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应夔丞“东电”与洪述祖“大题目”一函，都是在2月1日向对方发出的，洪述祖“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一函，则是在2月2日发出的。按照当时的邮递速度，从天津或北京寄往上海的信件，快则需要两天，慢则需要三到四天。也就是说，应夔丞是在还未收到洪述祖来信的情况下，便发出了“东电”，由此可见其对于实施阴谋计划迫不及待，甚至有些抢头功的意味。
应、洪图谋通过“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手段，在宪法起草层面对付国民党人，但这显然很难达到目的，因为议员来自各省，即便“江、浙、川、鄂”所有议员均为其收买，也无法达到目的，何况连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做到。应夔丞在“东电”中声称“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除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显然是夸大其词。至于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应夔丞表示，“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这实际上是为提出接下来要采取的别项动作预做铺垫，所谓“已力图”即是此意。那么，他们打算如何“力图”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时隔一天之后，也就是2月2日晚6时，应夔丞在根本不可能收到洪述祖当天所寄“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信件的情况下，再次迫不及待地向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发出“冬电”，请转赵秉钧。电文将洪述祖预先已在“老赵”面前“略露一句”的“激烈举动”和盘托出，并隐讳地索要30万元款项。电云：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卅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最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来沪筹款，迄未成。夔。冬。[81]
至此，答案揭晓，洪、应所谓“激烈举动”或“激烈文章”，原来是要“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败坏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达到打击国民党的目的，而洪、应则可借机向政府索取一笔巨款。洪述祖知道，采取这样的“激烈举动”，或做这样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别叮嘱应夔丞“阅后付丙”。[82]由“冬电”来看，应夔丞计划这样做的理由，是“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也就是说担心操弄宪法起草之举反被国民党方面利用，因此，为保险起见，已向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等，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巩固政府方面支持者。应夔丞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影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防阻党人”，因此欲“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83]洪述祖则说，这样做“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84]但这样一来，洪、应对付国民党人的手法和内容就再次发生变化，由“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操弄宪法起草，转为搜集所谓“劣史”，直接构陷国民党领袖人物。
为了让政府相信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应夔丞在“冬电”中不惜虚构、夸大事实，乃至以危言耸动政府。比如，电文首句以“孙、黄、黎、宋运动极烈”一语，来描述当时这几人“运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严峻形势，但实际上黎元洪根本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余不愿为大总统。余军人也，余愿仍服旧职，此人所望于余，余自忖亦能勉强承乏。至大总统一职，余友袁君将实膺之，余将竭余之全力以助。”[85]孙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即1月29日，孙中山在接见日本驻沪人员宗方小太郎时，还表示自己“断不肯担任总统”，又表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86]在电末，应夔丞更以危词耸动政府，称：“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另外，电文谓“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同样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来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电告章士钊，将于1月21日到武汉。[87]而黄兴恰在宋教仁到武汉之前，辞去湖北铁路督办之职，紧接着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从武汉到达上海，这时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应夔丞发出“冬电”前一段时间，宋教仁与孙、黄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并不在一处，国民党不可能做出“忽主举宋任总理”的决定。事实上，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报纸仍然报道：“国民党则种种主张不一，首以黄氏为大总统，否则以黎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副总统，而实权为黄氏所握；再次则以袁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国务总理；如形势上有变更，万不得已时，则以宋氏为国务总理，维持势力。”[89]可见国民党并未确定宋任总理。
为了借机索款，应夔丞又绞尽脑汁编造了“已向日本购”得“孙黄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细节，向赵秉钧报告说，他的计划已经被孙中山知道了，孙中山要黄兴遣“马姓”到日本重资买毁，他所派购得“劣史”者一方面向“马姓”索要30万元，另一方面“阳许阴尼”，在获得3万元后，又电告第三方要挟“马姓”，使得“马姓”顾此失彼，“虽百倍其价”，终于没能买毁“孙黄宋劣史”等。应又自夸，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变象万千”，使孙中山等“无计设法，无从捉摸”，是因为他曾在南京政府供事，知道孙中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一政策”，黄、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应在“冬电”中说，购得“劣史”者向“马姓”索要30万元，实际上就是暗示赵秉钧，需要花30万元才能得到“孙黄宋劣史”等。然而，从后来情况看，政府并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些材料。应夔丞说“拟从横滨发行”，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知道，根本没有“劣史”可以购回国内，说“拟从横滨发行”不过是要掩人耳目。正因为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洪、应合作的这篇“激烈文章”，不久以后就无法写下去了。
