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像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个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天后宫”。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官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第二区人民政府”。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上个圩还没有哩！”“是刚刚挂上的！”“真神气！”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饮事员，有什么资格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像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大街上，赶圩的人拥来挤去。人群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干部，从东边圩场走来。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脚上穿一双草鞋。身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文件和一些牙膏、口盅之类的日用品，袋口露出一本卷成圆筒的书，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她肩膀上挂着一支用花灯芯绳子系着的光闪闪的驳壳枪。她的右手紧紧地抱着枪柄，走得很快，头发迎着微风掀动，拍打着像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苹果似的脸儿，显得英姿勃勃，威武异常。
围在区政府门口的人们，被这位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纷纷转过头来，望她一眼，闪开了路。有几个认得她的人，向她打着招呼。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走到门口，她却停住了步，望着门口的青年人。
不等她开口，青年人就抢前一步，迎着她喊了一声：“徐翠！”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随口问一声：“老胡！你在门口做什么？”说着，她眼睛忽地瞟向黄木板，一种新奇的感触，轻轻地爬上她的心头。
老胡说：“区长要我在这放哨。”说完，又很神秘地凑近徐翠，低声说道：“新来了一位区长，你知道吗？”
徐翠一听，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忙问：“什么样子？”不等回答，又问一句：“区长在哪？”“在他屋里。”老胡的话还没有落音，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跨上石阶，一面说着：“我去找他！”
徐翠在解放前，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参加过桂北游击队，解放前夕入的党。解放后不久，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二十天前，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代理二区区工委[2] 书记、机枪连的冷指导员随连队离开了二区；而当时的区长不是党员，县委才决定派她到二区担任妇女主任的。在党内她负责支部书记的工作。她到这里不久，就到靠近土匪活跃地区的莫家山村去，领导那里的民兵与群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昨天，她收到区里叫她回来研究工作的信。从信中她知道新来了一位区长，名叫王群，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消息，使她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她猜想着：新来的区长，一定是一位三四十岁，很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样一来，工作可就好搞了。她反复地思考着：见着这位区长时，区长将会问她些什么，她应如何回答，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要求区长指示？她的脑子一直在翻腾欣喜中交并着希望、焦急与惶恐。这种特殊心情，使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区长。
进了大门，左边，也就是靠河的一边，是一排陈旧的房间，这便是干部宿舍。中间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徐翠就住在紧挨会议室的房间。右边是一个大殿，大殿旁边，是一座残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间小木板房，其中与徐翠住室斜对门的一间，就是区长室。
徐翠一到院中，没有顾得上回自己的房间，就跑向区长室。她敲了敲白杉木板房门，里面回答一声：“请进来！”她轻轻地推开了门。就在这一瞬间，徐翠惊呆了：在她面前，除开十来个农民外，连个老干部的影子也没有。她的目光，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的青年干部身上，因为他面向窗户，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像一位姑娘似的，脸皮白中带红，柔和细腻，看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对方放下笔，转过脸时，她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年轻的新任区长，有一双精明闪光的眼睛，黑亮整齐的弯眉，椭圆形的脸，显得十分清秀。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整齐，甚至脖子的风纪扣也紧紧地扣上了。当她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她刚刚那股活泼热情的劲儿，突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心跳。热血骤然涌了上来，她的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
