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醒来，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靠在备用轮胎上，膝盖上托着一面镜子，身旁放着一罐热水，正在心满意足地刮着胡子，这是因为坎大哈的旅馆里没有浴室。我欣赏了一会儿他灵活的动作，然后开口用英语说道：“我们在桥上遇到的那个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对你说脏话的那个？”努尔问道。
“史迪格里茨说他们都是鸡奸犯。”
“他们确实是，”努尔不慌不忙地说，“但是警察盯着他们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思考下一个问题，然后犹豫不决地用普什图语问道：“努尔，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史迪格里茨的事情讲给我听？”
他继续刮着胡子，检查着自己的脸颊，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别重要似的，然后他颇为自得地仔细把脸擦干。很明显，努尔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前就预料到我会有此一问，并已经跟阿富汗政府协商好应该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着语言，回答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奥托・史迪格里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从波斯穿过边境到了我们这边。由于没有有效证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从未到过喀布尔。他手头确实有文件证明曾在某个德国的大学获得过医学学位。”
“他的门牌上写着慕尼黑大学。”
“我相信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们指示驻巴黎大使馆调查此事，对方只查到史迪格里茨是合法行医，然后就不管了。他的学历是真实的，就我所能记得的，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学成绩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太难了。”我指出。因为我们用普什图语交谈，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标准发音，不再把单词之中的“gh”念出声来。对于我们这些在此处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人来说，“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读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里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一路走到这里来？”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尔解释说，“他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医生，而我们需要医生。他还是个德国人，而我们总是需要德国人的。不算那些修桥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人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被称作‘亚细亚的德国’，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拒绝从德国过来的难民。”
“你相信他是纳粹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纳粹吗……从法律上说？”努尔平静地问道，他正开始收拾起他的剃须用具，去给我拿热水。
“你就知道这些？”我追问道。
“显而易见，他来到了坎大哈，开了诊所行医。当地人告诉我们他的医术很高明。不管怎么说，有他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会在这里待上好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头了。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路可投。”
“连回德国也不行吗？”
“尤其是不能回德国。”
“你们国家有多少德国人？”我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痴迷劲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国公民的话就死定了。还有我的亲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样死定了。另外，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热爱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氛，一想到他们被肢解，被饿死，我可就不止会产生道德上的厌恶感了。这种恐惧能把我最大的恶念激发出来。我本能地害怕德国人，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形成这种态度是因为过度担心死亡。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对人终有一死的现实，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但是犹太人热爱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我对阿富汗历史的热爱——二战前，每当想到自己终将死去，我就会想到米勒家族未来会代代相传下去。“米勒家一定会有个后人能拿到交响乐厅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没去成，大家会感到惋惜，但不会悲痛欲绝；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韦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那可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没有从德国移民出来，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