在洪、应的构陷计划中，还有一点须格外注意，即该计划的诋毁对象虽然包括孙、黄、宋三人，但很显然，孙、黄只是陪衬，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在宋教仁积极努力下完成的，其后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社会事业”，黄兴亦一度担任湖北铁路督办。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运动，大力宣讲其政党内阁主张，并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号，舆论至有“在革命时代，宋实不如孙、黄，而在政党时代，虽孙、黄实不如宋也”之说。[90]应夔丞特别告诉赵秉钧“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暴露无遗。在应夔丞看来，宋教仁是赵秉钧保住总理位置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不惜虚构事实，特别提出此点，欲以此来激刺赵秉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宋教仁成为应、洪陷害的主要目标，即宋教仁于1913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欲行“以黎制袁”之计，一度与黄兴极力运动黎元洪出选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出任总理，掌握实权。但黎元洪最终拒绝，并将内情“和盘托出，尽情以电告袁总统，并自陈述衷情，甚不欲为总统”，导致宋教仁的计划失败。[91]“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样，宋教仁此时已经被洪、应视为“出头鸟”，其后来成为被刺目标，实在此构陷计划当中已露出端倪。
对于“冬电”，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曾有一解释，谓：
此电乃洪、应勾结，谋挟制宋党，乃觅种种证据，其意盖欲献媚政府，为索款地步，以实行敲诈伎俩耳。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袁氏曲意敷衍民党，不独袁、黎沆瀣一气，无民党可言，即彼孙、黄、宋诸人，政府亦复供应不暇。若使意见差池，亦岂必藉欺骗证据，始能控驭。此电在法律上、事实上皆为洪、应二人自动之意思，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也。[92]
这种解释的第一层意思与“冬电”内容是相符的，第二层意思则意在为政府辩护，认为政府没有构陷“孙黄宋”的动机，洪、应所谋划“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然而，洪、应所谋划能否“指为政府之发动”，还要看政府接到“冬电”后是何态度，倘若政府不许洪、应干此勾当，则政府自然不能被视为发动者；倘若政府同意并催促洪、应实施计划，则政府当然就成为事实上的发动者。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大题目”“激烈文章”“要紧文章”等语，当时及后来尚有多种解释，但均不着边际，不能成立。如《民立报》按语：“‘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可知其谋杀之事，蓄心久已。”[93]《国民月刊》按语：“做一篇‘激烈文章’者，盖谋杀伟人之初意也。鬼蜮伎俩，暗杀行为，已流露于兹矣。”[94]此二说皆失之主观武断。《中华民报》按语：“云‘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则可知其必为谋杀之举。”[95]同样系武断之言。又说：“‘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谋杀之意已示知于应犯之谓。”[96]则张冠李戴，将洪在赵前将“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误为洪将“要紧文章”向应“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隐、方祖燊、何泽福等也错解其意为杀宋。如陶认为，“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语”。[97]方认为，“‘激烈文章’，谓暗杀宋教仁”，“‘已略露一句’，洪谓已向袁、赵微露其暗杀计划”。[98]何认为，“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即指暗杀之事，这是袁世凯正式暗示要杀害宋教仁的开端”。[99]此外，袁世凯方面之《大自由报》所登“冷眼先生”《宋案证据姑记录》，在2月1日函后有按语道：“右证实洪要应之始，语内尚无一定主张，并未定将谋谁氏者。”[100]而事实是，洪、应早已密谋妥当，倾陷对象也早已确定。《时事新报》所登“超然百姓姚之鹤”文则云：“按所谓‘大题目’者，不知何所指，周内派确指为必系谋杀之举，愚虽不敢绝对赞成其说（盖当时尚有别种谣言，安知非此辈所为），然此等宵小聚谋，何所不至，其必非正当行为，固可必也。惟未得确实凭证，不便硬坐耳。”[101]显然也是貌似谨慎，实则不明就里之谈。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系洪述祖“藉解散欢迎国会以恐吓政府”，而“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为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102]前句解释尚有些许道理，因为洪、应二人所设计的“激烈文章”确有以危词耸动政府之意，但“勘电”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样的“激烈文章”恐吓政府。后句云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云云，则掩盖了解散欢迎国会团实由政府主导的事实，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该团，又怎会派洪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中，有一份《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03]其中写道：
