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拉登无法入眠。他辗转反侧，忽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跳了出来。他再次想起了利朋登载的寻找马车夫的启事。由那则启事看来，提供答案的只有两人，一是马车夫本人，一是雇用他的那位男子。雇主是肯定不会说了。马车夫要是收了重金，或胆小怕事，也就不会露面了。寻人启事没有成功就在这里了。不直接找马车夫本人，改为找他的朋友的话，会怎么样？或者找那位男子的雇主呢？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开灯拟稿：
敬启者：
有一位因不实之罪入狱的人，缺少证据被当做杀人犯，并被判有罪。能够提供证据的只有一位没蓄胡子、脸型突出的白发马车夫。如果这位马车夫的雇主(去年三月以前雇用过他)或是能为此事提供线索者，请务必与本人联络。我是一位私家侦探，正在为这名可怜的嫌疑人工作。本人保证不使马车夫有任何不便。下午八点到十点之间都可在下述地址找到本人。符合上述特征者，本人将奉上五法郎。提供本人必要之线索者，将致以五百法郎以为酬谢。
他署名为夏鲁，地址是里昂街的阿鲁鲁旅馆。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去了嘉迪尼货运站，找到负责桶子搬运的那两个工人。请他们在这几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他预订的旅馆房间认人，每晚付他们五法郎。工人很乐意地答应了。
当晚无甚收获。拉登回到自己住的旅馆，收到了克林顿寄来的信。说伦敦的警察有两个发现。第一是菲力克斯同波瓦拉夫人在巴黎习画期间曾相爱过，时间不长，却还谈婚论嫁了。第二是班里警官找到了事发的那个周四早上，在沃塔鲁车站载上桶子运到克劳斯车站的那个马车夫。
信上说，周二晚七点半左右，有一个皮肤黝黑、蓄着胡子的外国男子，来到沃塔鲁最大的货运行——强生公司，要雇一个马车夫和一个空着的仓库。他让马车夫在第二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在沃塔鲁车站等他。第二天，两人碰面后，将桶子从开往萨桑布顿的货车上取了下来，装上马车。马车把桶子送到仓库去了。车留下，马让马车夫牵了回去。黑胡子的男子让马车夫明天(周四)过来将桶子运到克劳斯去，再送往巴黎。运费和小费都给了。当马车夫问起桶子要送到巴黎的什么地方时，男子说他会在桶子上标注清楚的，让他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桶子上已贴上标签了，写着巴黎北停车场手提袋存寄处杰克收。当马车夫被问及能否指认这个黑胡子的男子时，他回答得很肯定，实际却不然。他与菲力克斯面对面时，只觉得很像，却不能肯定。
克林顿的这封信，更是激发了他的兴趣。他彻夜抽着烟，坐在椅子上思考着。信里说的那段时间，菲力克斯毫无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所以，无法正面证明菲力克斯的无罪。他又转到波瓦拉有罪的假设上去了。在这里，也许可以对他的不在场证明提出质疑。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都是经过实地验证和整体调查的。可那打字机又怎么解释呢？波瓦拉要有罪，他如何来的那些不在场证明？他要无罪的话，为什么要那样处理打字机和打字员呢？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到了阿鲁鲁旅馆，和那两个工人等在那里。回函很多。其中有些提到他们能够说出一些线索，并附上了姓名和地址。拉登将这些信做成一个表格，对那些未来旅馆的人，准备前去查访。
正当他在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访客出现了。男子的脸修得很干净，一头白发，脸型不是很有特色。根据两个工人的暗示，拉登给了他五法郎将他打发了。之后又来了好几个。十点钟的时候，来的人有十四个了。没有一个被认可。接下来两个晚上来的十多位都被否定了。
第三天，又来了一封克林顿的信。
