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沙漠商队还看不见比斯特堡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奇特的吉普车从围城里向我们冲过来，在沙漠上卷起了一团尘土。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坐在一位阿富汗军官驾驶的吉普车里，正以最快速度来截住我们。
“纳兹鲁拉在哪里？”德国人靠近我们的时候问道。
“他在那边。”我喊道。
四辆吉普车在沙漠里开到一起，史迪格里茨用德语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坏消息。”
他和纳兹鲁拉用德语交谈，但是我听出来，一名美国工程师普利契特几个月之前穿越死亡大漠去测量赫尔曼德河的春汛时出了事。我不耐烦地等着两人讨论这件事，最后他们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抱歉，米勒先生。我的来访与你也有关。”
“与我有什么关系？”
“有一条官方消息带给你。”纳兹鲁拉回答说，他对那位阿富汗军官说了句话，后者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美国大使馆当天早晨用电话告知坎大哈军事总部的指令：
米勒。即刻进城，然后动身前往察哈尔省，普利契特三周前在那里腿部不幸骨折。确认德国人史迪格里茨医生是否能够陪同你前往，费用由我方支付。你们必须至少驾驶两辆吉普车，因为之前由阿富汗派出的勘察员下落不明。出发前应尽量征求当地人的建议。
纸条上有福布罗根的签名，我简直能想象出他在电话里那粗暴、焦急的声音。我问史迪格里茨：“你知道这个口信的内容吗？”
“当然知道。”
“你去吗？”
“我都已经到这里来了。”
“你要多少钱？”
他站在那儿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赶快把他拉到一边，离开其他人。我明确地知道，他猜出我在坎大哈拜访他的原因，我还知道他想让我在报告里美言几句，这样他就能从坎大哈升迁到喀布尔去。所以他有可能开出一个低价来赢得我的好感；而另一方面，他曾接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对自己的德国医学学位颇为自得，再加上在坎大哈喝德国啤酒的代价并不便宜，所以史迪格里茨也有足够的理由要高价。这个问题很微妙，而可怜的矮胖男人手里并没有足够的筹码。我觉得很难为情，尤其因为我是个犹太人，而他是德国人。
“我很抱歉，医生，”我说道，“我不应该先开口问的。两百块钱，如果超过五天，每天再加二十美元。”
史迪格里茨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个价格比他敢于开出来的价格高。“我接受！”他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几乎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你不知道，米勒先生，那些可恶的阿富汗人简直是抢劫。”
“成交。”然后我对那个阿富汗军人说，“是你开车送我们吗？”
“不是！”纳兹鲁拉抗议道，“我来开车。”他把他的人拉到一边，问了一连串问题。“今天晚上月相如何？”“我们哪一辆吉普车况最好？”“米勒，你能不能把你们的K级配给口粮交给我们？”“水、撬棍、拖车绳有吗？”他一一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我们四十分钟之内离开比斯特堡。开米勒和我的吉普车。努尔・木哈姆德开一辆，我开另一辆。只带史迪格里茨和米勒去。我立刻就要所有的东西集中到我的帐篷前面，听懂了吗？”
他跳进吉普车，向比斯特堡疾驰而去，带着我们通过厚厚的城墙，穿过原野驶向营地。他边向营地跑去边喊道：“努尔，你跟着我。”接下来我看着这两个阿富汗人分配指挥任务，他们手下的这支探险队稍一出错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努尔很会开吉普车，于是他负责车辆方面的事务，而纳兹鲁拉负责后勤，并监督装车过程。“给弗兰基备好头巾！”纳兹鲁拉喊着，一个工程师从两个仆人头上拽下来两条头巾，解决了这件事。“你会用到的。”我把头巾装进包里的时候努尔向我保证。
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准备停当的吉普车前，纳兹鲁拉最后一次和他的手下人以及那位阿富汗军官确认了一番。他拿出一张地图，从比斯特堡开始划出一条路线示意图，这条线穿过沙漠，终止于远方的一个只标着“城市”的地区。在那里，这条线折向南方，最后到达察哈尔的一个偏僻的村庄。“我们走这条线，”他用普什图语宣布，“如果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我保证不会离开这条路线太远。”他看着努尔和那个军官在他们的地图上也标出了同样的路线。
“好了，”纳兹鲁拉严厉地说，“你们觉得失踪的那几个人到底在哪里？”
他瞪着手下人，瞪着努尔，也瞪着那位军官。军官说：“十天前，我们派两个人开着一辆吉普车出发……”
“一辆吉普车？”纳兹鲁拉问道，拽了一下胡子。
“是的。”
“耶稣基督啊！”纳兹鲁拉厉声说道。他这句从沃顿商学院学来的感叹对于一个穆斯林教徒来说很不恰当。“一辆吉普车？”他用手戳着地图，“就敢穿越这样的沙漠？”
“是的，”那个军官毫无感情地回答说，“他们十天之前离开了坎大哈，开车前往格里什克，沿着这条路线穿越沙漠。”他在纳兹鲁拉的地图上划了一条实线，这条线在沙漠里走到一半时跟我们的预定路线汇合。
纳兹鲁拉想了想，说：“如果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后半程的任何地方遇到他们。”
我补充道：“如果他们的车抛锚了，他们也许会挥舞旗帜，这样我们也能看见他们。”
纳兹鲁拉不抱希望地看了看我，问道：“他们熟悉这片沙漠吗？”
“熟悉。”
“他们听指令行事吗？”
“他们是最好的。”
纳兹鲁拉研究了几分钟地图。“我要你稍微改动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看看情况。”他往北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都快画到沙漠外面去了，然后说道，“我们不会远离这条路线。真主保佑。”说完，他紧打方向盘，调转车头向着城墙疾驰而去。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就进入了沙漠，向西追着落日而去。我们这支队伍只有两辆吉普车，每一辆都有高高的杆子，顶上有大块的方形白布在风中猎猎飘扬。
阿富汗的大石马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沙漠，因为虽然其中的确有大片连绵不绝的沙地，但是内部还有很多从山上掉落下来的页岩，这些山脉数百万年来不断被侵蚀，并且逐渐恶化，导致在整个沙漠地区都可以看到大片的页岩带，有时宽达半英里，吉普车在页岩带上可以开到时速四十英里，这时我们的两侧就可以看到在一般沙漠中司空见惯的大片景色瑰丽的沙丘。
这片沙漠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当我们走到沙漠腹地的时候，看不到任何生物，也看不到任何一丝人类经过的痕迹。岩石上没有苔藓，石缝里没有种子发芽，没有灌木，没有鸟类，没有积水的沟渠，没有蜥蜴，没有老鹰，没有任何形态的绿洲。没有废弃的家园留下的篱笆墙或者废墟，甚至连排成行的石头也没有。所见之处只有闪着耀眼光芒的、灼热的空虚。我记得有一次身处沙丘之中的时候心中暗想：在极地地区，至少他们还有结冰的水和昆虫，而这里除了热力之外，的确什么也没有。
“这里有多热？”我问努尔。
“一百三十度。但是我们并不担心高温，”他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着荒凉的景色。“我们担心的是风。”他查看了几座流沙，说道，“风速是每小时三十英里。过一会儿会变成五十。这在沙漠里可是要人命的。”
我现在开始佩服纳兹鲁拉给吉普车装旗帜的做法，我们的队伍穿越沙漠时，两辆车常常没法一同行驶，因为无论哪个驾驶员都不能确定看上去是道路的地方是否真的能走通；所以往往是落在后面的驾驶员才能发现正确的道路，而前面的驾驶员看好的路很可能只是一堵无法跨越的沙墙。这时候，没找对路的驾驶员就得调转方向，照着同伴的旗帜开足马力追赶。驾驶员之间不用互相等待，但是双方都有责任确认两车之间的距离不会相距太远。
