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大会的会场设在一个大院子里。大门敞开着，门口扎了一个又高又大的松门，两边贴着十分显眼的巨幅对联，两个民兵持着枪威风凛凛地守着门。院里熙熙攘攘，人声沸腾，正中坐着三百多名武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周围挤满了民兵和群众。
靠院子的北面，是刚刚搭起的一座大架台，李营长正在台上张罗什么，王群忙走上去，和他握手。骤然台上的气氛使他心情沉重起来。
原来，摆在面前的，是一座森严肃穆的大灵堂，有三丈多宽，上面用一张大白布棚盖起，左右与背后，均用白布缝起的巨幅帐幕遮得一丝不透。从棚顶垂直到台上的巨幅白布挽联，密密麻麻，挂了两三层，上面用白纸写着斗大的黑字。靠后面一排放着四张方桌，桌上铺着一层白纸，纸上一盘盘的鲜果、供品，摆得整整齐齐。正中间陈设着由纸工精制的灵堂。灵堂顶上，安着一朵大白花，两边的桌上放着两支蜡烛，白棚顶上挂着两朵用白布结成的大白花团，直垂在桌子的两端护卫着灵堂，显得更加庄严。灵屋中间，竖立着一个木制的牌位，上面写着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全区自土匪暴动以来，被敌人杀害的烈士名字。桌子面前，排列着二区各界人民送来的十多个大花圈，台子的前额，用白纸横书着六个斗大的黑字：“公祭誓师大会”。
这庄严精致的布置，不由使人回忆起对敌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为了革命，为了大家的幸福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面对着他们的英名，谁不为他们的不幸而下泪！谁不为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而燃烧起熊熊的复仇火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万多颗心，一万多双眼睛在注视着祭台，放射出愤怒的光芒。
在这一片严肃的气氛中，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主祭人王群，恭恭敬敬地站到台中间，默默地对着灵位，然后，一阵鞭炮声响一过，机枪连朝天打了一排子弹，接着，“嗵！嗵！嗵！”三声鸣炮，两班子吹鼓手吹起了悲哀的调子。乐声一停，司仪就喊大家脱帽，向烈士鞠躬。于是王群开始读他亲手写的祭文。祭文读完，王群回过头来，红着眼圈，沉痛地看着会场，然后，慢慢地，低声而有力地说：“解放军同志们！各村干部、民兵同志们，乡亲们！”他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了擦快要流出来的眼泪，才又指着灵堂，继续说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全区解放以来，英勇牺牲在敌人枪刀下的革命战士与英雄人民的灵位。我们每个人，都以沉痛的心情来纪念他们，祭奠他们。他们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为了我们大家翻身报仇，英勇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珍贵的生命。所以，他们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活着的人，要以他们为榜样！”说到这里，他不由地提高声音说：“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二区还有上千的土匪没有消灭。”他用手比画着，又说下去：“我们要继续努力，一个不留地把它们肃清！不然，我们就对不起已死去的烈士们！”台子下，有的人在凝神静听着，双眼眨也不眨；也有的人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甚至哭出声来。
王群的话刚完，只见黎保慌慌张张地从台下分开众人，猛地跳上台去，走到王群身边，低声地问道：“土匪家属莫大桥的老婆来了，让不让她参加会？”王群还没回话，站在一边的徐翠就接上去说：“她过去是地主的丫头。我看，可以让她来受点教育吧！王区长看怎样？”
黎保还有点犹豫，王群把手一挥说：“快让她进来，受点教育也好！”黎保立即转身跳下台去，到大门口去叫她。
桂花从莫家大院跑回家后，一眨眼天就大亮了，她心神不定，恍恍惚惚，于是又从家中走到街上去听听风声。完全出乎意料，她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莫贵给抓走了！”虽然昨夜离开莫家时，已知道民兵在监视着莫贵。但她并没有想到，他们会抓莫贵。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尽管莫贵劝过大桥当土匪，可他究竟解放后没有怎么得罪过民兵，干过什么大坏事呀！所以，当她一听说莫贵被抓的消息，就感到惊讶。这究竟是好或是坏呢？她一时还想不清。你说是好消息吧，民兵们会不会也把大桥抓去呢？因为大桥比莫贵的罪过还大呀！大桥到山里当了土匪，而莫贵并没有去。说是坏消息吧，这一来却再也不会有人来威胁她了。
