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早餐还没吃完，就有两个手疾眼快的普文达男孩——就是那种混迹在市场里的小神偷——跑过来，喊着说有一个房间里藏着一辆吉普车。普文达人都跑出去看那辆车，而祖菲卡问道：“是谁的车？”
“我的。”我说。
“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指了指坏掉的车轴，解释道：“我在页岩地上撞到石头了。”
“你跑到页岩地去干什么？”
普文达人都聚拢过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还没有从石柱引起的意外事件中恢复过来，所以我只好用普什图语讲述了普利契特的死。之后，我开始为艾伦翻译成英语，但是她打断了我，用流利的普什图语说：“我已经学会说普什图语了。”
我们又回到早餐桌旁，祖菲卡突然要求道：“现在，关于艾伦你有什么要问的？”这个问题吓了我一跳。他念她的名字时咬字很轻柔，认真地发出了两个音节：艾-伦。
我转向艾伦，问道：“你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祖菲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兹尼城有人通知给我们了。”
“可是在加兹尼城，没有人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争辩道。
听到这个回答，祖菲卡笑了起来，用大拇指示意艾伦说话。她把一头金发拢到身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一到加兹尼城，两分钟之后蜜拉就在市场里看见你了。”
“可是加兹尼城的市场里没有女人。”
“蜜拉可是什么地方都去。”
“所有的普文达人不都是这样吗？”
祖菲卡脸上得意的笑容消失了，他用指尖在我们围坐吃饭的毯子上蘸了一下。“我们不是普文达人！”他咆哮起来，“那是英国人给我们起的难听名字。意思是我们得到了许可。”他的声音含着严厉的责备，“如果你愿意，就得到了许可，进入他们的土地。我们是科契人，是‘沙漠浪人’，不需要任何国家许可我们跨越边境。这些国境线正是我们划出来的，远在好几个世纪之前！”他坐了回去，但是警告我不要说话，“我们是科契人。”
艾伦又说：“蜜拉在市场里看见了你，马上跑回营地报信，说城里有个弗兰基。她已经知道你们是大使馆来的，有一辆吉普车，同行的还有一位在政府任职的阿富汗司机，还知道你们要去坎大哈。别问我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蜜拉，她的黑眼睛满意地忽闪着。她微笑着，但是一言不发。
“你们观看石刑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在监视你们。后来他们跟你们的武装卫兵聊天。他们得知你要去比斯特堡，你徒步走到加兹尼城外我们的营地的时候，我一直在帐篷里看着你。”
祖菲卡又微笑起来，说道：“那时候她想跟你说点什么，但是我却说，‘不。不要打扰他自得其乐。让他穿过沙漠跟着我们吧。他的后半辈子都会到处炫耀这件事。’”
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我回想起我有可能错过的那些事物：坎大哈、比斯特堡的拱门、“大城”，还有这座驼队旅社。我肯定是多少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于是他的手掌一扭，模仿着手持小刀搏斗的样子，说道：“黎明的驼队旅社……谁能剥夺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打架的权利呢？”
我怀着新的敬意看着祖菲卡，提醒他：“你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杰斯帕小姐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他并不生气，开始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九月，我们在比斯特堡驻扎了三天。我们当时要去杰赫勒姆的冬季驻扎地。这个美国女人从城堡里出来，来看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女人。她会说一点普什图语，跟我们的人交谈了起来。她问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说要去杰赫勒姆。她又问沿着哪条路线走，他们告诉她，要经过斯平布尔达克、德拉伊斯梅尔汗、本努、瑙谢拉和拉瓦尔品第。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她来找我说，‘我想和你们驼队一起走！’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
“我说，”艾伦用普什图语插话说，“我想和自由的人民一同上路。”
我转向艾伦，用英语问道：“他结婚了吗？”
她用普什图语回答，这样所有在场的游牧民都能听懂：“看起来我只会爱上已婚的男人。”然后她指着一位健壮的年纪稍大的妇女说，“那是拉查，蜜拉的母亲。”这样一来大家就都知道我刚才用英语问的问题是什么了，于是我和艾伦的交往就在这种不安、尴尬的气氛中开始了。
那位年纪比较大的女人穿着鼻环，优雅地鞠了一躬，让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孩一样。我想到：我只比艾伦・杰斯帕大两岁，但是她却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毛孩子。我记得自己刚刚想到这点，目光就碰巧落到了毯子对面，看到蜜拉正微笑地看着我一脸迷惑的样子。
