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洪述祖3月13日“燬宋酬勋位”来电后，应夔丞于当日复信中又写了如下一段话：
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转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遯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住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为遯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210]
这是该信第二项内容。应夔丞之所以忽然开始关注并向洪述祖报告宋教仁动向，正是因为洪述祖在3月6日来函中要应夔丞注意，宋“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以及3月13日洪述祖来电要应夔丞“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信中所言黄、宋“运动徐皖军队”，是否为实情不得而知，不过，宋教仁曾于3月15日在《民立报》发文批驳“匿名氏”之攻击，其中有言道：“近日以来，造谣生事，捏词诬人，使民心惶惑，国事败坏，实为不鲜。如谓黄、宋运动黎元洪为正式总统，赣、皖、闽、粤联络独立等之谣皆是。”[211]宋教仁的批驳当然也不一定完全属实，比如，他否认曾运动黎元洪为正式总统，但诸多迹象表明，运动黎元洪确有其事，前已述及。而“运动徐皖军队”则未发现有相关记述，因此不能排除这是应夔丞为坚洪述祖杀宋之心而故为危词，因该信息不早不晚，恰在洪述祖指示其“燬宋酬勋位”之后才报告，不能不令人怀疑。“超然百姓姚之鹤”有段话讲得极有道理，他说：
洪若不矫称政府之命，不足以驱使应；应不铺张国民党危乱之状况，不足以动洪。洪所矫称之不足信，等于应所铺张之不足信。如以“燬宋授〔酬〕勋”为实有其事，则十万元运动军队复扣去二万余者，亦实有其事耶？吾人当知宋案奇变，悉由洪、应二人交构而成，罪证中所说南方事为应所铺张，所说政府事为洪所矫造，则无数之疑团，可以豁然而解。[212]
在3月13日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应夔丞对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的留意和报告。函中提到了“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转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遯初在宁之说词”。经查，《时报》3月11日登有“孤愤”所撰社论一篇，题为《互相诿过之大文章》，内论宋教仁与某当局者之辩难；[213]3月13日则于“来稿”栏登有匿名氏所撰《驳宋钝初演说词》一篇（未完，15日续载）。至于“《民立》实记遯初在宁之说词”，则指《民立报》3月11日所登《苦口婆心医国手》（小标题《城头顽石也点头》），主要是记录3月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大会上的演说。[214]宋教仁在演说中批评现政府内政、外交之失策，称之为“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主张组织完全政党内阁，中央、地方行政分权；并批评“维持现状”之政见“可谓糊涂不通已极”，“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215]应夔丞将以上几篇有关宋教仁的文字“裁呈”洪述祖，说明他接到洪述祖3月6日“乘机下手”函及3月13日“燬宋酬勋位”电后，立刻开始了对宋教仁动向的密切关注。不过，对于应夔丞信中所谓“嘱令登转”云云，《时报》在宋案证据公布后曾致函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予以否认，称该报“所登来稿，确系〈在〉自北京报剪下，并非应夔丞嘱登”。[216]该报还向各报发出启事，专门予以澄清，谓：
此件（即应夔丞3月13日致洪述祖信——引者）连及本报本无关系，唯有“嘱令”二字实甚骇异。本馆十三、十五日驳论，由北京《京津时报》上剪下载录者，先数日已有“北京专电”原件可证，何云“嘱令”？且下所谓“登登轮”者，更不知何解。此事与事实不符，特此申明。时报馆启。[217]
