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与应夔丞的人生轨迹，原本毫无交集。要了解二人如何走到一起，首先必须对他们各自的过往经历加以考察，以见其遭际、性格与行事风格等，进而确定是哪些因素促使二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洪述祖这个名字在宋案发生前，可以说知道的人并不多。迨宋案发生后，各报方揭载其历史，然多语焉不详，错讹连连，又时以谩骂之词加之。如《民立报》说他“为人奸狠阴毒，不容于社会，在京之常州同乡，无不恨之次骨，素有‘洪杀胚’之绰号”。[1]又说：“洪挠〔述〕祖本为官场之一大流氓，犯案累累……惟恃其能言善辩，又善逢迎之技，故至今漏网。其人劣迹散见近人小说中，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卖国奴》《无耻奴》数种，大半写其历史，其万恶不赦，可想而知。大概洪述祖可谓满清一代龌龊官僚之代表，宜其遇事生风，交结匪类，忍心害理，残杀正人矣。”[2]《民主报》则说：“此丑也者，实一乡之秽物，中国之公敌，而禽兽中之不衣冠者也……闻述祖亦号印之，凡四十岁以上之人，闻以洪印之三字连举者，无不知其为怪物，为恶物，今竟酿成此丑之罪恶者，则彼先人之大名为之，而其先人亦当衔恨于九原。”[3]诸如此类文字还有不少，皆于宋案发生后忽然现于报端，流传至今，不但无助于了解洪述祖的真实历史，反而对后来研究者客观评价其人造成困扰。故欲了解洪述祖的真历史，就必须撇开这类丑化、谩骂文字，尽可能从可靠史料入手，以客观态度记述之。[4]
洪述祖（1859—1919），原名洪熙，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字荫之（又作荫芝、引之、印之）。从现在所见史料来看，洪熙这个名字主要用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此后逐渐改称洪述祖。这一变化一直无人注意，故宋案发生，时人追溯其历史时，从未提到过洪述祖即洪熙。洪述祖前后阶段的历史就这样被割裂开来，洪述祖不为人所了解，与此有直接关系。
不过，洪述祖的高祖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就是乾嘉著名学者、大名鼎鼎的洪亮吉。[5]其曾祖名洪饴孙，也是著名学者；祖父名洪谷曾，是国子监生；生父名洪彦先，曾官阳湖候选训导。[6]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常州时，洪彦先死于巷战。洪家17口皆投门前花桥后河以殉，时洪述祖方生9月，与其母张氏被人救起。[7]
洪述祖的幼年生活是很孤苦的。其母被救后，即投娘家，渡江而北，转徙数年，靠纺绩度日，抚育遗孤。虽然生计艰难，但张氏对洪述祖的教育丝毫没有放松，时时以高祖洪亮吉母亲蒋氏督催幼年洪亮吉读书的故事勉励他，希望他日后也能够成为一名学者。洪述祖曾有文字记述他6岁以后母亲督学情形，谓：
不孝六岁，太宜人令赴邻塾，授《礼记》“中庸”“大学”二篇，日数行。夜篝灯，就短足几，太宜人且织且督课，书声、机声相应和，恒至漏数下不止。邻里悯太宜人劳苦，劝以不孝学贾，可得饱食，且速成。太宜人婉谢之曰：“此子大宗一线也，忍令其坠先绪乎？且抚孤吾分内事，何敢以为苦。儿学不成，乃吾苦耳。”遂详述《机声镫影图》事。《机声镫影图》者，先高王父编修君（即洪亮吉——引者）为母蒋太宜人作也。编修君学行为海内宗仰，故太宜人每以为勖。闻者咸感叹去，至有泣下者。继而江南北悉平，宦游戚串稍与故乡通耗，不孝姑母刘随宦于皖，迎太宜人挈不孝往。姑死返常州，依先季父君沐先生于北岸里，不孝由是得从季父传习经义，太宜人所至操作如故。[8]
洪述祖口中所谓“季父君沐先生”，是指其叔父洪彦哲。关于洪述祖由安徽姑母家返回常州后的读书情况，他后来在《如水斋读书志闻》自叙中是这样记述的：
