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仓一看大伯和二伯来了，肯定要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其实对于任何一位来看喜的亲朋，大仓都是用这种喜出望外的热情来招待。
二伯一看大仓，也顾不得随礼了，赶紧转身要跟大仓攀谈几句。
却被大哥给拽住了：“你先拿上钱，让人记着你再拉呱。”
二伯一听也对，赶紧掏出二十块钱递给桌子上收钱的：“潘启亮，二十。”
收钱的接过钱，记账的秉海村长在账本上记下潘启亮的名字和钱数。
潘启亮这才往后一退，转过身来热情地跟大仓攀谈。
以前的时候，就是老歪刚坐山招夫来到梁家河的前些年，跟两个哥哥走得不是很近乎。
尤其是大哥和大嫂，完全看不起这个坐山招夫出去的三瘸子。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仓娘在男人这边从来没缺了礼数。
但是大哥和大嫂反应相当冷淡。
二哥和二嫂相对还算热情一点，但从内心里，总是对老三这边有些轻视。
毕竟老三身有残疾，逼不得已招赘出去，他自己的身份在梁家河属于下等人，他老家的人也觉得掉份儿。
至于大仓娘，也不过是个寡妇，带着嗷嗷待哺五个孩子，确实也没有值得别人高看一眼的资格。
二哥和二嫂对老三这一家以礼相待，已经算是很善良了。
只不过到了后来，老三的继子一个个长起来了，尤其老大，感觉很有出息的样子。
就在潘家兄弟的母亲摔断腿，正好赶上做寿的那次寿宴上，老大和老二亲眼看到很多大干部都来参加母亲的寿宴。
这可都是冲着大仓的面子来的。
这让老大和老二对大仓家都高看一眼。
而二哥和二嫂本来跟老三一家关系就挺好，这样一来就更好了。
老大两口子摄于三瘸子继子的人脉厉害，那一段时间跟老三一家也十分客气。
兄弟仨轮流赡养老母亲这事，也得以顺利达成一致并得到执行。
只不过，家里突然多出一个瘫坐在炕的老娘，每天要端屎端尿，热汤热水地伺候着，这让老大两口子十分不好受。
一句话，他们真的很难做到炕前进孝。
每当老母亲轮到老大家，就是老太太的受难季到了。
最享福的是在老三家——这个人人不看好的儿子，居然让老太太享受到了最幸福的晚年。
轮到老二家里，伺候得也还可以。
但是轮到老大家里，那就是恶言恶语，冷汤冷饭的待遇。
即使老太太为了保全老大的面子，尽量忍着不说，但每个人都是长着眼睛的。
每次从梁家河把老太太接出来，那都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
可是等到老二再从老大家接母亲出来，明显瘦了一圈，人也萎靡不振。
一看就知道伺候得很差，甚至是受到了虐待。
这个情况后来让大仓娘知道了。
她可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明明老歪坐山招夫出来，其实是接替过世的梁秉仁，对秉仁兄的父母、老婆、子女负责的。
就是说，从父母兄弟同意他坐山招夫的那一天起，老歪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没有了赡养义务。
但是大仓娘并没有推卸掉这份责任。
依然像自己嫁给启新一样，对自己的婆婆承担起了一个儿子该有的责任。
这已经是尽到了自己义务之外的责任，已经是相当高姿态了。
并且，即使这是大仓娘份外的责任，她依然对婆婆嘘寒问暖极尽孝道。
连老歪的继子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奶奶也很孝顺。
孩子们在家的时候也都是抢着给奶奶端屎端尿的。
大仓娘认为自己家做得可圈可点。
也就理直气壮。
看到大哥大嫂虐待婆婆，她当然有底气去他们要个说法。
没想到这一去，捅了马蜂窝。
大嫂不但不承认待婆婆不好，还对老三媳妇各种指责。
妯娌俩当初就吵了起来。
大仓娘一气之下，赌气剥夺了老大两口子的赡养资格。
让二哥和二嫂伺候一轮，她伺候两轮。
这个赌气对于大哥大嫂来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
是你不让我们伺候的，那我们就不伺候了呗。
从那以后，直到老太太去世，大哥大嫂都再没把母亲接来家一次。
老三一家跟老大一家，几乎断绝了来往。
所谓的“几乎”，是指逢年过节，大仓娘才不伺候他们呢，去看二哥二嫂，也不到大哥家了。
但是老太太去世，这事还得兄弟仨一块儿承丧。
把老太太发送出去，兄弟仨还得在左邻右舍的见证下，把丧葬费用结算一下。
就是丧葬费用一共花了多少，然后看看收了多少礼金。
如果礼金不如丧葬费用多，那么差多少，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如果礼金没花完，剩下多少，兄弟仨也是均分。
原则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老太太这次葬礼，多了好多原先没见过的随份子的朋友。
而这些原来没来过的朋友，偏偏随份子的钱数都很多。
这些拿钱多的朋友，无一例外都是老三继子大仓的朋友。
是他们听说大仓的奶奶去世了，相互之间知道了，就赶过来随了份子。
比方说，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家里打电话到车队上通知大仓。
当时是石国良接的电话，他既然得知这个消息，肯定要去随份子。
而他去随份子，不管怎么说孙业霞和建刚，那都要随份子。
建刚随份子，富贵也要随份子。
还有孙延成、孙业富、孙业委等人。
这些人都闻风而动来随份子。
偏偏这些人都有钱，而且每个人都感觉欠着大仓很多人情，所以出手都很阔绰。
本来村里有丧事，不是很亲近的关系，一般朋友的话，拿五块钱就很好了。
那时候即使最能出钱的闺女女婿，每个女婿最多也不过拿几百块钱，已经是顶天了。
可是大仓的这些朋友，每个人都拿了五百块钱。
要知道，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家办个丧事，收的全部礼金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百块钱。
而办丧事的费用，也不过就是三五百块钱的事儿。
虽然现在越来越富裕，农民手里有点余钱了，条件好了。
但是一般的农户办丧事，基本还是有一定标准的。
这个标准不是官方规定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各个村里自己约定俗成的。
比方说招待客人的宴席上什么是主菜，几荤几素，喝多少钱的酒，抽多少钱的烟，这些都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
那时候一桌酒席，基本就是一二十块钱的成本。