我光顾着想些私事，压根儿没听见努尔的回答，但是我确实听到一个数字，说六百多个德国人到达了阿富汗，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当高级的资格证书。
“全是纳粹？”
“看你怎么定义纳粹了。很多都是行为高尚的男女，他们憎恨希特勒，他们后背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听到这里我又陷入了茫然之中，因为他说“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可这与我跟这两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一致。我每次会见莫西布的时候，只要有努尔在场，莫西布总是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努尔。很明显，我还远没有充分了解阿富汗的间谍活动，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努尔其实是莫西布・汗的弟弟，要不就是国王的侄子。
“如果史迪格里茨如此出色，那为什么他不来喀布尔呢？”
“我们与所有的难民达成了共识。他们必须分散定居在阿富汗各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如果他能在坎大哈证明自己，那么就有可能被请到喀布尔来。”
“就是说，他没有移居的自由？”
“你们都没有移居的自由，”他解释道，“你们得从沙・汗那里得到许可。”
“可我不是阿富汗人。”
“史迪格里茨也不是。直到他能证明自己。”
“他表现得怎么样？”
“不错。”很明显，努尔不想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继续问道：“一般阿富汗人去看医生会付多少诊费？”
“大概八分钱吧。”
“所以说，移民发不了财咯？”
“在坎大哈肯定不行。”他又一次结束了对话，然后冷静、精明地补充道，“但是如果过段时间他能搬到喀布尔来的话，那时候他也许就能为使馆官员服务了。甚至有可能获得官方的身份。那就能挣大钱了。”
“你觉得史迪格里茨会考虑来喀布尔吗？”
努尔一边把热水灌入我剃须用的大杯里，一边直视着我：“我认为他做梦都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他在坎大哈的学徒期要多久才能结束，你能给点意见吗？”
“那得由我们的政府来决定……还有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考虑要雇史迪格里茨当使馆医生的话。”我没说话。
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在午餐时见了面，当时的情景可把我乐坏了。这位德国人跟努尔打交道比跟我要谨慎得多。因为他马上就误以为努尔是在喀布尔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很荣幸会见阁下大人。”史迪格里茨奉承道。
“我不是大人，真难为情，”努尔纠正道，“我是米勒大人的司机。”
史迪格里茨仔细看了看努尔穿的西式皮鞋、西装，还有昂贵的土耳其帽子，最后决定不能上当受骗。“我得恭喜米勒先生，能拥有阿富汗最优秀的司机。我希望我的英语能跟你说得一样好，努尔大人。”
“我也希望我能从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去当医生。”努尔回答道。矮胖的德国医生容光焕发，连连称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总能看到史迪格里茨。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各大使馆真能请到他，他们可真就找到了个好医生，所以我决定帮他运作一番，把他调到喀布尔去。我们经常一起吃饭，席间他总是小心提防，保护着他的啤酒，而因为由我来付饭钱，所以我问了好多个问题，他也欣然一一作答。
这番询问让我最终确信一点：史迪格里茨不是纳粹分子。在用药之道上，他采取顺势而为的人道主义态度，深知药物对于减轻精神上的痛苦的作用并不亚于减缓身体上的痛苦。他特别爱讨论哲学问题，每晚与我共进馕和肉饭当晚餐，饭后陪我看舞蹈表演，接下来他会吸着烟斗，与我一直谈到深夜。
每当回想起在坎大哈度过的激动人心的日子，我总是忘不了史迪格里茨身上的一个特点：他对于舞蹈巡回表演队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尤其是对那个领舞的演员。“他们是阿富汗的污点。”他抱怨道，用本地人那种发音方式来称呼着他的第二故乡，“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这个民族的痼疾。老天爷，他们真应该把那些女人身上的罩袍去掉，把国民的心理基础变得正常些。”
一天午饭时，我们与努尔讨论这个问题，努尔宽容地笑了起来。“到这里来的每个弗兰基都找得到一件非得马上改变不可的事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说，把那些女人从罩袍里弄出来。法国大使说，再培训出两千个大夫来。美国大使告诉我们，用管道把水从山里引出来。俄国人说，把你们的街道铺上路面。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先做哪样？”
“先做哪样？”史迪格里茨急切地问道。他最喜欢这种谈话了。
“所有的一起来，”努尔回答道，“没错！笑吧！但是我们得让整个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拼命向前冲。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和魄力，而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你们上床睡觉时，请替我们祈祷吧。”
