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阳光刚刚够亮，我们就穿过了峡谷。骄阳似火之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沙漠之中，并频繁地停车下来把水浇在头巾上。开始，我和努尔与病人同乘一辆车，保持他的身体包裹在湿润的止血敷布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有一次停下来取水时，史迪格里茨坚持跟我换了位置，以便随时看护病人。他采取了进一步的严格措施来照料普利契特，效果颇为显著。刚上路时，我对工程师的生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很明显，事实即将证明我想错了。
现在我与纳兹鲁拉坐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普利契特的病腿，他相当直接地问道：“关于我的妻子，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我被这个问题惊呆了，因为我本想采取迂回战术，引诱他谈到这个话题，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脑袋里一团迷糊，于是我机械地重复道：“她离家出走了？”
“是的。去年九月走的。”
“那是八个月之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感觉上好像有更长时间。”他说，搓着自己的胡子。他戴着浸了水、走了形的头巾，看上去具有鲜明的亚细亚人特征。
“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你不会理解的。”他神经质地笑着回答。他想助我一臂之力，但这件事太荒唐，一时还摸不清情况，于是他保持沉默，让我想到那位满腹忧虑的阿富汗丈夫，在他患病的妻子和史迪格里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他只把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说出来。
我理解他善意的努力，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边开车边谈话实在不容易。沙漠里酷热难耐，我们两人都张着大嘴拼命呼吸。“普利契特可受罪了。”他说道。
“我昨天就担心这一点。”我提醒道。
“这件事咱们已经讨论过了！”他谨慎地说，“我有你的命令，书面形式的命令。”
“你可曾提醒过艾伦・杰斯帕……”
“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告诉过她。”
“那天在坎大哈，我见过你的妻子，我是指你的阿富汗妻子。”
“我知道。凯里玛写信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有空寄信？”我问道，好像电影里的侦探套住了嫌疑犯一样，“我跟她见过面，很快就动身出发了。”
“送史迪格里茨过来的信使也带来了她的信。”他解释道，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方才的不解实在浅薄。
“抱歉。”我不好意思地说，“整件事情似乎都很不明朗。”
“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他承认。
“那么，凯里玛说的是真的？你确实告诉过艾伦？”
“凯里玛说过的话，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她是个漂亮姑娘吗？”我问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用意。
“非常漂亮。她穿罩袍真是愚蠢。我不要求她这样做。”
“我怀疑她对努尔・木哈姆德有顾虑。”
纳兹鲁拉放肆地大笑起来，当时我肯定是面有愠色，于是他说道：“我非常抱歉，但是你提到罩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比起我能告诉你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件事能更好地说明艾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说，你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你觉得我肯定是虐待了她，我家人把她当囚犯一样关起来，她被藏在高墙里的某个地方，伺机逃命。米勒，她来到喀布尔时，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尽力让她感到舒适自在。你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婚礼过后的一天早晨，她下楼吃早餐时，穿着一件罩袍。”
“什么？”
“没错，吃早餐的时候她穿着罩袍。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做的罩袍，是她让伦敦的裁缝按照书上的图缝制的。她想要比阿富汗人更像阿富汗人。我家里人忍着不笑出声来，她那滑稽的样子让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们解释说，你不用在早餐桌上穿罩袍。但是我劝她不要穿上街可是费了一番工夫。”
他回忆起那次奇特的经历，笑了起来，就像一位父亲吃工作午餐时回想起孩子犯的错误。“你可能听说过，在喀布尔的某一天，毛拉对着她吐口水。事后她哭了起来，不是因为毛拉们，而是因为生我的气。‘如果你让我穿罩袍，’她呜咽着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明白。”