“有没有可能还是会把车开到死胡同里去？”我问道。
“当然有可能。也许那些失踪者就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会需要另一面旗子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纳兹鲁拉的吉普车在前，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等着我们跟上去。他示意我们不要出声，然后指着一小群瞪羚——不超过十五头——它们刚刚穿过这片可怕的荒地，虽然我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可是它们却早已熟知那些人类尚未发觉的隐蔽地区。
起初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这些瞪羚着迷，但是我像中了邪一样，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看着这些小巧玲珑的动物，姿态优美地站在滚烫的沙漠上。它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它们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阿富汗有一些无名无姓的山谷，动物们可以在那里觅食。它们到这里做什么？它们又何以令我如此心动？
瞪羚群中的哨兵看到了我们，于是这些小东西们轻盈地跳开，在夕阳中四散奔逃，它们闪转腾挪，仿佛一群幽灵正在飘过沙漠。我从未见过如此恰到好处的姿态，它们疾跑而去，仿佛一段乐声渐渐消失，这时其中一只还没长角的小母羚向我们跑来，动作如歌如诗，令人窒息。突然，它看见了我们的吉普车，于是把尖尖的蹄子甩向一边，在半空中调转了方向。此番精彩的表演令我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因为我看见这头瞪羚的毛色与莫西布・汗的侄女所穿的罩袍别无二致。这头瞪羚并非畜类，它不是一头瞪羚，而是我内心欲望的化身。在这永无止境的、丑陋险恶的环境中，只能看见男性的身影，而这头瞪羚令我感受到一丝女性气息，令我回忆起女孩们的舞蹈，令我想起另一半神秘的世界。我看着它以无与伦比的优美动作东奔西突，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沙丘中，此刻我早已泪水盈盈，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大漠的孤独。我已迷失在亚细亚，我已被丢弃在世界屋脊，而瞪羚们悠悠荡荡，早已对此未卜先知。
我听到纳兹鲁拉说：“它们肯定是从商队旅社过来的。”我们拿出了地图，发现已经接近纳兹鲁拉在北边画出来的转向点。“另外那两个人有可能也是朝着驼队旅社那边过去了。”于是我们转向北方行进。
夕阳西沉时，我们爬上了一座沙丘的顶端，向下俯瞰，一幅令亚细亚旅行者激动不已的场景尽收眼底：暮色中，围墙内，漫长商路的尽头，浮现出的一座朦胧的驼队旅社。这情形令人难以忘怀：一座简陋的正方形避难所，四周围着泥墙，商队的牲口都在中间的空地上休息。一道墙柱上筑有一座堡垒，上面没有窗户，但是却布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留下的弹孔和枪眼。大门仅有一扇，人们可以从此处进入客栈。整座建筑按照阿拉伯人的精巧比例建造，非常美观。它建于几百年前，甚至可能追溯到穆罕默德时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供人们停留休息，未曾中断过，这是因为它恰好位于沙漠边缘，旁边的一条水沟流淌到这里也到了尽头，沟里长了很多野草，也积了不少水。它迎接过数千个商队，为他们提供过夜的地方，我们也是一样。沙漠地区的规矩是，无论什么人，只要走进客栈，不管他在这里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仇人都可以安心过夜。这里一定发生过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血海深仇的敌人在这里狭路相逢，共享同一个庇护所。
我们接近客栈大门时，纳兹鲁拉停下了吉普车，和努尔跳下来，双手支地，跪着对周围的沙地作了一番研究，然后走进了围墙里面继续进行调查。过了一会，他们出来说道：“他们没走这么远。”
我希望这意味着我们要继续赶路，比斯特堡废墟规模巨大，一片威严气象，然而这个破旧的商队客栈则是一片寂静，简直有些吓人。也许是因为我对那些瞪羚依然难以释怀，抑或是因为沙漠暮色带来挥之不去的落寞之感，反正这个风光不再的路边小客栈彼时彼刻阴气沉沉，让我难以接近。
“我们要走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们在这里吃饭。”纳兹鲁拉回答说，然后把我们领进那座堡垒，他和医生展开毛毯铺在泥土地上。努尔点燃了两盏科尔曼油灯，灯火的亮光使商队客栈那高高的屋顶看起来更吓人了。如果这还不够让我情绪低落的话，可以再加上巨大的重重人影，被跳动着的灯光投射在泥墙之上。我暗自思忖：即使成吉思汗从这扇门走进来也是顺理成章，他在这里肯定会觉得安然自在。
在下山小路的三分之二处，地面上矗立着一根结实的环形柱，直径十二英尺，与屋顶相连。它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用泥土垒成的，而是用石膏砌成，灯光照在坑坑洼洼的表面上，构成惊心动魄的图案。“这柱子真美，”我评价道，“是做什么用的？”
“这柱子也很著名。”纳兹鲁拉看也没看就回答说。
“做什么用的？”
“建筑需要。”他答道。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因为用了石膏？”
“柱子内部比较特别。”
史迪格里茨医生插嘴问道：“里面是什么？”很多年后我回忆那晚的情形时，愈加坚信医生肯定事先就知道答案。
“柱子里可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东西。”纳兹鲁拉谨慎地说，“吃饭之前就想听？”我说是的，他就继续说道，“大约在公元1220年前后，成吉思汗……”
“我刚刚想到他！”我喊道。
“怎么会想到他呢？”努尔问道。
“我刚才看着那些人影，想到如果成吉思汗走进这个房间，我不会觉得意外。”
“他确实来过这里。”纳兹鲁拉笑道。
“柱子是怎么回事？”史迪格里茨问道。
“成吉思汗毁灭了阿富汗。在一次对城市的袭击中，他屠杀了将近一百万人。这个数字可不是文学夸张。这是事实。在坎大哈也进行了大规模杀戮。有些难民逃到了这个商队客栈……逃到了这个房间。他们以为蒙古人肯定不会发现他们，但是蒙古人却找到了他们。”他又开始用那种平淡的语气。
“开始，成吉思汗竖起一根柱子，穿过房顶。然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阶下囚带进来，缚住双手。他们把第一层囚犯铺在那边的地上，将犯人的双脚绑在柱子上。绑了一圈。所以那根柱子有十二英尺粗。”
“然后呢？”史迪格里茨问道，额头渗出了汗珠。
“他们把犯人铺在地上，一层摞着一层，直堆到房顶。当时，那些蒙古人没有弄死任何人，但是他们让士兵拿着棍子，如果有犯人的舌头伸出来就给捅回去。那些绑在柱子上的犯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没被压死的时候——他们叫石匠连人带柱子整个用石膏灌起来。如果把那层石膏刮开，你会发现里面都是白骨。但是政府对刮开石膏没多大兴趣。这根柱子是一座民族纪念碑。就叫做‘舌头客栈’。”
没人说话。饭已经做好了，但是大家似乎都没胃口，最后纳兹鲁拉终于说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你，只是为了说明阿富汗民族背负何等沉重的负担。我们的大城重镇都被摧毁过太多次。说真的，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数以千计跟我一样的男人重建喀布尔，将它修得如同‘大城’以前一样辉煌，接下来不是俄国人就是美国人，会用飞机和大炮把它轰成平地。”
“等一下！”我抗议道。
“我不是要跟美国人对着干……也不是要反对俄国人。你们不会出于愤怒毁掉我们。成吉思汗毁掉‘大城’也不是因为恨我们。帖木儿汗、纳迪尔沙汗、巴布也不是。我如此地悲观，并非因为我们注定要被毁灭。”他耸了耸肩，“这事情无法避免。我们会竭尽所能继续修下去。”