“我一直在祈祷你能带我去纳兹鲁拉在坎大哈时住过的房子。”我说。
“我昨天就安排好了。”努尔鞠了个躬，“你跟我们一起去吗，医生？”
“荣幸之至。”他正色道。他正要伸手到口袋里拿零钱，突然想到一件美事。“让这个弗兰基付这顿饭钱？”
“是的，我来付。”我说。难民里没有谁比德国人更爱为钱的事操心了。他舒了口气，我掏出钱来，发现他抢在算总账之前又多拿了一块馕，后来我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他一直嚼着这块馕。
努尔领我们到了一座四周建有围墙的住宅，跟其他的住宅别无二致，宅子里果然有一位看门人很不情愿地盘查了我们，最后总算答应让我们进去。这里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一座花园，几棵果树，几堵泥墙，几块波斯地毯，还有一位男仆。有一幅国王的彩色大照片，桌子上有三本很旧的《时代周刊》。家具上都装了马海毛垫子，呈现出不大悦目的粉色。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从一扇门里走出了一位显然非常年轻的女人，穿着发灰的蓝色丝绸罩袍。史迪格里茨看到她在室内也身着长袍，显出大为惊愕的样子来，努尔・木哈姆德也是同样的表情，他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馆来的绅士。那个罩着袍子的人用普什图语说道：“很荣幸，能欢迎您来到纳兹鲁拉家。”她对努尔悄声说了句什么，努尔点头同意，然后她喊来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男仆，是一个四岁的女孩和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孩。
“是纳兹鲁拉的孩子，”努尔肯定地说，“老大跟我最小的孩子一样大。”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努尔。
“三个。”他回答。
“你妻子是阿富汗人吗？”
“这与你无关。”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说。
“她是北方过来的。”努尔随和地回答道。
很明显，我们之所以互相聊了起来，是因为穿罩袍的女人让我们觉得不自在。一般来说，任何足够开明，愿意把弗兰基领到家里，让他们当着妻子的面高谈阔论的阿富汗男人都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摘掉罩袍，亲爱的。”而纳兹鲁拉太太肯定也想这么做。但努尔・木哈姆德是政府来的官员，也许是一个拥护保留罩袍传统的男人，一想到这点，她又望而却步了。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她只得把自己遮起来。
而在另一方面，根据我的了解，努尔则是个非常开明的阿富汗人，愿意看到废除罩袍，而且他当然很想亲自对纳兹鲁拉的太太说——“跟我们在一起，您可以脱掉罩袍。”但是他怕有人可能会把这件事捅到喀布尔去，眼下他在政府里的位置还不够高，没法按他自己的想法办事。
于是，两个都知道罩袍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人，却都对此无所作为，而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恰恰巩固了罩袍的传统。我打破了僵局，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个看不见的女人，所以只好用英语问道：“为什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不跟丈夫一起去比斯特堡？”
“问她自己吧。”努尔说，于是我用普什图语重复了我的问题。
“那里没有我们的住处。”她柔声说道。听着从袍子里传出的声音，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明白。”我说，但是同时我又想道，艾伦・杰斯帕不就找到住处了嘛。
“请坐，各位先生。”仆人拿着四杯橘子汁出来时，她对我们说道。我暗自纳闷：她穿着罩袍该怎么喝呢？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你丈夫，”我说，“需要我们带什么东西给他吗？”
“您真是非常周到。”她回答说，我从中听出了一丝尴尬。然后她发出迷人的笑声，我看见墙边已经摆着一箱东西，等着我们送到比斯特堡去。
“努尔之前已经来过这里了。”我尽可能殷勤地说道。
“是的，”她轻松地说，“他昨天都安排好了，但是我很高兴你也能这么想。我不想让努尔为难，做超出他权力的事情。”她的用词非常准确，看来对于纳兹鲁拉的这段三角恋情，我得有所改观了。他的阿富汗妻子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娶过来的沙漠赤脚女人。
“除了普什图语，您还会说其他语言吗？”我问道。
“法语。”然后她用缓慢的语调骄傲地说，“还能说一点英语。”
“很明智，”史迪格里茨嘟囔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使夫人。”
纳兹鲁拉的太太没有听见这句，所以努尔用普什图语重复了这句恭维话。面纱里的人笑了起来，然后转向医生说：“您说法语吗？”
“是的。”史迪格里茨回答道。
“您呢，米勒大人？”
“是的，夫人。”我点头。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法语交谈呢？”她用相当标准的法语问道。我看了看努尔，于是纳兹鲁拉的太太安慰我说：“噢，努尔的法语比我说得还要好。”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极为震惊，于是努尔解释说：“你以为我在你这里工作之前在哪儿工作？法国大使馆嘛。”我暗想：阿富汗人一旦找到个优秀人才，就立刻教他用得上的技能。
史迪格里茨评论说：“三年以后你再回来，米勒先生。到时候你的努尔就会说俄语了。”
“那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交叉着双手，做出女性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我被告知，说你会来这里，米勒大人，我希望能帮到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去了哪里。”