这位律师在信里说，那位将桶子运往伦敦的马车夫的经历让他非常吃惊。他惊讶于那么优秀的人居然会去做那种工作。他将男子领了回来，从他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中有了重大发现。马车夫名叫约翰·希尔。四年前，他是警察厅的一位警察，业绩良好，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惜的是，他同上司发生了冲突。希尔没有说得很清楚，据克林顿判断，是因为私人问题——和女人有关。以后的工作中，希尔不时与人有冲突。对此，他本人也引以为憾。最终他被炒了鱿鱼。后来工作找了很长时间，总是不能如愿。就只好当了马车夫。
“可是，”克林顿在信里说，“俗话说，在他是坏事，在我未必就不是好事。希尔今天的这种身份，反倒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他有过良好的观察训练，对那个要将桶子运往伦敦的人提供了很具体的说明。他说男子将钱递给他时，发现他右手食指第一个关节上有被火灼伤过的疤痕。他在警察局没说，他对警察没好感。”克林顿当然去验证了。菲力克斯没有马车夫所说的伤痕。
最初，拉登以为，有了这个马车夫的证词便可证明菲力克斯无罪了。再对波瓦拉的手做一次验证，若有所说的疤痕的话，案情就大白了。仔细再一想，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的不在场的证明还是不可推翻。只要有了不在场证明，任何律师都能将他的无罪辩护做成功。对陪审团来说，不在场证明是最关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况且，马车夫的证词也许不可采信。据马车夫说的，他对警察那么反感，有可能有意制造与警方相反的证词来否定警方的结论。
不如先将这个问题搁下，去看看波瓦拉的手。要是他的手上有疤痕，就能肯定希尔说的雇主就是波瓦拉了。
十一点左右，拉登叫了一辆计程车，司机看上去很机智。他让车开到香槟街尽头。拉登下了车，又坐到了抽水机厂对面的咖啡馆。计程车则照他吩咐的慢慢地开到街对面去，好让他随时可以上车。
十二点一刻左右，波瓦拉走了出来。拉登隔着街道跟着他，计程车则缓缓地紧随着。不久后，拉登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而得意。波瓦拉走到街道尽头后，挥手叫了一辆计程车，疾驰而去。
拉登坐上跟在身后的那辆车，让司机盯住波瓦拉。车开到了澳裴拉大街的贝利尼店。波瓦拉进去了，拉登也去了。
餐厅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就长。拉登进去后发现波瓦拉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在那里。拉登选了靠近柜台的一张桌子，要了一份快餐。他先将钱付了，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波瓦拉看，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波瓦拉似乎并不着急，拉登还来得及享受一杯咖啡。一会儿后，波瓦拉站起身来，前去结账。柜台前排起了一小队伍。拉登也站了起来，排到了波瓦拉后面。波瓦拉伸手付钱的时候，拉登看见了，看见了他手指上的疤痕。
这下错不了了！果然是波瓦拉干的！我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拉登在心里高兴地想道。就在这时，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又示威一般地凸现在他脑海里。有了这一点，他的新发现又要受到威胁了。
拉登接下来要做的是让马车夫同波瓦拉见面指认。他立即跟克林顿打了电话商量这事。可能的话，他们将让希尔当晚坐火车去巴黎。克林顿再打电话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
第二天一早，拉登去了北停车场。英国来的火车上下来一个留着短胡须的高个男子，他皮肤黝黑。这就是希尔了。一起吃过早饭，他们就准备开始行动了。
“较为困难的是，要看清楚就得靠近波瓦拉，但又不能被他发现了。否则，一切都完了！”拉登强调说。
“我知道。”
“戴上假须和眼镜，想他认你不出了。衣服也换换吧。餐厅吃饭时，你盯着点。付账的时候跟住了，伸手时尤其不能放过。”
行动非常成功。希尔说，用不到看他的手。根据波瓦拉的言行举止及身材，他就认出来了。晚上，拉登请了希尔一顿丰盛的晚餐，付了一大笔酬金，将他送上了车。