时报馆这份启事有三点需要说明。（1）启事并未提3月11日《互相诿过之大文章》是否为应夔丞“嘱令登转”，这是因为该篇文字为“社论”，既是“社论”，自然出自该社，由应夔丞“嘱令登转”的可能性不大。（2）“先数日已有‘北京专电’原件可证”，是指《时报》曾于3月9日根据3月8日午刻“北京专电”刊登过一篇关于“当局中人某著论驳宋教仁在沪国民党欢迎会中之演说”的长电，因此才又在3月13日、15日连载由《京津时报》剪下的《驳宋遯初演说词》全文，并非应夔丞“嘱令登转”。（3）《时报》最初所看到的宋案证据，是由《民权报》抄送上海各报的，有不少抄错的地方，“登转”二字就被抄成了“登登轮”，因此启事中有“嘱令”二字下“所谓‘登登轮’者，更不知何解”之语。《时报》的启事提醒我们，在应夔丞发给洪述祖的函电中，有些内容纯属虚构，就如同洪述祖在函电中经常诓骗应夔丞一样。
上面提到的3月9日《时报》所登“北京专电”，从事后来看，很可能与宋教仁被刺有一定关联，全电内容如下：
此间有当局中人某著论驳宋教仁在沪国民党欢迎会中之演说词，谓宋谓民国成立无一外交，库事七八月间己在京曾以危机为言，而总统等不顾，又谓各国保全政策足以维持中国现状等语。其实各国之互立协约，暗定界线，以免冲突，名曰保全，实图侵略。库约远在前清辛亥之夏，杭达偕二达喇嘛赴俄，俄即代要求三款。库之独立在前冬，宋于去年七八月进言，且仅及险象，并无办法，终日宴客奔走，惟争总理，事后乃为此快心语耶！并谓库事实误于国民党，唐、孙、黄等皆以俄人方狡、俯就非计为言，一年来外交悉系该党员主持。该文中又历数所言借款事理之谬，谓唐绍仪于三月十三任总理，而天津于三月二日、三日兵变，而宋乃谓唐之当国先于兵变，故六国要求乃酷，其谬如此。该文中又发见可惊之事实，谓统一后南京政府要求三千万，嗣减至千万元，初议贷之道胜银行，因沪汉反对，改由华比银行借百万镑拨宁。至大借款，当时只有四国，并无六国，所提条件亦严，经磋商稍就范围，而国民党忽发奇想，主张国民捐，议遂中止。及国民捐不成，要挟更甚。此皆有案可稽，有人可证。该文中并引其时南北文电及各西报为证，谓因比款七百万用途暗昧，故致条件严酷，以有银公司元年□月十二日说帖为证。末颇及宋君因野心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谈云。其所论确皆局中人辨诉之词，非同常论。[218]
首句是指2月19日宋教仁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曾发表演说一篇，主张实行“政党内阁”“省长民选”，并对民国成立以来的内政外交进行了抨击，[219]于是有“当局中人某”出面著文批驳。《时报》“北京专电”即是摘要转述该批驳文内容。经查，该批驳文最早出现于统一党所办《新纪元报》，分3月8日、9日、10日三次在头版连载，题名《驳宋遯初演说词》，篇首有报馆识语，谓：“昨有投函本馆者，拆阅，为驳宏〔宋〕钝初演□□□□□□一年来政府办事之内情，极为详卷，大约此公为局中人，故能知之如此其晰。据此可以考见宋钝初之无耻无赖，可以见国民党一年来之成绩，故揭载之如左。”[220]则该批驳文系3月7日有人以匿名函件形式投送至该报馆。需要注意的是，“北京专电”系3月8日由北京发出，此时《新纪元报》刚登出批驳文约三分之一篇幅，但该电文却已知晓全文大要，这就说明，“北京专电”的发出者极有可能就是该匿名批驳文的作者，只不过假托第三者语气发出而已。
继《新纪元报》之后，《京津时报》《大公报》《时报》等纷纷转载《驳宋遯初演说词》，其中《大公报》从3月11日起分三次连载。[221]
也是在3月11日，又有所谓“北京救国团”，发表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通电，在《亚细亚日报》《大公报》等报刊登，攻击宋教仁“以将来之总理自任”，“思攫现政府而代之”，故其在上海演说之词“颠倒事实，变乱是非，本患得患失之肺肠，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若不辞而辟之，则人心死尽，公理何存”。电文称宋主张建立政党内阁，是“冒政党内阁之美名”，“醉心权力，运动钻营”；宋主张“省长归中央简任”，是为“谋总理”，“必启分裂”。又称临时政府外交、财政上“种种失败，皆由国民党政策所酿成，不啻宋君所构造”，“若以此党组织内阁，以宋为总理，其能得良政府与否，宋君当自以良知决之，并愿向之仰望宋君者，以良知决之”。[222]由于该电内容与《驳宋遯初演说词》“大同小异”，因此《大公报》怀疑《驳宋遯初演说词》也是“救国团”来稿，[223]惟“救国团”是个什么组织，无人知晓。
“北京专电”“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等批驳文字的出现，很快引起国民党人和宋教仁的注意。《民立报》记者看到《时报》所登“北京专电”后，特地拿着报纸去拜访宋教仁，询问实情，宋教仁当即进行了反驳。《民立报》记者随后以《宋教仁君之时事谈》为题（副题《驳某当局者》），于3月12日在该报刊出。[224]在访谈中，宋教仁批驳了“某当局者”在处理库伦独立、四国银行团借款等事上对国民党的诬陷，认为库事处理失当，“实外交当局者因循苟且之咎”；唐内阁所借比款并非尽归南京支用，“银行团亦未尝有比款用途暗昧之说帖”；借款交涉中止，乃因政府更换，不可归咎于国民党所主张之国民捐。又对“某当局者”对其“争总理”“欲为总理”的攻击进行了驳斥。[225]