“她没跟他在一起吗？”我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她说。
“她也不在这儿？”
纳兹鲁拉的太太愉快地笑了起来。“不在这儿，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弗兰基媳妇几个星期关在坎大哈的这座高墙里。”
“请您原谅。”我说。
“但是我想，在几年前您也许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所以，您的怀疑也可以理解。”
“谢谢。”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向您保证，请相信我是您的朋友，绝不会伤害您，也不会伤害艾伦。她从来没有跟我冲突过。我从未侮辱过她。我们在喀布尔共处一室的短短几天，我们亲如姐妹。她常常唱歌给我的女儿听。”
“有没有人提醒过她——我是说提醒她是二房？”
“当然！”袍中人大笑起来，“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就亲吻我，还说，‘你是凯里玛。纳兹鲁拉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淡淡地说，“没有哪个美国姑娘……”
努尔打断我：“请不要这样说话，米勒大人。凯里玛说的事情难道比我们已经得知的事情更难以置信吗？”
“那倒是没有。我向您道歉。”
“我知道，要你们理解我的国家是多么困难。”纳兹鲁拉的太太柔声说道，“但请你们在报告里反复强调一点，米勒大人。在纳兹鲁拉的家里，艾伦得到了爱和尊重。她对我们也一样好。”
“纳兹鲁拉的母亲对她也一样好吗？还有他的姐妹们？”
“每天下午，艾伦都会跟纳兹鲁拉的母亲学习两个小时的普什图语。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们家人都很爱她……每个人都是。”她站起身来，动作优美地鞠了一躬，向房间外走去。她的橘子汁放在那里，碰也没碰过。
“再问一个问题，请允许我……”我请求道，“您有没有任何猜测，不管多么奇怪……”
“让我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猜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艾伦做了什么，都是反复思量的结果。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她所乐于见到的那样，因为她具有一切非凡才能。她聪慧善良，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不测，在我而言正如失去了一位亲人，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您必须清楚。”她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她流泪了，她用右手摸了一下嘴边，或者只是我觉得她这样做了，因为她身上的罩袍掩盖了她的动作，“当纳兹鲁拉把她带回坎大哈，把我一个人留在喀布尔的时候，是艾伦坚持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来到坎大哈之后，她跟我见面，说，‘我实在想念这个小姑娘。’米勒大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有爱。”
她走出房间，然后又想了想，站在门口说道：“有可能，她请我来坎大哈是因为她知道我能生孩子，而显然她没有生育能力。史迪格里茨医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无从得知袍中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女士鞠了一躬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她走后，我说：“我还以为她是从兴都库什山出来的光着脚丫的游牧民族。”
“她的姐姐在波尔多上过学。”努尔说。
我转向史迪格里茨医生说：“关于生孩子那件事……”
史迪格里茨用德语愤怒地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他转身离开这座宅子，然后用普什图语忿忿地说：“大使馆根本就不该管这种事。”他突然扔下我们，径自走开了，这下我明白了，他逃离德国一定事出有因。他诚实、坚强、固执，对他而言，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一定如同地狱一般。
努尔悄悄说：“他正是用这种方式证实了凯里玛所说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
“把这点写在报告里吧，”努尔建议道，“与事实不会相差太多。”
那天晚上，努尔和我晚餐时没有见到史迪格里茨医生，但是我们吃完馕和肉饭后在广场上闲逛，观看跳舞的时候，我告诉努尔：“要是把这个舞团带到纽约，他们马上就会火起来。”
“真的会吗？”他怀疑地问道。
“当然会。那个领舞的加入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舞团都没问题。你明白他有多棒吗？”
“看!”努尔在一次幕间休息时笑道，“外套大人来了。”来自巴达克沙的年轻人仍然被那位“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的舞蹈演员搞得昏头昏脑。
我对于舞团的评论让努尔感到很悲哀，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们阿富汗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天才。住在山里的老人讲述给我的长篇故事，比我读过的大多数欧洲小说都要精彩。你说这些跳舞的很棒。在这个国家，天才没有用武之地，你明白在这里长大有多悲惨吗？”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作什么评论，但是努尔问道：“在俄国，他们组织这类舞蹈团，有时候给他们发勋章，甚至还把他们送到巴黎去，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战争期间，我去过中国，他们白天奋力打日本人，晚上去听京剧。中国人跳舞不比这些人强。”