他笑了起来，检查了一下放在毯子上已经打开的罐头。“我曾经很喜欢美国的K级配额罐头。但是，各位先生们，拜托各位一定要帮我看着点，努尔・木哈姆德和我只能吃没有猪肉的。”
“今晚，”我有点尴尬地说，“每个罐头都有猪肉和豆子。”
“那么努尔和我就得挑出一丝猪肉，摆在你们的盘子里……‘请把猪肉拿走，米勒大人，因为我们是穆斯林。’但是剩下的猪肉我就要心情愉快地留在自己的盘子里，因为我爱吃猪肉。”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两个穆斯林人，一个改了宗的基督徒，还有一个犹太人，我的孤独感不见了，但是洗盘子的时候我注意到坐在柱子对面的史迪格里茨医生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饭后我才高兴地得知我们不在这个客栈里过夜，而是要趁着凉爽的夜晚穿过沙漠。我离开这座避难所时说道：“这里总算还是有一点好。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座能确定年代的建筑物。1220年它就已经在这里了。”
“也许后来重新修建过。”纳兹鲁拉只说了这一句。
走进夜色，我平生头一次看到星星如此低垂在沙漠之上，因为我们头顶的大气层没有任何湿气、灰尘，也没有任何悬浮的颗粒物。这也许是世界上人类所知的最纯净的空气，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空气都更能展现星辰的光辉。甚至是坐落在河边的卡拉比斯堡也不行，那里的空气仍不够纯净。这些星星看起来非常巨大，然而最惊艳的是，这些星星会向着地平线直落下去，于是在东方的天际，有一些星星从沙丘后面钻出来，而在西方另一些星星则会悄悄隐没于页岩之后。
我注视着这些陌生的星辰，纳兹鲁拉借着星光在一张纸片上分别用波斯语、普什图语和英语写道：
1946年4月11日晚，我们在这里停留，寻找失踪士兵的踪迹，未果。
他拿起了一块尖利的页岩石，把这张便笺夹在门缝里，然后我们朝着水沟的上游，向大漠走去。
我明白为什么纳兹鲁拉要在商队客栈停一下了。当我们听着石柱惨案的时候，灼热的大风开始渐渐减弱，月亮照亮了大地，形似满月。眼下，它正高高挂在地平线上，周围是一片耀眼的光辉，使我们在沙漠里不至于迷失方向。这真是奇特的经历，月光从沙丘上反射出来，亮如白昼。我注意到，我们现在的时速不到二十五英里，而路况跟下午的一样好，而下午我们的时速是四十英里，这其中的原因，努尔解释说：“晚上我们看不到膏漆。”
“看不到什么？”我问。
“膏漆。一种白色碎片，都是成块的。你们可能把它叫做石膏。”
“那很值钱吧，毕竟是石膏啊。成堆的石膏？”
“不全是石膏，都是成块的。成吉思汗就是用这个做的灰泥，砌成了那根石柱。”
“原来石膏就是用来做这个的。”我沉思着。
“兑上水之后，石膏有很大用处。”努尔谨慎地说，“但是干的时候可别碰。”
这时候我们听到一串喇叭声响个不停，我举目四望，寻找纳兹鲁拉的旗子。旗子停在前面的山谷里，他正在示意我们不要跟过去。“他陷在石膏里面了。”努尔说道，“这样的光线下你根本看不见这东西。”
“我们今天下午见过这东西吗？”
“有数英亩之多，”努尔向我保证说，“但是下午的时候石膏不会惹来麻烦。”
我们停下吉普车，徒步走到纳兹鲁拉被困的地方。“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车轮滚得太慢……‘噗’的一声陷进去了。”
我跪下摸着这些石膏，发现其实都是松散的粉末，指头碰上去软软的，转动的车轮没法跟它产生摩擦力。“给你绳子，”纳兹鲁拉嚷道，“稍微拉我一把。”
我们小心地把吉普车向前提了一下，连上绳子，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纳兹鲁拉拽了出来。他开到我们身边，警告说：“时速超过二十五英里时撞上这玩意儿，你会把鼻子都撞折的。”
“要是真的撞上了，”努尔补充道，“护住脸。车子会骤停。”
现在换成我们开在前面。路上的风景美到极致，人间罕有：头顶着巨大的晚星，夜行于沙漠之中，洁白的月色照亮了诡谲的世界；从消沉中蓦然惊醒，俯瞰着辽阔的沙漠，好似大雪铺地，又仿佛春花烂漫，白色满园；遥望连绵的沙丘纵身探入阴影重重的地平线，高低起伏，富有诗意。最震撼人心的是寂静，是深夜的大漠里那种绝对的寂静。没有昆虫聒噪，没有鸟儿低鸣，没有风声，也没有远处的惊雷。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倾听，会听到纳兹鲁拉那辆看不见的吉普车在某座小山丘后面发出轰鸣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进了一处绝路，四周都是连绵的沙丘，我们奋力寻找出路，但一无所获，而两辆吉普车同时发出的轰鸣声是如何互相呼应。当时到处都是流沙，正当我们试图确认自己的位置时，我看到纳兹鲁拉的旗帜从我们身边飘过，他已经开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就这样走了四十英里，进入了沙漠腹地，这时我觉得自己在北方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我仔细观察了几分钟，开始以为那是一堆页岩。然后我叫努尔・木哈姆德也注意看，但是他正聚精会神地躲着石膏地，所以开始什么也没看见。最后他定住了眼神，说道：“是吉普车！”随后我也发现，他说的没错。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旗语让纳兹鲁拉的车停下，因为当时纳兹鲁拉的车早就超过我们很远了。我们可以开得快些，但是那可能会让我们陷到石膏里面去。我们也可以按喇叭，但是他们能听到吗？我建议道：“我先下车站在这儿，这样你们回来之后还能找到那辆吉普车。”
努尔惊惶地看着我。“站在沙漠里？”他问道。
他打开了汽车头灯，纳兹鲁拉看到之后马上就调转了车头，他靠近我们之后，问道：“怎么了？”
“米勒发现了一辆吉普车。”努尔回答道。然后他又说：“他建议自己下车等在这里，等着我追上你。”
纳兹鲁拉看着我悲叹道：“我的天！”然后他向前看着那辆诡异的吉普车说道，“我真不想过去。”
我们慢慢地向北行驶，很快就发现我们显然正在接近一大片石膏地带。纳兹鲁拉喊道：“往回开，把你的旗子插在硬地上。”我们照办后，这支小型车队又集合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向前开。
即使还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到那个我们不愿看到的场景：一辆吉普车里坐着两个男人。他们陷到石膏里面，试图把石头垫在车轮下面，离合器可能是烧坏了。
我们徒步穿过那片软绵绵的石膏地，抵达可怕的事发地点：两个从头到脚都穿着沙漠旅行装的男人坐在吉普车里，眼睛大睁着，但是已经完全干枯了。他们已经死了八九天，但是死亡之神手下留情，他们的死状并非惨不忍睹，因为这里终日吹着温度高达一百二三十度的热风，这两具尸体已经完全风干了。
“我们就把他们留在这儿。”纳兹鲁拉最后说，“什么也无法伤害他们了。”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尸体，试图寻找一些线索，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吉普车里有充足的食物，一些汽油，但是没有水。纳兹鲁拉说：“把他挪开，米勒。我看看离合器是不是还能用。”我多少有些不安，但还是把驾驶员从车轮上搬开，纳兹鲁拉钻进车里，发动了汽车。那个死人没有什么重量。发动机连咳带喘地打着了火。没有离合。“可怜的混蛋们。”纳兹鲁拉说，“把他放回去吧。”
我们走回吉普车的时候，他说：“他们可能只活了两天……最多两天。米勒，如果在这种天气里离开吉普车超过二十码，你会死掉的。”
努尔用普什图语问道：“我在想他们两人中，是谁怪罪谁。”
这个问题太出人意料了，我们都瞪着努尔看，但却也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那两个死人，无论他们曾经用多么可怕的语言指责对方，现在两人都永远地沉默了。驾车的是两个人里比较年轻的那个。
然后我们停下来整理旗子，纳兹鲁拉由衷地悲叹道：“愚蠢，真是太愚蠢了。这两个人穿过这样的沙漠，居然只开一辆车。米勒，接下来的路你跟我的车走吧。”
