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3日应夔丞给洪述祖的信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也就是第三项内容，是直接回应洪述祖3月13日电文中“燬宋酬勋位”指示的，内容如下：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产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193]
此处“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不过是客套之辞，或假意表示。若应夔丞真是“向不希望”“功赏”，也就不会有前文所述应夔丞向洪述祖提供革命履历，以及呈请大总统论功行赏之举动了，“盖勋位在吾人观之，固毫无价值，而在应、洪观之，则以为至尊至荣之物，莫逾于此”。[194]应夔丞愿去杀宋，“酬勋位”之赏不能说毫无吸引力。
引文中“若不去宀木”之“宀木”，乃“宋”的析字，即“若不去宋”之意。其意涵极当注意，相关解释颇多，但分歧甚大。在政府一方面，视该四字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的有力证据。如袁世凯“勘电”就据此四字将应夔丞视为暗杀主谋，他说：
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电，似皆为解散欢迎国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与钝初被刺案无涉。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195]
赵秉钧自辩“勘电”也将此四字视为杀宋与自己及政府无关而“起于应之自动”的关键证据：
盖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演说，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已明言之。以前各函电计时宋教仁尚在湘中。如洪述祖二月一日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二月二日函有“须于题前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前语藉解散欢迎国会团以恐吓政府，后语为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其二月四日以后各函，则入于收买“提票”之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函，始露谋杀之端倪。即以该函中“若不去宋”一语而论，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19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之通电夹注稿，在“若不去宋”四字旁批有“祸起于此”一语，又在全电末尾批注一段文字，关注点也在此四字：
政府因应、洪自请解散共进会，取销欢迎国会团，曾许其照办，以靖地方而维大局。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电各语意，全是取销欢迎国会团及宋之骗案发生，不干宋之被害事。十三以后应函有“若不去宋”云云，祸机嫌疑，发生于此。即日洪有覆电，有“燬宋酬勋”之说，一日内往来两电，尚有时期请示政府乎？其擅自捏造无疑。十四日应电发令剿捕，杀机实生于此。各电函一贯相承，实有宋案之关系，而政府确无所闻，当宋被刺之日，得交通部报告及路透报，始知其事。[197]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及《亚细亚日报》所登《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对“若不去宋”四字的解释从文字到内涵完全相同，均代表政府意思，认为：
文中“若不去宋”四字极当研究。“去”字解法颇多，虽非指定谋杀，然距宋死不远，或者应于此始动杀意。“若不”二字出自应口，是应纯为主动的。如谓政府前有此主使，则此时应何尚有自商口吻。果宋案发生于此，则应为谋杀造意者，难逃主使之罪，而非政府造意主使可证。[198]
今人对“若不去宋”一函的理解，也大体与袁、赵或政府方面的上述解释接近。如廖大伟认为：“此段文字为刺宋意向的第一次明确表露，并及行动经费问题，当为‘宋案’正式起始。”[199]又说：“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200]张永则以“若不去宋”一函及“梁山匪魁”一电为据，认为：“这一信一电是宋案最关键的证据。‘若不去宋’说明是应夔丞主动提出了刺宋的阴谋，并且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已经‘急急进行’，并且‘已发紧急命令’，又说明应夔丞自作主张开始实施暗杀。”由此他得出结论：“刺宋谋划发自上海而非北京，主动者是会党头目应夔丞。”[201]朱怀远也将“若不去宋”一函视为应夔丞“明确提出刺宋计划”的证据，认为“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202]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不是这样理解的。《民立报》于应夔丞3月13日函后附加按语，将“若不去宋”四字视为“应以除宋之说歆动中央之证据”。[203]徐血儿更进一步认为，“去宋”动机虽然起于应夔丞，但若没有政府同意，不可能演成杀宋惨剧，为此他对赵秉钧及袁世凯两封“勘电”中所云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说：