“真的吗？”努尔沉默了。这个想法又一次让他难过。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了舞团生活的另一面。我坐在备用轮胎上刮胡子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睡在我们吉普车里的一个守卫说，有客人来访。于是我抓起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跑到窗口去看。访客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
“让他进来！”我用普什图语喊道。
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德国医生就走到我们中间。“想要去看看独一无二的表演吗？也许这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看到的。”
“怎么回事？”
“你没听到外面乱作一团吗，大概在早晨四点钟的时候？”
“听到了，”努尔回答说，“大街上打起来了。我估计是斗殴。”
“你说对了一半，”史迪格里茨说，“开始是斗殴。”
“为什么事？”努尔问道。
“还是老一套。男人们为了舞男打起来了。尤其是米勒先生大为欣赏的那一位。”
“就是我说过，在纽约一定能火起来的那位。”我提醒努尔。
“他昨晚就火起来了，”史迪格里茨狡猾地说，“两个男人为他大打出手。杀死人了。”
努尔・木哈姆德用普什图语咒骂了一句。“又是这种事？”
“是的，”史迪格里茨用普什图语回答道，“我得提醒咱们的美国朋友，这个男孩是个魔鬼……魔鬼。你从没明白过，是吧，米勒先生？”
“我没想到会杀死人。”我用普什图语承认。接下来，我们几个参与到这个可怕事件的发展中去，用的都是普什图语。
努尔・木哈姆德肯定已经猜出我们即将目睹的将是什么场面，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因为在我所读过的有关阿富汗的书籍中，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对于在这个可爱的春日清晨里，在坎大哈的公共广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作好心理准备，即使是那本讲述加兹尼城腥风血雨历史的书里也没有这种内容。史迪格里茨医生在赫拉特曾经见过这种事，他知道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场面。我们走去广场的路没有多远，但是他要求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下，办公室守门人领着我们走到一个挂了两道锁的箱子旁边，史迪格里茨从里面拿出了一架莱卡相机。他在接诊室里给努尔和我分别照了一张相作测试用，然后把相机挎在肩头，戴上了一顶土耳其软毡帽。之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广场。
就在舞者表演的那个场地上，聚集了一大群男人，但是现在那串灯已经没有了，光秃秃的土地像岩石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在广场的一侧站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人群关注的焦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因为他穿的马鞍鞋和衬衫都很破旧，外套也差不多碎成布条了。然而他一脸倨傲的神色，却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他被一群暴民围在中间，却好似鹤立鸡群一般，身旁的民众都对他表示尊敬，而他也泰然受之，仿佛这是某种世袭权利似的。显然，他就是暴民围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这时候传来一阵鼓声，不是充满热情的那种伴舞用的鼓声，而是有些发闷，音色也不一样。鼓声是在宣布有八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已经来到现场，他们看上去又严肃又冷漠。他们两个两个地走进来围住了事先用一堆鹅卵石标记好的出事地点，然后我看见两个警察一组，用一根木槌把一根木棍钉在地里，露出地面的长度是八英寸。
鼓声又响起来了，从先前用作更衣室的小巷子里走出了两个矮小的、圆滚滚的毛拉，他们的脸刮得很干净，跟山里那些瘦骨伶仃的鹰钩鼻很不一样。他们示意鼓声停止，然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祈祷起来。我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所有祈祷词，但是他们似乎正在为即将参与一场古老仪式的人们净化心灵。他们还祈祷说，我们每一个目睹了这件事情的人，将会尊敬上帝的指令，遵守上帝检选的先知制定出来的戒律。祈祷结束后，鼓声又响了起来，一个戴着枷锁的人被带了上来，他显然是个囚犯。
“就是那个穿外套的年轻人！”我叫道。
努尔说：“从巴达克沙来的那个！”然后他示意我不要说话，这时候史迪格里茨医生正忙着给仪式拍照。
山里来的年轻人晕晕乎乎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曾经干了什么。他带着一年的积蓄来到坎大哈，却被卷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漩涡中。守卫抓住他推来推去，好像是在对待一头畜生。
“他就是凶手？”我小声问努尔。
我左边有个人说：“昨晚的舞蹈表演结束后，这个犯人想要买下那个舞男。但是有个警察已经预定了。这个山里娃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得不到那个舞男。他气昏了头，杀死了警察。大家都看见是他干的。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怎么惩罚还没定下来。”
“会怎么惩罚他？”我问道。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看到下面的事情。”努尔回答。
“你会留在这儿吗？”
“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得报告上去。”他做出听命于人的样子说。