3月15日，《民立报》又刊登宋教仁所写《答匿名氏驳词》，文章首先叙述批驳缘由，谓：
吾人囊者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演说中间颇有言政府外交、财政失策之语，当时不过略述现在政况，以为应答之词，初非发表政见。乃有某氏者，匿名投稿各报，大肆辩驳，似以吾之演说，已击中要害，非反驳不能已者。上海《时报》北京电谓是“某当局”，盖官僚卒徒，无可疑者。其口吻如村妪肆骂，牧童斗殴，满纸妄语，且不署姓名，非丈夫之行，亦非负责任之言。本无再辨之价值，惟其中排挤、诬陷之处甚多。官僚之派，实为国蠹，近日以来，造谣生事，捏词诬人，使民心惶惑，国事败坏，实为不鲜……故吾人对此不能不一为疏辨，以听世人之判断焉。[226]
接下来，宋教仁逐段引用“匿名氏”批驳文中围绕库约、借款等事对他本人及国民党的诬陷、攻击之词，予以严厉批驳，指出政府在二事上实“不能辞其溺职之咎”。然后反问道：“现政府果无因循苟且之罪乎？……果可称为励精图治，丝毫可告无罪之政府乎？”又斥责“匿名氏”“故意逢迎政府”，称：“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最后，宋教仁又就“救国团”通电附带写了一段抨击文字：
日来各报载有北京“救国团”致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公电，亦驳余演说，其文辞大抵与某氏文同，盖与某氏同系统者，而东扯西拉、文理不通则过之。其所加驳者，吾之此文皆能答辨，故不再驳。抑有进者，凡与人驳辨，须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匿名揭帖，或假造团体名义，皆有似盗贼之行为。今后再有此，吾人岂屑与较量耶！[227]
上述对宋教仁的攻击、陷害和宋教仁的反驳，出现在宋教仁被刺前10天左右，因此引起许多人注意。国民党人事后怀疑宋教仁被刺与该“匿名氏”或“救国团”有关。如《民立报》刊登“北京电报”云：“宋在上海演说，即有政界某公匿名痛驳，其后又发现一‘救国团’，而迄今不知此团系何人组织。观其鬼祟情状，似有人希承意旨，专与宋为难，此次刺客或即与该团有关者。”[228]又转引《民国报》评论道：“宋教仁被刺，‘救国团’不无嫌疑，因该团发现京津以来，无他表现，惟有驳斥宋在上海演说词一事，且其团体所在，国人无一知者，发起人亦始终不知谁氏，而通电各省都督全系一等电。”[229]国民党人宗良也发表评论，认为宋教仁被刺可能与“救国团”有关：
此次宋先生之死，原因在政治上之关系，已众口一辞，而凶手之必有同党，更为显然。宋先生未死之前，有所谓“救国团”者，通电驳宋先生之演说，此团所在地及发起人无有知者，而通电则为一等电。使非有政界重要人物在，乌能神通广大如是耶？且“救国团”所事事者，以吾人所闻，只此一电，则此团之宗旨，除与宋先生为难外，殆无其他目的可言。宋先生既被刺后，有所谓“救国协会代表铁民”者，造奇异之信件，投呈宋先生，满纸皆妄诞之言，且自任杀先生不讳。[230]此非真正之凶手，即凶手之同党，而其会之所在地及发起人，世人亦皆不知之。夫此两团体而果有也，则嫌疑之凶犯，非此两团之主体，即为政界中与宋先生反对之有力者。若不澈查其底蕴，严治其正凶，则凡稍有抱负者，人人自危，将来步宋先生后尘之案，层出不穷，谁敢乃心国事，投身政界耶！[231]
另外，云南都督蔡锷在获悉宋教仁被刺身亡后亦发表通电，将这一惨剧归咎于各报之刻意攻击。电云：
宋君奔走国事有年，缔造共和，著绩尤伟。其学识闳通，尤近今不可多得之材。民国建设方始，凡我同胞，对于特异人材，宜如何保持护惜，以为国家之计，乃各报章徒以政见之不合，往往刻意攻击，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惨剧，既非民国之福，尤为世道之害。前日本自由党首领星亨，即因报章攻击太甚，反对者因而乘之，遂被戕害。其后各报言论，即相戒共守持重，毖后惩前。切愿我海内各报章及各政党，以后务各持公论，持重发言，以护持国家元气。[232]
至于“匿名氏”或“救国团”究竟是何来头，无人能够说清。如上所述，国民党人怀疑其背后“有政界重要人物在”，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袁、赵。但对袁、赵而言，如果要对宋教仁进行反驳，完全可以光明正大进行，没有必要采用匿名方式。从“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来看，其背后为袁、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袁、赵分别作为临时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对于政府应对库伦独立及与银行团交涉借款等事的实情，应是清楚的，而“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却似是而非，以至于遭到了曾任首届内阁国务员且较为了解内情的宋教仁的严厉驳斥。
