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应二人在辛亥鼎革以前的经历虽然没有交集，却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应夔丞是浙江人，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活动，洪述祖是江苏人，也长期在上海生活。应夔丞曾在安徽担任缉捕差使，洪述祖则在汉口担任过警察局长。应夔丞在江苏、河南两次被清廷革职，洪述祖则在台湾和直隶两次被清廷革职；特别是二人都曾因陈夔龙奏参而革职，应夔丞是在陈任江苏巡抚时，洪述祖则在陈任直隶总督时。辛亥鼎革时，二人又都参加了推倒清廷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自认为有功民国，却未被授予相匹配的职位，因而心有不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为牟取私利走到一起。而在性格上，二人也很类似，都是“素不安分”之人。洪述祖“最长于口辩”，“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其“才足以济其奸”，[140]应夔丞则“口才甚辩”，“夙以冒险为天职”，[141]这就使他们容易一拍即合。随着洪述祖担任内务部秘书，二人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集的契机，原因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深感“南北各省党会林立，意见分歧，殊难取缔”，[142]应夔丞作为长江流域帮会头目，“屡以共进会名义恫吓政府”，[143]于地方治安影响甚大，而整治地方治安恰为内务部职责。于是，洪、应二人借政府欲解散共进会之机，逐渐走到一起，并为了各自的私利展开合作。
二人合作首先出于洪述祖之主动。先是，洪述祖在1912年6月担任内务部秘书后，因招权纳贿，擅自“挖补公文”，任用私人，大受同僚攻击，也引起总长赵秉钧不满（详下文）。恰好其时赵秉钧正准备整顿侦探局所，计划于北京设“中央侦探总局”，于各江海要卡、通商码头及各边省分设支局，“于东亚各国著名通商口岸分设侦探”，“以期办事灵活”。[144]洪述祖遂“请派赴东南，调查水上警察，藉以出京；赵亦冀其离部也，遂漫许之”。[145]赵秉钧本人后来曾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提到此事，有“洪任秘书以来，到部未久，即有各报攻击，洪拟引退，旋委调查水上警察差”等话。[146]《神州日报》对此亦有记述，谓：
洪到部后，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其名誉甚劣，同署皆反对之，洪亦不能安于位，遂拟出京一次，暂避风潮，且要求赵总理委一外差，以全面子。时南方正倡办水上警察，赵总理即派洪赴长江各省调查水上警察，并预先支给两月薪俸，以为洪之此去，必不再回署也。[147]
调查水上警察是赵秉钧赋予洪述祖的职责，但从后来洪述祖南下后的活动来看，他实际上还负有袁世凯给予他的使命，即收抚共进会。《亚细亚日报》说他是“自告奋勇”，“往沪劝其投诚”。[148]当然，这两项使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整顿沿江沿海的治安问题，而当时对沿江沿海治安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之一，便是以应夔丞为会长、由青红帮和公口等秘密社会改组而来的共进会，其党徒遍布上海、浙江、江苏乃至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许多地方。因此，洪述祖要完成其使命，就不能不与应夔丞打交道。然而，洪述祖与应夔丞并不相识，于是便有了介绍人总统府军事顾问张绍曾的出现。刺宋案发生后从应宅搜获的第一件证据，便是张绍曾的亲笔介绍信，写于1912年9月17日，由洪述祖带往上海面交应夔丞。至于张、应结交，则是源于1912年4月初张奉袁世凯之命担任长江宣抚大臣，南下“谋取消扬州分府，并策江浙统一”时，应夔丞曾“因贾宾卿统制之介绍，力任助理”，二人同赴扬州商办。[149]扬州都督徐宝山很快致电袁世凯，同意“取销扬州分府，以为中央统一先从省治统一之倡”。[150]是年6月，应夔丞筹备成立共进会，得到张绍曾支持，名列19位发起人之一。[151]在介绍信中，张绍曾写道：