“你们美国人没法理解艾伦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很明显，她的父母不了解这一点。她的教授们也不了解。不要再把她叫做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我觉得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人，能够洞察上帝的内心。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就把原子弹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1944年遇到她的。”我推算着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
“她自己编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我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刚要给我细说，突然间，后面那辆吉普车示意我们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等着他们赶上来，趁着这个工夫，他补充道：“艾伦预见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他们的疯狂行径，那么就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她甚至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这种东西。‘现在是航空时代，所以他们会从空中把它发射过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她还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武器，很可能也没办法逃脱。她说，‘我希望在他们把我们毁掉之前能到阿富汗去。’开始我以为她把我们这里当作避难所……因为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会遭到轰炸，可她并不是这个意思，她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去，如果我注定要死去，我想死在阿富汗，那里与我们这个可悲的文明相距最远。让我们到原始的地方去，在那里生存，在那里死去。’我觉得她反对我修建水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史迪格里茨医生阴着脸走到我们的吉普车旁，直截了当地说：“他活不成了，纳兹鲁拉，他想让米勒跟他坐一辆车。”
但是我马上就要探知纳兹鲁拉的秘密了，我自顾自地抗议道：“我想与纳兹鲁拉谈谈……再谈一会儿。”
史迪格里茨面无表情地说：“普利契特也想谈谈。跟美国人谈。”
“抱歉。”我说，然后我坐到工程师那发着高烧的额头旁边，开始给他敷毛巾，但是他只是张着大嘴，翻着眼睛盯着我。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他轻声说：“我喘不过气来。”努尔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也喘不过气来。”我安慰着将死之人，“太热了。”
“你不一样。”他清晰地说道，“你没有拖着一条病腿，这条腿一跳一跳的，就像打鼓一样。我能感觉到它把毒素抽送到我的体内。”
他正在重复我说过的话，我忍着没提醒他，说：“咱们已经走完一大半的沙漠路程了。”
“我想请你给我妻子捎个口信。”他痛苦地用力说道，“她住在科林斯堡。是个好得要命的女人。告诉她……”他抽搐了一下，几乎可以看到一阵苦楚闪过他的脸颊，迫使他停顿下来。
我把他的头巾浸透，用湿布铺在他的腿上。河水已经用完了，我向努尔提出：“我们得用点饮用水了。”努尔沮丧地看着我，仔细观察着前方的沙漠，然后听了听普利契特的呻吟声。我看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在极度干燥的空气中变成了盐粒。
“如果他需要水，就给他吧。”他用普什图语说道。
我在普利契特的额头上倒了一些饮用水，他又恢复了一些神智，可以口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语，让我带给他的妻子。她得去找丹佛市的一位弗格雷格斯先生商量后事。孩子必须拿到大学文凭，两个都是。然后，出于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他开始进行一段长长的叙述，讲述他在一篇科技论文中读到过的一种新型涂料。这种涂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家地下室的问题。花上二百美元是值得的，但是她也许能讲讲价钱买下来。
“普利契特。”在他长篇大论地讲完涂料的事之后，我突然插嘴说，“我认为我最好把史迪格里茨医生找来。”
“不要去。如果我要死去，让我与我的同胞待在一起，而不是什么见鬼的纳粹分子。”他开始打冷战。然后他的脸上冒出了一层吓人的汗水，细小的汗珠涌了出来，立刻就在令人头晕的热气中蒸发掉了。
“我要着火了！”他喊起来。努尔・木哈姆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放声大哭起来，终于停下了吉普车。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他抹着眼泪，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如果死神想收走这个人，就得到……这里来。”