同治己巳，述祖年十一，自皖之贵池还里，依季父君沐先生居北岸汤氏宅，从薛孝廉佳先生授读《毛诗》，日以陆德明《释文》写注于下，《尚书》则以王西庄《后案》讲解。夜归，季父又自授《段氏说文》数十字。童稚无知，新苦其繁重，不甚解也。季父每过塾中，纵论经史，薛师辄有问难，娓娓至数小时不休。述祖课毕旁听，虽不知其所以然，而耳习能详，颇多记忆。少长，为制艺词赋所溺，未暇及此。迨弱冠补弟子员，得昆山顾氏《日知录》、高邮王氏《经义述闻》二书，日夜读之，证以童塾旧闻，时有触悟。恨季父久殁，无从就正。又馆食无定，不能时从薛师质疑，或于岁暮相过，偶一商榷而已。是编经义各条，追忆季父、薛师旧说为多，间有己获，不更标异，名曰《读书志闻》，写藏箧中，久未编校。[9]
由洪述祖自叙可知，其少年至青年时期，走的也是当时一般读书人的路子，攻读经史词赋，并参加科举考试，但并不顺利。虚龄20岁中秀才后，到光绪十二年（1886）为止，“四试乡闱”均不售，于是橐笔外出，以游幕为生，曾先后佐理江西学政陈宝琛、江西巡抚潘霨、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及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10]其中在刘铭传幕府最久。光绪十四年，台湾商务局在英国订造的“驾时”“斯美”两艘快船行将造竣，刘铭传命洪述祖带领约百人，乘法国公司轮船前往英国纽卡斯尔验收。[11]事后刘铭传发现洪述祖有借机侵吞公款情节，遂上奏揭参，将其革职，并下淡水县监狱。[12]
光绪十九年（1893），洪述祖被系狱5年后重获自由。次年，他北上天津，投靠同乡、津海关道盛宣怀。时值中日战事将发，洪述祖两次被盛宣怀派赴朝鲜，办理电报事务。就是在朝鲜，洪述祖结识了时任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委员袁世凯。[13]平壤之役，清军大败，一路退过鸭绿江，朝鲜尽失。主帅叶志超及盛军统领卫汝贵皆被朝廷严惩。洪亲历平壤之役，又先后在朝为卫汝贵、叶志超幕客，战后遂有传言，谓日本出兵朝鲜，系洪述祖与袁世凯劝叶志超进驻平壤所招致，又谓平壤之失系洪竖白旗投降所致，卫一路败退亦系洪为主谋。种种不齿之事，皆加诸洪身，初时尚为口耳相传，官私书籍皆未见记述，渐渐地，洪述祖的所谓“丑史”，成了小说家的创作素材，苏同《无耻奴》中的主人公“江念祖”，就是以洪述祖为原型塑造的。迨民初刺宋案发生，报纸、笔记又纷纷揭载洪述祖的所谓“丑史”，然大多为不经之谈，与史实相去甚远。[14]不过，这些流言还是给洪述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刘厚生《张謇传记》曾写道：“中日战争时，盛宣怀派述祖为前敌行营电报局长，因得卫汝贵之信任。汝贵失律正法后，述祖颇受恶名，非其罪也；但述祖因此极不得意。”[15]
战后洪述祖回到了江苏，一度在镇江以行医养家糊口，后又往上海谋生。或许是希望不受外间流传的各种谤言困扰，他渐渐不再使用洪熙这个名字，而改用洪述祖之名。其时，维新思潮兴起，洪述祖与维新派人士多有往来。他曾与陈衍、陈季同等创刊《求是报》，译述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任总理；[16]与陈季同、林崦等创办大中公司，谋划招股筹建苏沪铁路；[17]支持汪康年、梁启超等发起不缠足会，担任董事；[18]又主张戒烟，积极参与戒烟公会活动；[19]还针对以往武备弊病，提出建立“新兵营”的改革主张。[20]
戊戌以后，洪述祖一度为南洋正律法官、三品顶戴英国头等律师担文延办文案，“时时假讼事婪索金钱，高下从心，沪上人人侧目”。[21]旋又为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余联沅延入幕府，“会办海防营务事宜”，[22]颇得余之信任，人有“小道”之称。[23]其间他曾参与筹划“东南互保”相关事宜。[24]及余联沅署理浙江巡抚，洪述祖仍佐其幕，权力极大，傅增湘说他“把持浙政，声势赫奕，有‘二巡抚’之称”。[25]其间他曾协助余联沅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及该国浙省总主教赵保禄等交涉，将浙江全省新旧天主教案及耶稣教案一律议结。