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所规画，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152]
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于9月20日离津南下，[153]面见应夔丞，由此开始二人的合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时各部只有“秘书”，并无“秘书长”名目，[154]张绍曾介绍信称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长”，有三种可能：一是张并不知各部没有秘书长名目，全凭洪自我介绍；二是张虽知各部无秘书长名目，但因洪自称秘书长，也就不便于信中揭破；三是张自以为洪述祖为秘书长，而洪亦不予纠正。总之，“秘书长”一职必为洪认可无疑，可见洪与应结交，一开始便有招摇撞骗嫌疑。在洪述祖返回北京大约半个月后，应夔丞曾有一电给洪，称“致前中央特派员”，[155]可知洪此次南下，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中央特派员。
洪敢如此张扬，当然是有资本的。张绍曾介绍信中所谓“当道咸依赖之”，听起来虽像旧时褒奖人物时惯用的陈词滥调，但从前述辛亥鼎革时期袁、洪特殊关系的建立，以及日后洪述祖的行事来看，其人确可通天。此时的洪述祖在应夔丞眼中，不仅是“名门之后”“革命元勋”，[156]而且是“内务部秘书长”“中央特派员”，而应夔丞则正陷于内外交困当中。就在洪述祖南下后不久，湖北发生马队暴动事件，副总统黎元洪查出应夔丞为主谋之一，下令悬赏缉拿。紧接着，袁世凯又下令解散秘密集会结社，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随即对共进会采取严厉取缔措施。与此同时，共进会内部也要求应夔丞尽快拿出应对办法。在此情形下，洪述祖大驾光临，就如救命稻草。可以想见，应夔丞必定会异常接待，其内心也很难不生出“攀龙附凤”之想，从而达到“咸鱼翻身”之目的。而对洪述祖来说，完成“公干”离不开应夔丞配合，同时应夔丞在江浙、上海一带党羽众多，颇有势力，也很容易让洪述祖生出借收抚应夔丞博取功劳，并借机渔利的想法。于是，二人很快就开始称兄道弟，并达成默契。
先是10月初，应夔丞主动采取配合措施，以“中华民国共进会总机关部”名义发布通告，表示将派员前往各支部严密检查有无前清时代开香堂、立码头、放票布种种秘密行为，“有犯必惩”。[157]紧接着洪述祖予以呼应，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向程德全推荐应夔丞担任“江苏驻沪巡查长”，从而使其接受江苏都督和内务部管辖。[158]需要指出的是，在收抚应夔丞一事上，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曾予以支持。先是9月时，陈其美在北京面见袁世凯，后者谈及共进会“时常闹事”，嘱陈其美“南返时便中调查”。[159]10月中旬，陈其美返回上海，适逢程德全准备召应夔丞到南京见面，应夔丞“恐有意外事，不敢往”，希望陈其美能发一电试探程德全之用意。于是，陈其美致电程德全，表示“应聪明有才，若驾驭有方，亦可用”，“请饬应将共进会内容切实整顿”。[160]不料刺宋案发生后，程德全之秘书长罗良鉴对外宣称应夔丞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系陈其美推荐，这无异于告诉世人，宋教仁被刺，陈其美是有责任的，结果招致陈其美不满，引发一段小小风波。[161]另据《大中华民国日报》披露，应夔丞获得“江苏驻沪巡查长”委任状，背后还有总统府秘书张一麐及其弟张一爵的功劳。张一爵时任江苏都督府承政处长，张一麐“函命”其弟“说项”，张一爵即在程德全前“鼎力玉成其事”，后应夔丞北上，张一爵又亲自送至天津。[162]
由于应夔丞不敢独自往见程德全，洪述祖遂于10月16日亲自带领应夔丞前往南京，与程德全“面议取缔之策”。[163]程德全当即签署委任状，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164]同日，洪述祖致电赵秉钧，汇报了收抚应夔丞的情况，电云：
北京赵总理鉴：应夔丞蒙大总统力为剖白尽言，感激图报。尊谕如何安置一节，今日带同到宁见程都督面商办法，已先委任为驻沪巡查长。惟川、鄂、江、皖、浙会党众多，请中央加委长江上下游巡查名目，筹助经费，以便随时取缔。除由程都督电陈大总统外，余俟回京面陈。明日北上，附闻。述祖。铣。[165]
