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节所言，在应夔丞提出以“六六二折”购买350万元公债票后，洪述祖一方面以“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回复应夔丞，另一方面又恐应夔丞因此对杀宋一事持消极态度，故紧接着在3月13日“川密”电中抛出“燬宋酬勋位”以为诱饵，催促应夔丞“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此为宋案案情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之点，也是较难解释之点。有人将此解释为“洪犯造意杀宋之起点”，[171]但如前所述，洪述祖早在3月6日函中便明露杀意，因此这一解释并不准确。当然，洪述祖本人始终不承认“燬宋”是要杀宋。1913年5月3日，他由青岛发表通电，曾专就“燬”字进行解释说：“‘燬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172]同月在接受青岛德国法庭讯问时又说：“余意不过系购买宋曾犯罪之证据，余所用之‘燬’字，因系北京通用语，故用之，该字并无杀人之意在内，仅系毁人名誉。又普通燬坏之词，即如衣裳燬了，即系燬坏之意。”[173]1918年在接受京师地方审判厅讯问时，洪述祖仍坚持谓：
“毁宋酬勋”之句，系与应夔丞同谋毁损宋教仁之名誉，以作其组阁之障碍，非欲将宋教仁杀死，且此“毁”字仅系“毁损”之“毁”，非“消燬”之“燬”。再，欲毁损伊之名誉者，亦非出我本心，实系赵总理授意。当际我为赵之寮属，系含有一种服从之旨，且内有“酬勋”之语，更显非我本旨。何也？际兹我仅为内务秘书，何能有酬以勋位之权？由此论断，其语气决非我之本心。[174]
今人也有赞同洪说者。如张永认为：“‘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由此，他认为洪述祖的“这个自辩是可以成立的”。[175]网文作者芦笛则说：“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176]思公对此予以应和，认为“言之有理”。[177]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原电所用乃“燬”字，而非“毁”字。张永和芦笛用“毁”字解释“燬”字，完全不具有说服力。洪述祖试图将“燬”“毁”二字混为一谈，也是狡辩。查《辞源》，“燬”有二意，一谓“烈火”，一谓“燃烧”。[178]再查《汉语大字典》，“燬”有四意：“火，烈火”；“日中火”；“燃烧，焚毁”；“同‘毁’，毁坏”。[179]由此可知，“燬”字并无毁谤或损毁名誉之意。退一步讲，就算“燬”字可解释为毁人名誉，也不能否认该字还有“焚毁”“毁坏”之意，究竟应做何解，还应看其语境。洪述祖在3月13日电说出“燬宋酬勋位”之前，已经于3月6日函中以“除邓”并“登其死耗”为例，向应夔丞明白指出对宋“乘机下手”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因此，此处“燬宋”指杀宋已毫无疑义。倘若“燬宋”是指损毁宋之名誉，则此处便不需要讲“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因为自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以来，洪、应二人早就在谋划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了。所谓“相度机宜”，其实是与3月6日函中“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相呼应。因此，“燬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其实是洪述祖更明确地向应夔丞下达了指令：如果宋有“激烈之举”，就可“乘机下手”，条件是酬应以“勋位”。这样一来，宋教仁的命运就主要掌握在了应夔丞手中，因为，何为“激烈之举”，何时“乘机下手”，就看应夔丞如何判断了。当然，京师高等审判厅也没有采纳洪述祖的诡辩，二审判决书写道：
本厅查北京谚语，所谓毁人，非专指毁坏名誉，即毁坏身体、生命亦包括在内。且据控诉人在第一审供称：总理对我说，你在外头跑，恐怕被人将你暗算，毁了犯不着（见京师地方审厅九月七日笔录）等语，更可以控诉人无意中之答辩，证明毁宋二字确系指使杀宋，毫无疑义。[180]
二审判决书所引洪述祖在一审时所供赵秉钧对其说“你在外头跑”云云，不过是洪述祖为将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赵秉钧身上而编造的情节，它直接关系到宋教仁被刺后，洪述祖逃离北京是否为赵秉钧故纵这一重要问题，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论。