我看到打头的吉普车开始移动，感到气愤极了，于是连续按起喇叭。“别吵，你们这些小子。”普利契特喊道。
纳兹鲁拉收到我发出的信号，在灼热的页岩平原上调转车头开过来。“你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他对努尔吼道。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努尔固执地重复道。他从行李中拿出一小块布，铺在沙地上，面朝西方的麦加圣地跪了下来，开始祈祷。
“他看上去糟透了。”纳兹鲁拉说，史迪格里茨医生快步跑过来，查看着神志不清的工程师。
我的嘴唇里无声地冒出了一句奇怪的、沙漠居民常说的祈祷词：“噢，上帝，请饶恕我的族人。”我说完这句话，约翰・普利契特就死去了。
我失神地望着纳兹鲁拉，他耸了耸肩说道：“这就是靠运气，没有人觉得他运气好。”这句话太冷酷无情了，我简直想对着这几个笨蛋大发一通脾气，正是他们默许了这种可耻的自杀行为，但是努尔・木哈姆德比我还要义愤填膺：“你们都是凶手。把这个倒霉的人带到沙漠里来。”
这就太过分了。我喊道：“如果你真这么想，为什么不早说？”
“没人问过我。”他抽泣着说。我突然想到，如果他当时能够帮我说话，哪怕只有一次，我们也不会离开察哈尔，普利契特现在还会活在世上。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肯站出来：他不敢与社会地位更高的纳兹鲁拉正面对抗，因此，眼下我们只好站在沙漠里，还要把一具死尸运走……正午的高温正在无情地蹂躏着这具肉体。
现在努尔・木哈姆德还没法开车，所以我负责驾驶载有尸体的第二辆吉普车，向坎大哈开去，但是当我们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开到页岩堆上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大片石膏若隐若现，想到那几个士兵正是因为躲闪不及才命丧黄泉，我慌忙急打方向盘试图避开，结果直接撞上了一堆摇摇晃晃的岩石，在车前轴下面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努尔・木哈姆德吓得魂飞魄散，他一边责怪自己，既然地形这么险恶，应该由他来驾驶汽车，一边还在诅咒命运，而那具尸体已经被甩出了吉普车，七扭八歪地躺在页岩地面上。纳兹鲁拉倒是镇定自若。他安抚着努尔，又叫我不要自责，同时帮助史迪格里茨医生把尸体搬进了那辆还能开的吉普车。然后他平静地研究了地图，告诉我们，“舌头客栈”一定就在往北一点点路程的地方。我们把这辆破车拖到那边去，再见机行事。
当我们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说：“我们干吗不开回去，用那两个大兵吉普车上的车前轴呢？”
纳兹鲁拉突然停下来，把绳子扔在地上，站在灼热的阳光下考虑着德国人提出的建议。他揪着自己的胡子，嘟囔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笨。真笨。”他走到一边去，张开两只手，当作两辆吉普车那样比画着。过了很长时间，他在沙漠上走来走去，然后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必须直接去商队客栈，有三个原因，”他说，“首先，我不确定是否还能如我们所愿，找到那辆吉普车。”
“就在后面那里。”我指了指。
“有四十多英里远，”他纠正道，“有时候沙漠里的东西你只能找到一次。第二，我们没有足够的水供来回往返。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万一酋长的搜索队已经到过那里怎么办？假设我们回去，发现吉普车已经不见了怎么办？”
他没再说下去，系好绳子，然后把我们拖到了“舌头客栈”，当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他的便笺还夹在门上。
我们把吉普车推进了排列得像蜂巢似的房间中的一间，然后开了个会，纳兹鲁拉研究了我们目前的几种选择。我们决定，必须有两个人开着那辆没坏掉的吉普车，带着普利契特的尸体设法赶回比斯特堡。没有必要用四个人的生命来冒险。另外两个人必须留在商队客栈，身上带着节省下来的食物，守着坏掉的吉普车，等着救援队回来。“只有一个问题，”纳兹鲁拉总结道，“我们怎么分组？”
有了以往的教训，这次我迅速作出了反应。“我写一张命令，并且承担全部的责任。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待在这里。纳兹鲁拉和我开车赶往比斯特堡。”
“有道理。”史迪格里茨嘟囔着。
仍在瑟瑟发抖的努尔・木哈姆德推翻了这个计划。他吸着气说：“跟米勒大人在一起是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被解除了。”我用普什图语回答道。
“不行。我得照看着你。”努尔坚持说。
“这种争论没有意义。”纳兹鲁拉说，“如果有人要穿越沙漠，必须得是阿富汗人。米勒和史迪格里茨，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努尔，上车。”努尔又开始抗议，但是纳兹鲁拉喊了一句在美国学来的词儿，“看在基督的份上，赶紧走！”努尔坐好之后，纳兹鲁拉拿着水罐步行到死水一潭的池边，这个水池只能给驼队旅社提供少得可怜的水源。“你们靠这点东西能坚持三四天吗？”他问道。
“三四天以内，你们必须回来。”我开着玩笑，但是我想起了纳兹鲁拉对于单车闯沙漠有多么恐惧，于是我把所有的水罐都装满了甘甜的清水，递给了他。一边这么坐着，我一边说：“千万别把这辆破车开到石膏上去。”
上路前，他向我保证道：“我回来接你的时候，米勒，关于艾伦的所有问题，我都会为你解答的。我保证。”他朝着那片让他大为恐惧的沙漠开了回去，我注视着他的车子向东越开越快，而那面孤零零的旗子在火炉似的空气里猎猎飘扬。