那两个毛拉走向那个昏头昏脑的山里人，说道：“你犯了杀人罪。”那犯人根本没能力接受这个指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毛拉走到一个我没见过的、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的胖子面前，问道：“政府想要接手这个案子吗？”
胖官员回答道：“这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谋杀。政府跟这个案子完全扯不上关系。”他对毛拉点了点头，走开了。
接下来，毛拉们走到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个老人面前，宣布：“古尔・马吉德，这位囚犯谋杀了你的儿子。根据先知的法律，我们将他交给你来处罚。你，古尔・马吉德，可愿接受这个责任？”
老人一脸庄重地走上前去，抬起眼睛，好直视那位年轻人，用清晰的声音宣布说：“我愿意接受这名犯人。”
毛拉最后祈祷了一次，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公正和仁慈，然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他们了。
看守囚犯的人把他往前推，几乎碰到了那位老人，现在这件事变成了年轻的罪人和死者的老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为一部由千年前的大漠居民构思而成、由无数代人向之致敬的戏码。国家和教会一样，都只能退居幕后。只有罪人和丧子的老人相对而立，而在这出恩怨情仇的戏码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围观人群则是神情紧张、默不作声，最后老人大声嚷道：“把犯人绑起来！”
听到这一声喊，人群狂热地爆发出赞同的叫喊声，我听到努尔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我祈祷上帝赐予我们仁慈，哪怕就这一次。”而在那一天里，只有复仇，没有仁慈。
年轻的杀人犯被推到树桩那里，手脚抻开、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人们纷纷伸手伸脚踢打着他，直到他被四仰八叉地摆成了圣安德鲁在十字架上的姿势。人们已经不再把这出戏当成宗教仪式；接下来我们即将卷入一场报复行动中，仇恨无可置疑，且难以平息。
年轻人被牢牢绑住，守卫做完了分内的事就走开了，换上一圈警察，都是遇难者的哥们儿。他们在罪犯周围站成一圈，紧挨着彼此，防止暴民涌上来，但同时也保持了一定距离，好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人群安静下来，用手肘互相推搡着往前挤，大家都想找个好地方大饱眼福。
遇难警察的父亲现在上前一步，站在已被置于警察监控之下的囚犯跟前。他嘟囔了一句简短的祷文，然后朗声说道：“把弯刀递给我。”我不清楚人们会如何理解他说的“弯刀”这个词，但至少它指的不是“剑”。从他那班同伙当中走出一人，拿着一把生锈的19世纪的刺刀。老人一字一句地喊道：“在坎大哈围城战中，我祖父从英国人那里缴获了这把刀。”人群欢呼起来。
我低头看着那个年轻人，他似乎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目光呆滞，好像又回到了谋杀时的恍惚中，那时他正为赢得舞男的青睐而跟人搏斗。然而，当老人对人群讲完话，跪在年轻人的头旁边时，囚犯终于看清了那把生锈的刺刀，尖叫起来。
那是一种可怖的、动物般的尖叫，仿佛来自于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我感到这尖叫声与当时的场面极为匹配，因为那声音让我们彻底沦入动物范畴。“不要！不要！”被木桩死死捆住的年轻人尖叫着，但是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任何人类的语言。
老人定了定神，左手手腕一翻，揪住了那囚犯的头发，拉紧了他的脖子。老人右手拿着那把生了锈的刺刀，开始向手里这囚徒的脖子锯过去。刺刀一下下地拉动着，随着这个恐怖的动作，男孩的头前前后后地扭动起来，还没有被切断的嗓子里发出极其恐怖的尖叫声。我觉得我要呕吐了。
终于，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有一个人影从人群中冲出来，打断了老人的动作。这个疯狂的场面停了下来。我又能喘气了。
半路杀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史迪格里茨医生，他和老人用普什图语争辩着，但是那位冷酷的行刑者听不明白，用困惑的眼神看着这个德国人。然后我看见史迪格里茨指着照相机，用我和其他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清晰地说道：“如果你从另外一边开始锯，光线会好些。”
老人耸耸肩，史迪格里茨厉声问道：“你想要你的照片，不是吗？”最后，刽子手听懂了，我惊骇地看到他换了个角度，从另外一边又开始锯了起来。这回，阳光畅通无阻地照了进来。
大力地锯了四下之后，老人弄断了犯人的脖子，那恐怖的叫声安静了下来。然后他一鼓作气，把软骨和骨头全都切断。接着他站起身来，由于刚刚用尽力气而显得有些笨拙、疲惫，他的左手依然扭着，插在犯人的头发里。他大踏步地绕着圈子，向我们每个人炫耀死者的头。
老人来到我跟前时，我只得转过头去，却发现我正好看着那个搞鸡奸的舞者，正是他那种蛊惑人心的演出才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的脸上一副兴奋过度的表情，目光随着那个被砍断的头颅转来转去。他的衣着跟平常一样整洁，还发出一股香水味儿。看到我厌恶地盯着他，他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了一个谄媚的微笑，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太可怕了，不是吗？”
“米勒先生！”我听到有人喊着。史迪格里茨医生看见那个妖媚的舞者站在我旁边，就过来要给我们照相。他调了一下焦距，同时，那惯于拍照的舞者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态，而戴着土耳其毡帽的我则是满脸错愕。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张照片，它的作用是提醒我，我所讲述的事情的确曾经发生过。
