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欢迎国会团之出现，倡自国民党激进派所办《民权报》记者尹仲材、何海鸣等。先是1912年9月11日，尹仲材于该报发表《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批评南京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后被军警威胁与“放任弹劾权”，称“参议院北迁之失败，可以为将来正式国会之殷鉴”，提出将来正式国会“当然自行集会于其他地点”。[1]次日，尹仲材又发表《自行集会与集会地点》一文，再次提出，鉴于“前此参议院北迁，如弱主受制于悍仆”，第一届正式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并提议“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2]紧接着，何海鸣发表《参议院之末路——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认为对于尹仲材之主张，“尤当表美满之同情”。[3]不过，由于其时距离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为时尚早，加之孙、黄相继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政，相谈甚欢，尹、何之主张在当时并未引起若何反响。
进入1912年12月以后，随着国会议员选举工作展开，主张自行召集国会者开始有所行动。12月7日《申报》谓詹大悲“以国会开会在即，宪法问题关系重大，与诸同志商办‘政法学会’及‘欢迎国会团’，欲至各省发起协会，集合人才，为研究宪法草案之预备，故定不日起程，至皖、鄂各省设法联络”。[4]这大概是“欢迎国会团”名词首次出现。1913年1月1日，尹仲材等发表了由何海鸣主笔草拟的《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5]提出该团“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强调共和国民有选择国会地点之自由，由于“参议院北迁失败，陷入于武力世界之漩涡中，故有今日之萎靡不振，则将来正式国会之议员选齐后，当然自行集会于其他地点，庶得尽立法之职权，而组织最强固之宪法”。[6]同时，尹仲材等在上海拱宸门外法租界诸家桥宝安里设立欢迎国会团事务所，派团员与沪上各党会接洽，并议决三种进行方法：“（一）由各党会公函分寄各支部机关处联合；（二）用该团名义通告各团体；（三）由个人名义加入公函为之介绍。”[7]
上海欢迎国会团发起后，“长江一带闻风响应者，日有其人”。[8]其中“有一班激进派鼓动迁都之议”，以致有人认为，“欢迎国会团发生，名为欢迎国会，实则主张迁都”。[9]并有报道说：“上海欢迎国会团对于迁都一事主张甚力，然恐多数人不解迁都之理由，致招反对，故该发起人现将其主张之理由，用腾〔誊〕写版刷印数千份，赠送在京之要人，以供研究”。[10]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京“辛亥同志团诸志士发起一‘国会地点研究会’，以为后盾”，“所抱宗旨与欢迎团大略相同”，以致论者惊呼：“前日所目为上海部分地方人士之意见者，今竟蔓延全国，且发见于政府肘腋之下矣。”[11]甚至有舆论认为，“国会地点研究会”就是由欢迎国会团改名而来，“其意并不在实行研究，盖不过藉此以动摇人心，以便其阻止议员北来之举，其主旨仍丝毫未变，国会决意拉往南京，国都亦即在南京建设，又有建都武昌之说”；并说“该团现在已在各要埠组织会所，四面派人运动，上海、汉口、浦口三处均已派有人，实行截阻议员北来；更有昌言某某等省军队已为其运动成熟，极愿助彼成事者”。[12]
对于部分国民党人发起欢迎国会团，时人还有更深一层的观察，认为其目的在于为反对袁世凯走向独裁预做准备。如日人所办《顺天时报》就此分析道：
上海有人近日设立欢迎国会团……兹据政界消息，该会设立旨意，决非一个单纯欢迎正式国会之团体，实系对于袁总统一派将来之态度为预备反抗所设立者。至设立该团者，多属国民党人物，如属于共和党、民主党者，毫不加入。窥其原因，则目下国会开设日近，宪法问题陆续纷起，议论嚣然。观总统一派所主张编订宪法根本主义，与《临时约法》精神大异，最大行政权全在总统之手，如国务总理将来不过一傀儡耳。如此，与革命精神实为背驰，名为总统，为共和，其实不异君主专制政治。故国民党中凡属旧同盟会者，或恐万一有如此异事，故先于上海设立欢迎国会团，纠合多数同志，其中使南省都督带有兵力者务多加入，养成实力，以待他日之用。故若袁氏将来态度平和稳健，所编宪法与《临时约法》大同小异，则不足深忧；万一袁氏若欲以威力压服政界，用老辣手段编订利己的宪法，蹂躏共和之大精神，为欢迎国会团者断然反对，再演出南北对峙之奇态，亦未可知。该团体意实如此，其前途亦不可轻视云。[13]