饭后，祖菲卡用普什图语问艾伦：“那个胖子是医生吗？”艾伦回答说是的，于是祖菲卡说：“问他是不是能帮我们的几个人检查一下。”艾伦说：“你自己问。他能说普什图语。”
“我很乐意帮忙。”史迪格里茨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为了柱子的事情打过一架之后，他急于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祖菲卡宣布说：“医生会给你们看看不舒服的地方。”然后那些科契人就排成一列，给他看破损的手指头、有伤疤的腿，还有早就该拔掉的牙齿。我看着史迪格里茨干活，又被他处理病人的技巧折服了，我既钦佩他的医术，又憎恨他曾经靠着自己的医术干下的坏事，真是左右为难；而在他那一方面，史迪格里茨又重新燃起希望，虽然在昨夜发生了那件事，但我仍然有可能推荐他去我们使馆工作。有一次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用英语问道：“对于一个没有医生的族群来说，科契人还算是挺健康的，不是吗？他们没有医生也过得很不错。”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完全心安理得，于是不理睬这个问题，向门口走去，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游牧民，一个我这辈子见过的长相最滑稽的人。他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瘦得皮包骨头，脸也没有刮，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污浊不堪，破成了烂布条。他戴着肮脏的头巾，一角差不多耷拉到膝盖上去了。他冲着我龇牙咧嘴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碎牙，左眼角到下颌骨位置还有一条长达三英寸的伤疤。他那双凉鞋根本兜不住脚，所以走起路来总是踢踢踏踏。他对所有人都是点头奉承，一脸谄媚。
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咬过，把左胳膊伸给史迪格里茨医生看，医生问道：“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男人哭叫着，两颗黑牙之间吐出一口唾沫。
“看起来你是被咬了。”史迪格里茨看着这个丑陋不堪的巨大伤口，谨慎地说。
“这位是马福隆。”艾伦介绍道，“他负责照料骆驼。马福隆，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小个子男人又说了一遍。
“他跟那些畜生的麻烦可不小。”艾伦笑着说。她跟马福隆快速地说着什么，然后马福隆点了点头。“其中一头骆驼把他的胳膊给啃了。”她说。
“你的意思说，咬了？”我问道。
“不是，我是说啃了。骆驼没有上牙，你知道。至少前排没有上牙，它们一生气——马福隆的骆驼总是跟他生气——那么它们就啃你。”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过来。”她主动说，然后带着我走出去，来到骆驼那边，她扔了几块馕给它们吃，于是骆驼们大张着嘴巴接住食物，我看见她说的没错。这些畜生的牙床上只有下面长着强壮的牙，上面却只有一排宽宽的牙龈，用来咬青草或者其他的草料。而在后排，它们自然长出了锋利的磨齿。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我说道，想找一头骆驼幼仔，好好观察一番。
“试试这头。”艾伦建议，她唤过一头算上驼峰差不多有九英尺高的家伙，这就是那头坏脾气的、攻击了马福隆导致他受伤送医的母骆驼。“这个老坏蛋恨死了马福隆，但是跟我关系还不错。嘿！嘿！”她喊道，于是大个子牲口凑到我们跟前，低下头来，冲艾伦打着响鼻，求一块馕吃。它的上唇裂开，艾伦把拇指压在那坚硬的牙龈上，然后扔了一块馕，让骆驼接住。“你来试试。”她说，然后我拿起馕，于是老骆驼又张开了嘴。它的下排牙齿触碰到的上牙龈坚硬得像骨骼一般。
“真了不起。”那头大骆驼悠悠然走开之后我说道。但是那母骆驼突然看到了小个子的马福隆从医生那里回来，于是开始吵闹起来，显得很烦躁。我用了“吵闹”这个词儿，但是我非常清楚这并不恰当：骆驼发出了一种声音，混和着呜咽、咆哮、抱怨，还夹杂着快活的喉音。很明显，虽然艾伦和我可以随便检查它的牙齿，但是马福隆最好躲得远一点儿。
“注意看！”艾伦悄声说。小个子骆驼手摘掉头巾扔在地上，又扒下长衬衫和破布条似的裤子，甩掉凉鞋，几乎脱得全身赤裸。然后他又回来，等着那头满腹怨恨的骆驼踢踢踏踏地走上前来。它嗅了嗅那些衣服，然后开始狂暴地又踢又踹。它撕咬着那些衣服，在上面肆意践踏，吐口水，然后用头抵着那些衣服在沙地上蹭来蹭去。发泄了一通之后，它仰首阔步地走开了，咕哝出一串快活的喉音。
它走后，马福隆把他的衣服整理好，重新穿上，然后去追赶那头刚发泄完的骆驼。之后他搔了搔它的脖子，骆驼温顺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下来，一人一驼朝着贫瘠的草场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那个老骆驼手相信……而且好像他的办法挺有效……他相信骆驼们有一肚子恨意。马福隆和那老太婆打了一架，虽然它啃了他的胳膊，但是它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除非他让它跟自己的衣服打上一仗，这样它才满意，到了明天他就又能给它身上装货了。”