回到旅馆的拉登明白了，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纯属伪造。毫无疑问，周二晚上七点半时，波瓦拉就在伦敦。两点钟的时候，他不可能在夏兰顿。但拉登就是找不出突破性的反证来。
拉登取过来一张纸，将他知道的地址及时间列在上面。周二晚上七点半，波瓦拉在沃塔鲁车站的强生货运行。第二天，也就是周三十点到十一点，他和希尔将桶子从沃塔鲁运到仓库。从周二晚上七点半到周三上午十一点，他应该都在伦敦才对。周三晚十一点他到布鲁塞尔的马克饭店。这些毫无疑问。
要是从时间顺序来看呢？周二稍有出入。周三上午十一点在伦敦，晚上十一点能到布鲁塞尔吗？拉登查了一下旅游手册，发现下午两点二十分由伦敦出发，晚上十点二十五分可到布鲁塞尔。在十一点左右到达马克饭店完全有可能。波瓦拉曾对利朋警官说他去了马里鲁的弟弟家，但弟弟正在瑞典旅游。他去过，弟弟家看门的人说他不曾看到一个像波瓦拉的人来访。拉登以为，波瓦拉根本没去马里鲁，而是坐上了两点二十分的火车。
后来，拉登想起了波瓦拉说的电话。他说电话是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打电话预订的房间，时间在八点左右。但此时他不在布鲁塞尔，应在从伦敦开出的火车上。从旅游手册可以知道，坐上下午两点半从克劳斯开出的火车，八点该到了哪里？拉登突然想到，船是晚上七点半到奥斯坦丁，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八点四十才开。他那个电话一定是在奥斯坦丁打的。
计划看着简单，可设计得却是很巧妙。拉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利朋无法确定他是否在安葩绣大道吃的饭，以及是否去了莫里剧院看了《特洛伊人》。拉登想，自己这才总算走上了调查的正轨。
关于周三可以做出说明了。但周二呢？怎么解释他的行踪？怎么解释他在夏兰顿的咖啡馆？拉登发现，周三那个电话的漏洞还可以用来解释周二的事情。已经知道的是，中午从巴黎出发，乘客可在晚上七点十分到达维多利亚车站，也能在七点半的时候到达沃塔鲁。这时，他才明白了为什么波瓦拉会在这么晚去货运行。
拉登非常热衷于这种自我盘问的推理方式。此刻，他又回到电话问题上来了。坐上中午从巴黎出发的火车，两点半会在哪里？火车三点三十分才到加莱，两点半它正在中途。波瓦拉的电话不可能在火车上打。那他是否没有坐那趟火车呢？
拉登希望波瓦拉是在中途，如加莱附近打的电话，但事实并非这样。但拉登预感到，自己正在朝真相大步迈进。他又查了一次时刻表。火车到加莱是三点三十一分，船则在三点四十五分出航。之间只有十四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上两个长途电话好像不太可能。他要是波瓦拉，他会怎么处理？突然，他像是灵光一闪，坐上更早一些的火车，在加莱下车也是可以的。时刻表是这样的：
巴黎开出 上午九点五十分 加莱(到站)下午一点十一分
加莱开出 下午三点三刻 维多利亚(到站)晚七点十分
波瓦拉要是以这个时间换车的话，他在加莱就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拉登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波瓦拉在夏兰顿打电话是有目击证人的。转瞬之间，拉登像是皮球泄气了。但他又想，目前为止，他的推论是正确的。这一个难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服务员能确定波瓦拉是在周一去的店里。他假装在打电话，就这么假设吧。但是，打长途电话时，接线员会报告局名的。当波瓦拉从加莱打电话回公司及家里时，接线员难道没说“加莱打来的电话”吗？要是这样，他又如何能骗得了管家和事务所主任呢？
拉登以为，首先要去夏兰顿见见那个服务员，确认一下波瓦拉在那里用餐的日期。或许经过提醒，他能想起来也未必。然后，再去找弗兰索和杜弗雷。跟他们问一问接线员有没有说“这是加莱打来的电话”。这个调查要小心又小心，否则，不管两人说的什么，容易招来波瓦拉的疑心。他想，要确定这个电话的时间，可以去加莱或巴黎的电信局查询。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夏兰顿咖啡馆找了那个服务员。拉登许以二十法郎的重金在查线索。服务员并不显得想要那笔钱，不过，他还是热心地接待了他，并且仔细想了想，但就是想不起确切的日期来。