至于“酬勋位”，因为直接关系到“燬宋”是否为袁、赵幕后主使，故各方争论甚烈。《民立报》按语直指袁世凯为主使，谓：“‘燬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咄咄袁世凯，使人杀宋教仁而与杀人者以勋位，桀纣之恶，不若是之甚也！”[181]
赵秉钧则在“勘电”中力辩“燬宋酬勋位”乃洪述祖“诳应”之举，他说：
又各证物中，其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之地位者，莫如来电所开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川密蒸电”内“燬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绩勋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燬宋”即可“酬勋”，试问应由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182]
对于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之批评，袁世凯常常让赵秉钧出面应对，自己则隐身其后，但对“燬宋酬勋位”之说，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他在4月28日致谭人凤电中批评道：
三月十三以后各函件，间有影射政府之处，然不近情理。即如“燬宋酬勋”一语，最为可疑。抑知给勋手续甚繁，其由各都督所请，内有功绩不甚显著者，设评勋会公同评议；即中央授勋，亦先由评勋会讨论，再经铨叙局查明履历，撰制证书。造此电者，不明事理，直同儿戏，即云“燬宋”，有何理由可授勋位？此种谰言，虽三尺童子亦不足欺也。[183]
同日，袁世凯又在复黄兴电中辩称：
至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一月十四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请约法家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公本达人，当能洞察。[184]
袁世凯在这里看似为赵秉钧辩护，实际上也是自我辩护。甲、乙分别指代洪述祖、应夔丞，丙指代袁世凯或赵秉钧，丁指代宋教仁。“甲、乙谋杀丁”，即洪、应谋杀宋，“甲诳乙以丙授意”，即洪诳应杀宋是袁、赵授意，诳应之法即“燬宋酬勋位”，而“丙实不知”，即袁、赵并不知情。在此，袁世凯明确否认他和赵秉钧与洪、应杀宋有关。
而认为“燬宋酬勋位”为中央授意者，则猛烈反击。徐血儿就袁、赵之辩解有一段痛快淋漓的反驳，他说：
是赵亦知授与勋位系大总统之特权矣。既系大总统特权，苟非先经大总统授意特许者，则洪述祖亦何敢以之诳应。赵所云云，实不足为袁、赵未尝允许之确证。所谓“呈请”，所谓“评决”，岂万难做到之事乎？袁、赵专权怙恶，何惜国家之勋位，不以利用为残贼忠良之具乎？且袁、赵能以巨万之国帑，购买孙、黄、宋劣史及宋刑事提票，以毁坏民党首领之名誉，独不能以一毫无价值之勋位与人，以毁坏民党首领之躯干乎？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乃亟，其情势固显然也。使彼等不受天讨，应罪不速破露，则不难以内务部名义，为之呈请，谓应夔丞解散会匪，消弭反侧，卓著勋劳，应呈请大总统给与勋位，以示优异云云。袁世凯亦不难据其呈请，授应夔丞以勋位。或仍须经过评决手续，以掩饰人目，不妨由赵秉钧集各国务员及袁党开一评决会，或仅由内务部开一评决会，为之评决，则袁更不难据其评决，授应夔丞以勋位。袁党当权，于评决时自无有反对之理，即有反对，亦属少数。如是则呈请有人，评决有人，又何不能如约以报应夔丞乎？吾知应授勋位发表，舆论必为之大哗，议会必为之质问，而袁、赵之我行我素，置之不顾，亦寻常习见之事也。吾更知若应授勋位后案始破露，“燬宋酬勋”愈益证实，则袁、赵亦不难曰：是洪述祖为之运动呈请，为之运动评决，吾据呈请、评决始给应勋位，初不料为洪述祖所蒙蔽，亦寻常抵赖之词也。呜呼，人而至于昧却天良，放下脸抵死一赖，则又何足深较哉！不观乎冯国璋、倪嗣冲、张勋之授勋位乎，冯、倪、张之撄天下公怒，层戮同胞，罪恶昭著，其声名恶劣，或什倍于应，冯、倪、张且悍然授与勋位，独不假托应以解散会匪之功，而悍然授应以勋位乎？是可知袁实以勋位许应，而嗾使应暗杀宋先生也。[185]
蔡世襄也于《民立报》刊文批驳道：“一年来得勋位者如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辈，有杀掠之罪状，无丝毫之勋绩，稽勋局曾有繁言？参议院提出质问，而卒无损于冯、倪、张之勋位。以杀人放火之冯国璋、屠戮居民之张勋、焚掠颖宿之倪嗣冲，皆可得勋位，当亦有人呈请，有人评决，则应夔丞燬宋以后，又何不可得勋位哉！袁世凯辈又何难借口于其解散会匪、消弭反侧，而酬以勋位哉！此袁之授意洪述祖无可辩护者一。”[186]