黄昏时分，史迪格里茨医生和我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喝了一点咸咸的水。靠这个我们应该能活下来，但是前景并不乐观。我们走出去，看着灼热的太阳在沙丘后面沉了下去，然后并肩坐在怡人的凉爽空气中，直到巨大的晚星和洁白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我们正要起身回去，这时史迪格里茨悄声说道：“那是什么？”随即我们听到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好像有人正在悄悄地摸到我们身边。
我们大气也不敢出，然后看见一小群瞪羚朝着月光的方向快速移动着，它们的动作看上去比在日光中更加优雅。这群瞪羚一直在北方的某个地方觅食，现在要回到沙漠里的安全地带，一个不会受到天敌惊扰的地方。这群瞪羚与我们刚刚目睹的惨痛死亡反差如此巨大，史迪格里茨和我盯着它们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突然拍了一下手，那群小动物受了惊吓，跳起来像旋风一样逃进了月光之中，最后消失在沙丘那边。
“无比曼妙。”史迪格里茨悄声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跟这个德国人感同身受。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要作出那个不可思议的决定，非要把普利契特拖入沙漠之中，我刚要问这个，他说道：“九点过了。咱们准备睡觉吧。”我们走进那间空旷的驼队旅社，点燃了我们的科尔曼油灯，小心地避开远在堡垒另一头的那根诡异的巨柱。但是没办法，它就矗立在那里。
我说：“在察哈尔的时候，你拒绝给出治疗方案，这让我觉得很吃惊……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一旦普利契特把那条病腿拖进沙漠，他必死无疑。你为什么不肯站在我这边？”
“他必死无疑？”史迪格里茨谨慎地问道。
“当然。就连我都看得出来。”我说话的语气里有某种东西，破坏了刚才欣赏瞪羚时那种声气相通的默契。史迪格里茨也许怀疑，我在回到喀布尔之后会借普利契特的事不把他推荐给我们的大使。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阴云，不高兴地问道：“这么说来，连你也能作诊断了，嗯？那么让我告诉你，年轻的朋友，我作不出那样的判断。我当医生的年头差不多跟你的年龄一样大了。米勒先生，有很多病症你没有资格下判断。”
他突然站起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到柱子那边，手里拿着我们唯一的一把小刀，仿佛受到某种强大外力的逼迫一样，用它使劲地刮着柱子外面的石膏。
“纳兹鲁拉说，这是他们的民族纪念碑。”我在房间的另一头警告他。
“这是宇宙的纪念碑。”他纠正我，“我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喊道，“到这边来，米勒。是人的头骨。”
我明知不妥，但仍然缓慢地走到房间另一头，手里托着那盏科尔曼油灯，史迪格里茨医生一把抢了过去，把油灯抵在柱子上。我看到，在一寸厚的石膏后面有一个圆形骨头。“这是头骨吗？”我问道。
“是的。你估计这柱子里有多少具尸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做了一个诡异的动作。他把油灯放在一块空地中央，说道：“这是中央柱。”然后他平躺在地上，脚趾头放在那盏油灯旁边，命令我：“在我的肩膀处做个标记。”我在地上画好标记后，他翻了个身，好让我第二次标出肩膀的位置，就这样围着那根用油灯代替的圆柱绕了一圈。
“好了。”他多少有些满意地总结道，“差不多一层能挤下三十具人体。现在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层？”他后退了一步，计算到天花板的位置有多少层，“可能有四十五层。”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浮现出恐怖的神色，“我的上帝！这根大柱子里有超过一千三百具尸体。”
我们坐在地板上，观察着这座可怕的纪念碑，史迪格里茨那种专注的神情打动了我。最后，我问他：“普利契特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你在身上画十字，我没看错吧？”
“你没看错。”
“你过去是天主教徒？”
“在慕尼黑的时候是的。”
“但是你放弃了天主教。”
“当然了。因为我要在这里过完我的余生。”
“为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肯定有人告诉过你，米勒先生。”他不高兴地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根柱子才让我如此着迷。它给了我希望。”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证明了一件我一直心存怀疑的事情。我们在德国的所作所为……真正可怕的行径，人类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他居然拿野蛮时代的成吉思汗大帝为生活在文明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开脱罪责，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愤怒，他就补充道，“在每一种文明里，都会有一些人横行霸道。幸运的话，我们就能及早阻止他们。如果不够幸运……”他指了指柱子。