我们跟着那个小个子男人，还有他的骆驼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坐在岩石上看着骆驼在地上来回吃草，我在那地上却看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艾伦说：“我永远看不够这些骆驼。我觉得这种感觉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市的主日学校。一到圣诞节，我们就会在墙上找骆驼脚印。老天啊，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我对纳兹鲁拉的盘问总是一拖再拖，总也问不成，于是干脆决定好好利用跟科契人相处的这一天，尽量收集点情报。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为什么不给父母写信？”
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质问，于是轻松地回答道：“我怎么跟他们说？”她和蔼地看着我，明亮的阳光照亮了她那洗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如果他们连纳兹鲁拉这样简单的人都理解不了，又怎么可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她指着马福隆、骆驼队，还有驼队旅社。
“也许我能理解。”
“你不可能理解。”她不满地回答说，刚刚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荡然无存。
“纳兹鲁拉仍然强烈地爱着你。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他人非常好。他非常勤奋。”她回答道。
我被她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惹火了，刚要张嘴说点什么，这时我看到在商旅客栈大门旁，祖菲卡那高大的身影正在偷看我们俩，但是过了一会，我才发现他并没有偷看，因为他似乎既不嫉妒也不怀疑；他只是那么看着，仿佛很高兴艾伦能有机会与美国人聊上一聊。我想着：不知道他们独处的时候都谈些什么。我大声问道：“祖菲卡会读会写吗？”
“不会看书。数字……比你我都要擅长。”
这些话是用厌倦的神态说出来的，意思是不希望我发表任何意见，于是我说：“纳兹鲁拉似乎算得上这个国家里最能干的人之一。”
“确实如此。”她说，语气里半是肯定半是厌倦。随后她真挚而热烈地补充道：“他的妻子凯里玛更出色。”
“我见过她……穿着罩袍。”
“凯里玛！只要有可能，她绝对不会穿着罩袍。”
“当时我带着一个政府官员。”
“那就是了。”她说，又恢复了单调的语气，“凯里玛遵守这个习俗，目的是保护纳兹鲁拉，纳兹鲁拉向政府保证他允许她不穿罩袍，目的是保护凯里玛。”
这个说法总结得很精辟，但是我仍然记得纳兹鲁拉在沙漠里说的话：婚后的某天早上，艾伦穿着罩袍来吃早餐。也许我应该把嘴巴闭紧点，但是她肆意激怒我，让我难堪，于是我说：“纳兹鲁拉告诉我，你刚来阿富汗的时候也穿罩袍。”
她生气了，脸涨得通红，血液涌上了她那美丽的脸庞。“纳兹鲁拉说的真不少。”她说。
“凯里玛也说了不少。”我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你还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纳兹鲁拉已经有一位妻子了。”
她不安地笑起来。“你们美国男人为什么总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我当然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米勒先生，这证明了为什么你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离开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
“那我有没有可能了解一下，你为什么离开纳兹鲁拉？”
她用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望着我，目光坚定，几乎带着挑衅的神色，然后笑道：“为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人，不可能了解。”
我终于被激怒了。“如果你是男人，”我冷冷地说，“我就照着你的鼻子来上一拳。你怎么就不懂得跟父母报个平安呢？”
我这种直率的语气把她吓了一跳，她咬着自己的指关节，然后神经质地揉搓着衬衣上的刺绣。“你的问题很有道理，米勒先生，也很伤人。我的父母是善良、体面的人，我可以确定他们是出自一片好心。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她看着我，从我们开始谈话以来，她的眼中第一次出现恻隐之情，然而也不过是一闪即逝。“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写一封这样的信？”她高兴地问道，开始背诵一封想象出来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从纳兹鲁拉家里跑出来了，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最乏味无聊的男人，我敢肯定，他的另一房妻子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就这样搬进多赛特镇的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我亲爱的妈咪，就像你们一样，相信上帝想让人类开上豪华汽车，电力会让人类快乐起来，如果卖出的食品罐头够多，就能缓解压力。你当时怕他怕得要死，但其实大可不必。他的想法跟你们的一样，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且，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而不是留住我。因为他卖保险的本事比你们强上十倍。