王群一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不由地也怔了一下。他匆忙地打量了对方：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视的大眼睛，颊上潜伏着的两个酒窝，忽隐忽现，乌黑而厚实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朴素、泼辣、活泼而美丽的印象。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不！没有见过。他想起了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详细介绍，莫非她就是徐翠？于是，他立即站起来，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我是王群，你……”
“我是徐翠。”徐翠答应着，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
“来，这边来！”王群请她到里面坐。
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谈话，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她没有向里面迈步，只是说：“你们先谈，我把东西放下再来。”随着，拿起东西，回转身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就听到王群在说话了。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倾听着那刚毅坚定、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的声音：“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想跟我们捣蛋。不用怕，政府一定给你们做主……”
她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这时，几个农民已从王群房中走出。她不由地回转头来，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民，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回去讲给地主听，就说是我讲的：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坚决不准退佃！”他用手狠狠地向下一劈，表示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几个农民点着头走了出去。
新任区长与徐翠的想象距离太远了，她心目中的老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由于变化得太突然，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是那么年轻，仅仅比自己大一两岁，他能担负起自己心目中的老干部的重任吗？……
徐翠走到自己房门口，房门没有锁，想必里面有人。她用手推开了门，一位十五六岁，生得小巧玲珑，穿着一身短小的士林布学生装的小姑娘，笑嘻嘻地跳过来，伸手搂住徐翠的脖子，发出清脆的叫声：“徐翠姐！你回来了？人家正想你哩！”
小姑娘名叫石屏，是解放后才从学校出来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她是第一批参加青年团的，对实际革命斗争的向往，促使她离开了仅仅差几个月就要毕业的学校，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不久前，她被分配在二区担任青年团的干事。她和徐翠同住在一个房里。在政治上，徐翠是她的老师，在文化上，徐翠又是石屏的学生。因此，两人感情很好。
石屏松开手，继续说道：“徐翠姐，来，帮我们评一评，看谁的观点正确。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打起来，李奇却说很难讲。”石屏说着话，就跑到窗前去倒开水。
石屏一闪开，徐翠这才清楚地看到：床边还坐着财粮助理员李奇。这时，他已站起来与徐翠让座了。徐翠接过石屏递过来的开水，放在桌上，与李奇打着招呼，同时，仔细地打量着李奇的表情，思考着如何回答石屏提出的问题。
引起徐翠深思的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个子矮小、脸胖胖的财粮助理员，是一位留用人员。解放前，他是国民党乡公所的干事，与我们地下工作同志有过联系，供给过情报。解放后，虽然工作表现还老实，可是政治上不开朗，胆小怕事，旧职员的作风太严重。因此，徐翠和石屏是不大喜欢他的。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们往往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每当双方的意见发生矛盾时，总是李奇先让步的。徐翠很清楚，他的低头认输，并不能说明他的思想已经通了。现在，她听了石屏的话后，为了不使李奇太难堪，便很婉转地说：
“是很难讲，只要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这些反动派存在一天，就不敢保险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她边说边放下自己的雨帽、口袋，“不过，目前是打不起来的，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还不敢发动大战。”