我们的车开到队伍前面之后，我问道：“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幸亏不认识。我可不愿意知道我的朋友居然如此愚蠢。”我们开了一会，他突然笑道，“跟史迪格里茨开车真是挺有趣的。他真是地道的德国人。”
“他是穆斯林，是真的吗？还是他开玩笑？”
“为什么不当穆斯林？反正他一辈子都得在这里生活下去。”
“你怎么知道？”我问道。
“只要他踏出我们的边境一步，英国人就会把他抓起来，要不就是俄国人。”
“因为他犯了纳粹的罪行？”
“自然是因为这个。”
“他是真的有罪……还是仅有指控？”
“我们看过法律文件。是政府手里的那些法律文件。”他谨慎地说，“我得说，那些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考虑了几分钟，然后暗自纳闷：如果阿富汗政府有文件，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大使看？大使一直在调查史迪格里茨，认为他有可能给我们当医生。我不想直接问纳兹鲁拉，但是我想出一句自认为巧妙的话：“英国人肯定了解他的事情，如果他们曾经威胁过要逮捕他的话。”
“他们确实了解他。”纳兹鲁拉笑道，猜出了这个问题的意图，又自顾自地说道，“作为政府，他们了解他的档案，如果在印度抓住他，就得把他抓起来。但是如果他拿到了去喀布尔的通行证，我肯定他能拿到，那么大使馆的人私下里会找他看病。”他冷冰冰地补充道，“我肯定你们的大使也会这么做的——在纽约你们会逮捕他，但是在喀布尔会利用他。”
“也许你说的没错。”我不情愿地说。
我们就此打住了这个话题，但是过了会儿，纳兹鲁拉评论道：“对于史迪格里茨医生皈依穆斯林教，你显得很诧异。当然，如果我一辈子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我也会这么想。跟艾伦那些人在一起，我会成为长老会信徒。”
他居然主动提起了艾伦，这让我吃了一惊，但是他那种随随便便就丢弃伊斯兰教的想法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时候我认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绝对不能随便改宗换教，于是我争辩道：“你真的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吗？”
“我在美国和德国的六年里，在各方面都是个基督徒，只是没有正式皈依而已。假设你长时间生活在阿富汗，难道你不会像穆斯林那样祈祷吗？”
我想到：如果他知道他在问谁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可笑。有了这种想法，我继续问道：“但是如果你在巴勒斯坦为英国人工作的话，你会变成犹太人吗？”
“怎么不会？如果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有一半阿富汗人其实是犹太人的后裔。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吹嘘自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然后希特勒又册封我们为雅利安人，这让我们得到不少好处。”
“你自己怎么想？”我突然问道。
“我认为我们是个很妙的大杂烩。你听说过我们那个伟大的神秘故事吗？在喀布尔西边的山谷里有一个哈扎拉人居住区。你知道我们关于他们的说法吗？我们说，所有迁到阿富汗定居的蒙古人——肯定有几百万之多——都居住在那个山谷里，他们从来不跟我们通婚。保持了一千年的纯正血统。而真实情况却是，我自己说不定就是那些被石膏封在柱子里的混蛋的后代。”
“你是说，你有可能变成犹太人？”我严肃地重复道。
“我有可能本身就是犹太人。”他坚持说，“也许是蒙古人，也许是印度人，也许是塔吉克人。但是我也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因为我有哥廷根大学的证书为证。”
一种微妙的兄弟之情萌发了出来，在万籁俱寂的大漠中，我俩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然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纳兹鲁拉提议让我坐他的吉普车，就是为了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艾伦在哪里？”
“她跑了。”
“你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吗？”
“不确切。”
“你认为她还活着吗？”
“我知道她还活着。”他说，在方向盘上握紧了拳头，“我确实知道她还活着。”从他的动作和说话方式中，我得出结论——他还急迫、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但是，一个男人已经有一个堪称完美的妻子在坎大哈的家里等着，而却为他的第二房妻子担心，不管我多么敬重这个男人，都不免为他感到忧虑。这简直有点可笑。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典型的穆斯林做法。我那是太年轻，还不能切身体会到，任何普通的美国男人，尽管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太太，但如果他们的情人出了什么事情，也同样会感到十分痛苦。这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表现成两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懂。
“她有十三个月没给父母写信了。”我说。
他带着一种冷酷的幽默感说道：“你见过她的父母吗？”
“没有，但是我读过有关他们的报告。”
“那么你就能明白了。”他回想起他们，微笑起来，然后说道，“他们就是这样，米勒。如果看到驼队旅社的那根大柱子，他们会喊起来，‘老天爷，我们得做点什么！’但是如果你说，‘关于成吉思汗，你什么也做不了。’那么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愈发痛苦地说道，“关于艾伦，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命中注定要失去这个女儿。我也是命中注定，要失去这个妻子。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连一件他妈的事情都做不了。”
我等着，直到他脸上的苦楚渐渐消失，然后我问道：“她还在阿富汗吗？”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特别让自己留心这细节——在纳兹鲁拉回答之前，他探出头去看了看东方和西方的星星，然后平静地说：“我确信，她还在阿富汗。是的，她在阿富汗。”
我还想再问得深入一些，但是那时候我看了看西方，纳兹鲁拉探头出去寻找他妻子的方向，有一颗星星似乎比其他的更加明亮，为我指引着方向。“很好。”他说，停下了吉普车，等着其他人赶上来，然后指着星星说道，“大城。”
我又看了看星星，除了纳兹鲁拉之外，没有人知道那其实是灯光，而不是星光。“那是‘大城’的灯光。”纳兹鲁拉说，“我们在这里宿营。”
“既然已经这么接近了，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走完这段路？”
“还有六十英里。”纳兹鲁拉回答。
“不可能。”我反对道，但是努尔支持他朋友的说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是不会相信的。那灯光肯定远在六十英里开外的地方。”
“是的。”纳兹鲁拉向我们保证说，“咱们把睡袋拿出来吧。”
我想找个较低的地方，多少可以防范一下越来越大的风沙，但是纳兹鲁拉把我们领到一座小丘的最高处，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解释道：“今晚我们看到沙漠里有两个人死于日晒和高温。有一个人死于炎热，就有一百个人因为洪水而丧命。”
在白色的月光中，史迪格里茨和我对看了一眼，纳兹鲁拉继续说：“每隔三四年，在这沙漠里就会有一个地方下雨。你肯定从未见过这种雨。场面恐怖，地动山摇。水墙有三十英尺高，任何挡路的东西都会被摧毁。它能把整个沙丘连根拔起，把低洼处的任何东西碾成粉末。”