[26]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上谕准许洪述祖开复原官，以候选知县分发湖北。[27]他在汉口两年多，曾担任汉口清丈局坐办、汉口厘局交涉文案兼办鄂中洋务交涉、汉阳府夏口厅发审委员等，特别是曾任汉口警察第二局总办，经历了汉口警察从无到有的创办过程。[28]在此期间他还于光绪三十年受鄂抚端方之命，与都司黎元洪等带勇乘轮赴湘，将在湖南抓获的著名会党首领曾帼漳提解至鄂正法。洪述祖与黎元洪相识，应当就在此时。事后两江总督魏光焘和已调署江苏巡抚的端方奏保洪述祖免补本班，以同知仍留原省补用，奉旨依议。[29]光绪三十一年正月湖北盐法道继昌调任江汉关道后，整顿警务，因洪述祖“兼差重叠，气焰甚张”，“将洪所办各要差一律撤委，并拟详参，经人缓颊始止”。[30]洪述祖见不能立足，遂于4月间自汉口警察第二局总办职任告退，结束了其在汉口两年多的工作。[31]
辞去汉口警察第二局总办职务后，洪述祖凭借私人关系重返上海。其时，正值安徽绅商筹筑全省铁路，该省京官呈文商部请奏明朝廷派李经方为总办，奉旨依议。[32]李经方遂在沪设立安徽全省铁路驻沪通信接待所，自九月初一日（9月29日）起办公。[33]洪述祖受命担任驻沪坐办，于是年底协助李经方谋划创立苏、浙、闽、赣、皖五省铁路总会，但因信用不孚，各方态度消极，未有结果。[34]
除协助李经方办理安徽铁路事宜外，据陈去病记述，洪述祖还帮助李经方在沪经理房地产事务。刺宋案发生后，陈曾撰《洪述祖丑史补遗》一篇记述其事，并及洪当时在沪生活情况：
洪荫之者，安徽省徽州府歙县西乡之西坑人也……至丁未来上海，因以安徽同乡名义，结识李伯行经方。时李方经营沪宁车站东首之爱而近路一带房屋，乃即嘱洪为之监督，并经理放租事宜。于是洪遽择其善者为己住宅，而以旁舍出租。时余方偕同志组织国学保存会，设藏书楼以供人士披览，其屋即从洪租得也。洪既与余等为邻，又见琳琅满室，车马骈阗，便思托人介绍，欲以书籍相寄。奈为同人所拒，洪竟无如之何。每当夕阳西下，仅与其私人徘徊于藏书楼之门外，约略有所刺探，作一二不满之语而已。然其人虽被摈，其家仅与余等隔一垣，故诸凡琐屑事辄有所闻，今亦不暇详纪。惟有一事，足见其人之凶暴者，则虐待家中奴婢是。时其家约有奴婢多名，年约二十许，暇时则露台作娇态，调笑谑浪，又无所不至。杂唱男女相悦之词，至为淫俚俗鄙，不堪入耳，几不识人间有廉耻事者。然一经呼唤，辄翩然而入。入来片时，即又闻呼叱声、枰击声、鞭挞声与哀号声，纷然迭起。久之，余或登楼检书，则往往闻啜泣声，唏嘘犹未已也。[35]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李经方出任驻英公使，所定随员名单中本有洪述祖，“嗣以不孚舆论，遂行撤去”。[36]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洪述祖便已在奉天捐得道员双月选用，接着又捐三班分指直隶试用，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07年11月3日）验看，十月初五日（11月10日）由吏部带赴内阁，经钦派王大臣验放，奉旨照例发往直隶，于十月二十三日（11月28日）到省。[37]直隶总督杨士骧先后札委他担任全省水利总局会办、洋务局会办、印花税局会办、度量权衡局会办等多个差使。[38]一年试用期满甄别，杨士骧给他的考语是“精明干练，颇知大体，堪列优等”，奏请留省补用。[39]宣统元年（1909）杨士骧病死任上。是年冬，护理直督崔永安任命洪述祖为中德合资井陉矿务局总办。[40]洪到任后，曾代表井陉矿务局就京汉铁路运煤减价事与邮传部交涉，态度强硬，引起邮传部强烈不满。[41]又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宣统二年五月签署抵押借款合同，准借库平海关白宝银75万两，以发行三批债票为担保，每批25万两。“为使债票更有担保起见，矿务局将该局井陉县或其他地方现有或日后取得之各种动产与不动产抵押给银行及其继承人或转受人。”[42]此举在当时曾引起舆论质疑。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910年12月3日），洪述祖被直督陈夔龙以“声名平常，罔知自爱，心粗胆大，办事荒谬”为由，奏请革职。[43]而据报纸披露，洪述祖被革职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办矿过程中有谋利行为，“私与德人（实为法人——引者）订立合同，借款七十五万两，但顾回扣之小利，竟忘将来之大害”。[44]