午夜来临之前，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这件事，他讲了在德国的所见所闻，说这种病态的行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国家，为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我反对这种宿命论，但是他用激烈的语气对这一观点大加阐述。
“确切地说，”他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看过你们拍的电影，读过你们写的书籍。我很确定，在你们的国家要找到纳粹党卫军的志愿者来收集黑奴并把他们扔到集中营里，简直是轻而易举。”
“等一下！”我喊道，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米勒先生！”他回答道，把我的脸扳到他的脸跟前，“你心里难道不明白，你们会对黑奴做出跟我们对待犹太人一样的事情吗？”
我平静地说：“不要因为我们有少数几个变态的人，就来判断我们整个民族。”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变态，多得数也数不完。”他向我保证，“我们在犹太人身上大发淫威。有一天你们会对黑奴大发淫威。”
“但是肯定做不出布痕瓦尔德【12】那样的事情来。”
“刚开始，确实不会。”他赞同地说，“你们的理性不允许你们做出那样的事情。你们有《人权法案》……但是过上两三年，经过一番大肆宣传……总统、教会、报纸、电影、工会……你难道不能理解你们会有很多美国人想要用机关枪扫射黑奴？”
“不理解。”我自信地说。
“米勒先生，你是个傻瓜。”他震怒地说。出乎我的意料，他跳起身来，冲到柱子那里去，用拳头捶打着石柱。“你认为成吉思汗的罪恶是从修建这根石柱开始的吗？不。他一步一步地干，直到这根石柱完全不算一回事。随便你提任何一座美国城市，我都能在里面找到乐意这么做的人——或者应该说是乐在其中——被一步一步地引导着，直到往这根石柱里填进活生生的人体。不，米勒先生，不！你认为我一开始就是现在这副样子吗？”他捶打着石柱，直到我觉得他的关节要流出血来。
他艰难地喘着气，过来坐在我的身边。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我们两人又都被沙漠中这悲惨的一天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是这根石柱让我们无法入眠，史迪格里茨轻柔地说道：“你真的认为，米勒先生，联合政府关于我的报告，开头就是像那根石柱一样的恶行吗？噢，不是的！在慕尼黑，我是一名体面的、受人尊重的医生，娶了一位大商人的女儿……还是教会信徒。我妻子和我看到在纳粹党内部有几个升职的机会，于是就加入了。还有很多头脑清醒的男男女女也加入了进去。那些犹太人，我们都看不起他们……”他的语气毋庸置疑，仿佛我自然会理解为什么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看不起犹太人一样，真的，仿佛对他们的恨意让我俩亲如手足，“我们只是把他们隔离开来。仅此而已，隔离开来。
“有一天，他们让我检查那些被关押的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我照做了，检查得非常认真。相信我，米勒先生，如果我发现哪个犹太人需要昂贵的药品，我会照实说的，有很多犹太人之所以活到今天，恰恰是因为我给他们开出了那些昂贵的药品。”他点点头，加强了辩护的语气，我认为他常常与自己进行这种对话。有很多犹太人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史迪格里茨医生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深信不疑。
“如果要审判我，”他相当自信地向我保证，“慕尼黑城的医疗记录会显示我拯救犹太人生命的一长串案例。全在那里……报告里都有。”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一位疲惫的矮胖男人，头上裹着头巾，眉宇之间全是皱纹，眼睛里满是焦虑的神情。我觉得他也许在出汗，但是他背对着油灯，我只能看到他的影子。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语气雄辩，字斟句酌：“没想到还有其他的问题冒出来。我们得把一个犹太人给诊断成心理缺陷，这样就能给他实施节育术。政府想让我证明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是四分之三血统的犹太人，好让政府没收他的财产。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很明显，他就是个犹太人……你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犹太人。于是，一步一步地，我的灵魂遭到了腐蚀。”
他受到一些沉重的仇恨的驱使，又冲到那根石柱旁边，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捶着。“米勒，”他用沙哑的嗓音喊道，“那个往还有气的活人身上浇石膏的人，你认为一开始就干得出这种事吗？你以为自己能完全不受影响吗？”
“不杀犹太人，我能做到！”
“啊，但是黑奴就是你的犹太人。你在美国能不受影响吗？”
“当然！”我愤怒地喊道。
“米勒先生，你是个骗子！你是个自欺欺人的骗子！”他又开始捶打石柱，“这也是你的耻辱柱。也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耻辱柱。我一个人不可能把它建造起来，你明白。”