快到中午了。一想起去开会的事，她又心事重重：去吧，又怕民兵们——特别是黎保，说自己是土匪家属，想帮土匪探信；不去吧，又不知道政府要怎么处置她和大桥这样的人。因此，她站在屋角边，如痴似呆地眼望着去区开会的人走完了，才慢慢地、身不由己地、糊里糊涂地走出了村子，远远地望着欢乐的人群，迟迟地挪动着脚步。
走进圩场，只见一街两巷，到处人声嚷嚷，纷纷议论着今天的大会。有的说：“要杀人了！”有的说：“全县各区都有代表来参加大会！”也有的说：“县里徐政委也来参加呢！”……这一切，对桂花来说，句句都是惊心动魄的！也都使她悔不该当初放大桥去当土匪。自然也使她对莫贵倍加怨恨。
在街上游荡了一阵，忽然有人传说：“大会开始了！”人们，潮水似的涌进了会场大院，桂花不由地一阵心慌意乱：进不进去呢？要是碰见了黎保怎么办呢？他不会把自己赶出来吗？她尽管这样想，可还是身不由己地跟在人们的后面，走近了会场门口。正当她犹犹豫豫时，不知黎保突然从哪里钻了出来，一声大叫：“站住！”然后，站到桂花面前，做个鬼脸说：“大桥嫂子！你也来了，今天的会，是公祭、誓师大会，可没你的份儿！”
桂花一见黎保，早已心惊胆战。听黎保这么一说，转身就要往回走。哪知黎保忽又上前拦住说：“你等一等，我去问问王区长。要是他准你参加，我黎保也没意见。”说罢，就往会场跑。
黎保刚刚进了会场，只见一位细高个儿，穿绿军装，腰扎皮带，长方形黑油油脸儿，面情严肃，精神饱满，行走有力的人，身后跟着几个背驳壳和冲锋枪的青年战士，从区政府那边走了过来。她忙让开了路，站在一边。等那人走近时，只见把门的民兵，忙举手行礼，并笑着打招呼：“徐政委来了！”桂花一听，心中暗想：今天的会真不平常，人家都说比县长还大的徐政委也真的来了，能听听他说些什么，该多好呀！
而这时，黎保已从会场跑出来，叫一声：“快进来吧！”桂花就跟着他，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到处是人，挤得满满的。桂花顺着墙边，挤到离台子很远的山根下，那儿刚好有一块大石头，她便爬了上去，才勉强看到了台上的情景。
台子上，人们正在诉说着土匪的暴行，怒火烧满了整个会场。解放军同志大声地喊：“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为死难的群众报仇！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场上人们高举着手，此起彼伏地呼出了愤怒的声音，表达着他们的心愿。整个会场，像一片沸腾的海洋，怒火紧紧地吞噬着人们的心身！
这些声音刺疼了桂花的心。此时，她远远地望见，苦主们退下台去，王群走向台边，高声地讲着活。由于离得太远，她又不完全听懂王群的话，仅仅是从他的手势、声音、表情，和一言半语中，大体上了解到：王群是在说，过去一年，消灭了很多土匪，也缴了土匪不少的枪，剿匪成绩很大，只是由于群众，特别是贫雇农，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土匪的靠山还没有打垮，才没有彻底消灭土匪。王群还说，共产党的剿匪政策是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对土匪，该杀的一定要杀，胁从的可以宽大，立功的还要受奖。……
大桥该不该杀呢？可不可以宽大呢？王群没有提到。这不能怪区长，因为二区这么多人，当土匪的也不只大桥一个，他怎么能一个一个提到呢？桂花这么一想，王群下面还讲了些什么，她就没听清楚了。似乎还讲到了贫雇农受骗当土匪的事，但，怎么对待呢？她没有听清。
正当桂花想着重重心事的当儿，突然，王群的话讲完了，会场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负责司仪的那位同志，在人声沸腾中，不知讲了一句什么，立刻会场鸦雀无声了，一时静得令人不敢相信，好像有什么非常不平凡的事儿要发生了。桂花两眼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台上。
果然，不平凡的事儿发生了，就是桂花在门口看到的那位比县长还大的徐政委站出来讲话了。他首先表示了对为剿匪牺牲了的人们的哀悼。然后，强调了这次公祭誓师大会的重要意义，县委对彻底肃清土匪的决心。接着，他号召：贫雇农一定要站稳立场，团结一致，和地主恶霸划清界限，勇敢地投入剿匪斗争，争取自己解放自己，彻底翻身……
这使桂花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徐平又提到了贫雇农，自己和大桥也是贫雇农呀！究竟应怎么办呢？……这，这一定要找个人问清楚才行……