由此电首句“应夔丞蒙大总统力为剖白尽言”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洪述祖积极奔走收抚应夔丞之事，背后实际上有袁世凯在主导，洪述祖也好，张一麐也好，都是具体执行人。也可以说是张一麐通过其弟张一爵和洪述祖内外两方面做工作，再加上陈其美从中缓颊，程德全这才同意任命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至于赵秉钧，所关心的是“如何安置”应夔丞的问题。洪述祖此电即是向赵报告程德全安置应夔丞的情况，同时进一步提出“请中央加委长江上下游巡查名目，筹助经费，以便随时取缔”的要求。可以说，洪述祖在此已经露出了借机谋利的企图。
程德全也很清楚，收抚应夔丞是袁世凯在主导，因此，他在事情办妥后，立刻密电袁世凯，报告相关情况，同时请中央每月给应夔丞补贴巡查长公费2000元。电云：
大总统钧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至宁谒见，当即勖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如有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伊愿负担保之责；其有以会中名义开山堂、放票布者，官府查拿惩办，伊亦侦察密报。至武汉党徒，亦令其赶速设法，密为解散。现已委应夔丞驻沪巡查长。查去年上海光复后，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资，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议许月给巡查公费千元，其余能否由中央筹给，俟述祖到京面陈详细情形。先此电达，乞秘勿宣。德全。叶。印。[166]
10月17日，洪述祖启程北上。18日，袁世凯复电程德全，对其处置办法表示赞同，电云：
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叠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67]
由于应夔丞当时正为黎元洪所通缉，程德全若要收用其人，并请中央分担经费，就必须请黎元洪取消通缉令，然后再由中央下令特赦，这样才名正言顺，故袁世凯请洪述祖回京后再商办法。
洪述祖回京后，很快就于10月24日给应夔丞发出一信。这是洪述祖写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但对应已经以“老弟”相称，而自称“小兄”，可见二人经过一个月的接触，已经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叶迦《辨音室闲话》有洪“南下遇应，遂结金兰之谊”之说。[168]在信中，洪述祖写道：
夔丞老弟足下：别后廿日到津，廿二入都。张绍曾早已出京，吾弟手书只好交邮局挂号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层，总理甚赞成，明后弟见大总统后再定……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手颂大安。小兄述祖手启。廿四。[169]
同日，洪述祖又给应夔丞发出如下一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申〔密〕。事妥，俟黎处取消前电，即当正式委任。张出京，信件邮递。蟹买寄否？李务期于成。乞电复。荫。二十四。[170]
以上一函一电，有三层意思须特别注意。（1）函中所谓“中央加委一层”，是指除由程德全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外，另“请中央加委长江上下游巡查名目”。当然，前提依然是黎元洪所发通缉令要取消。由函可知，洪述祖在上海或南京时就已经对应夔丞有过承诺，故返京后便在赵总理前提出此事，“总理甚赞成”，于是洪又告应“明后弟见大总统再定”。也就是说，加委职务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袁世凯。电文所云“事妥，俟黎处取消前电，即当正式委任”，也是指“中央加委”事。黎处“前电”，即黎元洪所发之通缉应夔丞电令。（2）洪述祖于函中忽然又提及“叙勋”一事，同样说明他在上海时已经与应夔丞谈过此事。洪要应补寄的所谓“手函”，也就是应夔丞的“自叙履历”，[171]为“叙勋”所必需。此事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给应夔丞以奖赏从一开始就是洪、应交流的一个话题。