革职后的洪述祖居留天津，与曾经长期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傅增湘交往密切。傅增湘也曾提到洪述祖“以管井陉矿局，擅贷外债，为陈督部筱石（夔龙）所劾罢”，并说他曾去安慰洪述祖，不料洪述祖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说：“吾自推命运，今岁当得奇祸，兹以官事褫职，殊可喜也。”[45]傅增湘还详细描述了洪述祖在天津的奢华生活，谓：
光宣之交，（述祖）以道员待补于津门，与余相谉，颇至倾挹，文宴过从，月必数集，狂言怪论，恒惊座人。性嗜奢华，精治肴馔，厨夫月给，等于幕宾。尝谓：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厨子，虽置之五伦之一可也。治第于河北车驿之右，与颜韵伯（清末天津画家——引者）望衡而居。高楼华厦，陈设精丽，曾导余周览内外，庖湢皆列，咸有思致。家有四妾，惧其逸也，设为重门，出则严扃，携钥而去，令其竹戏（打麻将）以遣日。楼巅有平台，而高其垣及肩，谓以便家人凭眺，而御者不得窥其姝丽，以内楼正对车室也。此皆其亲以语余者。然亦多雅嗜，书画文籍，鉴别殊精。今箧中所藏钞本《楚梼杌》《忠烈事实》二书，犹君所持赠，云居闽中时得之傅节子家，知余好明季野史，谓此君家物，可传刻之。[46]
照傅增湘描述的情形来看，洪述祖在井陉矿务局总办任上想必捞了不少钱。朱德裳亦尝谓：“友人顾巨六曾与之（指洪述祖——引者）同乘兵轮至津门，目睹其舟中一切侈靡，非贵公子无此气概。”[47]又有报道说，洪述祖在天津宿纬路所建楼房有大小60余间，“地价值洋二万八千之谱”。[48]
此期间，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被清廷逐回河南彰德原籍。宣统三年（1911）七月间，袁世凯为安排诸子前往天津读书之事，写信给袁乃宽道：“最可虑者，诸儿就外，转致荒废。然寓内有毓生，在外有老侄及范、馨、述诸公，至交必不负我，差可放心。”[49]信中“范”指严范孙，即严修；“馨”指张镇芳，字馨庵，袁世凯表弟，时任天津长芦盐运使；“述”即洪述祖。可知，罢职后的袁世凯与洪述祖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视洪为“至交”。另外，宣统元年，袁世凯的心腹、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退职后，也居住天津。有报道说，赵当时“与洪曾有翰墨缘”。[50]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袁以赵秉钧为民政部首领，赵又任洪为秘书，参与机要。[51]洪曾率先草拟清帝“退位诏书”，为袁谋划南北议和之事。不久洪南下上海，时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洪以旧识，日造唐之门献策，唐颇采纳”。[52]洪因此常以“革命元勋”自居。民国元年（1912）3月底，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以赵秉钧任内务总长。不久，赵又因唐之推荐，任洪为内务部秘书。[53]但洪并不安于其位，且因揽权舞弊，与内务部同僚矛盾重重。数月后，赵秉钧应洪之请求，派其调查东南水上警察事宜，洪离京赴沪，从而与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建立了联系，宋案即缘此而生，详情请阅本书以下各章节。
