月23日复信，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13]此信经天津邮局发出，旋该局又嘱上海邮局接信后“将原件寄回”，显然是洪述祖发觉事情不妙，试图收回该信，但因上海邮局已将该信扣留并送交涉使署检查，洪之图谋未能得逞。[14]
洪述祖于3月25日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后，很快于当晚做逃离前的准备。他给同僚某君留了封信，假托要去天津看病，请代为请假，又交代了其他一些事情，托其去办，信的内容如下：
一、述祖腰痛又发，拟请赏假赴医院割治，明早出京。一、经手取来之红蓝二烟壶，前途共索价八十元，不肯少，倘不可，即交敝寓看门人石升可也。一、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述祖托。二十五日晚留字。[15]
信中“亚翁”似指内务部次长言敦源。由“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一句，可知洪系不辞而别。另据《大中华民国日报》记者调查报告：“洪于二十五夜至堂子胡同赵总理宅，急欲与赵谭话，适周学熙在赵处久坐不去，洪即告同事某君曰：‘我臀上现生一疮，急于赴津就医，拟请假数日，请代禀总理。’语毕匆匆即去。旋又回曰：‘我有鼻烟壶两个在总理手，请告之总理，明日将此烟壶交我之仆丁陈某可也。’语毕复去。某君见其神色张皇，且请假数日，何必索及鼻烟壶，一似与总理永诀者，颇疑之。此二十五夜情形也。”[16]这一报道恰可与洪述祖给同僚某君所留手信内容相印证。同时，《大中华民国日报》所述情节还表明，洪得知自己已经暴露消息可能比赵还要早，且洪离京前并未与赵面谈，因此不存在赵通消息于洪的可能。何况赵与洪关系疏远，并非杀宋同谋，即便赵先得知洪与杀宋有牵连，也不会通消息于洪。
总统府则不一样。按照王治馨所说，袁世凯在3月23日（实际可能为3月22日或24日）便已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但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3月25日晚“八钟后，总统因宋遯初君被刺身死种种问题，在府中特开会议，如段芝泉、段香岩、王揖唐、陆朗斋、陈二庵诸君均列席与议，直至夜半十一钟始散”。[17]此次会议即前引《民立报》报道中“某甲”所云“总统府之会议”。其时洪述祖杀宋消息不仅已为报纸披露，而且已为总统府人私下议论，但当晚总统府会议却没有决定立即对洪采取控制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会议，身为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的赵秉钧竟然没有被请去参加，而是在家与财政总长周学熙久坐。显然，袁世凯有意避开赵秉钧来处理此事。这或许是因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赵秉钧理应回避，但更大的可能是，袁世凯担心赵秉钧为了自证清白，不愿放过洪述祖。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秉钧确未与闻杀宋之事。果然，当3月26日得知洪述祖为嫌疑犯后，据王治馨言，“赵总理到总统府发电报捕拿洪述祖，总统府多人欲出而阻之”。[18]上述情况说明，3月25日晚总统府会议一定做出了放走洪述祖的决定，这才使洪得以在3月26日晨顺利逃离北京。
关于洪述祖出逃的具体情形，1918年9月京师地方审判厅审讯洪述祖时，审判长曾问：“当宋案发生后，汝因何逃跑？”洪述祖供：“系因赵总理转传总统之意，令我躲避，恐我被人暗杀，致我走后，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19]洪述祖为了卸责于人，把赵秉钧也说成放走他的人，但如前所述，这并非事实。洪述祖说“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也是为了将责任推到袁、赵身上，暗示袁、赵为主谋，因此他们将其家中“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以掩盖真相。但实际上，洪述祖逃离前，至少有半个白天和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销毁罪证，他岂能将证据拱手留给警察？事实上，洪述祖逃离北京四天后，警察方去椿树胡同其家搜查，结果发现“家中紧要箱笼已全行搬去，所余书类文件全与此案无关，惟得程德全保应夔丞原电一通（即程德全保应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之电——引者）而已”。[20]
袁世凯既有意放走洪述祖，那么洪述祖逃至天津两天竟安然无恙，跟踪至天津抓洪的警察一无所获，也就不奇怪了。而洪述祖于3月28日能够从天津顺利南下，到达济南，然后转车逃往青岛，同样是袁世凯有意放纵，无怪乎时人有种种疑问。《民立报》记者就曾提出四大疑点：