即使一个丧事有二三十桌，加上其他费用，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成本。
可是潘家老太太的丧事上，突然来了好多有钱人，每个人一出手就是五百块。
这可把村里人给震惊到了。
尤其当时石国良他们来随份子的时候，桌子上记账和收钱的人，一听一个人出手就是五百，当时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当他们看到这些有钱人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在手里反复点了，记在账上了，这才有点相信这不是做梦。
村里办丧事，什么时候见过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啊！
其实就孙延成、石国良等人，对于下边村里随份子一般拿多少钱，他们很清楚。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欠着大仓人情，而且知道这是大仓继父的母亲去世。
反正他们自己手里有钱，拿几百块钱出来小意思，干脆就给大仓长长脸。
要知道村里办丧事，基本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要过来主持。
他们多拿钱，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看在眼里，给大仓长脸，也让大仓的继父更有面子。
只不过丧事结束的当晚，在村里头面人物的主持下，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但凡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比方说村委一干人，还有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明白人。
他们在主持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提出大仓朋友随份子这事。
老太太的丧事，全部费用算下来，花了不到五百块钱。
可是大仓那些朋友，每一个都拿了五百块钱。
这个丧事剩下的钱太多了。
村里头面人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每人五百随份子的朋友，全是启新继子大仓的朋友。
也就是说，这些人随了份子，其实都是大仓的人情债。
等到这些人家里再有喜事丧亡，启明和启亮肯定不会去随份子。
但是大仓跟人家有来往，那就必须去随份子。
人家一个丧事就随份子五百，大仓再去随份子的时候，肯定不能少于五百。
也就是说，这些钱到时候都得大仓还给人家。
所以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就提出，但凡不属于老潘家这边的亲戚朋友，而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
而且是每个人拿五百的这些，都得把钱给大仓留出来。
也就是说，这些每人五百的钱，都得额外拿出来给老三启新，让启新拿回去再交给大仓。
刨去这些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剩下的份子钱汇总，然后再算总账。
主持人这样说，那些共同主持的村委一干人和族里老人，都表示认同这个说法。
老二潘启亮也表示认同，感觉这样是很合理的。
可是，唯一一个不认同的，是老大潘启明。
作为家中老大，他是具有身份权威的。
这份权威就是，在今天葬礼上收钱结束，就是农村所谓的“封丧”之后，所有收到的钱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就交给老大保管。
这是家中老大的权力。
此时此刻，这个钱箱子就由老大抱着。
兄弟仨，以及村里的见证人，都在等着老大把箱子打开，大家开始分钱。
可是，潘启明抱着那个箱子，死活不撒手。
他的理由很简单，箱子里这些钱，都是给自己母亲去世的份子钱。
母亲走了，这些钱就必须由儿子们平均分。
所以，额外拿出那块大头给老三，他不服。
坚决不认可。
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见他有点不明事理的样子，只好耐着性子，把道理跟他再说一遍。
其实潘启明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见钱眼开。
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摆在面前，他岂能不动心。
对于主持人的道理，他知道是对的。
但是他绝对不能认可。
一旦认可，几千块钱就没了。
于是瞪着眼对主持人叫道：“我就问你一件事。
现在咱们算账，收的这钱是剩下了。
可是，如果今天算账，咱们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还缺三百。
你说是让老三一个人补上呢，还是由我们兄弟仨一人一百补上？”
主持人毫不犹豫道：“如果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肯定是你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啊！”
“对，这话是你说的。”潘启明就像抓住了对方的漏洞：
“如果不够，我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反过来说，如果剩下了，是不是也应该兄弟仨平均分了？”
“是啊，”主持人说，“道理上应该是这样，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哎！”潘启明按住主持人的胳膊，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那就不说别的了，看看剩下多少，兄弟仨平分就是。”
主持人一看潘启明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的见钱眼开无理反缠，怒道：
“跟你怎么说不明白了，按道理说，是应该兄弟仨平分，可是——”
潘启明再次打断他：“没有可是，咱们就按道理办事。”
主持人给气得都要背过气去了。
潘启明明显不讲理，这是要耍赖啊！
其他诸人也纷纷指责潘启明这样不对。
可是潘启明抱着钱箱子，坚决不撒手，坚决要求按道理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