应夔丞（1865—1914），又作应夔臣，原名义衡，又名秉钧，字桂馨，浙江宁波府鄞县籍。父应忠才，又名应文森或应文生，本是一名石匠（一说是木匠），后因在上海贩卖地皮发家。[54]岳父薛培榕，字梅溪，浙江平湖人，曾于光绪八年（1882）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后为江苏候补知县。十一年，薛为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佐幕府，“奏派创设广东枪弹厂及钱局工程，开铸铜钱、银元各事宜，始终其事”。[55]十五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又奏调薛培榕等赴鄂差委，奉旨允准，旋为两广总督李瀚章奏留。[56]
应夔丞自幼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出院后，从工程专家英国人金斯美学习工程绘图。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调署湖广总督，应夔丞随岳父薛培榕由广东铸钱局坐办调湖北办理汉阳炼钢厂工程。“钱”和“枪”成为应夔丞早年接触到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在汉阳，应夔丞因与美国工程师为商办建筑钢铁熔炉意见冲突，奉张之洞之命调回武昌监修两湖书院。旋又因上呈不合程式被斥，遂赴江西佐南昌知府曹朗川幕，发奋学习刑名之学。十七年报捐县丞，指省到赣，巡抚德馨委充巡捕差。同年又改指安徽，巡抚沈秉钧委充支应局兼报销差。十八年兼带福安官轮监澄轮船。十九年调芜湖，管带皖南缉捕营。二十年春辞职赴沪，劝办赈捐。以上为甲午之前应夔丞的履历，除以县丞改指安徽及辞职赴沪两条见于《申报》报道外，[57]其他经历未见公开史料记载，唯在1912年秋应夔丞向袁世凯报告其革命功绩时所呈履历底稿中曾记之。[58]
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的应夔丞，经历相当复杂，呈现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在官绅及一般社会上人乃至洋人眼中，应夔丞劣迹斑斑，臭名昭著，是上海及江浙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痞流氓。他“性挥霍，好结纳”，曾开设祥园烟馆及桂仙戏园，与社会上各色人等均有交往，特别是“浙江及太湖亡命之徒多乐就之，盖应不吝接济若辈也”。[59]由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不断有矛盾冲突事件发生。从光绪二十四年起，仅《申报》具体报道过的应夔丞被控案件，就有十余起。[60]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秋应桂馨被控与朱海郎、王妙红二人诬控钱毛毛敲诈一案，因朱、王等查系巨匪范高头党羽，牵连出应夔丞私通范高头一案。经过半年多二十余次讯问，英美租界公廨判定将应夔丞逐出租界。[61]应夔丞被逐后，遁至苏州，捐一候补知县。适逢袁世凯族弟袁干卿以道员到苏省，巡抚陈夔龙“委长督练公所，气焰之盛，陈为慑服”。袁先是委任应夔丞为督练公所科长，紧接着因江苏有办印花税之议，袁干卿又“建议先立印刷局，力荐应桂馨为提调……官绅无不哗然”。[62]苏绅汪钟霖为此上书陈夔龙，指出应夔丞“专与流氓为伍”，“劣迹昭著，无人不知”，反对任用其为官印刷局坐办，谓：
官印刷所者，实拥财政、民政最高之权位，而又与图书、教育相关，将来于地方行政极有影响。今应以开戏馆、通枭匪之人，用为督练公所科长，已可为军事界一哭；乃又派为官印刷所坐办委员，贤者羞与同列姑不必论，即如此项重要政权，一旦潜移默操于其手，此辈岂知自爱，流毒何所不至，言之尤切杞忧。况人方驱逐，我独重用，则外人之视我江苏何如，视我江苏官场又何如，且于大公祖知人之明，其谓之何？[63]