让我觉得难为情的是，他的喊声渐渐哽咽起来，似乎他马上就要痛哭流涕地认罪忏悔。然后，感谢老天，他重新控制住情绪，又跟我一起坐在了地板上。现在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在科尔曼油灯那跳跃的灯火中，我看见他那张憔悴的脸庞，疲惫不堪却又忍不住吐露出更多的秘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与那天在坎大哈的广场上他痛斥那些舞男时用的眼神一样。我仿佛又听到他说着同样的话，讲述的却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些残忍的小鸡奸犯。他们一进城，就制造出深重的罪恶。这些相同的字眼儿到底意味着什么，混迹于纳粹党徒中的时候，他自己的人生有过何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呢？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讲到了那段经历的关键时刻：“最终，当我们所有的战场都传来捷报的时候——那是1941年，他们来找我，说，‘我们要找一位研究主管。研究至关重要的军事问题。这最终将摧毁英国人。’我能怎么说呢？我觉得受宠若惊。
“他们在慕尼黑给了我一间非常好的实验室。我还能住在家里。”在这阿富汗的沙漠里，他似乎还在回味在慕尼黑时的那一幕幕愉快的家庭生活，“我还能住在家里，”他解释说，仿佛急于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必须接受这份工作。刚开始只是针对感冒做些例行的实验……非常合情合理，非常有成效。我相信现在美国市场上有一种感冒药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生产出来的。我当时确信自己是在为打赢这场战争出力。
“还有其他几项研究也很顺心，到了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让我研究一个纯粹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人类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这个问题很有水准。这个问题很重要。军方是这么说的。”他瞪眼看着那根石柱，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尖声笑起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针对同样的课题做些实验……在斯大林格勒做。”他肆然笑了起来。毫无疑问，他之前讲过这个笑话。
“那是个令人着迷的医学问题，米勒先生，”他沉思着说道，“人类到底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例如，昨天的那种情况。你觉得非常热，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纳兹鲁拉说，你能克制住自己。接下来温度计又升高了十四度，但是你确实克制住了自己。你能够承受多少热力？很不错的问题。多大程度的寒冷呢……我清楚地记得问题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提出问题的当天我就把它写了下来。米勒先生，你看，我很喜欢做记录。昨天，普利契特说‘我必须拿到那些记录’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只有通过详细的记录，科学才能够……”他说不下去了，把脸埋在双手中。他的头巾掉了下来，我看到他头上花白的头发茬，还看见他的肩膀一上一下，无声地抽动着。最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道：“英国人把我的记录拿走了。我做得一丝不苟。我做得一丝不苟。”
有几分钟，我们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站起身来，沉浸在一种我不想细究的痛苦情绪之中，他围着柱子绕了几圈，嘴巴不停地嚅动着，仿佛在发表一篇演说。忽隐忽现的灯光——科尔曼油灯放出的白光把他的脸部剪影像浮雕一般投射在墙上——让他显得老态龙钟。突然，他靠在柱子上，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笼子里有个犹太人。大约五十岁，是个好人。他的名字……你可以去查查记录……是西姆・列文。所有的实验我都做了，上面要求我证明什么，我就证明什么，但我还没把研究成果应用在普通的健康人身上，比如我们军队里年纪较大的士兵身上。于是我选择了西姆・列文。我从笼子里一群不起眼的人当中把他挑了出来。我告诉助手：‘就是他！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会怎么样。’”
他犹豫了。从柱子那里可以看见我坐着的地方，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脸上慢慢浮现出恐怖和厌恶的神色，但是他没法不继续讲下去。“每天早晨，我们让西姆·列文一丝不挂地走进一个精确控温的房间。我们将温度调得越来越低。八个小时后，我们把他放了出来，让他回到那些满是不起眼的犹太人的笼子里去。开始他只是穿上衣服，然后跟他们聊天。后来，他回去的时候被冻得浑身青紫，两个肥胖的中年犹太妇女开始照料他。她们抬起他那冻僵了的身体，夹在两人中间，好像他是一个婴儿。那个笼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把省出来的衣服盖在那三个犹太人身上，盖在那两个胖女人，还有浑身战栗的西姆・列文身上。
“我开始恨起这个坚强的小个子犹太人，因为每一次他走进那个房间都会平静地宣布说，我还活着。说完，无论那天遭受过怎样的对待，那些犹太人都会欢呼起来。我还活着。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让他活下来变成一件象征着荣誉的大事。他们给他省下吃的。给他按摩。给他偷来药品。他们的意志使得他也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
