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案，资料并不缺乏。有关宋案的资料，大体可分为四类：一原始档案，二各种史料集，三各种报纸，四私家记述。其中有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研究者迄今未加重视，或竟全然不知。
有关宋案的原始档案，就笔者所掌握的情况，主要收藏在北京市档案馆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图书馆。
在牵涉宋案的几个关键人物中，洪述祖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他于1917年4月在上海租界被捕，1918年4月被提解至北京审讯，故宋案相关案卷亦由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全部移交至北京，[28]此即北京市档案馆现今所藏相关案卷的由来。这是关于宋案最重要的一部分档案，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1）洪述祖、应夔丞之间往来的大部分函电原件及电局译件；（2）应夔丞个人履历及由其担任会长的共进会各项活动的相关文件；（3）1918—1919年司法机关提解、审讯及判决洪述祖绞刑的相关文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有关宋案密档，则为该系所藏袁世凯密档之一部分。根据清华大学校史档案记载，袁氏密档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自袁氏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29]后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合并于北大，该部分档案遂转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其中与宋案有关之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宋案相关电文，如袁世凯与黄兴、谭人凤、黎元洪、岑春煊等往来电文，国务院请禁宋案谣言电文，蔡锷等部分地方都督关于宋案之通电等。（2）赵秉钧和政府方面自辩之相关文件，如赵秉钧自辩“勘电”底稿，总统府、国务院“宋案证据逐条辨明书”稿本，“宋教仁被杀真相”稿本，袁世凯手定赵秉钧拒绝出庭对质“真电”底稿等。（3）赵秉钧呈请解职文底稿及批示底稿等。（4）有关“血光党”之文件，如军政执法总长陆建章给袁世凯的呈文，“血光党纪闻”稿本等。（5）袁世凯方面自造之宣传品，如《一个军官的谈话》《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解剖孙逸仙》等。
以上两处藏档，一以洪、应为中心，一以袁、赵为中心，恰好可以互补。其中有部分档案内容在当时或后来已经公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至今不曾公开，也从未见研究者利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洪述祖早年名“洪熙”，研究宋案必须研究洪述祖个人历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少量关于洪熙的档案，对于了解洪述祖早期历史极有帮助。而关于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方面对舆论的压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少量档案，可供参考。
到目前为止，已经印行的专门或集中记录宋案的史料集，主要有以下各种。
（1）《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1913年铅印本）。
（2）徐血儿、叶楚伧编《宋渔父》（上海民立报馆，1913）。
（3）杞忧子编《宋渔父》（上海杞忧书社，1913）。
（4）沈翰编《宋教仁被刺记》（上海普及书局，1913）。
（5）杞人氏述《宋教仁被害记》（石印本，1913）。
（6）北海后身编《桃园痛史》（上海群学书社，1913）。
（7）西湖哀时客编《渔父痛史》（长沙拾雅书局，1913）。
（8）姜泣群编述《渔父先生雄辩集》（附《举国同声哭》）（中华艺文社，1913）。
（9）姜泣群编述《渔父恨史》（中华艺文社，1913）。
（10）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台北兴台印刷厂，1968）。
（11）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
以上史料集所收，除部分应宅所获原始证据外，大部分系录自当时报刊，内容包括案情报道、相关函电、新闻评论等，多为当时极易看到的史料，但也有少量罕见材料，如《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所收国民党党史会藏《应夔丞致言仲达书》就非常重要，在当时并未见披露，后来也未见研究者利用。
从数量看，报纸所载有关宋案资料最为丰富。上述各种史料集虽然收录了不少，但由于编者无一例外系站在国民党立场选录资料，因此并没有能够如实反映宋案的复杂情况。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开放、包容、公正的心态，广泛搜集当时各种背景、立场的报纸中关于宋案的报道与评论。最低限度应当对以下20余种报纸的相关资料进行细致的搜罗分析。
（1）北京：《民主报》《亚细亚日报》《中国日报》（后改名《大中华民国日报》）《国报》《大自由报》《新中国报》《新纪元报》《顺天时报》。
（2）天津：《大公报》。
（3）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
（4）奉天：《盛京时报》。
（5）长沙：《长沙日报》。
（6）南洋：《振南日报》《南洋总汇新报》。
上列报纸既包括立场中性的，也包括国民党或袁世凯方面的，此外还有其他党派、海外华侨及日人所办的。其中只有《民立报》《申报》《大公报》《神州日报》等少数几种报纸常为研究者征引，其他报纸甚少受到关注，还有一部分报纸从未被注意。即使对这少数几种报纸的征引，也是零星的，而非系统的。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一人系统搜罗分析过上述20余种报纸中关于宋案的各种资料。其中有不少材料对于破解宋案谜团极为关键，如《民立报》曾刊登驻北京记者“4月1日特记”，记述洪述祖与应夔丞之关系及发现宋案始末，透露了不少内幕。[30]又如，各报曾刊登不少当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分析，像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匿名氏《宋案证据之研究》、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等，多能给人启发，但并未见后来研究者搜集利用。
这类资料不多，主要有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言敦源及程经世合撰《公出日记》、叶迦《辨音室闲话》、张国淦《北洋述闻》、袁克文《辛丙秘苑》、周南陔《宋教仁被刺之秘密》以及《张溥泉先生回忆录》《吴景濂自述年谱》等。其中陆、叶所记从未引起研究者注意。其他人所记虽然常被研究者征引，但由于他们对相关资料掌握不够，对于这类资料中关于宋案的记述往往不能做出准确解释。此外，傅增湘《记洪述祖遗事》，对于了解洪述祖的经历、性格及为人处事极有价值，但鲜见研究者利用。
综上，关于宋案，尚有相当多已经公开及尚未公开的资料未被研究者利用。占有资料方面的不足及偏差，往往导致研究者偏听偏信而缺乏比较、鉴别，从而难以做出准确可信的判断。以当年国民党方面对宋案核心证据的解释为例，迄今还未见有研究者系统分析过其中哪些说法可以成立，哪些说法不能成立。再以赵秉钧自辩“勘电”为例，迄今也未见有研究者具体分析过其中哪些说法是真言，哪些说法是谎言；而对徐血儿批驳“勘电”的那篇著名文字，同样未见有研究者辨析过其中何者可以成立，何者属于误解。诸如此类难题，还有许许多多，未经深入分析。可以说，宋案研究虽然历经百余年，但其内幕基本上还是一片混沌。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条思路。三个原则，一是从广泛搜集整理各种已刊资料出发，同时努力挖掘未刊资料，然后在对各种资料的可靠性进行严格鉴别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利用；二是要将史实考证与当时政情变化紧密结合，特别要注意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之下，将案情演变与政情演变紧密结合起来分析；三是要认识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明暗两面，宋案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宋案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分析，而应努力通过可靠史实与史料，揭示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一条思路，就是要明确“宋案”不等于“刺宋案”，避免将“宋案”简单化为“刺宋案”，应按照案情演变的自然顺序，逐一研究各个案情及其内在关联，并将宋教仁被刺后各方的表现置于宋案全局当中来分析。如此，研究工作方能取得突破，宋案谜团方有望破解。