汪钟霖希望陈夔龙“俯采舆论，另派贤员，妥筹办法，以肃观听”。[64]彭福孙、潘祖年、袁希涛、王同愈等22人也上书陈夔龙，反对任用应夔丞，要求将应“押解上海，归案讯办”。[65]同时又有人以“江苏一份子”名义，在《申报》刊登公启，揭露应夔丞之种种罪案。[66]迫于压力，陈夔龙只好将应夔丞印刷局坐办一职撤去，令长洲知县苏静庵提究应夔丞，并移文上海县及英租界调取应夔丞案卷，以凭核办。[67]“应撤差后，自知罪重，因即连夜逃遁”，苏静庵加派县差四处严缉。[68]两江总督端方也“电请苏抚赶饬缉拿”，陈夔龙于是“加饬府县并通行各属一体协拿”，并饬按察使朱家宝“转饬保委（应桂馨）之袁某限期交案”。[69]上海道也咨请江汉关道一体缉拿，并由江汉关道桑铁珊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在租界内协缉。[70]应夔丞逃走后，匿迹浙江鄞县密岩地方，与其父办理崇义学堂，又因“横行乡里，强占民间田产”，被该县教育分会告至省城教育总会。浙江提学使下令停办该校，应夔丞使人登报，称鄞县劝学所总董张传保受贿400元。宁波府教育会为此向道府控告应夔丞污蔑总董，请提应夔丞到案，“澈查受贿有无实据，否则治以应得之罪，俾匪类无横行之患，学董洗不洁之名”。[71]宣统元年秋，应夔丞至河南，仍以知县候补，但不久又被巡抚吴重熹以“人不安分，声名恶劣”为由，奏请“即行革职”。[72]
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迹的后面，应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面孔——反清革命志士。按照应夔丞自述，从光绪二十年起，他就投身革命了。当时他任皖南缉捕营管带，缉获了到长江流域运动革命的龚照，“允为同志”，将其释放，并听从龚照劝说，弃官同赴香港，“领放孙逸仙先生所立洪门与中山同心堂票布，周历日本。廿三年回至上海，变卖家产，约同日本人邓十一郎等，前赴浙洋南田岛，制造炸弹，未成，即在该岛筹备接囤军械，一面在上海设置文汇地产公司，藉筹经费，接济汉口唐在〔才〕常。事败，册籍被收，改名应秉钧。”[73]后因在上海“运大批军火接济党人”，为工部局指控，被驱逐出租界。于是，应回到宁波，“以十万建崇义学堂于鄞”，借学堂掩护革命党人。“广州之役，与陈其美济械济师，败后逃匿沪寓者数十人。”自河南罢官后，又回上海，“因决发难长江，资张振武饷械。会鄂乞款，急无以应，又以沪屋值七万者拍卖万三千金济之”。[74]
辛亥上海光复，“凡保内地，克制局，守武库，据县署，抚狱囚，设临时司令部，皆密与各党协筹”。迨沪军都督府成立，应任谍报科科长，“以沪为中外枢纽，凡交涉、捕获、检查皆力任之”。[75]1912年1月1日，护送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所有上海一切房租、供应万余金，皆夔一人独任”。时临时政府“仅分秘书、庶务两处，诸部未设，故除文电外，余皆（夔丞）之庶务处主之……旋兼内藏库，时无财政部，库权颇重，奈空如洗，勉获支持”。[76]
以上均为应夔丞在革命之后为“叙勋”而向中央呈送之自述革命经历中所述。此外，应夔丞还在给副总统黎元洪的一道呈文中陈述其功绩道：
□□从事革命十有余年，自闻武昌建义首，与陈英士等利用各党，并力合谋先安内地，然后光复上海要地，故促孙中山先生归国。各国在沪领事均未承认我为战事团体，□□力谋于法，得以承认在先。即设行馆，合各党合组南京政府，惨淡经营，得有今日。追原厥故，实得力于各党草昧英杰效事之忠，即前清之视为帮匪者，均得群驱效用，以服指挥。[77]（□□代夔丞二字）
不难看出，应夔丞自视劳苦功高，直以革命领袖自居，所言不免有不实或夸大之处。一度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陈其美也曾提到应夔丞赞助及参与革命之事，但要客观得多。他说：
余在沪组织革命机关，如有机密事件，借彼（指应文生、应夔丞父子——引者）房屋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为英租界逐出时，亦曾借居其屋，与应文生相识。[78]武昌起义后，应即以关于革命事来机关部报告，以致上海光复后，即以谍报科长相委。迨后孙中山先生未任总统之前，在申由沪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谍报、庶务两科，每日前往照料。孙往南京，即在沪组织卫队，护送到任。初时以为到宁即返，后孙先生即以卫队司令相委，继庶务长缪姓事出，即任庶务事。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79]