“要杀人了！”不知是谁的一声喊叫，把桂花从沉思中惊醒，她定神向台上一望，徐平的话已讲完，台子上正忙着拉桌子。不一会，民兵和解放军押上去三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会场更加轰动起来。站在桂花身边的人们纷纷谈论着：“公审土匪了！”“要杀人了！”“那个是林崇英！”“那个是国民党的伪县长！”“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这些人，桂花过去听说过，也许解放前还在莫贵家里见过呢！只是离得太远，她看不清，也不知人们审问些什么，只见一个个人跑上台去，泣不成声地在数说着，那三个犯人只顾点头认罪。桂花知道，这三个人，哪一个也不比林崇美和黄四保的罪恶小，真没想到，这些人也会有这一天，这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她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感到一阵疼痛，如梦初醒似的对自己说：“是真的，不是做梦。”
眼看着犯人被拉下了台，大会宣布结束，人们纷纷离开了会场，部队、村干、民兵，一队队，一群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了会场，像一个个巨大的铁拳，将要击碎土匪的巢穴！
被大会上的怒火燃烧起的万名群众，紧跟着部队和民兵，像山洪暴发似的从会场奔泻而出，一股股冲向四面八方。整个二区沸腾了起来。剿匪不再只是部队、干部、民兵的事，而是全民的行动。这变化，仅仅在两天一夜之间，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来临了。这是因为：割掉了连区政府内奸在内的四十二个毒瘤，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山，杀掉了匪首，公祭了烈士，政府宣布了明确的对敌政策，组织了强大的军事进剿，这一切鼓舞了数年、数十年、千百年被压抑着的穷苦人民，他们觉醒了。也使那些与敌人多少有些关系的人，受到了压力，感觉到羞愧。命运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他们不得不去考虑。
桂花也同所有的人们一起，被滚滚的巨浪，卷出了会场。她一路上心惊肉跳地回到自己的家，只见自己房门上，钉着一块乌黑的长方形木板，上面写着四个白色大字：“土匪家属”。她一时被吓得目瞪口呆，在门口站了好久，真恨不得把它拔下，丢进灶中。但，当她的手刚刚接触到木板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缩了回来。她心慌意乱地打开了房门，鼻子一酸，颓然倒在床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她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十来岁就被人从广东老家卖到莫贵家中来，受尽了折磨、苦难，一心指望找个好丈夫，出了地主的门，重新过着自由的日子。快要解放时，莫贵把她配与了他的长工莫大桥，并且给他们一间房子，让他们单独居住。说是他们与地主家干了十来年，有了功，应该受到他的恩赐。这件意外的事儿，在她的简单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幻想：大桥人很憨直，又听她的话，只要地主不再过多地干涉他们的自由，小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哪知到了解放后，大桥在莫贵的支持下当上了民兵，却又突然在土匪暴动时被莫贵骗去当土匪了。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由地使她更加伤心。在那个傍晚，大桥兴冲冲地从外面跑回了家，告诉她要去当“国军”。她忙问：“人家都去了吗？”大桥说：“去了！还不去？连黄干都去了！要是不去，国民党这次回来，那还了得！”她问他：“谁说的？”大桥说：“老团长！”他们称莫贵都叫老团长，由于在地主家中住了十多年，没有出过地主的手心，尽管解放后参加了识字班，学了点文化，听讲过些革命道理，但对莫贵这样一个人，她并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她的心目中，莫贵虽然解放前对她施行过不少次的毒打，但，那些往日的仇恨，早已为她能与大桥结婚而冲淡了。而更重要的是，她以为莫贵当过团长，见识广。刚解放不久，他说民兵好，要大桥当民兵，果然不错。现在，既然是莫贵讲了的，黄干也去，大概不会错的。因此，她就没加反对地让大桥去当了土匪。后来，黎保把她捉了去，黄干也没有把她怎的，回头莫贵又与她讲了一番当“国军”的好处，她就逐渐与干部、民兵们疏远了起来。几天前的土匪暴行，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今天在大会上见到的一切，使她清楚地看到了土匪必然灭亡的命运，更悔恨当初不该同意大桥去当土匪。