比较而言，“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为幕后主使人的可能性极大。其一，洪述祖刚刚于3月6日在天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乘机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纪元报》投出《驳宋遯初演说词》，而洪述祖又恰好于当日“由津晋京”，[233]这恐怕不能以巧合视之，极有可能该篇攻击文字在天津已经写好。其二，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是袁世凯之私人，与唐绍仪、赵秉钧也都很熟悉，并曾参与南北议和，对于政府应对库伦独立及与银行团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况，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内情，而这恰与“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似是而非的特点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纪元报》于3月8日、9日、10日连载“匿名氏”《驳宋遯初演说词》的这几天当中，洪述祖面见袁世凯，挑唆谓：“总督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234]可以说内外两方面动作相互配合，意图十分明显。至于“救国团”通电以一等电（即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发出，其手法与洪述祖假托中央名义抛出“燬宋酬勋位”，如出一辙。洪述祖作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凭借其地位或通过收买报馆而刊出此电，《民强报》被洪、应收买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写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过帮人收买北京报馆之事，信中写道：“京中报馆前说四家，请开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来通机关。”[235]虽然后来二人往来函电中未再谈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带的活动能量，在报上刊登一篇匿名驳词和一则一等电报，并不是什么难事。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做一推断：“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实际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后推手。他一方面通过3月6日函唆使应夔丞在发现宋教仁有“激烈之举”时“乘机下手”，另一方面通过发表所谓“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激起宋教仁的反驳，而这恰又成为洪、应眼中的“激烈之举”。因此，应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时报》的相关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并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电文中报告“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236]所谓“顷又四处扰乱”，即指宋教仁继3月9日在宁演说之后，又于3月12日在《民立报》刊登《驳某当局者》，并于3月13日在尚贤堂再次发表演说，就如何分划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阐述意见，认为“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权制亦不宜”，应当取折中办法，“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范围确定，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始有所依据。[237]这种中央、地方分权，重视民权的主张，毫无疑问会招致官僚党的仇视。
就这样，宋教仁于不知不觉当中，一步步走向洪、应二人设下的刺杀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