爱你们的女儿
艾伦
写于1945年
已被布林莫尔学院除名
又及：我现在跟一个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国籍、除了九十一头骆驼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男人在一起。他的妻子给我做了一件你们这辈子也没见过的非常可爱的灰色衬衫，我在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时候就穿着它。过上十一个月，等我抵达杰赫勒姆之后，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你们的艾丽
她苦涩地看着我，说道：“如果你觉得这封信能让他们放下心来，那就寄给他们。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对她产生了一股厌恶之情。她说话的语气跟我在霍尤克山学院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女生一模一样，只有两点不同：那个女孩儿的父亲在奥马哈卖的是袜子和创可贴；读到高年级之后，她总算有了些头脑。这个姓杰斯帕的姑娘则让人讨厌，我傻乎乎地问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衰老下去。到时候你在科契人的商队里还能干什么？”
“范登伯格议员老了以后做什么？他也会老的。还有你……米勒先生，你的名字是什么？”
“马克，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
“太棒了。在这阿富汗的大漠之中，要是让我遇见谁，那最好就是耶鲁的人。告诉我，你真心相信在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我的家乡那里有纯粹的善，而在阿富汗这里又有纯粹的恶吗？”
“我认为任何人待在他自己的故乡，跟他自己的人民在一起，都是最好的……还有，信仰着他自己的宗教。我认为你是在自暴自弃。”
“长老会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她说。
“刚才我对自己说，这姑娘听上去像是霍尤克山学院的女学生。我还是高估了你四年。你听上去像是个高中女生。”
“你该死！”她生气地说，“我在骆驼群中坐着，想着：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马克・米勒，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会落到布鲁塞尔大使馆那样的小地方去……他这一辈子的意义不过如此。”她悲伤地看着我说，“你是一个年轻、未老先衰的混蛋，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我瞪着她。至少有四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那么直愣愣地看着她。最后她耸耸肩膀说：“我投降。给我几张纸。我来写信。”
我问她要不要进屋，但是她回答说：“这自由的空气，我怎么也呼吸不够。”我走进驼队旅社，从我的公事包里拿出几张纸来，这时候我遇到祖菲卡，告诉他“她要给她的父母写封信”，他则回答说：“我几个月之前就让她这样做了。”
我把纸递给她，她蜷缩着坐在岩石上，咬着我的钢笔。然后，她开始轻松、流利地写了起来，我又得到了一个仔细观察她的机会。如果我没有听说过她那些刻薄的言论，我会发誓说她完全符合我第一次在驼队旅社里见到她时对她的评价：比我们在使馆照片上见到的更可爱、更美丽，也更有生气。她怎么看也不是一个满肚子抱怨、刚过了青春期的女孩子。她是一个思想成熟、看上去十分理性的女人，而且魅力十足。如果不考虑她刚刚跟我进行的那段对话，我可能一下子就会赞同那位热情的室友对她的评价：艾伦・杰斯帕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孩。她待人忠实，责任感强，并且可以信赖。这句话听上去就像是女童子军的誓言。这时候，艾伦写到了比较困难的部分，脸上浮现出一丝烦恼——显得粗鲁而又叛逆——我没法自欺欺人，我可绝对不是跟女童子军在打交道。
“这样可以吗？”她问道，把写好的信塞给我。我拿过来，翻了个个，借着明亮的阳光读了起来——
亲爱的家人们：
没能早点写信给你们，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的生活中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没办法在一封信里把这些给你们全解释清楚。长话短说，这些变化让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的精神更好，更有安全感。我非常爱你们大家。
我与纳兹鲁拉的婚姻不是很顺利，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人品不好。他比我告诉你们的还要好，对于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别无选择。现在我跟一些非常棒的人在一起，你们也会喜欢他们的，我稍后会把一切详细解释给你们听。