我们心生敬畏，又看了看那些沟渠，他总结道：“也许这个地区有五百年没下雨了。但是从这里再往南一点——事实上，是正南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印度之后行军经过这里。他们在沙漠里安营扎寨，不出四分钟，就有一堵水墙席卷而来，三分之二的士兵遇难。这是个凶险的国家，米勒。不要在水沟里睡觉。”
黎明时分，我们起身继续西行，当我看到这最后六十英里的土地时，我明白了为什么纳兹鲁拉那么急匆匆地离开比斯特堡。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夜间穿越这样的地方，而如果想要在正午穿越沙漠腹地，这里的高温则会令我们难以忍受。在这最后的六十英里沙漠里，沙子基本上都消失不见了，我们不得不在一堆堆页岩中勉强找路，而页岩又将热力反射在我们身上。湿度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我们穿过这片灼热的页岩地时，一股强风把我们几乎吹成肉干。努尔・木哈姆德提醒我，“小心，别撞到鼻子。鼻腔的黏液已经收缩成了针状物，会刺到皮肤。会出现严重感染。”我小心地摸了摸鼻子，他说得没错。渴极了的空气已经把所有的水分都抽干了，我的鼻子里排满了针状物。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停下来喝点水就会昏倒，但是纳兹鲁拉特意落在后面，告诉我们：“我们有充足的水，还有很多罐果汁，但是如果不能确定今天能到达‘大城’，就不能碰。”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失望，又说道，“你能忍得住，米勒。”
于是我们继续上路，热得口干舌燥。在美国我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感觉，一股如此强劲的热量，好像要夺走你体内所有的水分。我能感到水分从皮肤蒸发出去，思绪则不断地回到吉普车里死去的士兵身上：这该死的风就在他们坐着的时候把他们吸干了。
慢慢地，我开始运用纳兹鲁拉所说的克制力，找到适应的方法。我不再像我以为的那么口渴，离我所惧怕的死亡也没那么近了。我正在参加一次危险的任务，穿过这片险恶的土地，稍一放松就会死去，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幸存下来，纳兹鲁拉现在正教给我们其中一个。“我们最好戴上头巾。”他提议。我们照办后，他拿出一罐河水，不是为了喝，而是从里面直接往头巾上倒了一些，让水珠滴到我们的脖子上。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头巾用了约八码布料，里面可以存上很多水，并将它慢慢释放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头部的温度也会随之降低，我想到：这个方法可以赶走热力。但是十二分钟之内，来了一阵如狼似虎的大风，把所有的水分都从布料上吸走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又倒了更多的河水，凉快了一阵子，但是十或十二分钟后，头巾又干了。
最后我们开到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在两旁的岩石中间蜿蜒而下，开了约一英里，接下来我们来到一片较低的平原，面前出现了树木和生命的迹象，还有一座村庄，上方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还有一大片水域。我们欢呼起来，按响喇叭，因为我们终于成功穿越了沙漠。
有几个穿着脏兮兮的沙漠服装的阿富汗人跑出来迎接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停下来。“告诉酋长，我们会回来的！”纳兹鲁拉喊道，然后我们加速驶往那片湖泊，然后迅速脱下衣服，躺在水里，让身体补充失去的水分。
“看他！”过了一会儿史迪格里茨说道。我看见纳兹鲁拉站在离湖岸很远、湖水只没到膝盖的地方。我赶到他身边，他说道：“你能步行穿过这座湖泊，如果你乐意的话。”
伟大的赫尔曼德河正是在这个巨大的浅水湖里走到了尽头，沙漠里灼热的阳光和风将从喀布尔附近的山中送来的水汽悉数蒸发。滚滚而来的赫尔曼德河就这样流进沙漠，走上末路。努尔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但是摆在眼前的就是一条河流寿终正寝的地方。到了夏末时节，连这片湖泊也许都将不复存在。
大家穿好衣服，酋长加入了我们中间。他的称谓应该念作“沙-利夫”，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他给我们带来了熟透了的瓜果，我们吃得满脸都是果汁。他平静地听着纳兹鲁拉讲述那辆吉普车的失踪地点，并且说他会派出一支搜救队。对于这两人的不幸遇难，大家并不觉得多么困扰；经常穿越沙漠的人中，总会有些注定要死去，这个地区之前也有很多人不幸遇难。
然后谈话就转向了美国工程师普利契特，我们大家都加入了谈话。酋长说，二十二天前有个在察哈尔工作的美国人，在往南去七十英里的地方为了测量水位把腿摔断了。原本想把他用担架运到这个村子里来，但是察哈尔的酋长觉得当地的医生能把腿治好，所以就没有派担架过去。一周前有消息传到村子里说，普利契特的腿部感染了。
“折断的腿骨是不是刺破了皮肤？”史迪格里茨医生问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情况正是如此。”酋长回答说。
“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他们还尝试治疗？”
“三千年来，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酋长嘟囔着。他让仆人去叫了一个男人过来，这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三个星期前摔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的腿治好了。”
史迪格里茨医生检查了一番，然后用普什图语说道：“跟我治疗的一样好。”
纳兹鲁拉问道：“你会派向导跟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酋长说道，他命令仆人把我们的水壶灌满，“但是这么热的天，换作我是不会出远门的。”
“我们非去不可。”纳兹鲁拉回答道。随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曾经提到过，从沙漠走出来时我们曾看到过湖边有一座城市。其实，那正是亚细亚的伟大奇迹之一：“大城”。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这座辽阔城池的大部分地方好好探索一番了。这座没有名称的大都市长度超过七十英里，顺着湖岸、沼泽和阿富汗与波斯的分界河一直延伸下去。在最初的历史中，这里曾是了不起的人类定居点。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它曾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城内的市场旁驻扎过军队。在他离开此地后的一千年中，这座城市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蒙古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成吉思汗曾经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屠杀殆尽。帖木儿汗，还有其他所有征服者都曾劫掠过这里的财宝，而如今这座城市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绵延数英里，看不见尽头。
我想到：我们把这里叫做城市，这可能是弄错了。这里过去应该是类似纽约和里士满之间的一号公路那样的地方。在道路交叉的地方出现了城镇，有一些还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是大部分地方其实都属于郊区，连接着城镇和城市，也连接着城镇和农村，道路的周围总是围绕着建筑物之类的东西。这里的道路就是赫尔曼德河，在我们横穿河流时看到了“大城”的遗迹。