观此，则赵之所云云，仍系承认其收买提票之事，而于谋杀一层，无明确之事实足以证明其无关系也。有之，亦仅以应“若不去宋”为反挑之语，遂断定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耳。然观“动机”“起”“自动”等语词，若亦纯以文理解释之，则动机虽起于应，而必政府承诺之、允许之，然后始能演成此种事实也。应虽为自动，而必政府为之被动，然后始能合此两力以演成此种事实也。此诚所谓“文理解释，皎然明白”者也。应志在金钱，故其为政府解散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收买“刑事提票”，盖无一非为博取金钱之目的而来。而政府亦以国民之金钱，利用若辈为鹰犬，交相为用，于收买提票一案，已尽呈袁、洪、应、赵等阴谋狼狠之状矣。至于杀人之事，何等重大，一旦破露，即难逃罪。设应非恃袁、赵之指使及袒护，应又何敢轻陷法网，自取死罪乎？夫使死宋先生而于应个人有莫大直接之利益者，则谓出于应个人之蓄意谋杀，犹可言也；而应于宋先生私人，并无私仇宿恨，其欲死宋先生，直接有莫大利益者，实为袁、赵则可知。谓袁、赵之出于被动，吾人尚不能信也。故倾陷之谋，可以金钱动应，而暗杀之谋则不能；金钱既难动，乃动之以勋位。应惑于虚荣之一念，而始冒死为之，此又情事显著者也。尤可证者，赵谓“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一语断定，非局中安能若是？以此杀机所由起求之，则所谓应为自动，尤见其不可信……此宋先生在宁之演说，与袁、赵有密切关系，应性狡诡，心知其故，故以《民立报》所载者裁呈袁、赵，而遂为杀宋先生之一动机。此实袁、赵为主动，而洪、应为被动也，此尚有可以抵赖之余地乎？[204]
由于当时双方或急于为自己辩护，或急于驳斥对方，往往对应、洪往来各函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未能通盘分析，尤其未能揭示各函电的内在关联，因此不论是袁、赵的辩解，还是国民党人的反驳，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如前所析，杀宋之意洪述祖早在3月6日函中就已明确向应夔丞表示。3月13日下午洪又发电告应“燬宋酬勋位”，实际等于下达了杀宋令。由3月13日应夔丞函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该函是为答复洪述祖“三月初九来函”及3月13日下午刚刚收到的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所写。其中，“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即是对“酬勋位”的回应，“釜底抽薪法”一语则是应夔丞对向国民党核心领导人下手的一种简洁而又较为形象的描述，因向国民党核心领导人下手会给国民党致命打击，因而譬之以“釜底抽薪”。“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也并非“自商”口吻，而是强调语气或肯定表述，意为“定要去宋，否则……”应夔丞之所以要用这种强调口吻，是因为洪述祖在3月6日来函中，实际上向应夔丞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要么取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要么乘机对宋下手。应夔丞由于无法取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特别强调了后者，以坚洪述祖杀宋之心。由此可知，应夔丞3月13日函实际上是他对洪述祖提议乘机对宋下手的一种积极回应，并且把其意义提升到了“釜底抽薪”高度。蔡世襄认为，从“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可知，“应既遵洪旨以请款，更为危词以恫吓，盖恐中央或惧毁宋之不易而中途变志，故有此言，并非起于应自动也”。[205]可以说近乎得其真意。
应夔丞在函中又写道：“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产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这实际上是告诉洪述祖，自己将开始筹钱，付诸行动。所谓“复命有日”之“复命”，就是要复洪述祖“燬宋”之命，倘若杀宋起意于应，则何来“复命”之说？《新纪元报》在解释此函时，将“复命有日”错为“后命有日”，并谓：“此函系应与洪，应请洪俟‘后命’，则此命之出自南方而非出自北方可知也。”[206]该报显然是将繁体“復”字误为繁体“後”字，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又，蔡世襄谓“洪犯二月二十二日致应函嘱请款不可过三十万，总要在对象到后、国会开日，而应三月十三日之函即有足可挪凑二十余万之语，可见此为一事”，[207]亦完全理解错误。因2月22日之时，洪尚无杀宋之心，所谓“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是指向政府提供“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后之请款，并非杀宋请款，前已论之。不过由于应夔丞迟迟未能拿出“宋犯骗案刑事提票”，30万元请款实际未能拿到。应夔丞于此函中说杀宋需要挪拢20余万元，其实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意，此20余万元绝非应夔丞实际挪拢款项，而是为了弥补前所未得之30万元，“有意张扬，为后日图利之张本”，[208]足见应夔丞利欲熏心，对于先前未能拿到30万元并不死心。由于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失败，并受到洪述祖责备，应夔丞对于采取新的行动格外积极。[209]
总之，“若不去宋”云云是应夔丞对洪述祖唆使其对宋“乘机下手”及“燬宋酬勋位”的积极回应，将这四字解释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完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