李奇揣摩着徐翠的意图，顺水推舟地点着头说：“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
石屏却以轻蔑的口吻重复着李奇的那句话：“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然后紧迫地追着问：“你不是刚刚还说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吗？怎么又改了口？”虽然，她的态度显然是在开玩笑，但李奇却感到十分难堪。
徐翠一听，就情不自禁地接上去说：“那是敌人造谣，不要信那一套！”说到这里，她忽然转过话头问道：“你们近来听说过什么谣言吗？”
李奇眨巴眨巴着眼睛，没有作声。石屏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我刚从乡下回来。谣言可多啦！讲得最多的就是刚才我和李奇争的这个问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还有人说，李宗仁、白崇禧要回来过中秋节哩！哼，我才不信那些鬼话！还有……”
徐翠掏出了小本本，记录着石屏的话，心中不住地打着算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反复的宣传，怎么还有不少人担心呢？现在，像李奇的见解，说明了我们的干部也受到谣言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采取什么措施呢？对目前形势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呢？从国际形势联系到下面的工作，应作出什么样的正确结论呢？她一时还有些模糊。如何回答这个难题，不由地使她想起了王群。于是，她翻开小本本，在准备与王群交谈的问题中，加上一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问题。
徐翠经过与李奇和石屏的交谈后，初见王群时的那种紧张心情，已慢慢安定了下来。此刻她又去找王群。一进屋，还没坐下，就和王群同时抓住了桌子上的热水瓶。
王群说：“我来！”
徐翠说：“我自己来！”
王群开玩笑地说：“这里我是主人。”
徐翠仍不放手，闪动着两只大眼望着王群说：“从时间上讲，我是主人，你才来三天，我来二十天了。”
在这简单的对话中，王群很敏感地觉察到，站在他面前与他争辩的这位女同志——他今后工作中的助手，有一种与自己很相像的性格。于是他让步了，伸手接过杯子，用和解的口吻说：“是的，我们都是主人！”
两人面对面坐下来，望了一阵开水杯上袅袅上升的白汽之后，王群就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谈谈下面的情况吧！”因为，他刚刚听到一些农民反映地主有退佃、不遵守减租法令等行为，微微地感觉到，下面有一种不平静的空气在波动着，所以急于想听听刚刚从乡下回来的徐翠的意见。
徐翠早已掏出了自己的小本本在翻动着，听见王群问了，忙抬起头来，用征询的语气问：“从哪里谈起呢？”
“随便谈吧！”王群说。
于是，徐翠又望了一眼小本本上写有“基本情况”几个大字的那一页说：“我在的那个行政村[3]，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的，离这里三十五里[4]。主村叫莫家山，在三个村的最南边。这个村，三面靠山，东面是一条小河，形势十分险要，因此，农会就设在那里。靠西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巢山，东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黄山。巢山问题不大，黄山是土匪出山必经的路口……”
王群感到徐翠的神情有些拘束，就从中插上一句：“这样说，你是在虎口里住着啦！”
徐翠随口答道：“说在虎口里住，有点过火。不过，我常想，住在莫家山这鬼地方，真是同在悬崖上行走似的。”
“那么，你讨厌这个地方吗？”
徐翠感到对方似乎误解了自己，就忙辩解说：“不，不，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我只是说有危险，丝毫也没有讨厌它。相反，我很爱这个地方，才二十天，我和很多干部、民兵都搞熟了。”她见王群满意地笑了，又高兴地说下去：“其实，说危险，也并不太危险。这个村是我们区的老重点了，一解放，解放军的机枪连就驻在那里，那里的民兵、农会，是全区组织得最早，也是最好的。”她一时忘记了工作中的困难。
王群问道：“除了农会、民兵外，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他加重了语气，“我说的是特点——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抓住特点，抓不住特点，就会迷失方向。”
徐翠稍微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想，莫家山的特点是三多……”
王群顿时情绪高涨起来：“三多？嗬，有意思！”
徐翠接下去说：“第一，干部、民兵多；第二，地主恶霸多；第三，土匪家属多。”
“有具体材料吗？”
“有！你讲吧，要什么材料？”
王群说：“请你谈谈有关的数字——全村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你说的‘三多’各有多少？民兵的枪支弹药的配备情况如何？敌我思想动态怎样？”
徐翠根据王群的要求，边翻着小本本，边讲着。从她的叙述中，王群清楚地感觉到：莫家山的确是个敌我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地方。全行政村有一百七十三户，除去六十二户军、工、烈属与经常参加活动的民兵、干部，有四十四户是土匪家属，十三户恶霸地主，剩下的五十四户，有的家里没有年轻人，有的是通过匪的。莫家山基本情况虽很复杂，但谈到目前的敌我思想动态时，徐翠却谈不出太具体的东西来，似乎那里是风平浪静似的。王群觉得奇怪了，便又追问下去：“据你看，现在莫家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徐翠不假思索地答道：“这还用讲，当然是敌我矛盾！”