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疯狂，我现在正跟着一队骆驼，坐在沙漠的边缘，与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特别优秀的年轻人聊天，他叫马克・米勒，他自己也会写一封信给你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解释清楚。他会告诉你们，我非常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
爱你们的女儿
想到自己在波士顿的亲密无间的家人，看到她居然没办法与她的家人交流，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我把信还给她说：“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我从坎大哈给你寄出去。”
但是签名之前，她停住了笔，沉思起来：“上帝知道，米勒，我说的是实话。我非常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如果我像拉查那样慢慢地老去，我会很满足的。”
她签上了名字，认真地在信封上写好了地址，然后咬了一会钢笔。她把封好了口的信递给我，好像要故意把我激怒似的，随即她把信晃了两下，一点一点地将它撕成了小碎片，扔在骆驼群里。“我不可能把这些不明不白的话寄给他们。”她声音嘶哑地说。
我们面面相觑，互相瞪眼看了几分钟，然后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仇恨、痛苦和迷惑。但是我继续注视着她，发现那些丑陋的感情渐渐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美丽迷人、迷惑不解的年轻姑娘眼中那令人怦然心动的目光。我说道：“我会给他们写信的。”
“请您务必这样做。”她回答道。
我回到驼队旅社，在那里我得作出一个更加困难的决定：一方面，在沙漠里经过了漫长、困顿的一天，然后在柱子那里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已经疲惫至极，全身各处都急需睡眠；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在随时等待着纳兹鲁拉或者坎大哈来的部队到达这里，在营救队把我带走之前我想尽量多看看科契人的生活。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看着那些孩子们和年老的妇女干活。我总是不断地想到：我没准儿是美国大使馆里第一个近距离观察到科契人的。我可以忍到明天再睡觉。
但是当我看到史迪格里茨四仰八叉地躺在柱子旁边的地板上时，再也无力抗拒睡魔的诱惑了。我倒在坚硬的土地上，几乎一下子就睡过去了。我最后能想得起来的，就是拉查往我身上披了一件披肩。
我醒过来时，四周一片漆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太好了，如果救援队还没有来的话，那么他们明天也来不了。我可以跟科契人再度过一个晚上。大屋里满是做饭的味道，因为祖菲卡命人生了一大堆火，他们的人里有好几个都在围着火堆干活。然后我意识到身边坐着一个人，是穿着红裙子的蜜拉。我的身体动了一下，于是她用普什图语说道：“祖菲卡叫我别让孩子们过来。”然后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道，“艾伦教英语给我几个字。”她说话的声音像音乐一般悦耳，在我听来，这种声音应该属于年纪更小的小姑娘，她的微笑也是顽皮可爱。我伸出手去，想把她跟其他科契人与众不同的辫子抓过来仔细看看，而她却骄傲地微笑着，说：“艾伦给我梳了一个美国发型。”她用跟父亲一样的方式念着艾伦的名字，发出了两个轻柔的音节。
我用普什图语问道：“艾伦在营地里干活吗？”
“什么活都干。”她用英语回答道，接着又用普什图语说：“你是来把艾伦接回去的吗？”
“我想这么做，但是她不跟我走。”
“我太高兴了。”
“谁告诉你我要把她接走？”
“我们一直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离开的，”蜜拉回答道，“看看她干活的样子就知道了。”
艾伦并不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她在火堆旁边忙活着，她对着那封信发泄出来的怒气在工作中消失不见了。祖菲卡以招待弗兰基的名义杀死了一头绵羊，现在正放到火上烤着，艾伦负责照看，防止烤焦了。她不时地用一根长长的叉子插进两扇肋骨，边尝味道边咂巴着嘴唇。孩子们待在火堆旁边，求她给点碎肉吃，仿佛她是他们的母亲，而科契族的男人们则倚靠在墙边，静静地等待着这顿不期而至的大餐。其他女人正在用石质容器做肉饭，而史迪格里茨和祖菲卡正在开K级配给罐头，刚一打开，罐头盖就会立刻被孩子们舔得一干二净。除去美国罐头不算，这个场景就是亚细亚中部平原上人类社会最初的生活状态。
“咱们吃饭！”祖菲卡宣布说。艾伦站在烤好的羊肉旁边，给人们递出一份一份的食物，神态安详慈爱，仿佛她一辈子都在做这事，看着这样的她还真让人高兴。她不时用油乎乎的手把一头金发拢在她湿漉漉的脸后面，就跟我见过的任何女性一样有女人味，我想起她那封撕毁的信：我很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很明显，她确实如此，轮到给我盛饭的时候，她递给我一大块烤成金黄色的羊肉。
“一定要尝尝馕。”我自己盛肉饭的时候她建议道。