她也想到了徐平的号召，要贫雇农站稳立场，要自己解放自己，她想去找干部或工作同志，问清楚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但，当她一想起“土匪家属”那四个大字，就又动摇了。她哪里也不敢去，越想越悔恨，深深地感到自己害了大桥，大桥也害了自己，从今以后，再没有幸福的日子可望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漆黑：无家可归，举目无亲。到哪里去呢？她抬头用昏花的眼睛，望望堂屋中头顶上的神龛，一丝希望浮现在她眼前。她爬下床来，从抽屉中找出三支香，用火点着，爬上神龛，把香插在菩萨面前的小瓦香炉中，恭恭敬敬地又爬下来跪在地上，喃喃地自语着：“菩萨保佑……”她的全部希望，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面前的菩萨神位上了。以致有人进屋来，她也没发觉。
“菩萨是救不了大桥的！”一个熟悉的声音，打乱了桂花的思路。她陡然抬起头来，一下子给怔住了——来人却是徐翠。徐翠来做什么呢？莫非要抓人？她感到一阵惶恐、绝望。
然而，出乎桂花意料的是，徐翠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用同情、略带几分像是生了亲人的气的样子望着她。徐翠身边，站着那位有点像老妈妈似的慈祥的黄容。她们没有带民兵，不像抓人的样子。她们来做什么呢？她惶恐不安地望着她们，怯生生地说：“你们坐……”
大家坐下后，沉默了一会，黄容先开口说：“我和徐翠今天找你，不是为了别的，是想与你谈谈家常。你不要怕。”
桂花一时莫名其妙地望望黄容，又望望徐翠，微微地点了点头。
徐翠接着问：“你知道你的家是哪里的吗？”
“广东梅县的。”桂花感到更加奇怪了：她问这干啥呢？
“你来这多久了？”徐翠又问。
“是民国……几年已记不清了，大概是十多年了，那时我还小，不懂事，是被卖来的。”桂花答应着。
徐翠接下去说：“你也许不会想到吧？我也是梅县的，也来了十多年了。记得我们一起来的十三个人都是不超过十岁的妹仔。她们被卖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今天听黄容谈了你过去的情况，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不要再把我当外人了。”
听徐翠谈到了她俩是一起从广东梅县来的，桂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不由心中一酸，流下泪来，真想一头倒在徐翠怀里大哭一场！但，仅仅是一忽儿，她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止住了眼泪。她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对方：这会是真的？不会是做梦？人家是干部，怎么会和自己一样？
徐翠注意到了对方感情的变化，就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你不相信，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你不了解我的过去。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在离这里一百多里的桂林北边的一个地主家当丫头。是他们把我逼得没法，我才逃出来找到游击队，参加了革命的。你要知道，不光我，我们共产党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长工、工人、丫头出身的呢！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为穷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组织起来的。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有好日子过，依靠菩萨是不行的。”
桂花仍在半信半疑地望着徐翠，一时拿不定主意。黄容却从一边插嘴说：“你刚才给菩萨烧香叩头，为什么呢？是想要它保佑大桥吧？徐翠同志已给你讲了，菩萨是保佑不了他的，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够挽救他。”
一句话触着了桂花的心病，她忽地扑向前去，抓住徐翠的手，连哭带叫地向下跪着说：“徐同志，你要救救大桥啊！”
徐翠忙把她扶起来：“莫哭，坐下慢慢商量。”
“徐同志，你一定要救救大桥呀，你不知道，他也是从小没爹没娘，在地主家中受苦长大的，他不是真心当土匪，是地主骗他去的。”
徐翠说：“这我们全知道！不过，要想救大桥，还要靠你自己，你有勇气去救他吗？”
“有！”桂花像突然得到了一股力量似的，睁大着眼睛，望着徐翠。
徐翠看到桂花真的有了转变，就言归正传地说：“我们今天来找你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挽救大桥。其实受骗当土匪的，不只大桥一个，只有极少数的地主、恶霸、伪军官、惯匪，才死心塌地去当土匪。但，怎样救这些受骗的人呢？那就需要把他们教育过来，使他们自动脱离土匪队伍。”
桂花不安地问：“他们躲在山里，怎样去教育他们呢？”
徐翠说：“这就要靠他们的家属了。因为，他们在土匪那里几个月，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是不敢回来的，只有家属们进去，劝说他们，他们才能大胆与土匪脱离。你敢去找大桥吗？”