王群又问：“除了上面谈到的，还有什么情况吗？”
徐翠说：“我们的民兵离不了部队。部队一来，民兵、干部情绪就高涨，意见也容易统一；部队一离开，干部、民兵情绪就低落，分歧意见也就会多。干部、民兵是这样，群众更不用说了。”
王群站了起来，习惯地在房内走动着。经过一阵思索后，他若有所悟地停下来说：“是不是也同别地一样，干部与民兵队伍，组织还不大纯呢？”
为了回答王群的疑问，徐翠介绍了莫家山的干部情况：“主要干部是这几个：民兵队长黄干，佃农出身，解放前杀过地主黄维心的父亲和弟弟，现在表现很积极，村上的工作主要是靠他；妇女主任苏凤姣，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干部，只是她的历史情况我还没弄清楚，这个人工作表现虽还不错，就是爱与黄干吵架；村长黄蝠，解放前当过几个月伪甲长，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农会主任莫威，很少讲话，但工作很踏实。这些干部，在过去的减租退押斗争中，都是主动接近部队和工作队的，除苏凤姣外，他们家中也都很穷……”她还想谈谈出席过省农代会的妇女代表黄容的情况，但考虑了一下之后就没有谈了。因为，黄容虽是个出身很穷苦的农民，本质上是好的，但目前表现并不太积极，究竟能不能在短时期内把黄容发动起来，她还没把握。这样，就很难表示自己的肯定意见。在一位新到的领导同志面前，谈出自己不能表示明确看法的情况来，似乎不太必要。
听了徐翠对莫家山干部情况的介绍后，王群进一步看出，情况很不简单。同时，他也从中认识到：徐翠不仅有着顽强的性格，而且，她的工作是深入、细致，并能正确分析问题的。这使他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丫头出身、入党与参加革命的时间都不算长的女同志的成长过程。但由于初次见面，他没有问她私人的事。现在，他继续询问黄干与苏凤姣的历史情况。
徐翠说：“黄干，没有问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了，讲起他的历史，话长；苏凤姣名义上是苏老寡妇的女儿，可是解放前，她有十多年不在家，一时还搞不清她在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不过，也初步了解到一些。现在，我详细谈谈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好，谈得越详细越好。他们的历史情况，一定要弄清楚。”王群说。
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照在窗子上，一缕光线穿过薄薄的绵纸，溜进了房内。她正轻快地翻着小本本，准备讲述黄干与苏凤姣的情况时，门外面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来。王群忙站起身，走了出去。
王群听完了电话，把听筒放下，见徐翠已站在他的身边，问道：“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徐翠说：“徐政委。”
王群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对吗？徐政委说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
王群边走边说：“是的，有很重要的指示。”他们走进了房门，继续方才的谈话：“徐政委说，敌人以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这几天，省内不少地方土匪闹暴动，打农会，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昨天，我们县西山区的土匪也在暴动，机枪连已经调到那里去了。我们这里，从目前情况看，也可能不会例外。因此，县委决定，为了避免干部损失，暂时把区里的干部全部从乡下调回区来，等候县委指示再下乡，并要求我们加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消息，对徐翠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尽管躲在大山中的土匪，还威胁着莫家山的安全，但那不过是个暂时的现象罢了，土匪很快就会被解放军消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虽然扰乱着人心，但，那也只不过是谣言而已，一经揭发，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她绝没有想到，土匪竟敢搞什么暴动！因此，她不安地问道：“是真的？”
王群十分认真地答道：“徐政委讲的，还会有假？”
徐翠抱着难以理解的心情说：“过去几个月，虽然土匪仍很猖獗，但除了山区与接近山区的一些村子，大部分地区还是平静的。我想，土匪很快就会被我们全部消灭，怎么他们还敢发动新的暴动呢？你们老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提到家乡，王群滔滔不绝地说：“拿我们河南来说，土匪活动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刚解放，大军一过，他们还摸不到我们的底，就都潜伏了下来，地方上一时显得风平浪静。但这种平静是不正常的，过了一些日子，他们以为有机可乘了，就又开始活动了。看起来，广西的土匪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广西与河南有它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山多、洞多，反动势力也比较雄厚，同时，解放前夕，敌人布置了特务转入地下进行捣乱。因此，广西的对敌斗争，要比河南复杂、艰苦、困难得多。比如说，说不定我们区政府内部就有暗藏的敌人，他们是以各色各样的面目出现的，很难一下子被发觉。因此，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丝毫也不能麻痹轻敌。而且，不仅要时刻准备着应付土匪的突然袭击，还得严防暗藏敌人的阴谋活动。刚才，我要你弄清楚黄干与苏凤姣的历史，就是为了这个，以便确定：我们应该依靠谁，打击谁？”