还有人指出，欢迎国会团之出现，其实是为了在选举正式大总统时，议员能够不受袁派之影响，自由投票。如共和党《亚细亚日报》分析道：
各野心家知议员虽得多数，然于北京投选举大总统票，欲舍袁而投他人，事亦不易，故特欢迎国会于南京，以便投票时无所顾虑。即令投票之后，大总统非袁而为他人，北方军民不服，亦可以办成南北分立，为最后之结果。且以为既已举定非袁，亦不患北方军民之不服，即袁亦不能于名义既去之后，别有何种方法以谋对待，其结果并不至于南北分立云云。[14]
组织欢迎国会团之议发起后，国民党内温和派人物、前安徽都督孙毓筠首先于1月3日通电反对，认为“斯议之发生，影响于民国前途安危者至巨”，“南北意见，自孙黄入都后，渐已消融，国民方相庆幸，以为国家政治从此可期统一……而斯说一倡，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之则有全国分裂之忧，小之亦启扰乱公安之渐”。他呼吁各省新选议员，“务以法定集会期限齐至北京，勿为此种非法之言论所愚，以破坏我新造之民国”。[15]孙毓筠之后，各省都督纷纷发表通电，“言词激烈，群起反对”，“如奉、吉、黑三省及晋、汴、鲁、陕、甘、新、鄂、湘、滇、浙等省均极端不以为然，请大总统迅筹解散办法，以维大局，其中并多主张以武力对待者”。[16]直隶都督冯国璋之通电措辞尤为激烈，斥责该团人员“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声言“国璋嫉恶如仇，爱国若命，凡有敢鼓簧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蛊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17]欢迎国会团方面，何海鸣于1月5日发表《再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另择地点之理由》，答复孙毓筠，强调指出：“本报往者之所主张，与夫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倡议，第一届正式国会当然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集会地点，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使议员得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以达真正共和之目的。”[18]接着又发表《三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咄咄冯国璋之国法》两文，反驳“老圃”（即杨荫杭）对欢迎国会团违背《约法》的批评，并斥责冯国璋为“袁家之走狗”，其“口吻在在露出狞牙狰齿，启干涉立法之先声，尤足征欢迎国会团之主张确有见解”。[19]尹仲材也发表文章，斥责孙毓筠“素有神经病”，又斥责孙毓筠与川督胡景伊之通电反对，是“盲心而不盲目”，“老圃”之反对则“并其目亦盲之”。[20]
欢迎国会团声势渐长之时，孙中山正在上海。到了1月下旬，黄兴忽然坚辞汉粤川铁路督办职，也来到上海。[21]于是，“道路传闻孙、黄与该团有何等之关系”，或谓该团表面发起人为何海鸣等，“而内部主动者则为民国某伟人”。[22]《神州日报》甚至说：“闻该团系某党徒所组织，因此次国会选举，其党徒仍欲继任总统，不惜以金银作代价，暗使一班无赖设欢迎国会团于法租界宝安里，日来竟集有团员数十人，要挟各团体具函，分赴各埠，大肆运动，仍欲在南京自行召集国会，破坏《约法》第五十三条，经程都督切实劝谕，仍不肯实行解散。”[23]实则欢迎国会团乃国民党中激烈派如何海鸣、尹仲材等“南方一部分人士所提倡”，孙、黄及国民党本部“并未与闻”。[24]孙中山不但没有参与欢迎国会团，而且据《大公报》报道，他对欢迎国会团的主张并不赞同，曾在1月中旬密电袁世凯，提出应对办法，略谓：“此项团体并非有破坏现状，实系特别注重将来之宪法起见，请大总统即以将来宪法问题订明意见，预行宣布，则此项团体即可无形消减；若必强迫解散，则恐反对大总统之嫌疑愈深，风潮必益激烈。”[25]