努尔和我默默无语地穿过广场走到饭馆，但我太震惊了，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不久，医生也过来了，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要一瓶啤酒。努尔不能跟我一起喝，因为他是穆斯林，而你又不爱喝。”当那瓶珍贵的啤酒拿上来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评论说，“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让我最终还是会去喀布尔。那里没有这些公开处决，还有的是德国啤酒。”
“既然你认为刚才的处决如此骇人听闻，”我虚弱地问道，“为什么你还那么仔细地拍照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下记录，”他回答道，“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应该有记录。过几年之后，你今天的所见所闻将不复存在。努尔・木哈姆德一定会做到让它们不复存在。”
“但是当你阻止那个老人的时候……你本该去劝住他。”
“我？”史迪格里茨嚷道，“他们会杀了我的。”
“他们会的。”努尔赞同道。
“但是让他换个方向。老天，这太残忍了。”
“我没改变任何事情。”他回答道，仔细地撬开啤酒瓶盖。
我满腔悲愤无处发泄，继而大笑起来。我止不住地迸发出痛快、狂暴的哈哈大笑，虽然努尔和史迪格里茨都试图让我停下来，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伸手指向饭馆对面的公共广场，那个刚处决完罪犯的老人正在往家里走。他刚刚手刃了家族的仇人，右手还握着那把富有历史意义的刺刀，而左手却牵着那个鸡奸舞者的手，那舞者边走边对着啧啧称赞的人群鞠躬。而我爆发出无法控制的大笑声并不是因为这不般配的一对儿。老人把他那件破烂的外套扔在了处决犯人的现场，他穿上了死者的外衣，也就是那件美丽、破烂但还勉强能用的、抢来的巴黎女装外套。衣服挺合身，事实上，他穿这外套显得很精神。
“等等！”他走过的时候我喊道，老人停下了脚步。“医生！”我嚷道，“再来拍一张照片。”然后我在这一对奇异的情侣中间摆了一个姿势。
我又回到餐桌旁时，努尔・木哈姆德非常愤怒，把他那套礼貌的政府人员的角色抛在脑后。“你干吗要那样做？”他尖刻地质问我。
“这真是太他妈胡来了。”我说。我突然感到很羞愧。
“你用的是杰斯帕先生常说的那个词儿。”努尔尖刻地说。
“什么词儿？谁说的？”史迪格里茨问道，小心地把他的相机收好。
“米勒大人的一位朋友。每次他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会说这是胡来。”
“我很抱歉。”我说。
“多年前，有个法国人照了一组非常棒的照片……在阿拉巴马州……也是私刑处死犯人。那件事是胡来吗？”
“我笑是因为我的神经受了刺激。”我解释说。这个借口很蹩脚。
“很好。我认为现在你也许可以开始严肃认真地谈谈你的事儿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生气地问道。
“你看到了我的国家最可怕的一面。现在咱们来谈谈艾伦・杰斯帕。”
“我很乐意。”我说道，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咱们别再东拉西扯了。不要再公开地跟那个老人找乐子。”
“我已经道歉了。”我不满地说。
“很好，”努尔勉强说道，“你嘲弄那个老傻瓜和那个邪恶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以为……”
“我认为是那件外套……给故事来了点睛的一笔。”
“我已经把这个事件抛在脑后了，”努尔说，“你别把这件事当作阿富汗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吗？”我问道。
“你我之间，永远都可以。”努尔回答说。
“那天我跟沙・汗谈话时，他露出口风，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艾伦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太奇怪了，事实上他都不愿意再说一遍。”
“什么传言？”史迪格里茨医生插嘴说。
“就是头一晚我问你的那件事。”
“我告诉过你了。我没法猜。”他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你能猜猜吗？”我问努尔。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她离家出走，死在路上了。”
“你打心眼儿里相信她没死在激进派的毛拉手里？”
努尔真的被激怒了。“米勒大人，”他抗议说，“你上个星期在加兹尼城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发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我们刚才目睹的事件，”我冷静地说，手指着那具太阳落山之前得一直放在地上的无头尸体，“让人不得不再反思一下以前的答案，难道不是吗？”
“如果那些答案已经被确认了，就不用反思了。”努尔回答说。
“但是那几个毛拉呢？”我重复道。
努尔开心地笑了。“那两个毛拉正好是我们最好的牧师。他们严格按照阿富汗的习俗行事，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公开处决不会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要阻止这样的事情，时机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会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当然。我有一个兄弟就是毛拉，是个比我优秀得多的公民。”
“我想要见见他。”我突然说。
“我们回到喀布尔之后，你会见到他的，米勒大人，如果你认为伊斯兰教会放任你看见的那件事情，那么你并没有理解阿富汗的秘密。”
“真他妈是个高尚的宗教，”史迪格里茨医生用普什图语插嘴说，用普什图语骂脏话其实很有趣，“实际上，我去年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了。”