由于一种好奇心，徐翠一直虚心地注视着王群那种精力充沛、自信心很强的谈话神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方的叙述与论断。她深受感动，现在完全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并不是一位懦弱无能的白面书生，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朝气蓬勃的领导同志。由于这一情况的变化，她准备要提出研究的问题，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是当王群又一次提起黄干时，她才又犹犹豫豫地问一声：“那么，现在继续谈黄干与苏凤姣的情况吧？”
王群说：“不，回头在工委会上再谈。等民兵大队副、公安助理员一回来，立即开工委会。现在，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按照县委的指示，把我们的干部调回区里来。这样，力量一集中，土匪就啃不动我们了。如果敌人真的暴动起来，那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那样一来，潜伏下去的渣滓就会浮在面上了，我们就可配合部队，集中力量，来个一网打尽。”
徐翠一听王群决定要立刻调干部回区，对着窗子向外喊了一声：“小黄！”
大门口传来了老胡的回话：“小黄赶圩去了。”
王群已明白了徐翠的意思，忙说：“不用了，我们自己去吧！”说着，就取下挂在墙上的驳壳枪，检查了一下顶膛火的子弹，关好保险，准备动身。徐翠站起来，望了王群一眼，说：“走吧！”两人就一起向外走去。
离开区政府大门不远的地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一个身穿干部服，二十七八岁，有一副蜡白的洼斗脸、尖下巴，眼皮一闪一闪的人，穿过人群，向区政府走去。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惊叫一声：“这是什么？”那人像被蝎子蜇了似的猛然回过头去。一个农民，手中拿起一张刚刚从地下拾起的绿色油印纸，跑上前交给穿干部服的人说：“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穿干部服的人接过绿色油印纸，默默无声地看着。周围的人很快地集中在一起，把他团团围住。几个识字的人，伸着头争看纸上的字。过了一会，穿干部服的人好像很生气地扬着手中的纸大呼大叫起来：“走开！走开！这有什么好看的，是国民党的反动传单！”说完，他就想往区政府走去，然而人们把他围得更紧了。不少人好奇地问着：“什么反动传单？””说的什么？”他又一次咆哮起来：“反动传单就是反动传单！不准你们问！”
就在这时，王群和徐翠挤了进来。“黄石！你瞎喊什么？”王群声色俱厉地问道。
黄石怔了一下，然后谄媚而又装成严肃地说：“区长，你看，国民党的反动传单。”
王群拿过那张绿色油印纸，双眉紧皱地瞟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告民众书”四个大字，最后印着“民主自由联军桂东军区司令部”的衔头。他随即狠狠地用力一揉，油印纸被紧紧地攥在手心。然后盯着黄石问：“从哪弄来的？”
黄石慌乱地答道：“是一个老百姓捡给我的，我正准备拿给区长看，你们就来了……”他回顾一下周围的群众吼叫一声：“捡国民党反动传单的人呢？”他竭力把小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明他在用力搜寻着交给他反动传单的人。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作声。这时，王群忽然叫了黄石一声：“走！回区里去！”黄石见王群表情严肃，有点惶恐不安地跟着走出了人群。
徐翠惊疑地望着他们走了，才回头向群众做了简短的宣传解释，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然后，跑回区里。
徐翠一进区长室，只见王群站在屋中间，气得脸色苍白，厉声地责问黄石：“你是粮仓副主任，国家的干部，为什么帮敌人做宣传工作？你说！”
黄石被王群的震怒慑住了，脸色蜡白，两手发颤。但他并不甘心认错，辩解着说：“我并没这个意思，请区长仔细查查我黄石对革命是否忠诚，远在解放前……”
王群狠狠地盯着黄石，打着手势，大声地制止对方的强辩：“什么有没有意思，你的行动本身，就说明你替敌人做了工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反动传单悄悄收起，即使已经有人晓得了，也只能向晓得的人进行解释，并教育他们。可是你哩，不是这样，你在许多人面前，公开地大呼大叫着，这不是替敌人扩大宣传吗？”说到这里，他稍停一下，仔细审视着黄石的表情，然后继续说下去：“你应该知道，我们是革命干部，我们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革命利益。你的行动，也许是无意的，但从后果来看，却确确实实帮敌人做了宣传。你应该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这一错误，一定要认识！”
黄石眨动着小眼，满肚子怨气地说：“好，好，就算我错了，我要从思想上做深刻检讨，保证下次不敢再犯。”
“就算”二字，大大地激怒了王群，他感到对方既顽固又狡猾，像火上加油似的更加气愤地说：“就算？不能说是就算，应该是确确实实……”他还想用更加有力的字眼去进攻对方。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站在门口的徐翠正以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他。这使他触电似的惊悟到：自己太不应该发这样大的脾气了，应该冷静一些，耐心一些。于是，他竭力压抑着自己的盛怒，把要说的话吞下肚去，转而用缓和的语气说道：“好，你回去仔细想一想，写个书面检讨。”黄石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两人面对面沉默了一会，徐翠走近王群，小心地低声问道：“你怀疑黄石有问题吗？”