长达数英里的高墙不断闪现，中间嵌有华丽的城门，装饰着壁龛，壁龛里面放着当地英雄人物的塑像，这都是穆斯林教禁止为人类塑像之前的事情了。我们还看到了几处市政建筑，在一千年前希律王时代，也许这些市政厅里派遣过前往耶路撒冷的使节。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在干燥的空气中渐渐凋敝，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两英寸遗迹遭到侵蚀。
还有几座显然是由穆斯林建造的粗糙的城堡：这些城堡对付波斯那些散兵游勇的牧羊人绰绰有余，但是在成吉思汗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最多只能坚持一两天，然后所有的抵抗者都会被斩尽杀绝。
我们沿着“大城”的外墙整个绕了一圈，我想不起什么时候眼中没有几座雄奇壮丽的纪念碑。这些建筑结实而又牢固，整个儿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令人觉得庄严而整齐。位于死亡之大漠东面的比斯特堡曾以其壮丽的外表深深震撼了我。大漠西边的“大城”却没有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它太巨大了，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而同时却又让人感到很亲切——我能感到人们的确曾经行走在这里的街道之上，在这里的建筑物里收集税款——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无需大惊小怪。仅此而已。真见鬼，这座了不起的建筑物就这样被扔在沙漠里，就像两千年后的一号公路可能也会变得如此朦胧、庄严，连接着两座城市，一座曾叫做纽约，而一座曾经叫做里士满。
如果说清晨时分沙漠的热力还只是让人透不过气的话，那么已近正午，我们沿着“大城”行车时感受到的热度可谓难以忍受。我只消这么说：不管何时，只要看见一条灌溉渠或者一条支流，我们都会从吉普车上跳下去，把手表和钱包顶在头上，穿着衣服直接跳进河里，把晒得发疼的毛孔浸个透湿。然后我们拿大罐子盛上肮脏的河水，上路之后浇在头巾上，但与以往一样，这种做法也只能暂时缓解一下，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又干透了。大家往沟里跳了至少十次，而如果不这么干就根本坚持不下去。最后，我们不得不躲进一个巨大空旷的建筑物里，等待着夜幕降临。
有一次，我们把身体浸湿之后，纳兹鲁拉让我坐上他的车，但是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婚姻。他想要谈谈过去，谈谈“大城”曾经辉煌过的那些岁月。“这座城市的贸易可能远及莫斯科、北京、德里和阿拉伯国家。这里从未像大夏城一样美轮美奂，但是它必定有过辉煌。你觉得究竟是什么东西毁掉了这座城市？”
“成吉思汗。”我满怀自信地回答，“我在学校里曾经读过有关他的事情，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从未想到他具有如此毁灭性的力量。他站在你的城市面前，喊道，‘我来啦！’很快这座城市就没了。”
“不对，”纳兹鲁拉笑道，“你太抬举老成吉思汗啦。大夏城——我们曾经拥有的最棒的城市……那座城市确实是被他毁掉的。这里不是。赫拉特也不是。他杀光了这里的居民，可人们很快就又繁衍起来，而赫拉特直到今天还存在。将‘大城’抹去的不是他。是别的力量。”
“是瘟疫吗？”我决定赌一把，我的脑子还没适应中亚地区的思维。
“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彼此之间也并非互不相容。”他慢慢地说道。这种谈话是他最喜欢的，像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他喜欢用德国式的思维方式进行辩论。
我笑着打断了他。“我刚刚想到，纳兹鲁拉。我跟你、莫西布・汗和努尔・木哈姆德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你们从不说，‘我以先知的胡子发誓’或者‘我以忠诚的血液起誓’，还有‘真主安拉会替我复仇’。我简直没法相信你是个真正的穆斯林。”
“我也听过有人这样抱怨你。”他严肃地回答道，“你和美国大使也从来不说‘哎呀基督耶稣’或者‘天啊基督’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背离本性的时代。”
“说下去，先知的儿子。”
“这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他说，“有一阵子我跟一个宾州的女学生约会，她对于亚细亚的全部了解只有那首歌谣《阿伯杜尔・阿布尔布尔・阿米尔》。有趣的是，她跟其他人一样是个聪明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毁掉了‘大城’？”
“第一个说法，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的典范。我记得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样评价的。到处都能看到这古老工程的遗迹，比如在那边就有一个，那可能是一个水库。但是人们渐渐变得懒惰了，他们没有坚持修筑下去，以为一个工程坚持了一百年，也就能再坚持几百年。他们不再清理水渠，也不再修筑新的水坝。他们猜得没错，接下去的一百年平安无事。但是他们已经和死神签下了合约。这件事不能怪到成吉思汗身上。人们变得又胖又懒。”
“第二个说法，我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就是盐的问题。在一片土地上灌溉的时间长到一定的程度，持续的水流会将盐分积累下来，这样，每年种植庄稼的时候都会将耕地恶化，这样看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懒人。也许土壤里的盐分成了大问题，没法解决了。在未来几百年内，也许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也会变成不毛之地，因为现在人类的种植技术太高明了。你们的土地含盐量也在大幅度上升。看，那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指了指那片废墟说。
“第三个原因是最撩人的一种说法。就是山羊。那些见鬼的山羊是亚细亚的诅咒。上帝赐予了我们丰饶的土地，上面长满巨大的树木，还有肥沃的土壤来供养所有的人类。但是魔鬼也来了，只给了我们一个东西——山羊。山羊占据了森林，吃掉了所有的树苗。啃秃了田野。它们吃掉了土地上的植被，把土地变成了沙漠。也许它们是最有毁灭力的动物。比眼镜蛇还要危险许多。”
“但是那些山羊跟‘大城’有什么关系？”我问道。
“这里曾经是个大都市，”纳兹鲁拉解释道，“你看见的那些山，肯定一度长满了树木。木材和木炭生意一定很兴旺。过度砍伐毁掉了一部分森林，山羊毁掉了剩下的那部分。于是到了今天，我们阿富汗几乎没有任何森林。你认为我们是故意住在泥屋里的吗？这些泥屋条件很恶劣，但是我们又没有木材。我在美国期间一直在想，‘山羊毁掉阿富汗，而又是什么毁掉美国？’我找到了答案。毁掉你们的森林的，是人类。”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在这次战争里，你们战胜了德国人，但是未来德国必胜。因为德国人一直在种树。”
我想把谈话重新引到艾伦・杰斯帕身上，但是一直坐在我身后备用轮胎上的向导喊起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察哈尔，也就是普利契特所在的地方。我们找了一条小渠，跳进去休整了一下，然后站在河岸上让狂风把我们吹干。头巾没有了潮气之后，我们就换上了土耳其毡帽。我们把衣服理平整，让自己尽量体面一些，同时我问道：“为什么要费这些事儿？”
纳兹鲁拉回答道：“下去之后你得给酋长留个好印象，否则你会一无所获。”我们开车进了村子，这时他又说：“我们离喀布尔太远，这里的政府形同虚设，只有那个强盗在随心所欲地统治着。谁又会穿过沙漠去跟他较劲呢？”
这是一座迷人的村庄，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商旅客栈，还有清凉的石榴树林，花开得正艳，传来一股特殊的香气。酋长走出来迎接我们。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家伙，身高足足有六英尺，我暗自想到：我们选出来当统治者的，果然总是身材高大的人。