[1]著作如刘晓民《法治的迷思——宋教仁案与中国法治困局的历史诠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论文如石彦陶《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周兴樑《“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石彦陶《孙中山、黄兴对“宋案”态度之比较再研究》，《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石彦陶、石胜文《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成方晓《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哿电”考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杨晓娟、杨月君《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
[2]朴庵：《哀宋先生敬告本党及他党》，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台北：兴台印刷厂，1968，第262页。
[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4]《洪述祖有杀宋先生之必要乎》，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第168页。
[5]《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6]《赵秉钧为宋案自辩电》（1913年4月2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0页。
[7]《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8]其中，关于国民党党史方面著述，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第950—954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第161页。关于中国近代通史性著述，如陈功甫《中国最近三十年史》，商务印书馆，1928，第107—108页；魏野畴《中国近世史》，中江书局，1930，第261—262页；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下册，百城书局，1932，第12—13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第384—388页；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4，第218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33—434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第911—912页；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31—534页；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第287—288页；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4，第405页；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481页；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9—31页；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13—114页。关于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民国史方面著述，如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第165—166页；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第117—124页；马震东《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第99—102页；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7，第188—194页；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6—139页；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43—44页；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32—145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507—533页；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95—106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163—172页；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第404—407页；来新夏等编《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255—259页。传记方面，如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第223—224页；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438—504页；陈旭麓、何泽福《宋教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第96—100页；陈志让《袁世凯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67—171页；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第233—243页；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第283—303页。
[9]沈云龙：《暗杀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119—131页；王涵：《试论宋教仁之死》，《文汇报》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71—78页；饶怀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101—105页；刘大年：《宋教仁被暗杀案》，《江苏文史资料》第33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89，第1—25页；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8—86、126页；袁伟时：《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缠斗：方生与未死》，线装书局，2013，第95页。