蜜拉把我领到酋长们就坐的毯子旁，艾伦待会儿会坐在史迪格里茨医生的身边，而我在他的对面找了个地方坐下。过了一阵子，我尝着馕的时候，艾伦问道：“好吃吧？”我回答说这馕有一股坚果味，她用英语解释说，是直接在骆驼的干粪上烘烤而成的。“你吃不出来吗？”她继续问道，这下我可是尝出来了。她用普什图语说：“这就是泥土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祖菲卡点了点头说：“你吃的羊肉……是我们养的。”
过了一会儿，我告诉祖菲卡：“艾伦给她的父母写了信，但是后来又撕了。”艾伦补充说：“祖菲卡能理解。我没法给他解释多赛特是怎么回事，也没法给多赛特解释他是怎么回事。”
大个子科契人头领说：“你来写信吧，米-莱尔。”
“我会的……明天就写。”
提到明天，大家不禁一阵难过，我们围着毯子默默无语地坐了一会，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陌生感看着其他人。蜜拉打破了沉默说道：“你怎么跟她的父母讲？”
“我应该怎么对他们讲？”我问大家。令我吃惊的是，拉查说话了。
“告诉他们，”祖菲卡的妻子说道，“我们现在要往奥克苏斯河去，到了冬天回到杰赫勒姆。我们居住在这两条河之间。”
“但是在你的信里不要提到奥克苏斯河，”艾伦提醒我，“他们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会发疯的。正确的名字是阿姆河……离杰赫勒姆有一千英里……我们每年都会在两地之间往返。”
“那就是两千英里？”
“每年都走一趟。”
“你骑骆驼吗？”我问道。
这句话引得大家一阵大笑，艾伦解释说：“只有小孩子才坐在骆驼身上。剩下的人……我们步行。”她指着祖菲卡说，“他当然有一匹马，但是他必须骑着它来来回回照看牲口。”
“你不怕走路吗？”我问道。
艾伦指着她藏在黑色衬衫下的双腿。“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强壮。”她向我保证说。
“你的族人到杰赫勒姆的旅程已经持续多久了？”我问道，艾伦又问祖菲卡。
“没人记得。”他回答说。
“杰赫勒姆的确切地点在哪里？”我问道。
“越过边界，到了印度那边还要走很远。”这就是祖菲卡的回答，我立刻爆发出一阵大笑。
大个子科契人疑惑地看着我，我解释说：“在美国大使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试图猜测她现在在哪里。”我指着艾伦说，艾伦用英语说：“我打赌你们肯定干过这种事。”她立刻把这件可乐的事翻译成普什图语，人群也大笑起来。
“有一名重要的官员说——”我模仿着理查德森抽着烟斗的那种自鸣得意的语气，“‘一个美国姑娘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进入印度，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祖菲卡笑了起来。“这些英国人！每年我们有一百万人来来去去，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没人知道我们吃什么过活。”
艾伦接着说：“我们是流浪者，专门捉弄那些可悲的国家。”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问道。
“穆萨达瑞尔，道拉特・德……然后二十五天之后，到达喀布尔。巴米扬，卡比尔……”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名字，一下子激发起我的想象，因为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知道这个地方：大夏城，亚细亚中部最伟大的名字。
“大夏城！”我说，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探访大夏的样子，但是我的白日梦被艾伦打断了。接下来，我第一次见证了她那神秘莫测的行事方式。因为方才为了那封信的缘故，我们之间曾经恶言相向，我以为她会记恨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不知为何，艾伦平静地说道：“我们直接去喀布尔。”祖菲卡点点头，要么从他的态度中，要么就是从艾伦的只言片语中，我突然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们说不定欢迎我加入去往喀布尔的旅途。我把身子向前探去详细询问，而蜜拉的样子，好像她早就知道我对这个有史以来最难以分辨的邀请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们直接去喀布尔？”我重复道。没人说话。
然后祖菲卡静静地说：“你太年轻了。他们会派士兵去取走那辆破吉普车的。”
我转过头去跟史迪格里茨医生商量，之前我一直不愿意理他，他希望再次赢得我的好感，用英语回答：“他说得对，米勒先生。你应该去看看那些山口。我留下照看吉普车吧。”
艾伦反驳道：“你也必须跟我们一起来，医生。我们在商队里用得着你。”
祖菲卡向后靠着，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问拉查：“我们在卡比尔用得着这样一个医生吗？”拉查仔细地把德国人打量了一番，然后点点头。于是祖菲卡提醒我们：“我们要过好几个礼拜才能到卡比尔。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
史迪格里茨舔了舔嘴唇，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愿意。”
这时祖菲卡不再跟女人们谈话了。“你们两个，”他命令弗兰基们，“你们有多少钱能跟我们共用？”我有两百美元，阿富汗和史迪格里茨身上的钱则少得多，但是他说：“美国人欠我钱。今年秋天往回走经过坎大哈的时候……”祖菲卡伸出手去抓住了医生的手。