桂花想了一下说：“敢！为了大桥，我哪里都敢去。”
这时，徐翠才掏出一卷油印的红绿纸说：“这是一卷宣传品，劝土匪投降的。”又拿出一张纸条说：“这是一张路条，你都收起。今天夜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去。到山里找到土匪时，你把宣传品撒出去；碰上解放军与民兵时，就拿路条给他们看。”
桂花把宣传品和路条像宝贝似的收进口袋。
徐翠又嘱咐她说：“你到了山里，见了土匪，可要多加小心，不要叫他们知道了你的意图。找到大桥，要他很快设法逃出来，到伍家崴去找王区长。”
桂花答应着。徐翠又说：“刚才我进来时，见门口挂了一块牌牌，是儿童团他们搞的。县委已有指示，不让挂这些东西，回头我告诉他们，给你取下来。”
又一股暖流，注进了桂花的心坎。她不觉鼻子一酸，热泪又扑簌簌而下。
这天晚上，徐翠和黄容，还有区、县来的十多个工作干部，分头召开了贫雇农、中农、土匪家属的小型座谈会，传达了上级对剿匪的决心，交代了各种政策，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剿匪斗争。从各个会上反映的情况看，群众情绪很高涨，只是仍然没谈出什么新情况来。积极发言的似乎还是过去那些人。往时不大参加开会的，仍然没有来。工作组的碰头会上，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后进层还没发动起来，而往往这些人是最了解情况的，必须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彻底揭发敌人，断绝土匪的一切后路。徐翠在会上强调：现在的任务是一个一个地发动他们，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要他们为剿匪贡献出力量。她说：“从明天起，我们要分头到每一个基本群众与土匪家属中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交朋友，谈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他们发动起来，尽快掀起一个剿匪的新高潮。”
虽然这两天累得够呛，徐翠和黄容上床以后，仍不能很快入睡。徐翠回忆了一下进村以后的工作，脑子里不由地浮现了苏瞎子的影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两眼深深地凹进眼眶里，眼屎堆满了眼窝。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或在茅棚里的火堆旁，孤单单地、一声不响地从早晨坐到晚上，从日落坐到深夜。远远地望去，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在以往的日子里，根据王群的提议，徐翠不止一次地到苏瞎子那里去。当她每一次走到他的身边时，一阵怜悯的思想感情，就不由地紧紧控制着她。她像对待亲人一样，帮他煮过饭，洗过衣服，但，老人却仍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既不反对，也不感谢，好像他真的傻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从黄容和黄干那里，徐翠知道了苏瞎子的过去。十五年前，因为黄清心强奸他的儿媳妇遭到拒绝后，黄家又串通苏姓族长，借口败坏门风，把他儿媳妇吊在祠堂里活活打死。接着，儿子气疯，又被地主活埋了，他申冤无地，哭瞎了眼睛，以后就对谁也不说话了。他每天带着孙子沿门挨户地站在人家门口，一声不响地等着施舍些残菜剩饭过活。到解放前几年，孙子能砍柴卖了，他才不再沿门讨吃，却又长年累月地坐着，一声不响地消磨日子。对这样一个奇怪的老人，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说话呢？这是许久以来，徐翠一直在考虑着的问题。她也曾产生过这样的情绪：算了吧！何苦要在他身上花这样大功夫呢？但，这种想法又很快地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阶级同情心。革命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决心打开这个老人内心的秘密。
徐翠想着想着，再也无法入睡了，就坐起来，叫了一声黄容。
黄容早发觉徐翠没睡。她也一直没有合眼，一听徐翠叫她，就忙坐起问：“你在想什么？”
徐翠说：“我在想苏瞎子的事。你说，他与地主有那么大的仇恨，为什么解放一年了，还一点也不觉悟呢？”
黄容叹着气说：“唉！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也实在叫地主逼得太伤心了，恐怕是真的傻了吧！”
徐翠摇头说：“不太像，他除了不说话，没有什么别的疯疯傻傻的表现呀！你知道不？他和他孙子讲不讲话？”
黄容说：“他孙子与外面的人也不大说话。他们爷孙俩说不说话，这个就不知道了。”