应夔丞被总统府斥革，还有一说，系因他“吸烟败露，不容于总统府”。[80]此后，他曾被派至下关任兵站站长，但不久又被撤差。1912年3月21日，应夔丞在《申报》刊登启事，历数其自辛亥鼎革以来的功劳：
自志士昌言革命，即从诸君子后奔走国难有日。迨武汉倡义，沪滨继起，夔膺沪督府谍报科之职。正值南京战事吃紧，外交团亦未承认，凡侦探军情、缉搜军火，种种设施，有关身命，夔夙以冒险为天职，牲牺一身，本不自惜。嗣幸金陵光复，奉沪都督命，随护孙总统赴宁。时宁垣甫遭烽燹，兵匪不分，闾阎骚扰，不得不于镇静之中出以强毅，论者不察，辄有微词，（夔）以大局为重，毁誉所不敢计。及总统府成立，以夔领警卫军并庶务长，兼管内藏库，以半月之时间，成立五科十二股，暨外交、财政、法制院各部，规画仔置，颇费经营。任事匝月，适大本营有兵站局之设，总局长不以夔为不才，使承乏兵站。受事未几，即因津浦路线节节阻滞，大为行军之累，爰直达徐州，设法通车，进至利国。交通既便，南北一家。讵料北来军队以护路为名，自济南扎至固镇，南北兵队同在一处，未免猜疑，当商徐菊人督办，蒙允撤退。其时，徐州山顶尚高悬外国旗帜，幸津浦工程师深明大义，藉以一言解决，立即撤除，并与北段张提督（指张勋——引者）约，指定利国以上之渭河为界，南北过军均须彼此知照，订明界碑，俾各遵守。事甫就绪，奉总监因事召回，不意舟车劳顿，忽抱采薪，事与愿违，殊乖委任，遂决计辞职，并请将下关兵站酌改名义，直辖总站，幸获仔肩尽卸，藉得养疴。至于局外闲评，在知事理、有经验者自能见及，悠悠之口，听之可也。谨白。[81]
启事未提其被斥退之事，而自称因病“辞职”，但言辞中又流露出对外间物议的不满。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夔丞又回到上海，联络长江上下游青帮、洪帮及公口党徒，于1912年6月成立国民共进会总机关部，7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应夔丞自任会长，并呈请各省都督及内务部备案。呈文云：
窃维民国初基，首重改良社会。前清时代，有所谓秘密结社，其团体甚大、结合甚坚、昭昭在人耳目者，当以青红、公口为最……去岁武汉首义，各省景从，三党之人，尤多死力。顾自大功告成，即亦退处田间，不与他党争权利，侠义之风，于今为烈。惟是民国既定，素愿已偿，不再事秘密之行为，又实无解散之良法，是以一二志士注重国民生计、道德，集三党重要人物，发起是会，并拟联合曾抱同一宗旨之南北各社会，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私开香堂，另立码头，湔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总期力图改良，维持国内和平，增进国民道德。经三党公决，规定草章，表明宗旨，名为中华国民共进会。现在总机关部业经成立，除就近呈请沪都督转咨内务部并呈各省都督立案外，各行检具草章及会证，呈请大都督察核，令行民政司通饬各县民政长一体备案施行。民国前途幸甚。[82]
按照共进会草章，其宗旨有八：“一、灌输国家思想；一、维持地方秩序；一、改良社会习惯；一、增进国民道德；一、主张世界和平；一、筹备平民生计；一、振兴工商实业；一、提倡尚武精神。”职员包括会长一员，副会长三员，评议员无定额，文牍科、纠察科、宣讲科、庶务科各有干事六员，调查科、交际科各有干事九员，统计科有干事三员。[83]共进会总机关部设于上海，很快便“依据浙江为发生地点，然后蔓延各省、各地”。会员入会实行“开放主义”，特别注意吸收军队中人入会。除了在广东受到都督胡汉民反对外，在其他各省立案大多通过。[84]然而，共进会成立后，并没有按其宗旨行事。应夔丞“自以有功民国，骄恣跋扈，为害地方”，共进会党徒“所至骚扰，民不安枕”。