由于国民党在其时正在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形势大好，欢迎国会团忽然出现，引起袁世凯高度紧张，特别是“其势力渐次扩充，重要人物加入该团者亦复不少，声气所加，有向北趋进之势，总统睹之，如眼中刺，殊为注意”。[26]据《顺天时报》报道，1月13日下午，“曾有重要人物面谒大总统，关于此事觇大总统之意见”。[27]此“重要人物”很可能就是孙毓筠，因为根据《神州日报》所登《总统府日记》，当日“孙毓筠到府请谒，并呈条陈一封”。[28]同日，大总统“特召赵总理至府开密会议”，“参预者惟梁秘书一人”，所议大略：“一、对于该团体必须速即设法解散，以免有碍正式国会之成立；二、对于鼓吹迁都之激进者流，必须急行设法取缔，免摇国本。”[29]1月16日，总统“以上海何海鸣、詹大悲、戴天仇诸人发起欢迎国会团，派人四出运动国会当选议员迁移开会地点，以避军警干涉，实为分离南北之危机，虽经孙少侯（即孙毓筠——引者）通电各省取消此议，然尚有大张旗鼓之势”，故又约见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诸人，“在府秘密会议”，商讨应对办法。[30]1月19日，袁世凯决定派人到各地方，采取“和平劝散办法”，谓：“此项团体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发，若遽强迫解散，不惟愈增恶感，而本总统心迹益难表白，拟先由劝慰入手。”[31]1月20日，袁世凯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秘密调查该会中人物，并如有异才，电召北京，任以重职；或先由军警解散，倘伊等不肯解散，即当捕获，以内乱罪论”。[32]
1月21日，国务院接到“大总统特交议定对付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办法一件”，交各国务员讨论。内容略分四项：“（一）调查该团员之才具优长者，召其来京，或在各本省分别录用；（二）分饬江苏等省都督，设法劝令解散；（三）预先解释该团所倡政见与时事背谬并有关国本、妨碍边局之处，出示通告；（四）如上三项于实行后，或有违抗及其他之窒碍，即行捕获，治淆乱国本之罪，惟须电请中央等因。”[33]这四条基本上是1月20日袁世凯致程德全电内容的具体化。
1月22日，总统府接到程德全复电，报告劝导欢迎国会团解散失败，电云：
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旋据该团呈称：查《临时约法》第四条，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是某等组织之团体，并无违犯《约法》，且宗旨纯为欢迎国会之召集，绝无反对大总统之行为。至迁都一节，关系全国，须经将来国会议决，尤非某等所敢干预。贵都督谕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等因。相应据情电复，究应如何办理，仍乞示遵。[34]
同日，程德全又致电总统府，反对以强力解散国会团，指出：“上海发起之欢迎国会团，本少数人无意识之举动，凡持稳健者决不赞成，而直督冯华甫（即冯国璋——引者）日前曾因此事通电全国，虽系为维持大局起见，然详参其意旨，似将拟以强力解散。伏思此事既系少数人之私见，即无妨以和平解散，断无须施用强迫，致滋他故。请大总统、政府诸公务须审虑周详，决不可操切从事，反使此激烈派有所措词云。”[35]
袁世凯也意识到还是和平处理为好，一方面密电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七省都督，“因南省发起欢迎国会团，主张正式政府成立南京之问题，责令迅速设法解散，以维大局”；另一方面听从孙毓筠的建议，电约黄兴“来京面商要政，并调和南北感情”。[36]黄兴复电声明：“克强此次辞铁路督办之职，实因旧病复作之故，并无他意，乃外间有传克强此次辞职来沪，与欢迎国会团有关系，乱言惑众，用意安在。”表示“一俟贱疾稍愈，即行北来”。[37]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请其在沪就近劝解，解散该团，以便国会能在北京顺利召开。孙中山于2月7日复电谓：“此间人士组织欢迎国会团，只为欢迎国会议员、激发人心起见，缘无别故，文更未加入其间，非所闻问。惟当兹国势危急、强邻进窥之际，既承嘱命，自当相机向与文相识者妥为开导，以副雅命。”[38]
沪上欢迎国会团突然出现，给袁世凯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但对洪述祖、应夔丞而言，却是难得的出头表现自己的机会。由此，宋案开始向着下一个环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