徐翠心想：他们天天在一起，怎能会不说话呢？她忙把被子一掀，一边下床，一边招呼黄容说：“我们现在去，听听他们爷孙说不说话。”
黄容迟疑了一下说：“好吧，去试试看。”说着就下了床。
这天晚上，整个山村在沸腾。全区激动人心的大会，解放大军和民兵像潮水般地涌进山里，工作组进村后立刻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这一切像惊涛巨浪似的震荡着各个阶层。因此，像桂花那样的土匪家属，自然不能安静下来；多少人，包括徐翠和黄容不能泰然入睡；像苏瞎子那样把深仇大恨埋在肚里的老人，自然也不能躲开这场风浪的袭击。晚上的贫雇农会，他们祖孙虽没有参加，白天区里召开的万人大会，土生却去了。他开完会回来，进屋没说别的，第一句话就是：“爷爷，区里开大会杀人了。”
开始，苏瞎子还不十分重视这一消息，只是冷冷地问一句：“杀什么人？”
土生一边点着松香烛一边说：“林崇英——土匪司令，国民党的书记长，县长……”他只顾往床头上插松香烛，没有注意爷爷的反应，因为以往爷爷听到什么消息都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然而这次不同，因为，那些在他心目中的“大人物”被处决，使他的观点动摇了。随着烛光的照射，他眼前出现了一片淡黄的光辉，他仰起脸，眨动着眼皮，不大相信地问孙子：“土生，你乱讲什么！是真的？”
土生回答道：“我亲眼看见的，还不真？！”老人家不再作声了，但他不由地自己问自己：“怎么这些人也会死去？难道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说法靠不住了？”他仔细想了一阵后，似乎找到了答案，就又自言自语地说：“啊！天数！天数六十年一变，也许那个姓徐的女同志说的穷人要翻身了的话是真的，有钱有势的人劫数到了。”想到这里，他就又想起了徐翠给他做饭、洗衣的那些事情。他想，自己对徐同志的态度不大好，土匪又在这里放过粮食，他们不会来找我的麻烦？想着想着，他不由地问起孙子来：“土生，除了杀人，还有些什么名堂，快讲给我听！”
土生把他在大会上看到的、听到的都讲了，然后说：“要是在我们这里也开个把像那样的会就好了，我一定要上台，斗争黄维心！”因为爷爷讲过他的家庭历史，所以，他这时的心情十分激动。
爷爷却关心着另外的事问道：“土生，你没听讲，帮过土匪的怎么办？”
土生已经知道了爷爷在想什么，却不十分在意地说：“这怕什么，被迫帮过土匪忙的也不只我们一家，总不会杀头就是了！”
饭做好了，老人接过孙子递来的饭，自言自语地说：“天塌大家顶，可我们的命不好呀！”
这时，有人来找土生开贫雇农会了，土生答应着吃完饭就去。但，通知的人一走，爷爷却对孙子说：“土生！今晚上的会，你不要去，莫叫会上讲错了话，又要遭灾，因为我们的命不好。不过，要打听一下，帮过土匪的究竟有没有罪。”
吃完饭，土生按照爷爷的吩咐，没有参加贫雇农座谈会，但仍同往时一样，一声不响地去坐在村边，悄悄地听着人们谈些什么。
土生一到家，爷爷就开口问：“土生，打听到消息了没有？”
土生说：“打听到了，人家都说，这次土匪肯定要完蛋了，过不久我们这也要开大会，斗争地主，还要分土地，这回我们的命运可该变好了。”
爷爷说：“土生，帮过土匪的究竟怎么办呀，有人说吗？”
“没有。”土生失望地回答着。
“唉！这真叫人发愁呀。要是真的土匪坏人的劫数到了，我们这些帮过土匪的人，不是也要遭劫了吗？”苏瞎子自言自语着。
于是，祖孙两人，都陷入沉思中了。
过了一阵，土生已上床睡下，爷爷又问：“土生，睡着了吗？”
“没有！”土生接着问，“有什么事呀？爷爷！”
“没什么事。”爷爷说，“快点睡吧，明天还去砍柴，话也不要多说。”
“嘭！嘭！”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老人，他心中暗想：是谁呢？土匪吧！忙用脚触了一下土生，暗示他不要作声。
“土生！”是黄容的声音自外面传来，老人心中动了一下，想叫土生开门，但又一想，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命苦的人还是少去招惹是非。
然而，外面有人讲话了。“苏老爷爷，开开门吧，你和土生的话我们都听到了。”那是徐翠在讲话。
老人仍然迟疑了一番，感到不开不行了，于是他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开了口：“土生！给她们开门。”
开了门，土生已把松香烛点了起来。
徐翠一进屋，就直截了当地说：“苏老爷爷，听到了你讲话，我们很高兴。你过去不讲话，对干部有隔阂，这不怪你，是旧社会把你害的，现在请你放心好了。你帮过土匪的忙，是被迫的，政府也不怪你。不过，希望你能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们听。”
老人考虑了一番后说：“我讲，那是秋征时候的事了……”于是他谈到，秋征时候，在莫太送的串通下，地主莫贵、地主老婆陈玉芬，还有农会财粮委员莫玉清，一共三十多家，在他这里集中了谷子，后来，山里来人挑走了。