王群仔细地看了徐翠一眼，答非所问地说：“我刚才实在气坏了。我这个脾气很不好，你以后会晓得的。我很性急，唉，……应该怎么说好呢？正是因为脾气大，我不大和女同志相处得来……不过，听徐政委讲，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不知为什么，王群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下来，想仔细观察一下徐翠的反应。
徐翠感到王群太激动了，简直有点絮叨，好像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人家似的。但她没有打断对方的话，只是默默地听着。王群一打顿，她仍然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上：“你对黄石这个人的看法怎么样？”
王群反过来问一句：“你的看法呢？”实在的，这时他还没有仔细地、比较成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刚才的盛怒，只是一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而激起的。
徐翠接着说：“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不过，我一直怀疑黄石不是个好人，他天天鬼头鬼脑的，对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刚才的事，我看他也许是有意的。”
“有怀疑的事实根据吗？”王群问。
徐翠想了一下，还很难提出具体的事实根据来，就只好说：“我是这样想。比如说吧，我有时也和你一样，爱有话当面讲，有时批评人失了分寸，他就当着我的面说：‘工农干部嘛，发脾气是经常的事，同志们是可以谅解的。’但对石屏她们，他又说我是什么摆党员架子啦，盛气凌人啦，耍官僚啦。总之，我感觉这个人很不正派，他给我的印象极坏。”
王群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开水，咕嘟咕嘟地连饮几口，然后，把杯子砰的一声放在桌上，气愤地说：“这是一种诬蔑。我们是因为年轻、气盛、政治修养差才容易动火的，怎么能把这些缺点和工农干部扯在一块呢？”停了一会，他又补充着说：“政治上修养好的人，只是不乱发脾气，应该发脾气的地方还是要发。比如对黄石来说，如果是自己人，当然，应多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假如他不是好人，难道不应该在他面前发点火么？”他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刚才发脾气，到底还是不大妥当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根据判断他是一个坏人！”
徐翠想了一会，又问道：“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黄石呢？”
王群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情绪。“我想，在敌我斗争这样尖锐的时候，这些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后要多了解，多注意他的言行。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对我，对你，他都会有戒备的，但对李奇和石屏他们，我想他不会有太高的警惕，应该通过这些同志去了解他。不过，我们要慎重，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还不能肯定他的政治面目，自然就更需要慎重。目前，还是着重教育他。即使是真正的故人，我们也要做到仁至义尽，争取他悔过自新。”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西沉的太阳，忙打住了话头，“就这样吧！天不早了，我们还是通知干部回区要紧。”
徐翠点头同意了。两个人正往外走，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白净面皮，长脸型的孩子，背着驳壳枪跑了过来。他还未站稳就紧张地叫着：“区长！区长！”
王群一看是通讯员小黄，忙迎着问：“什么事？”
小黄站在王群面前，着急地说：“区长，我在圩上碰见一个人，是我嫂嫂外家[5]石头岭的，名叫蒋老九。他们那里是个土匪窝，今天，他手里拿着鞭子，像去买牛，可是又不像！他用草帽盖着半截脸，鬼鬼祟祟的，我实在怀疑他，就在后面跟着，看他到哪里去。可刚去不远，就被一个米粉摊子碰跌了，我爬起来再找他，怎么也找不见了。区长，你看怎么办？”
王群脑中一闪，把小黄所谈的情况，迅速地与黄石交来的那份反动传单联到了一起，形成这样一种概念：敌人的暴动，已经在我们这里露头了，如果能捉到一个土匪，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那该多好呀！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翠，决定三个人一同去圩上一转，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蒋老九或其他什么可疑的线索。
王群一路走着，一路想：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敌人还没抬起头的时候，就卡住他的脖子。不然，我们将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啊！然而，能不能及早掌握敌人的情况，制止土匪的暴动，或起码减轻由于敌人暴动所受的损失呢？这使王群一时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脑子里迅速出现了三天前他在地委向组织上做保证时的情景。