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莫名其妙，而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而不知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发生，欲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也。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也。其假术售奸之情状，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当时报纸亦有将“激烈文章”解释为《欢迎国会团宣言书》者，认为是洪、应合演的双簧。如《时事新报》称：“该团与应通气，洪亦知之，故洪与应电谓须有‘激烈文章’，乃能索价，按其月日，正《欢迎团宣言书》发表前后之时也。”[105]《新纪元报》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于二月中旬发表宣言书，应实阴与通谋，外面故猖狂论，以警政府，里面令洪以调停为名，向政府索钱。所谓‘激烈文章’，所谓‘价值’，及所书月日合之，当时情状丝毫不爽。”又云：“所谓‘要紧文章’，即指欢迎国会团事，所谓‘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举动’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欢迎国会团必有激烈举动，不可不防，于是而下面索款之言可以牵入。前后针锋，遥遥相对，阅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实是，《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早在1913年1月1日该团宣告成立时便已发表，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袁氏密档中之《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又告诉我们，政府对于该团来历其实是清楚的，因该宣言书后明明写着发起人为何海鸣、尹仲材、李元箸、张汉英、江镇三等，与应、洪并无关系。[107]政府辨明书却说接到宣言书“莫名奇妙”，并说该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书，可见政府一方面故意隐瞒解散国会团之真相，另一方面采取移花接木办法，将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与《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混为一谈，并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完全推到洪、应身上。
洪述祖后来在法庭接受讯问时，也对“激烈文章”一语有过解释，他说：“至作一激烈大文章之句，系民国初建，南北分歧，有谓总统制者，有谓内阁制者，应夔丞作一篇总统制论说，邀赵总理呈递总统，此即谓之‘激烈文章’，非系含有他种意味。”[108]洪所谓应夔丞所作“总统制论说”一篇，即前文提及之《制定宪法之必要》呈文，反对《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然而，此种讨论中国应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文章，在民初报刊比比皆是，称之为“要紧文章”可以，何能称之为“激烈文章”？洪述祖所言不过是故意将“要紧文章”说成“激烈文章”，从而掩盖其与应夔丞构陷“孙黄宋”的阴谋。
至于应、洪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有报道说应夔丞曾告洪述祖，“宋在东京时曾假造钞票，为日政府拘索……洪闻之，居为奇货，拟一面取其凭据，向政府诈钱，一面要挟宋，令出巨款为偿”。[109]然而，宋“假造钞票”并未见诸任何记载，不过谣言而已。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
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之语，颇足滋不知者之谣惑。夫宋先生之学问道德为世所推，断无不可告人之事。而若辈却又明明指实“刑事提票”，此与泛称“劣史”二字者不同，鄙人于此事稍知涯略，不敢隐讳，敢告国人而释群疑。盖当间岛交涉发生时，清廷颇为注意，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即饬驻日钦使李家驹物色熟悉间岛情形之人才。其时遯初正从奉天脱难后，调查间岛情形完毕，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名宋练。李家驹不知其为遯初也，知是书尚未付印，急设法延见钝初，索稿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即电复李，嘱令遯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擢。宋佯许之，而以川资不足为辞。李即劝将所著书稿售与留学生编译社，由该社经理毗陵人某君接洽，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在遯初之意，不过欲《间岛问题》一书得以流行祖国，使同胞稍知间岛之历史地理，目的本不在金钱，更不在川资，盖自始未有进京受官之意也。惟当时同志中颇因此疑遯初有贰心于满清者，遯初不得已，往商诸该编译社经理，要求买绝版权费百元。该经理不允，遯初遂谓：贵社若不兼买版权，则我须自行出版。该经理诺之，于是遯初在报纸上登一告白，中有“革命党首领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为好友某君（即指该社经理）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务求精美，以餍阅者之望”之语。此告白发现，该社经理大为愤恨，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今应犯等所指“骗案”，盖即此事，欲利用之以为倾陷之具，可谓心劳日拙矣。终之，此项“提票”无可收觅，且亦不足以为倾陷之资料，遂出于暗杀之计，稍有常识者类能知之。且该案发生时，李家驹曾有电致袁世凯，痛恨钝初，则此事不特洪、应所不知，即赵秉钧亦未必深知，知之者惟直接李家驹之袁世凯耳，然则今之欲收买“提票”而主谋陷害宋氏者，舍袁世凯其谁属哉！[110]
徐血儿也说：“夫所谓‘宋骗案刑事提票’者，乃宋先生光明磊落，不愿为满清官僚所利用，而以未买绝版权之自著《间岛问题》一书，自行印行，为留学生编辑社经理某所诬控，未成罪案者，固无所谓‘撞骗’及‘刑事提票’也。今政府中知此事，惟袁世凯与李家驹耳。盖袁世凯忽忆及此事，以为是可以毁坏宋先生名誉者，乃密令赵、洪以巨款许应，使应收买此项提票也。此尤袁主谋倾陷之一大铁证也。”[111]此种解释同样不能成立，因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乃应、洪二人编造，并非“袁世凯忽忆及此事”而指使洪、应实施构陷阴谋。况且宋教仁印行其所著《间岛问题》，也不是什么“刑事”问题，袁世凯如何能让洪、应购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而且，应夔丞声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后来却一直拿不出这些材料，可见所谓“宋犯骗案”，不过是洪、应为构陷宋教仁并骗取钱财面壁虚构的情节。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即应夔丞明知自己手中没有可以构陷“孙黄宋”的所谓“物证”，那么，他难道不知道，拿不出“物证”就不可能从中央索取到款项吗？唯一的解释是，应夔丞当时判断袁世凯会先付款，让他去购买所谓“物证”。等款项到手后，他再和洪述祖设法构陷“孙黄宋”，敷衍袁世凯，给其一个交代。从洪述祖2月2日函要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来看，二人确有先取钱后办事的想法。而这样做是基于既有的经验——5万元共进会遣散费就是袁世凯先付款，然后要应夔丞去办事，结果钱轻易落到了应、洪手中。只不过这一次应夔丞失算了，从接下来的案情我们看到，袁世凯似乎有所戒备，要求应夔丞先提供“物证”，然后再付款。于是洪述祖开始一次次催促应夔丞赶快将“物证”寄来，而应夔丞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回应，于是案情逐渐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