“他所忍受的那些折磨，没人能受得了。他浑身发青，吊着他那肮脏的、萎缩成一团的小阴茎回到笼子里去说，我还活着。然后那两个胖女人，想起自己死在德国某地的丈夫，会张开双臂迎接他。
“这时候，肺炎流行起来了，每天早晨他开始用同样的话来问候我。彬彬有礼。早上好，教授先生。我还活着。”
史迪格里茨靠在柱子上，因为内心的恐怖而虚弱不堪。继而，他用幽灵似的、与一片死寂的房间十分协调的声音说道：“一直以来，我那个卑鄙的妻子会跟任何有点权力的人上床。”他满脸哀求地看着我，一副没法自我救赎、只得向牧师或犹太拉比求助的男人脸上那种可怜相。他用近乎哀号的声音争辩道：“然而在实验的事情上我是诚实的。只要愿意，我随时可以杀死西姆・列文，然后他就不能再说‘我还活着’这种话了。不，我严格地按照计划执行试验进度。我们每天都会降低温度。我的记录上都写得清清楚楚……跟原计划一模一样。”
“过了很长时间——比任何人敢于作出的猜测都要长得多，这个肮脏的犹太佬——”十分钟之前，他还说他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了肺炎。他本该就此死去。不管参照哪种人类案例，他都该死了。但是不知怎么的，那些胖女人竟然给他注入了活力。所有被我夺走的东西，她们都还给了他。在最后的三天里，他说话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已经听不见了，但是他还是呼哧呼哧地说着，早上好，教授先生。我还活着。”
“最后我们终于把他击垮了。你能相信吗，米勒，他一丝不挂地熬了三天，房间里只有零上两度，按照你们的温度计量方法。”
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狂怒地喊着：“所以，你这个愚蠢的美国人，昨天我作不出那个决定。如果我们把他留在坎大哈，约翰・普利契特就会拒绝活下去。如果西姆・列文可以拒绝死亡，那么为什么普利契特不能拒绝活下去？你来告诉我为什么，万事通先生。”
“后来怎么了？”我语气充满恐惧，也没有试图掩盖。
“他死了。比我们预计的整整晚了两个星期……十四天，然后他就死了。负责人对那几个胖女人非常生气，他把整个笼子的犹太人都送走了。”
“送走了？”我喊道，“说下去。送到哪里去了？”
“送走了。”他呆滞地重复道，然后他的语速快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他签署了命令……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史迪格里茨，”我平静地说，努力克制着自己，“你在说谎。”
“不，不，米勒先生。是他签署的命令。”
“你说谎。”我不为所动地重复道。
“没有，老天爷在上，是他签署的命令。对于西姆・列文的死，我是有责任的。这一点我承认。那些记录会证明我曾在他身上犯下的罪行。但是其他的人……”
“史迪格里茨！”我嘶吼着，一股外力驱使我站起身来，“我就是犹太人！”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然后瑟缩着靠在柱子上。他试图大笑起来，好像我在闹着玩似的。他动了动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终究没有笑出来，而是跑到柱子后面躲了起来。“米勒先生……”他有气无力地喘息着。
“我要杀了你。”我威胁道，向他猛冲过去，但是他利用那根石柱巧妙地保护自己，使我碰不到他。
那个大屋子里没有家具，除了那把他用来刮石膏的小刀之外也没有任何武器。那把小刀就扔在地上，就在我脚边，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令我吃惊的是，史迪格里茨离开了藏身的柱子，向我猛冲过来。我觉得自己能打得过他，虽然他比我重，但是我肯定能把他揍得四脚朝天。然而我的这番准备徒劳无功，因为他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俯身一冲，把小刀压在身下，然后一跃而起。
“我要杀了你。”我慢慢地重复道，“为了西姆・列文，也为了笼子里的其他人。”他对我冷笑了一下，用两只手拿着刀子，笨拙地放在胸前。我假装对准右边猛击了一拳，然后又向左边佯攻了一下，实际上直捣腹股沟。我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下，将其打倒在地，他尖声惨叫起来，那把没用的小刀还握在胸前。如果房间里有把椅子的话，我早就抄起椅子把他打死了，但当时我只有自己的双手，我强忍着才没有跳到他身上，而是用脚野蛮地踹着他，而他则蜷成一团躺在地板上。然后，我又一次佯攻向他的头部，脚下却大力踢向他的肚子，他的身体伸展开来，那把刀子也轻轻地掉在土堆上。我用足球运动员的冲刺动作向他猛扑过去，双手死死地扼住了他的喉咙。
我正要开始掐他的脖子，这时驼队旅社那扇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缕日光照了进来，一个身材很高的阿富汗人也走了进来。他用低沉的声音以普什图语问道：“是谁在驼队旅社里打架？”我抬头看了看，望见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飘逸的头巾。他的胸口挎着子弹带，腰里别着银质把手的匕首。
“是谁在驼队旅社里打架？”他重复道。
“没人。”我一骨碌爬起来，用普什图语回答道。
“那好。”他喊着，用套着靴子的脚灵巧地踢了一下，我们那把小刀就飞起来碰在墙上，然后又轻轻地落在地上。他捡回了刀子，将它别在腰里自己的那把刀子旁边说：“这把刀放在我这里。”
说话间，其他人也跑进了堡垒，最后进来了一个高大结实的女人，穿着鼻环，没穿罩袍。