原来，王群是从河南农村调来的。初到广西，他被分配在桂北的一个县的城关区任副区长。在减租退押与征粮工作中，他能掌握新区的特点，充分发动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评为县里的特等模范干部，在《桂北日报》上受到了表扬。这件事，被地委组织部发现了，因此，当地委决定抽调一批得力的区级干部去加强匪患严重地区的剿匪工作时，就指名抽调了他。
三天前，他办好了手续，坐着长途汽车，到地委报到时，组织部的副部长对他说：“王群同志，是这样，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基层工作，地委决定调你到一个四县交界、土匪活动十分猖狂的地区去担任区长。区委书记一下子调不来，暂时你还得兼任区工委书记的职务。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很光荣的……”接着，副部长向王群介绍了即将前往的县、区的情况，并就对敌斗争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然后问王群：“有困难吗？”王群很激动，感到组织上对自己这样信任，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真是太幸福了！他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的工作地区，以疾风暴雨的速度，把土匪全部消灭掉，来回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副部长说：“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激，我保证不辜负党的委托，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至于困难，我想一定不少，但我不害怕，因为我不是孤军作战，还有党的领导，有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支持。请组织放心吧！”副部长满意地笑着，鼓励王群说：“很好，很好，我等着你的捷报！”副部长要留王群休息一天，逛逛“山水甲天下”的名城，但王群急于任务在身，便马上辞别了副部长，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就到了这个县的县城。他马不停蹄，见过了县委书记徐平同志，听到区干情况的介绍和接受工作指示后，当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区。
说是来了三天，实际上还不到两个昼夜呢！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王群通过留在区里的干部了解了一些情况，初步采取了一些改变二区面貌的措施，一直在雄心勃勃地为早一天消灭土匪而寻找着途径。但，直到这时，他才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现实生活中开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场复杂、残酷、尖锐、艰巨、你死我活的斗争。党和人民，只允许他在这个斗争中胜利！而他也坚信，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圩场上，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正流荡着一股股令人不安的“寒流”：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呀，“蒋介石开始反攻大陆了”呀，“李宗仁、白崇禧要回来过中秋节了”呀，“共产党的天下不长了”呀，人们再也无心买卖东西了，三五成群地在交头接耳，咕咕哝哝，互相传播、猜测、估计着各种各样的谣传与可能。
当王群和徐翠并肩而行地经过人们的面前时，他们怀着惊异的心情，望着这两位区里的干部，低声谈论着：“看，新来的区长，多么年轻啊！”“瞧！区长和妇联主任的脸色有点不大对呀，也许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莫讲了，叫他们听见了不好！”于是，人们又装着没事一样，只管和王群、徐翠点点头，各自走去。
王群只顾想着他的心事，开始没有太多地去观察群众的情绪。走了一段路后，徐翠看到了群众的表现，显然和她从乡下回来时看到的有所不同，就贴在王群耳边，低声说道：“你看，群众的情绪似乎有点反常。”
这句话，提醒了王群的注意，他仔细地观察着各色各样的人的面色、神情，暗自思忖了一番，然后，悄悄地对徐翠说：“敌人的反动传单起作用了。”
他们转过一个弯，走到塘边来了，那里本来有些摆小杂货摊的，现在已收了场，行人不多。徐翠就停下脚来，奇怪地问道：“敌人为什么要散发传单呢？这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要做防止敌人暴动的准备吗？”
王群略带一点笑意说：“这是敌人的愚蠢，但也是他们的聪明。你不是看见了吗？赶圩的群众，不少人受到了他们宣传的影响，正在惶惶不安哩！但，这并不能挽回他们的死亡命运。”
徐翠点头同意王群的意见，又急着问：“是不是我们立即在圩上组织一个政治宣传上的反攻呢？”
王群看看已近西山的太阳说：“圩快散了，来不及了，我们好好计划一下，明天再说。现在，我们继续在圩上走完一圈，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起到宣传的作用。有些基本群众，一看见我们就会增加信心。”
他们又继续向前走去。到了小黄跟踪蒋老九的地方，什么可疑的线索也没发现。于是，他们继续去找人通知区干部回区开会。
一家挂着“群益客栈”的门口，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他穿着一身淡灰色的绸子便衣，拿一把芭蕉叶扇子，正悠闲自在地扇着。冷不防王群同徐翠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没有来得及回避，就只好强作微笑地点点头，很礼貌地招呼一声：“区长，徐同志，坐一会吧！”
王群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只见此人四方脸型，面皮白皙，眉目清秀，略有髭须，似乎不像一个普通商人。他点了点头，说声“不啦！”就又向前走去。
走一段路后，王群问徐翠：“晓得这个人的情况吗？”