[10]萱野長知『中華民国革命秘笈』東京、皇国青年教育協会、1941、188—190頁；松本英紀『宋教仁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1、195—199頁；片倉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の政治と思想』東京、清流出版、2004、193—226頁；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51—159页；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138—139页；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丘权政、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388页；K.S.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p.191-201；片倉芳和「宋教仁暗殺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19—34頁；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争の一断面」、『中京大学论丛·教養編』1962年第3號、51—71頁；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芸術学園紀要』1980年第6巻、25—42頁。
[11]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7—68页。
[12]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9—570页。
[13]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14]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2—49页。
[15]侯宜杰：《袁世凯传》，第295页；《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史林》2013年第1期，第125—128页。
[16]马勇：《1894—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170页；《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05、312页。
[17]张华腾：《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83—99页。
[18]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第16—60页。
[19]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0—202页；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62—105页。
[20]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第106页。
[21]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北大輝、1940年改訂版、290—293頁。
[22]根据1913年5月26日《大中华民国日报》第2页“程经世之趣史”介绍，程经世为京剧名伶程长庚之孙，同文馆德文学生。清末曾为直隶候补道。民初先在总统府任翻译，后转而为国务院秘书。另据《政府公报》，程经世于1912年10月18日被国务总理赵秉钧呈请任命为秘书。见《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10月18日），《政府公报》第171号，1912年10月19日，第114页。
[23]宗良：《国民勿为所惑》，《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第7页。
[24]血儿：《宋案正言：国民所宜知者如是而已》，《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25]《宋案证据全录》，《申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二），《申报》1913年5月2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三），《申报》1913年5月3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四），《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五），《申报》1913年5月5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六），《申报》1913年5月6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七），《申报》1913年5月7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八），《申报》1913年5月8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九），《申报》1913年5月9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申报》1913年5月10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一），《申报》1913年5月11日，第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二），《申报》1913年5月12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三），《申报》1913年5月13日，第1页。
[26]《宋案证据全录》（一），《顺天时报》1913年5月6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二），《顺天时报》1913年5月7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三），《顺天时报》1913年5月8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四），《顺天时报》1913年5月9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五），《顺天时报》1913年5月10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六），《顺天时报》1913年5月11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七），《顺天时报》1913年5月13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八），《顺天时报》1913年5月14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九），《顺天时报》1913年5月15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顺天时报》1913年5月16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一），《顺天时报》1913年5月17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二），《顺天时报》1913年5月18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三），《顺天时报》1913年5月20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四），《顺天时报》1913年5月21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五），《顺天时报》1913年5月22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六），《顺天时报》1913年5月23日，第4页。
[27]个别书籍，如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虽然征引证据超过40件，但实际上只是抄录证据，并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背景性故事进行演绎而已，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项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
[28]《京师地检厅吊阅宋案卷宗》，《申报》1918年6月28日，第10页。
[2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345页。
[3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