然后我就认出了这几个闯入者：正是我在加兹尼城见到的那几个普文达人，而带着两把匕首的高个子男人就是努尔和我那天遇到的骑马男人。
他似乎也认出了我，于是转身走到门口，发出了几句我没听清楚的命令。然后他转回身，其他男人拿着木头片和一些工具走了进来，把东西都放在房间中央，生起一个大火堆。
火堆终于熊熊燃烧起来，烟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洞飘了出去，那三个普文达女人迈着我在加兹尼城欣赏过的那种狂放不羁而又优雅无双的步伐走了进来。她们身着精美的灰衬衣和黑裙子，与我近在咫尺，身上又没穿罩袍，因此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发现这些女人非常健美。虽然她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算不上艳丽，但是的确十分健美。
她们围着火堆就坐之后，另一个普文达人走了进来，这个女人不仅健美，她身上有着令人痴迷的魔力。这是个编着辫子的野丫头，约摸十七八岁年龄，身穿红色的裙子和粉色的衬衫。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我认出那就是在加兹尼城追赶山羊的那个姑娘，我看到她的鼻子上没穿鼻环，她的脸上光洁干净，表情生动。她向火堆走去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似乎是在微笑，好像也认出我来了似的，举手投足间那股优雅的劲头儿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些随时都能闪转腾挪的瞪羚，我们就这样互相注视着对方，直到挎着子弹带的男人粗暴地喊道：“蜜拉！”然后那个女孩走到他跟前，听他指示了几句，这回我又没听清楚。
她要不就是不明白首领要她干什么，否则就是觉得他说的不对，反正她一脸迷惑地站起身来，首领推了她一下，喊道：“蜜拉，照我说的做。”他硬推着她走出了商队客栈，我只好猜测他对于她如此招摇大胆地走过我的面前感到十分生气，但是我错了。
过了一会她又出现在门口，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金发美女，她面容姣好，有着一双顾盼动人的蓝眼睛。虽然她穿着黑色衬衫，还戴着手镯，但是很明显她不是普文达人。这必定就是艾伦・杰斯帕了——由于长途跋涉而晒得肤色黝黑，身材苗条，生气勃勃，比她的照片看起来还要有个性。
在这以前，我想象中的艾伦长相如何，我已经不大想得起来了：我模模糊糊地认为她应该是那种生性冷淡的人，或者一看就神经兮兮的，要不就是对性爱避之唯恐不及，再不就像那些处处跟别人对着干的大学女生一样，干脆就是个怪物。她不是以上提及的任何一类人。那些用来描述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在她那张光洁美丽的面庞上丝毫找不到踪迹，我仿佛又听到情报部门的理查德森在使馆里说的那句话：我肯定会愿意跟她约会，她迷人极了。
于是我终于明白，在沙漠里，当她丈夫被问到她是否还在阿富汗时，为什么首先看了看东方和西方的星辰，并从中判断出他的妻子会在这个季节里随游牧民族的迁徙回到本国。任何认识艾伦・杰斯帕的男人都会牢牢记住她的迁徙路线。她离家出走，正是跟着这群普文达人跑了，我走上前去，想要自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来营救她的。但是未曾开口，她就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已经知道我是谁似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我身边，来到还晕头转向地躺在地上的史迪格里茨身旁。
我记得一清二楚，她动了动嘴唇，刚要说出一个单词，但是终究没发出声音。她又试了一次，喊道：“史迪格里茨医生！”他抬头看了看来人是谁，带着点一蹶不振的样子，把脸转向一边，不愿意看到这令他难以置信的场面。
她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轻轻地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你还好吧？”她问道。
“纳兹鲁拉太太，我简直不能相信……”
她扶着他，让他站稳，然后突然丢下他转向我这边，绣了花的亚细亚式帽子里露出了一绺金发。她站在我面前，温文尔雅地说道：“我是艾伦・杰斯帕，您一定是美国大使馆的米勒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我们的人在加兹尼城处决的时候跟踪过你。”她解释道。
不知为何，她那从容不迫地神态让我有点恍惚，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我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挤出一个微笑，说道：“那些野蛮人待我非常不错。”然后她走到那个高个子首领身边，自然而然地用自己的手臂挽住他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一个女人只有与男人朝夕相处才会有如此动作。艾伦・杰斯帕跟着游牧民族的驼队私奔了，传到喀布尔的沙・汗耳朵里的流言一定就是这样。怪不得他不肯亲自说出来，也不愿意在我们使馆的记录中让自己跟这条传言有什么瓜葛。
“这位是祖菲卡。”艾伦宣布。
“你们两个的恩怨了结了吗？”大个子游牧人问我和史迪格里茨。我们点点头，于是他喊道：“那么咱们开饭吧！”这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游牧民族共同进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