徐翠说：“不大清楚。”
小黄接上说：“我晓得，这个人解放前当伪乡长，和我们村上的黄坚他们的游击队有过联系。快解放时，国民党把他扣押了两个月，放出来后，他就在这里开客栈。”
王群十分注意地问小黄：“你怎么知道这些？”
小黄说：“是李奇他们告诉我的。还有，我们区有一些干部，一有空就到这里吃狗肉什么的。”
“他叫什么名字？”王群问。
“苏振才！”
王群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小黄说：“你谈的这一情况十分重要。你要注意，不能把我今天问你的话向任何人说，回头我们再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小黄答应着。王群转向徐翠说：“广西初解放时，我看到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没有来得及烧毁的密件，是淮海战役后，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应付时局的指示，其中关于派特务打入地下的手法，和苏振才的情况非常相似，对这样的人，今后要特别注意。”
徐翠暗自佩服着王群的判断，说：“对！过去我对这些问题是不够关心的。”
说着话，他们已走进了区政府的大门。
“群益客栈”的主人苏振才，正如小黄介绍的那样，解放前当过伪乡长。他曾通过当时的小学教师，也就是他的表弟黄石，与游击队的黄坚有过联系。淮海战役结束后，他突然被国民党的县政府逮捕了。不久，他被释放出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老板，在圩上开了一间客栈。这间客栈客人非常拥挤，南来北往，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反动派造出流言，说他通共产党，进步的人又总是发现他与国民党政府的人还有来往。解放后，他却更加点头哈腰地在区干部面前表示他的殷勤和显示他的进步。不久他和几个干部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吃喝。只有区里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同志，才对他有所戒备。
这天下午，他刚刚送走了从山里出来收集情报和组织暴动的土匪情报队队长蒋老九，就在门口碰上了王群和徐翠。这次偶然碰见，使他十分敏感地对王群产生了戒备。王群注视他的那一眼，使他不安，似乎在那一望之间，包含着不可估量的危险。但，当他想起刚刚蒋老九向他传达的一个大规模的暴动计划时，又不禁从心窝里泛起一丝笑意，暗自说道：唔，这一回就要你这个娃娃知道我的厉害！
圩已快散尽，还有些晚归的人，零零星星地从苏振才面前经过，他也无心去理会，尽管想他自己的心事。正当他想得心花怒放的当儿，不防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表哥，你在想什么？”
苏振才骤然一惊，回头看去，原来是黄石来到身边。他忙举手相迎，双双向里面走去。穿过二层院落，他们走进靠后大门的一间小屋子里。然后轻轻把门关起，放下了窗帘，黑暗立刻笼罩了整个房间。两人坐在一张小小的餐桌前，喁喁细语。苏振才问道：“王群来后的情况怎么样？区里有人看到我们的传单吗？”
黄石略微沉默了一下，就忍不住把满腔的委屈，向他这位表兄连珠炮般倾泻出来：“莫提啦！这下可吃不消了。刚才我一拾起老九丢下的传单，不迟不早，恰巧碰上王群和徐翠从区里出来。王群一见，没准我说话，就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他妈的，真窝气，我真想揍他几拳。”
“你是不是有什么漏洞被他发现了？”苏振才问了一句。
这一下黄石更加恼火了，忍不住提高了嗓子说：“我敢发誓，我什么漏洞也没有！”
“他对别的人怎么样？”苏振才追问下去。
黄石随即滔滔不绝地讲起王群来：“他对其他人很好，也很有办法。夜里，大家都睡了，他还不睡，拿着电筒到处照，看见哪个未盖被单，他就偷偷地上去帮他盖好。有个干部生了病，他一天看了许多次。
“往日，大家下河洗凉，总不带枪，大门敞开着，枪支随处丢。他看见了，就向大家讲了一遍，以后大家不管到哪里，都把枪带上。炊事员老胡，往时只管埋头煮饭，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天也拿着一支三八式大枪，神气十足地守起卫来。
“还有，区妇联主任徐翠，从乡下一回来，两个人就在房间里咕咕哝哝谈了很久。直到现在，徐翠还一步不离地跟着王群哩！看样子他两人很谈得来。
“总之，王群才来三天，一切都变了样。你看，这个人怎么对付呢？”
黄石一口气讲了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向苏振才求计。
苏振才听完了黄石的叙述，眼前又一次出现了王群那双刺人心脏的眼睛。他完全同意黄石对王群的论述，只是不同意黄石表现得那样惊慌失措。他略微沉思了一下，仍是用那种不动声色的低沉缓慢的语调说：“王群这个人，的确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不过，他到底才来不久，根基还不是很深，这次我们的队伍出山，打他个措手不及，大概不会让他跑掉。”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望着一言不发的黄石，又郑重其事地嘱咐着：“为了防备万一，这次山里来打区政府时，不到万不得已，你要尽最大的努力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万一这次不能打下区府，以后对王群要特别小心，一方面要多顺着他来，另一方面也不要使他感到你是有意做作。现在要特别注意的是，从今天起，你不要再轻易到我这里来了，也不要再让区里的干部到我这里吃吃喝喝。有什么事，以后我去找你！”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区里的干部要开会了，黄石临走又想起了蒋老九，问道：“老九回山里去了吗？”
“去黄山了。”苏振才站起来随口答道。
“他去做什么？”
“快回去吧！这你以后会知道的。”苏振才把黄石推了出去。两人又称兄道弟地走向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