很明显，这个酋长是管事的。他就像是这个小小王国的绝对君主，有自己的军队、法官，还有自己的国库。因为这里离波斯太近，离喀布尔又太远，所以主要使用波斯货币和波斯邮票。“阿富汗现在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地区。”纳兹鲁拉解释道，于是我弄懂了为什么在察哈尔没法把一个断了腿的美国人撤走。如果你在这里生了病，当地的医生会给你救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酋长把我们领进了商旅客栈一角的低矮闷热的小棚子，在稻草垫子上放着一张绳床，上面躺着骨瘦如柴、面色惨白的美国工程师约翰・普利契特。他长得瘦长结实，快五十岁光景。纳兹鲁拉伸出手去说道：“你好，教授。美国大使馆来人了，要把你带出去。”
“我想……现在就走。”病人答道。酋长的仆人已经给他清洗了身体，喂了吃的，刮了胡子，但是他看起来太憔悴，几乎不成人形，我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时日无多了，他的左腿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为的是加快愈合速度，左腿被两根断骨刺穿，明显已经长了坏疽。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泛着绿色。
史迪格里茨快步走到床前，仔细查看了几分钟，手指头放在鼻子下面闻着。然后，他探了探病人的腹股沟和腋窝。做完这些之后，他把右手放在普利契特的肩膀上，平静地说：“普利契特教授先生，这条腿必须截肢。”工程师呻吟起来，脸色比之前更白了。
史迪格里茨仿佛是在劝说我们其余人，他说道：“在我看来，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什么办法保住这条腿。我敢肯定，其他的医生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非常抱歉，教授先生，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普利契特不出声了。他肯定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史迪格里茨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职业性语气继续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每个人都得为此负责——普利契特、纳兹鲁拉还有米勒。我可以在这里给他截肢，但是他在哪里做康复治疗？你们说给我听。或者我在这里给他上点药，然后赶快把他送到坎大哈去，那里的手术条件要好得多，也更容易康复。那样的话，问题就是，你能忍受跨越沙漠的痛苦吗？”
我们面面相觑，都等着对方说话，然后普利契特坚决地说：“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史迪格里茨问道：“就是说，你想回坎大哈？”
“是的！是的！”普利契特喊道。
“你觉得如何？纳兹鲁拉大人？”史迪格里茨接着说道。
“我有个问题。”纳兹鲁拉反问道，“普利契特教授，你应该记得沙漠是个什么情况。你觉得自己能撑过去吗？”
“是的！”普利契特又说了一遍，“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我们把你送回坎大哈。”纳兹鲁拉坚决地说，作出这个决定后他又恢复到高效率的本性。他看了看表，急急说道：“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到‘大城’。我们在那里过夜。然后在黎明时分开始穿越沙漠。你们几个都准备好了吗？”努尔和史迪格里茨都说准备好了。然后他直接对普利契特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确定能撑过沙漠？”
“马上就走。”工程师说道。
“我们走。”纳兹鲁拉宣布。
使我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对于这个决定本身，还有这种仓促决定的方式。“等一下！”我抗议道，“史迪格里茨医生，普利契特教授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决定吗？”
“我有能力。”普利契特插嘴说，“我已经在这儿等得太他妈久了。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你是否穿越过沙漠？”我问道，我是这几个人里年纪最轻的，以这种方式横加干涉暴露了我内心的紧张。
“我人已经到这里了，不是吗？”普利契特不屑一顾地说。
“你记得沙漠的高温吗？”
“好了，米勒，我拒绝待在这里。我们走吧。”
“你记得那种高温吗？”我喊道，“你有没有在白天穿越过沙漠？”
“是的！”病人吼道，“我撑得住。”
我请求史迪格里茨医生：“你非常清楚，医生，那种可怕的高温天气和剧烈运动会增加那条腿的危险。”德国人沉默了，我喊道，“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史迪格里茨不情愿地表示同意，“晚一分钟动手术，就会增加一分危险。”
“我正是这么想的。”我虚弱地说。我觉得眼泪马上要夺眶而出了。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们在这里做手术——马上进行手术。”
史迪格里茨严肃地说：“但是在这里动手术风险一样很大，米勒先生。”
“看在上帝份上！”我喊道，“给我一个答案，行还是不行。”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答案。”德国人固执地回答，“都有风险。这里有风险，那边也一样。我决定不了。”他转向普利契特，温和地问道，“教授先生，你明白你现在危在旦夕，不是吗？”
“三天前，我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普利契特说，“我再也不怕了。在您看来，医生，哪种方法胜算更大？”
“这个我回答不了。”史迪格里茨坚持说，“这必须由你和你的美国顾问来决定。”
病人抬头看着我，死亡离我近在咫尺，我差点转过身去。“年轻人，”他平静地说，“我算计过，去坎大哈，我的胜算最大。”
我非常肯定，在沙漠里他那条腿会不断把毒素送到他的全身，肯定会没命的，我既不能接受他的回答，也不能接受纳兹鲁拉居然同意他的意见，医生又是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知道我们必须马上给他截肢。我愤怒地看着纳兹鲁拉说：“我们可以到花园里谈谈吗？”
“你是在浪费时间。”纳兹鲁拉警告我。
“我需要你的建议。”我说。
“你已经听到我的建议了……去坎大哈。”
“求你了。”我恳请道。
我硬把他拉出去，来到石榴树下，此时正是春季，石榴树散发出阵阵香气，我也许有机会能对抗他的死脑筋。“你是美国方面的负责人。”他严厉地说，“你必须作出决定……你只有十五分钟时间。”
“但是，纳兹鲁拉，你是科学家。你知道那样的一条腿会把毒素送进他的血液中。他不可能撑得到坎大哈。”
“医生觉得他可以。我认为他可以。我们应该动身了。”
“但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动手术，你会帮我们安排吗？”
“绝对没问题，米勒。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待上一个月。你来作决定，我只管服从。但是你一定要作出决定。”
“请帮我选出上策。”我请求道，“有个人快死了。”
“我不能帮你做你分内的事。”他冷冰冰地说。
“我能再见见医生吗？就一分钟？”
“史迪格里茨？他没法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他说得很清楚：事实就是这样，你来决定。”
“他说了什么事实？”我问道，紧张得直冒汗，“我想再听他说一遍，然后再作决定。”
“不行！”纳兹鲁拉喊道，“你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求你了，帮我重复一遍他说的话。我还没弄明白。”
“他说，”纳兹鲁拉不耐烦地重复道，“不管我们在这里给他截肢还是把他弄到沙漠那头去，普利契特都有可能死掉。”