听完了苏瞎子的叙述，徐翠暗想，怪不得财粮委员近来的情绪也不大好，原来他给土匪送过粮食。像这样的问题不解决，让一些人背着包袱当干部，怎么能积极参加剿匪呢？她为这一意外的发现，十分高兴。当老人一住口，她就加以鼓励地说：“苏老爷爷，你讲的情况非常好，你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了，这不能怪你，全都是地主和土匪的罪过。”
黄容看着苏瞎子那张半信半疑的脸，接着说：“你和土生不大参加会议，有些事不很清楚，也难怪。你要是对政府的政策还有疑问，就看我吧！我过去也受地主拉拢过，我们水生也挨土匪抓去过，现在还不同样可以当干部，当民兵。”
苏瞎子仔细听完了徐翠和黄容的话，想了又想：“唉！这都是命呀！在劫者难逃。我的命就是不好，解放后，人家苦尽甘来，可土匪却偏偏把粮食放在我这里，惹得我一身臊！”
“命！”徐翠忍不住接上去说，“老爷爷，你说的不对！讲命，那是旧社会地主压迫穷人的一种手段。你想想，为什么一解放有钱有势的人都要垮台，穷人都要翻身，难道说所有的人的命都突然变了吗？”
苏瞎子沉默了一下，并不完全相信徐翠的话，他说：“有钱有势的人垮台，那是他们的劫数到了。要不，他们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势力，谁能打得垮呢？”
徐翠感到苏瞎子的思想，比较根深蒂固，难以一下子说通，需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于是，她更加耐心地说：“老爷爷，地主、土匪的垮台，不是劫数，是我们全中国的穷人，也就是像你这样苦大仇深的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了起来，才把他们打垮的。不信你想一想，解放前为什么地主能打死土生的妈妈，活埋土生的爸爸？因为那时，我们穷人没有觉悟，没有团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后，为什么黄维心垮台了？还不是我们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他们斗争的结果！就拿黄维心被捉到的事来说吧，要不是水生与他搏斗，他早跑到山里当土匪去了。你说，这是命吗？当然不是，全是人的力量！”
苏瞎子被徐翠的话引到那惨痛的岁月中去了，他又一次想起了儿媳妇、儿子的悲惨下场，想到了自己的苦难，忍不住又叹口气说：“唉！不靠命，你们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出头日子？”
“老爷爷！只要你能和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向地主、土匪做斗争，马上就能翻身过好日子。”
苏瞎子有点不大相信地说：“我会有什么能力？”
徐翠说：“你不要小看自己。大河里的水，还不是由一滴水一滴水汇在一起的？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大，但，穷人们团结一致，力量就大了。老爷爷！你说说，你愿意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和地主、土匪做斗争吗？”
“愿……意。”苏瞎子迟迟疑疑地回答着。
这时，鸡叫了，徐翠忙结束了他们的谈话，打算以后继续和他多讲些革命道理，逐步提高他的觉悟。临走时，徐翠又关照了老爷爷一番，要他仔细想想，要是什么时候想起了有关土匪的情况，就慢慢和工作组讲。苏瞎子误解了徐翠的意思，他想，也许这个能说会道的姑娘对自己还有怀疑，心里很是不安。最后，他为了表白自己，终于鼓起勇气说：“没有什么想的了，你慢点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说吧！”徐翠鼓励着说。
于是，苏瞎子说开了：“这事已一年多了。有一天夜里，我在这门口坐，听到有人扛着很重的东西，从山里往村边走，一共有几十人的样子。开始，我没注意他们抬的是什么；后来，才听见走在后面的人说：‘这么多枪，埋起来做什么？’另一个人说：‘听说这里要放弃了，这些枪留下来等回来时用。’他们说的声音很低，我刚听到这里，忽听见黄四保低声骂了起来：‘他妈的，胡吵什么!’后来，就再也没人出声了。”他停了一下说：“我知道的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徐翠对这一意外的消息，十分重视，为了不使老人家增加思想负担，让他有机会消化刚才她所讲的那些道理，她不再询问什么，只是简单地对他说：“你讲的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该休息了。”随后，就同黄容辞别他们祖孙两人，愉快地走回村里。
第二天早上，徐翠一睁眼，只见太阳升得老高，黄容早已不见了。她便急急忙忙地吃完了黄容给她留下的饭，一股劲跑到农会。农会里没有人，她又跑向离农会不远的莫玉清家去。莫玉清在村上是一个有威信的干部，劳动起家，人很正派，一解放就在农会当财粮委员，一贯老老实实工作。只是他近来有点不安心，昨天听苏瞎子说，才知道他给土匪送过粮食，背上了包袱。徐翠认为有必要找他很好地谈一下。当她走近玉清的大门时，只见大门反锁了，家中没有人，她就顺着小巷向西边走去。刚刚走到村头，只见玉清正在他的小园子里给蚕豆施肥。徐翠忙跑向前去，向玉清打招呼：“你这蚕豆不错呀！”说着就伸手拿起旁边的锄头去松土。