但在一切定下来之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原因让我觉得有责任提醒史迪格里茨，告诉他所冒的风险，我把他领到桌子旁边说：“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很简单。如果福布罗根生气了，他只能把我遣散回家。我愿意赌上一赌，因为从他说的话里我认为他能理解我。而你，医生，如果你惹恼了阿富汗政府……”
“我是个病人，米勒先生，”他小声说，“你知道的，病得不轻。除非我能找到重生的方式……”
“你有可能被逐出这个国家，”我警告他，“你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除非我能脱胎换骨……”
“对于科契人来说，你是个很大的累赘。”我指出。
“祖菲卡知道这个，”他争辩说，“他利用我，我也利用他。”
“他问过，你在卡比尔有没有用。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德国人回答说，“但是我必须加入这段旅程。这将是我的救赎之旅。”然后我们就回到大家那里去了。
这时候，蜜拉跑到我身边，就着火堆的余烬说：“科契人希望你加入我们当中，米勒。”然后她又用英语说，“我也希望你来。”
“我会加入你们当中的。”我说。
我们围着这即将燃尽的火堆坐着，我又给大家讲述了一遍柱子的故事，艾伦回应说，这没什么让人惊讶的，只不过是在一长串暴行中又添了一桩而已。祖菲卡检查了那些露出来的头骨，其他人看到那些尸体被封在柱子内部，都啧啧称奇，但是似乎没有谁感到惶恐不安。
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疑问：假设纳兹鲁拉带着营救队来到这里怎么办？我得跟他们一起走。假设大使本人从香港回来后发现了这一切，大发脾气怎么办？那样我在国防部的前途可就完蛋了。假设沙・汗从官方渠道提出抗议怎么办？那样我就得像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那样卷铺盖走人了。这时候，我听见祖菲卡那雄浑有力的声音喊道：“我们明天早晨四点钟出发。”不知怎的，听了这话我心里安定了不少。纳兹鲁拉不会来干涉我的，我一旦跟科契人上了路，那么无论大使和沙・汗怎么想，都无所谓了。在我抵达喀布尔之前，他们什么招也使不出来。
科契人驼队开拔时那吓人的吵闹声吵醒了我。骆驼们抗拒着，但背上还是被装上了货。黑色的帐篷已经收起来折好了。院子里的牲口们被赶到小路上，孩子们也被分配了任务，他们可不能磨磨蹭蹭，否则就得吃上祖菲卡几记老拳。就算我先前曾经认为游牧民族生性懒惰，这种想法在那天早晨也烟消云散了。
正要离开驼队旅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纳兹鲁拉曾经非常仔细地留下了一条口信，给其他人解释他的行踪，以及他已经发现的事物。我觉得也应该对他以礼相待，于是潦草地写了一张便条，简单地说了我已经找到了他的妻子，她状态不错，而且我已经与一支科契人的商队出发去徒步旅行了。他会把消息发给我们的大使吗？“这下老头子回来可要费一番心思了。”我笑了起来，但是当我告诉祖菲卡我的打算时，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也就是说，他的脸色差不多变成了白色——然后命令我待在原地，让他和其他首领商量一下。过了一会他回来了，身上抖得厉害，然后让我重写一张便条，不要提及任何科契人的事情。我照做了，然后他让艾伦念了便条，但是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她意味深长说：“这张便条的作用也就是这么多了。”但是他又小改了几处，才让我拿着一根线走到吉普车旁，把便条绑在方向盘上。
在黑暗中，我们开始向北进发。亘古不变的商队，行进在亘古不变的土地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穿着方格马甲和法国外套的祖菲卡，他骑着棕色的高头大马，别着匕首、德国步枪和皮质子弹带。后面的骆驼上有几个婴儿和一位害了病的、五十好几的老妇人。剩下的人都是步行，他们迈着缓慢悠闲的步伐，边走边照料着羊群，还把那九十一头骆驼排成一行。那些嘚嘚作响的是背着背篓的驴子们，后面是穿着粗笨军装鞋的艾伦・杰斯帕和穿着凉鞋的蜜拉。
队伍里最忙活的人要属贼眉鼠眼的马福隆了，他来来回回巡视着那排骆驼，拍拍这个，摸摸那个，检查着那些丑陋的牲口，看它们的货物有没有背好。不久我就发现，每天徒步行走的时候，有一些骆驼对马福隆满腹怨言，他本来就手忙脚乱，这下可就更加苦不堪言：这些难看的牲口们不肯起身，也不肯躺下，动不动就脱离商队自由行动，还会打架、发怪声、不听话。看着马福隆拼尽全力把骆驼排成一排的样子十分有趣。
在黎明时分阳光的照耀下，艾伦的亚麻色头发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她知道，自己在肤色黝黑的科契人中是个大美人，于是带着骄傲的神情走来走去。她学会了一种矫健的大跨步的走路方式，宽阔的肩膀在晨曦中轻快地摆来摆去；但是她并不是唯一的美人，跟她并肩阔步的还有一头乌发的蜜拉，首领的女儿，也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本能地感觉到我在注视着她，觉得相当得意，我时常看到她跟艾伦咬着耳朵，手指着我的方向。
我们一天大约要走十四英里。沙漠行程不算在内，因为必须在夜间穿越沙漠。我们从拂晓时分一直走到中午，在预定的地点休息，多年以来，他们不断地回到这里，搭帐篷、拆帐篷相当于科契人一日劳作的节拍。我主动帮忙照顾骆驼，因为那些性格乖张的棕色牲口仍然让我着迷，我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看着它们咀嚼草料，它们的下颌骨一张一翕，上面似乎什么也没有。