“他没这么说！”我抗议道。这次我真的糊涂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相信就是这样。果真如此的话，而且我确定事实正是如此，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哪种做法对你我的国家最有利？”
“那个男人可能马上就死了，你居然用这种方式来讨论。”
“米勒，他会死掉的。怎么做对你我最好？说出来，否则我们该走了。”
“等一下，让我想想。”我请求道，“纳兹鲁拉，咱们知道他想离开这里。我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他的意愿呢？”
“你应该完全尊重他的意见，米勒。如果他待在这儿，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我犹豫了，然后坚定地说：“好的。我们带他去坎大哈。”
“那就是你的决定？”
“是的。我们出发吧，马上走。”
“请写下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喊道。
“这种事通常没有好结果。”纳兹鲁拉谨慎地说，“美国人总是责怪阿富汗人……把我们搞得像白痴。如果这个决定是愚蠢的，那也是你的决定，你得立个字据。”
“我不怕。”我勇敢地说，感觉自己超越了二十六岁的年龄，“但是这样的话，我就得和史迪格里茨和普利契特谈谈。”
“你还有十分钟。”纳兹鲁拉说，“超过十分钟，我们就得留在这里……待上好几个星期。”
我们回到病房，叫史迪格里茨医生到花园说话。他不愿意去，但是纳兹鲁拉用德语说：“过去。”
“我需要你最诚实的判断，史迪格里茨，你不能回避这个请求。怎么做对他更好？”
“这不是应该由我作出的决定。”史迪格里茨顽固地坚持说。
“一名医生居然会采取这种态度。”
“这种情况之下，我只有这种态度。”他回敬道。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我喊道，我承受不住压力，终于失去耐心。
“普利契特会死掉的。”他粗声粗气地回答道。
“我认为如果现在就截肢，他还有一线生机。”
“你说得对。”
“如果你把他拖过沙漠，他几乎死定了。”
“你说得对。”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进去做手术吧。”
“我警告你，米勒大人，这不是我作出的决定。普利契特坚信，在这里再多待一会他就会死掉。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这样的年纪，能理解这种感受吗？筋疲力尽。对于他来说，如果冒险去坎大哈能给他一丝希望的话，可能会更好。”
“谁能决定这一点？”
“普利契特。”
我回到了房间，告诉纳兹鲁拉：“我在五分钟之内就能写好命令。”
“那最好不过了。”他说。
我走到病榻边，对普利契特说话之前，我看了看商旅客栈那光秃秃的墙壁，闻着那腐臭的、热哄哄的空气。换作我，就算不生病也不愿意待在这样的房间里。但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热气中躺上三个星期，任凭当地的赤脚医生随便糟蹋我的腿，看着它慢慢肿大、变成绿色，一定令人无法忍受，想到还要在这里待上六个星期，我一定会精神崩溃。
我坐在床上，告诉普利契特：“应该由你我来决定这件事。在这里，还是去坎大哈？”
“我知道我不行了。但是如果待在这里……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米勒。我是使馆的人。”然后我有了一个主意，“你知道，普利契特教授，是大使本人派我过来的。他对你极为关切。”
“我不知道有谁在乎我的死活。”他转过头去，控制不出自己的泪水，“上帝啊，米勒，这简直是世界末日。”
“我了解。”我说道。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嘟囔着，“跑到一个根本不在乎你死活的地方搞水利研究。”
“别这么说。你写信给我们讲了纳兹鲁拉的事情。他是个很棒的工程师。”
“就是那个留胡子的？”
“在德国受的教育。”我安慰他说。
“最出色的人里，有好几个都是从德国来的。”他赞许地说，他的口吻表明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哪里都会产生优秀的人才。
“你决心要去坎大哈？”
“待在这里我会死掉。”
“你乐意担这个风险？”
他的精神崩溃了。他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喊道：“如果你怕丢掉这份卑鄙的工作，那么我来立字据。我愿意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我来写。”我说，感觉糟透了，我知道自己是在往死路上逼他。我叫努尔・木哈姆德拿来我的公事包，在一张公文纸上写下：
阿富汗，察哈尔
1946年4月12日
兹命令将美国灌溉工程师约翰・普利契特送至坎大哈的医院，以接受此处无法获得的医疗救治，他的左腿已经严重感染，急需治疗。
马克・米勒
美国大使馆
阿富汗，喀布尔
做这些事情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把命令递给纳兹鲁拉。他读了两遍，给史迪格里茨和努尔・木哈姆德看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折了起来。“我们十分钟之内出发，在沙漠边上过夜，只要条件允许，立刻开始穿越沙漠。”
他忘记了一件事。除非带着他的水位记录，否则约翰・普利契特拒绝离开他的岗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他说，“修建那座水坝的时候，他们要用到这些数据。”让我吃惊的是，史迪格里茨医生也赞同他的观点。
“科学家就是要保存好数据。”德国人说。
于是一个向导带着我跑到赫尔曼德河南部两英里处，约翰・普利契特收集数据的地方，纳兹鲁拉也正是要在那里修建水坝。也许更重要的是，普利契特坚持要拿回记录的这些话会为阿富汗和波斯两国之间共享河流的条款打下基础，而波斯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发动战争来争夺这条河流。我们找到了一处被烤得滚烫的小棚子，几个水位尺，还有一沓珍贵的水文记录。向导用普什图语警告我，要小心通向棚子的那条路，普利契特就是在那里把腿摔断的。我站在这座孤零零的小棚子里，这里平日的温度超过一百三十度，是真正的世界尽头，我想到了美国国会里所有那些信口雌黄的演讲，说国防部那些无所事事的小混混，说他们是天天穿着条纹裤子在下午茶会上鬼混的小伙子，我希望那些傲慢的演讲者能来这里看看约翰・普利契特为我国和阿富汗所做的伟大工作。
“普利契特是个好人吗？”我问向导。以前从来没人要他作出这类判断。向导被弄糊涂了。最后，他开心地说：“是的，他的枪法可精了。”
我跟着纳兹鲁拉坐在他的吉普车里，而普利契特则被安置在努尔和史迪格里茨的后排车座上，由他们负责照顾。他们把他弄上车的时候，德国人热情地说：“要说哪个人最有可能穿过沙漠的话，就是这个人啦。”
“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出发的时候，工程师喊道。停车时，往这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使劲儿泼水来给他降低体温的任务交给了我。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变得有点神志不清，想让我待在他身边，因为想聊聊美国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开过了沉闷、空旷的‘大城’建筑群，晚上稍微凉爽一些的时候，他的烧退了，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来自科罗拉多的科林斯堡，每年秋天都去落基山打猎。他承认自己是相当不错的来复枪手，曾经捕获过麋鹿、狗熊和野山羊。对于野山羊，他的评价很不怎么样，认为这些畜生造成的破坏比带来的好处更多。有一件事他很乐观，他说他认识一个洛夫兰人，那人只有一条腿，但是照样可以去打猎。
“我这种人，”他说，“在学会用木腿走路之前绝不会放弃。”但是下一次我们停车之后，史迪格里茨医生决定给他喂上一片安眠药，然后工程师就沉沉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