[85]特别是在浙江，“自共进会发现后，不数月间，匪类蔓延”，“无一处无该会会员之扰乱，更无一案不与该会有关系，小者恃强敲诈，愚弄乡民，大者开堂放票，聚赌敛钱，甚至明目张胆，确为叛乱，谣诼纷起，闾阎恐慌”，其“暴凶行为，如虎如狼，地方官等于虚设，警察局绝不顾问”。[86]1912年9月24日，顾斌与鄂军马队副官严正朝、连长陈起胜等起事，被黎元洪镇压，经查，主谋系何海鸣、王宪章、应夔丞等，指挥机关本部设在上海。[87]其中，何海鸣因在《大江报》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已经在8月9日遭到副总统黎元洪通缉。[88]应夔丞则作为暴动主谋之一，于事发后潜逃，遭到黎元洪严电通缉。[89]
早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之时，“南北各省党会林立，意见分歧，殊难取缔”，就已成为袁世凯“最抱隐忧”的事情之一。[90]共进会成立后，立刻有人密报袁世凯：“长江青红帮、哥（老）会、盐枭等新设共进会，闻已三十万人，皆非善类，可否设法早防。”[91]迨武昌发生鄂军马队暴动，袁世凯很快于9月29日颁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令云：“查近日沿江海各地方，尚有巧立会社种种名目，一切组织均取秘密，既无宗旨，又无政纲，惟日以号召党徒为事……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92]11月11日，袁世凯又颁发布告，再次督促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惩秘密结会之风，同时表示：“凡以前秘密结会，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究既往；其有愿组织社会者，但能不背法律，不扰公安，自应在保护之列。”[93]
共进会成立两个月后，即1912年9月，江苏都督程德全以上海“军人之入于该会者甚众”，颇为担心，令上海民政长详细调查其情形，旋“通令沪防各军队，查禁军人，不得擅入共进会，如有已入者，应即脱除”。[94]10月底，程德全又发出训令，略谓：“现闻上海、南京、江阴、丹阳等处有一班无业流氓，每亦假共进会名义，集会聚议，希图煽惑，且必以茶楼酒市为会场，非但有失社会体例，且亦迹近嚣张，仰即随时留意，如遇有此等社会情事，务宜妥为解散。”[95]12月中旬，程德全再次以共进会时有开设香堂、私立码头、散放票布等事，特发训令给混成旅李旅长，“通饬水陆各营，如果查有共进会所，应即勒令解散，禁止设立，以保公安”。[96]
在浙江，都督朱瑞迭接各地呈报共进会为非作歹，殊为震怒，于12月初呈报大总统，并通令各路水陆巡防统领、各独立营队、各要塞司令官、各县知事等，“自文到之日起，无论城乡镇市，凡有共进会，一律查禁解散”。[97]舆论对朱瑞此举大加赞赏，称其所为系“除暴安良”。[98]应夔丞却致函朱瑞，颇有不满，称“共进会组织之主旨，无非欲改良社会……不意反遭庸俗嫉视，致集众矢之的”，又称“取销之手续，不必威之以兵力，尊之以府令”，对于各处所发抢劫之案、骚扰之事，“但当问其匪不匪，不当论其会不会”。[99]朱瑞毫不让步，复书质问道：“足下组织共进会之初，其宗旨在改良三帮，用意未尝不善。但当就旧有三帮洗濯而淬厉之，俾得勉为良善，今乃推波助澜，遍设党会，驱无知之民与亡命之徒，入鲍鱼之肆，久而与之俱化。是莠者未进为良，而良者先化为莠，无惑乎匪势蔓延，荆棘遍地……试问所请改良旧习者何在？”[100]
面对来自中央和江浙地方当局的压力，共进会内部要求会长应夔丞提出对策。其总机关部全体职员呈文应夔丞云：
本会人数众多，聚易散难，即欲解散，必求一妥善之法，特恐会颇难取消，而三党仍难澌灭，解散后聚而为匪，转流毒于社会。当兹千钧一发，未识会长以何长策，挽此狂澜？事机危迫，请速示覆，以便遵办，而全大局。[101]
正当应夔丞陷入麻烦之时，洪述祖恰好因公南下，二人由此直接建立关系，从而生出一系列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