记者调查，二十六日时，警察方面已预备捕拿，而洪之南下也，实二十八日晨九时，相隔两日，竟令洪悠悠而去，一奇也。侦缉队之赴津也，据云在二十七日，即洪出逃之前日，此一日间，侦缉队所作何事，二奇也。二十八之南行车并非通车，一日始到济南，三日始达浦口，政府如于二十八日一电到山东，便可捉贼，乃总统之通电，偏偏二十九日始发，三奇也。自二十九始，至初一日，又已四天，无论洪述祖向何处走，既云开专车跟缉，应早就获，乃至初一日晚间，跟缉者尚无以后之报告，四奇也。一罪恶滔天之犯人，发见已一周之久，而令悠悠携眷而去。此内务部之责乎？抑交通部之责乎？要之，洪犯之神通广大于此可见，而某当局之心迹，欲见谅于国民，难矣。[21]
以上四“奇”中，第三“奇”所述不够准确。据报道，3月28日上午，也就是洪述祖乘津浦路火车由天津出逃当天，津浦路北局其实曾有一电致南局会办赵庆华（燧山），内容如下：
燧山兄鉴：顷由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称奉大总统面令，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等因。奉此，查洪述祖既由本路南下，自应知照地方警厅遵令办理，惟本路兵警不准干涉云云。[22]
由电文中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称奉大总统面令”云云，可知该电实系袁世凯将杨以德召至北京，面授机宜，再由杨返津请津浦路北局发出。“此电系二十八日上午由津拍发，则是日即可抵沿途各埠，是时洪之踪迹不过达济南耳。乃电末忽加‘惟本路军警，勿加干涉’二语，且此电不即交发警务处（指此电系发给津浦路南局会办而没有及时交发地方警务处——引者），遂使元凶脱逃。”[23]可见袁世凯确是有意纵洪。迨至29日，袁世凯连发三道捕洪通电，然此时洪述祖已逃至青岛，连发三电不过掩人耳目而已。[24]
且说洪述祖于3月28日逃离天津后，警厅侦探从其宿纬路住所带回仆人二名，并录有口供。据二仆所供，洪述祖出逃前是比较从容的。其初欲于3月27日经海路逃往上海，旋因当日没有赴上海的轮船而作罢。3月28日欲乘火车至上海，又因当日没有通车直达浦口，故决定先至济南。[25]但据1917年8月洪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审时供称：
当时袁总统府差官来，向我声称，总统叫你至青岛，我即偕同出京。迨至天津，该差官即向我云，总统得有各处探报，有许多人欲图暗杀尔命，是以令尔至青岛暂避等语。我遂至青岛闲居云云。[26]
果如此，则洪在出逃前便已确定青岛为目的地，洪述祖对其仆人说欲往上海，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其仆泄其行踪而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而他决定逃往青岛，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青岛当时是德国人的租界地，便于藏匿。德国海军大臣曾在下议院发表演说，“谓中国人之避乱者，恒喜迁居青岛，盖以该岛在吾国保护之下，甚为稳静故也”。[27]二则因为“光复而后，凡满族领袖、前清贵官及一切逃犯，莫不以青岛为安乐窝”，[28]其中有与洪述祖极为熟识者，如同乡盛宣怀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等，便于其在当地活动。[29]另外，洪述祖清末曾在中德合办井陉矿务局担任总办，与德人打过交道，这或许也是他决定逃往青岛考虑的因素之一。
至于叫洪述祖逃走的“总统府差官”的名字，洪述祖并未透露，但当时《民立报》曾刊登“北京电报”，称有传闻，洪述祖逃去“系其同乡总统府秘书张一麐密告洪知，令其早逃”，又谓“洪、应在外秘密行动，所需款银，概系张一手付给”。[30]为此，“总统府秘书厅同人”曾向《民立报》发出公电，予以否认，称“张一麐在厅办公，屏绝酬应，与洪素无往来”。[31]然而，当《民立报》驻京记者面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询问发电情形时，“梁氏答谓己并不知道”。[32]“总统府秘书厅同人”发表公电，秘书长却不知道，可见该公电极有可能是张一麐假借“同人”名义发出。从事实来看，洪与袁关系密切，“时往总统府”，张不仅是袁的心腹幕僚，也是洪述祖同乡，两人“素无往来”，显然说不过去。即以收抚应夔丞而论，应系洪介绍入京见袁，总统府方面负责接待应者即系张，洪、张如何能够不相交结？因此，通知洪述祖出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张一麐，当然并不是张私自放人，而是受了袁世凯指派，张之所以在案发后否认，一方面是因为此事与己不利，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牵及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