当然，也有认同袁、赵或政府解释者。如“超然百姓姚之鹤”仔细分析宋案证据后认为，洪、应二人函电中所讲许多事属于互相欺骗，互相要挟，并不可靠，“燬宋酬勋位”即其中之一。他说：
盖群小聚谋，本无真面目之可言，且必各有所挟，以尽驱策之用。洪之假政府以哄应，犹应之假南方党会以哄洪，互为表里，亦即互相要挟。以应、洪两犯往来函电对核之，应之张扬南方声势，如第十件之购取孙黄宋劣迹，第念一件第三款之去宋必摒〔拼〕当家产二十余万各等语，何一与事实相符。即小而言之，三月十一、十三等日《时报》登载宋钝初演说驳论，观四月二十七日该报之声明云“并非受应犯之意而登载”，而检第二十一件第二款，竟有“嘱令登记〔转〕”之语，则应犯又藉此居功以报告洪犯矣。幸该函因宋案一并发布，故《时报》得以自白耳，否则《时报》非一嫌疑犯乎？故由此点推之，应、洪二犯之函电，其所隶事实，大半不可依据，而此电“酬勋”之语，亦其一也。且洪犯之善作大言以欺人，又尝受衣钵于应犯矣。检第二十三件洪致应函，嘱其具一条陈，而其中即有种种张扬之语。天下有善于教人作贼之人，而自己不能行窃者乎？无是理也。[187]
平心而论，袁、赵的辩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政府在授勋一事上也的确存在无视稽勋局、擅授勋位等问题，[188]难怪徐血儿等根本不相信袁、赵的辩解。但徐血儿等的批驳毕竟又主要是以袁、赵欲对付国民党为前提演绎出来的，颇多假设性分析，因此反不如“超然百姓姚之鹤”从宋案证据中所见应、洪互骗情节出发，判断“酬勋位”不由中央授意，更具有说服力。
就案情发展而论，洪述祖产生杀意后，曾在袁世凯前试探可否“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结果被袁否决，而以他和赵秉钧并不融洽的关系，又不可能就杀宋事寻求赵的支持，则他于3月13日致应夔丞电中提出“燬宋酬勋位”，就应当是假托中央授意。而通过分析洪述祖3月13日电，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燬宋酬勋位”并非袁世凯的既定承诺，而是洪述祖为了应对应夔丞索取回报抛出的一个诱饵。不仅如此，从洪述祖将购买公债一事“交财政长核办”可知，袁世凯连应夔丞要求低价购买公债事前也不知情，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并非“燬宋酬勋位”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一点将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
至于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忽然想到将“燬宋”与“酬勋位”联系起来，也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早在1912年9月下旬洪述祖经张绍曾介绍南下与应夔丞结识之初，勋位（或勋章）问题就已成为洪、应二人交流的一个话题。洪述祖返回北京后，于当年10月24日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189]洪要应补寄手函，意思是要应亲笔写出自己的履历，讲述自己的功劳，这是“叙勋”的需要。此事在当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另外一函中也曾提到过，[190]为此应夔丞写了两份“革命履历”，并请洪述祖改润。1913年1月10日，应夔丞在北京还曾呈文大总统，请求对会党人士论功行赏，但由于稽勋局和陆军部为此事互踢皮球，事情未能办成。[191]其事距洪述祖3月13日电提出“燬宋酬勋位”不过一个多月，因此，应夔丞看到这五字并不会感到突兀，反而会觉得洪仍将“叙勋”一事放在心上。应夔丞知道，“酬勋位”绝非洪述祖之权力所能办到，若非中央的意思，洪述祖怎敢做此承诺。而洪述祖将“酬勋位”与“燬宋”联系起来，则又让应夔丞相信，“燬宋”乃中央的意思，中央因其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损毁宋教仁声誉未果，故而改为杀宋，并以“酬勋位”作为回报。应夔丞被捕后，曾于1913年4月3日在捕房写一密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托其律师海司（即爱理思或爱理斯）及翻译带信到北京椿树胡同言敦源的住所商量营救办法，信中就有“此案无论如何，供状证据决不与第三人有所干涉的，死则可，累人则万无此理”等语，[192]可证应夔丞始终认为刺宋是中央的意思，故他以不牵连洪述祖以外第三人为言，以求得言敦源对他的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