“你还记得他吃的什么吗？这个问题或许能帮你记起来。”拉登说。
服务员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
“那天有没有换洗桌布、餐巾之类的？有没有刚好有人过来，向你打听这位先生的事情？”
服务员再次摇头，但又停住了，脸上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来：“啊，是的，警官先生！”他热心地说道，“我终于想起来了，你刚才的话提醒我了。那位先生来就餐时，刚好巴斯科先生也在这里。巴斯科看到他时，还问我那是谁。你去问问他，或许他能记得。”
“巴斯科先生？”
“一个药剂师。这条街往前走第十二个店铺就是他的了。他太太上巴黎买东西时，他就来我们这里吃饭。要是可以，我陪你去。”
“谢谢。那就劳驾你了。”
没走多远就到了那家店。
巴斯科身材魁梧，秃头，脸色红润，有些做作。
“上午好。巴斯科先生！”服务员很恭敬地说，“这位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侦探。他来这里是要调查一桩重大的案件。前几天你来我们店里吃饭，记得有一个留着黑胡须的男子也在吃中饭吗？他坐在靠窗的那张小桌边。还打了电话。这些你还记得吗？你还跟我问了那人是谁？”
“记得。”药剂师声音低沉，“那个男子怎么啦？”
“这位先生想知道他是哪天在我们店里吃的饭。我想你大概记得吧？”
“为什么一定要记得呢？”
“巴斯科先生，你那天到过我们店里，应该记得哪一天的。就是你太太去巴黎的那一天——你是这么说的。”
这个傲慢的男子，因为餐厅侍者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的私事，显得有些恼怒。拉登很客气地跟他做了解释：“巴斯科先生，若是你能提供帮助，我会非常感激的。事实上，我是在为一个遭受了冤狱之灾的男子工作。”他把菲力克斯的不幸际遇说了，并语调同情地请他予以援助。同时，还说他会对他的辛苦付出酬谢的。
巴斯科的态度有了改变：“我去问问我的太太。请等一下。”说完他走进里屋去了。出来之后，他说，“我想起来是哪一天了。那天我太太刚好去巴黎找律师。查过记事本，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日，周一。”
“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拉登衷心地说。随即他掏出二十法郎作为酬谢。
拉登无比的兴奋，他终于推翻了波瓦拉的不在场证明了。他直接去了波瓦拉的家。又是管家来应的门。
“弗兰索先生，我再次向你请教那个电话的事。我不记得你是否告诉过我波瓦拉是从哪里打来电话的。我好像听你说的从加莱还是夏兰顿打来的。我要写报告，必须将这调查清楚了。”
管家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这问题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让我吃惊的是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根本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我本以为电话是从夏兰顿打来的，但当我听到接线员说 ‘这是加莱的长途”我吓了一跳。我根本不知道波瓦拉去了巴黎。后来才知弄错了。我跟波瓦拉说话时，我问‘这是加莱的长途吗’？他说，‘不，是夏兰顿。’根本是我听错了。我有重听，经常将类似的名字混淆在一起。没想到你跟我一样。”
拉登说：“真奇怪！这难道是心灵感应？我只要确定你知道是夏兰顿就行了。”
拉登马上又去了中央电话局。起初，他们并不愿意提供拉登需要的线索。拉登的名片让办事员得到了上级许可。他们用电报向加莱问了。很快，对方答复说，周二两点三十二分和四十四分，各有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巴黎去。用的是公用电话，打出局分别是帕西局386及诺鲁局745。
拉登查了号码簿，发现波瓦拉拨打的长途电话刚好是家里和公司的，他忍不住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