莫玉清也同所有与土匪有过一段关系的人一样，这几天的心情十分沉重。区里开了大会后，他曾一度想过：这一回不同往时了，群众都发动起来，自己给土匪送过粮的事，恐怕再也隐瞒不住了。怎么办呢？还是争取主动，找徐翠去坦白吧！但，回头一想，何苦自找麻烦呢？找上头来再说吧。由于这种心情的驱使，他吃完早饭，没有到农会里去，表面上是给自己的蚕豆施肥，实际上是借此来掩盖内心的矛盾和不安。因此，当他一见徐翠来了，就不由地打了一个愣，心中暗想：糟了，徐翠找上门来了！只有来个“争取主动”，否则，不堪设想啊！于是，他忙停下活来，望着徐翠，试探地问：“有什么事吗？我这活不忙，改天搞也可以。”
徐翠轻松地说：“没什么。我来帮你施肥吧，我松土，你浇粪，两个人干起来就快了。”
徐翠一边干活，一边与玉清谈家常，偶尔也谈到村上的工作情况，但那也是从闲谈的角度出发的。他们谈得很随便，很融洽，玉清那种戒备、害怕的情绪没有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晌午，蚕豆的施肥工作已做完了。莫玉清很高兴地对徐翠说：“叫你累了半天，今天到我家吃饭吧！”徐翠没有推辞，她觉得这是做工作的好机会。这使玉清更加高兴。吃完了饭，徐翠在玉清家才言归正传地说：“玉清，听说秋征时，村上有些人给土匪送过粮食，现在还背着包袱，这情况会不会是真的？”
玉清是个聪明人，一听徐翠提这个问题，猜到八成是对他做工作了，就赶紧说：“听说有。”但，不知怎的，说到“有”字，声音却显得特别低。
徐翠用商量的口吻问：“你看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玉清仍不放心，就进一步试探说：“你的看法呢？”
徐翠很认真地说：“我以为，我们干部，应向群众做解释，说明给土匪送过粮食，这是不好，但事情既然做错了，只要承认错误，划清敌我界线就好了。长期不讲，背着包袱，可不是办法。”玉清低头不语，显得很羞愧的样子。徐翠望了他一眼，接着说：“再说，长期背上包袱，也容易再上敌人的当，那就危险了。你说，是不是？”
王清经过再三思考之后，觉得还是讲了的好，不然“纸包不住火”。于是，他就带着很难过的样子说：“徐同志！我老实对你讲，给土匪送粮食的事，我也有份。那时，莫太送来讲：‘给粮没事，不给，就杀全家。’我真一时糊涂，给他送了五十斤粮食到苏瞎子家去，我愿意接受政府给我的处分。”
徐翠见玉清主动交代了，就用着既关怀又严肃的态度说：“你能讲出来，很好；不过，应进一步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很好地挖一挖思想根子，坚决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不然，就会影响自己的进步。”
刚刚吃了几杯酒，玉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沁出汗珠来。他低头答应着：“是。”这时，一种既可怕又可耻的心情紧紧地控制着他。
徐翠看透了玉清的心情，故意不去理会，却把话题转到动员其他农民群众放包袱的问题。她要玉清负责向那些给土匪送过粮食的农民群众进行挨门逐户的解释工作，使大家放下包袱，与敌人划清界限，投入到清匪反霸的运动中来。玉清很感激徐翠的信任，表示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徐翠从玉清家里出来，顺着小街向东走不远，只见五生叔像个小青年似的，兴冲冲地迎面跑来，老远就大声喊着：“徐同志！你到哪儿去了？我正找你吃饭呢。”
对五生叔的行动，徐翠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想：他为什么找我吃饭呢？
“我杀了猪，要请你吃一顿！”五生叔跑步上来兴奋地对徐翠说。
“为什么杀猪?”徐翠有点诧异。
五生叔大笑着说：“真把你累昏了，连明天过阳历年也忘啦。”
“过阳历年你还杀个猪？”徐翠仍难理解老人的行动。
五生叔说：“找你吃饭就是商量这个事的，我想明天带头去劳军。”
徐翠一听，也很兴奋，忙说：“走！找黄容商量去。你的想法真好，要不，我还把劳军的事忘了呢！”
他们一起往前走，只见小学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在写标语，黄容的小儿子狗仔也穿一身新棉衣，提着石灰罐子活跃在学生群中。他一见徐翠，就把石灰罐子一放，跑到徐翠面前问：“徐同志！我妈说我钉土匪家属的牌子钉错了，是你说的？”
徐翠抚摩着他的头，说：“是我说的。你们的积极性很好。不过，钉‘土匪家属’的牌子是不大好的！”
狗仔说：“好，那我就把它拔掉！”说罢，就一溜烟地跑了。
徐翠远远地喊：“狗仔，你妈呢？”
“妈妈在农会。”
徐翠笑着看看五生叔，正要往农会走。只见黄容已从农会里出来，迎着徐翠说：“徐同志，我正等你呢！快去农会看看吧，好多人吵着要去劳军，土生今天也要当民兵了。还有，桂花昨天夜里，摸着黑就去找大桥。大家的劲头真大啊！”
徐翠望着农会墙上的标语，兴奋地想：看来，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