有一次观察那头袭击过马福隆的臭烘烘的母骆驼时，我突然想到，这头眼神茫然、孤立无援的牲口像极了我那居住在波士顿的瑞贝卡阿姨。我仿佛还能听到动身前往阿富汗时，她抽泣着告诉我：“马克，一定要保重。一定要找个犹太人的好姑娘。”就像那头骆驼一样，瑞贝卡阿姨总是埋怨个不停，她的眼睛就像患了黄疸病似的，嘴巴里也总是嚼着什么东西。如果她有一身那样的毛皮，我敢肯定也会是乱糟糟的一团，就像那头骆驼一样。这两位的相似之处让我感到十分诡谲，同样令我着迷。我开始管那头骆驼叫“贝基阿姨”，而骆驼回应我的方式让马福隆气愤不已。它对他又咬又撞，只要马福隆一靠近，就发出痛苦的叫声，随即却转向我温存一番，好像一位任性的老太太。这头骆驼成了我的特殊照顾对象，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走在它的身边。
我的双腿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壮。我晒得黑黑的，睡觉也特别香。我的胃口大得吓人，身体状况前所未有地好。我暗自想到：怪不得艾伦要加入科契人当中。
但是到了第六天，我对于游牧民族曾经有过的“高贵野蛮人”的幻想烟消云散了。那天我们抵达了商贸小城穆萨达瑞尔的近郊，我们刚搭好帐篷，就有六名科契人和包括“贝基阿姨”在内的四头骆驼进了城，没多久就带着大量的瓜果、肉类、鞋子和其他必需品回来了。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大餐，本来一切都挺顺利，但是到了下午，我正在跟蜜拉说话时，史迪格里茨医生凑到我身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道：“我特别想抽烟。这空烟袋快把我逼疯了。你往喀布尔寄报告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从市场里买点烟草？我没钱了。”我回答说，午睡后我帮他想想办法。
我把报告寄往大使馆，然后就在市场里闲逛，寻找按包卖的烟草。一个阿富汗老人说：“我知道我手头有一些，可就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刚要空手而归的时候，一个瘦瘦的、满脸谄笑的阿富汗人追上了我，他会说一点英语。
“大人，您有汽车？”
我用普什图语说我没有，于是那个推销员安慰我说：“我有一笔您没法抗拒的生意给你做，大人。您配得上这笔生意。”
“什么生意？”
“等一下您一看便知。”他悄声说道，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同伙的货摊上。在那里堆着一些土耳其毡帽和印度纺织品，还有六个比较新的汽车轮胎。“东西不错吧，哈。”他佩服地说道。
我被这些轮胎震惊了。这些东西怎么跑到穆萨达瑞尔来了？然后我在货摊的另一边看到了一个化油器、一个机油滤清器、一个千斤顶、一整套工具和一台吉普车上所能拆下来的所有东西，甚至还有一个方向盘，上面绑着我给纳兹鲁拉的那封信。
“你们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我问道。
“今天下午才进的货，”他快活地说，“从俄国。”
“你们确实弄到一笔好生意，”我一边安慰他一边数出了二十来样东西，这些东西都得从我在喀布尔的工资里扣除，“但是你们得过一阵子才能等到顾客。”我提醒他。
他笑道：“五个星期，六个星期。如果没有人要我就给它们运到喀布尔去。”我一想到自己要在市场里把这些还能用的东西买回来，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你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喀布尔区吧，”我顺着他的意思说，“肯定有人要。”
我一阵风似的跑回营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艾伦・杰斯帕。“这些该死的骗子！”我低声吼道，“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走就是为了偷走我的吉普车……一块一块地拆下来偷走。”
艾伦拼命忍着，但还是笑了出来。“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请你来？因为你有魅力？”她不屑地说。
“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我愤怒地问她。
“难道你不知道吗？”她反问道，“你还记得你把便条拴在方向盘上的时候他们多么恐慌吗？难道你没看见我冲着祖菲卡笑着，然后他把你诳到一边去吗？米勒，你往吉普车那里走的时候，方向盘已经都打包装好了……装在‘贝基阿姨’身上。”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偷了我的吉普车，还藏在我自己的骆驼身上？”
“米勒，你本该看见那些科契人从‘贝基阿姨’身上把车轮卸下来，装到吉普车上，然后才让你把便条绑上去。”
“这下我得花上一个月的薪水才赔得起。”我心疼地说。
“跟这趟路途比起来，那还算是便宜。别跟祖菲卡对质。严格地说，他所做的是不名誉的事情，他也觉得很羞愧。在驼队旅社不该有人遭抢。”
我刚要大闹一场，这时蜜拉跑进来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三包烟草。“我在市场里弄到的……给医生的。”
我看着艾伦，问道：“她是怎么在市场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她又没有钱。”
艾伦回答说：“蜜拉是个手疾眼快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