“真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
“干吗不信呢？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个国家令人振奋，宗教也相当深刻。”
“你抛弃了基督教？”我厌恶地问道，没有掩饰我的语气。
“我再说一遍。”他开始用的是普什图语。然后，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又改用法语。“我再说一遍，”他用法语说，“干吗不信？宗教又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特定的时间、特点的地点总要发挥点作用。如果它不发挥作用，就不是好的宗教，你就得信别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基督教在德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整个社会都变态了，它却还允许？大规模屠杀呢？对人性的可怕背叛呢？当我到达赫拉特的时候，我发誓，‘如果基督教在这儿不如在慕尼黑好用的话，那么他们这儿信什么教，我就跟着信什么教。反正也不会更糟。’实际上，伊斯兰教相当不错。”
努尔又说了一句让我大为惊讶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艾伦・杰斯帕也成为穆斯林了。”
我还没说话，史迪格里茨医生就说：“聪明的姑娘。上次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俩谈过这件事。她说她在新的信仰里找到了慰藉。她管这个叫做‘沙漠信仰’。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对于那些星期六大吃大喝、然后晚上和人私通、周日又打高尔夫球的人来说，基督教已经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脱罪仪式。”艾伦的这番描述用法语说出来，给人的印象是聪明、阴险又深刻，“她说她需要一种离本源近得多的宗教。她说了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指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起源于沙漠地区，在那里上帝似乎离我们更近，生死之事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她说我们本质上都是沙漠动物，生命本来就理应是残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费城或者慕尼黑这样的绿洲里，我们就会堕落沉沦下去，而远离我们的本原。”
“你会回慕尼黑吗，如果你有这个自由的话？”我问道。
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看着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说出任何话来暗示他被禁止回到德国去，不过，他是如此醉心于他的新世界，这只能让人得出这一个结论，而现在则被我公开地说了出来。他为此感到十分生气，用德语回答道：“不，我永远不会回到德国。”然后又用普什图语翻译了一遍。
这时候，肉饭端上来了，油滋滋、热腾腾，配上松子和葡萄干，虽然刚观赏完斩首仪式之后我还没办法对食物动什么念头，但是时间一长，我又饿了，于是我们都把手指头伸了进去，在三个人之间产生出一种粗粝的兄弟之情。史迪格里茨医生时年四十岁，努尔・木哈姆德三十二岁，我则是二十六岁，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愿意尽量维护的品行，我们越来越尊重彼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在一起。实际上，在处决仪式之后能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我感到很骄傲。
“你一定不能把伊斯兰教当成是沙漠宗教，”努尔提醒道，“伊斯兰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世人对它的了解都不完整。”
我不由得问出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如果沙漠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国，你们穆斯林人能接受吗？”
“你要相信，犹太人自己会管好自己的事情。”史迪格里茨直率地说，我们之间刚刚萌发的那点兄弟之情化为乌有了。我很惊讶，一位德国难民居然能公开地讲出这种话来，但是他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更为震惊。“而且，如果他们需要帮助，像你我这样的人都会出手。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国家。”说完，他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穆斯林可不会喜欢这个，”努尔评论道，“尤其是阿拉伯人。我就不喜欢这个。我不想让犹太人拿走我的国土。但是其他的方法我就更不喜欢了。我们穆斯林会给犹太人一点点土地……不太多，但是会给一点点。”
过了一会，我说：“我们使馆没有证据显示艾伦・杰斯帕成了穆斯林。”
“很多弗兰基太太都成了穆斯林，”努尔回答说，“她们是不是皈依伊斯兰教，我们看不出官方有什么理由过问。”
“真是这样？”我问道。
“当然。你们基督徒总是认为，要改变信仰一定是从别的宗教改信基督教。在这里，你看到相反的例子了吧。德国来的史迪格里茨，还有费城来的艾伦・杰斯帕。”
我又开始笑起来，这一次没有歇斯底里。“啤酒怎么样？”我问道，指着那个半空了的瓶子。
“德国人可能有很多特性，”史迪格里茨兴致勃勃地说，“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路德会教徒，也可能是穆斯林。但他一定是啤酒爱好者。有一个毛拉给了我喝啤酒的豁免权……就是你今天看见的那个。他是个自由派，十分善解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