“叙勋”既是对应夔丞在辛亥鼎革时所做贡献的肯定，又可视为中央对应夔丞投诚的奖赏。洪述祖后来在给应夔丞的一封信中又提出“燬宋酬勋位”，[172]其由头应当就起于此，而非突发异想，详情见以下相关章节。（3）电文中询问“蟹买寄否？”说明洪述祖在上海时曾经嘱咐应夔丞买蟹寄京。洪述祖发电时，还未见应夔丞将蟹寄来，故于电文中特别问及此事。实则洪述祖一离开上海，应夔丞便着手此事，于10月20日将“螃蟹四大箩，计重三百六十斤”，委托津浦铁路局于“二十一日早车递至北京”。箩外书“寄交北京椿树胡同内务部洪寓洪荫芝先生代呈总统”字样。[173]原来，洪述祖催促应夔丞寄蟹到京，是为了给总统送礼，其用意自然是为了将特赦、加委职任及叙勋诸事顺利办妥。洪述祖为应夔丞办事，可谓挖空心思。
到10月29日，洪述祖又给应夔丞发去一信，报告事情最新进展情况：
夔丞老弟足下：廿三到京，于廿四发电，用“川密本”，不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连日为足下之事，请大总统特下赦令，又请黎副总统取消通缉之案，幸目的均已达到。兹将程都督转来黎电，录请察阅，即此可见鄙人之苦心矣。至大总统听见鄙人陈述各节，甚为许可，日昨传谕，嘱鄙人函知足下，将各项成绩可以办至若何，具一条陈前来。譬如共进会成之处决无扰害治安为一项，如裁兵可以省饷为一项，种种界限手段效验，由足下自具说帖，寄由兄处转陈大总统，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缘说歹话人多，有此则大总统易于措辞也。连前之表叙革命时之一书，分作一淘寄来更好。手颂勋安。愚兄述祖手启。十月二十九日。[174]
此函首句“廿三到京”与前引10月24日函首句“二十二入都”说法互异。查《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由津晋京”是10月22日，[175]“廿三到京”一说不确。10月29日函首句表明，洪、应通电始于1912年10月24日，使用的是“川密本”。“川密本”为洪述祖所掌握，洪别号“观川居士”，故称所用电本为“川密本”或“川密电本”。由10月29日函可知，洪在沪“公干”期间已将“川密电本”交与应夔丞，回京后便开始互通密电，洪之第一电即前引询问“蟹买寄否”之电。应夔丞后来因刺宋案被捕，从其宅中也搜出了该电本，封面书有“川密电本”四字，系洪述祖字迹，内第一页右上角盖有“洪氏观川居士沽上草堂之印”十二字阳文篆字图章。[176]洪述祖在沪与应夔丞接触不久便将“川密电本”交与应夔丞使用，说明其时二人已经走得很近，且在二人关系中，洪述祖处于主动位置。
10月29日函所露信息还表明，洪述祖返京后仅仅一周，事情便大获成功，不仅黎副总统同意取消通缉令，袁大总统也下了特赦令。洪述祖为此特别将10月27日由程德全处转来的黎元洪复电又转发给应夔丞，并说“即此可见鄙人之苦心矣”，颇有要应感恩之意。电云：
北京内务部洪述祖君鉴：华密。前得敬电，当即达知黎公。兹接复电，文曰：有电悉。应夔臣既愿效力自赎，亦能担保共进会无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且赶速设法解散武汉党徒，是其悔过自新，实为难得。尊处办法极是。敝处以前通缉之案，自应取销。除通电外，特此奉复。元洪。宥等语。特闻。程德全。沁。印。[177]
由此电可知，洪述祖系通过程德全出面，请黎元洪取消了通缉令。“前得敬电”是指10月24日洪述祖致程德全之电（24日为“敬日”），电文今不得见，但内容必系请程德全出面运动黎元洪取消应夔丞通缉令。“有电悉”之“有电”，是指程德全接到洪述祖10月24日来电后，随即于10月25日致电黎元洪，游说其取消通缉令（25日为“有日”）。黎元洪接到程德全“有电”后，很快就于10月26日回复“宥电”（26日为“宥日”），表示“应夔丞既愿效力自赎”，“以前通缉之案，自应取销”。程德全随即于10月27日向洪述祖发出“沁电”（27日为“沁日”），转发了黎元洪来电。
至此，洪述祖帮应夔丞办成了一个小小的内务部秘书似乎根本不可能办成的一件大事，不仅使应夔丞得以由一名通缉犯堂而皇之就任江苏驻沪巡查长，而且为下一步请求“中央加委”职任排除了障碍。倘若不是袁世凯在幕后主导此事，不是洪述祖与袁世凯有着特殊关系，恐怕这件事很难办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应结识仅仅月余，洪却如此卖力地为应办事，根本不像办理“公干”之人，不禁让人感觉到二人关系之诡秘，而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二人关系的确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