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努尔・木哈姆德就帮我把行李装上吉普车，准备出发去坎大哈了。我们多带了一罐机油，为了预防万一还带了火花塞，绳子，多带了一件外套，一条睡袋和一些药品。我们向使馆申请了四盒K级配给口粮，两个备胎和几罐烧开的水供路上饮用。如果你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见到我们，你肯定猜不出我们是从一国首都出发到近在咫尺的第二大城市，走的还是一条常规路线。我们看上去更像是两个探险者，混迹在形迹可疑的商队里正要开拔。不过实情也正是如此。
离开喀布尔之前，狼群又一次突袭了街道，我问努尔会不会开车带我经过纳兹鲁拉家的房子，他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栋房屋在城市南部的狭长地带，位于通往坎大哈的路上。我们接近了那座高大的木门，门扎得结结实实，上面镶着年代久远的钉子和螺栓，此时我意识到面前的木门通向又一个阿富汗堡垒。大门周围的泥巴墙有数英尺高，完全看不见里面。除了军队，没有任何部门有权闯进这些禁区，所以女人可以永远被关在里面，无需经过除关押者外的任何人的同意。
我们坐在车里观察这座沉寂可怕的大门时，突然意识到高墙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很明显是火把发出的光亮，顺着那扇历经沧海桑田的大门的门缝闪动着。然后火光停止了移动。另一头有人从门缝里盯着我们看。没人说话。
过了几分钟，我悄声问努尔：“你觉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他们知道，”他回答，“吉普车就意味着来的是弗兰基。”
“我们何不问问他们艾伦去哪儿了？”我建议，心里知道努尔肯定会否决，说这个主意不会有用。令我吃惊的是，他耸了耸肩膀，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顺从地走到大门口。虽然那位不肯现身的偷窥者肯定看到了他的一举一动，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最后还是努尔等不下去，照规矩拉动了门铃。
从那道高墙里传来了丁零一声，火光又开始移动了。等了不长时间，大门上一扇小得仅能供一人通过的小门砰然打开，一个衣衫褴褛、头上裹着头巾的瘦男人探出头来。努尔用普什图语问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表示不知道。那扇小门吱扭一声在黑暗中关上了，从门缝里能看见那点火光也熄灭了。
“他们不知道她的下落。”努尔汇报说。我借着雪亮的汽车头灯最后又看了一眼那道神秘的高墙。
从喀布尔向南通往坎大哈的道路大约有三百英里长，而它的历史则有三千年那么长。从1946年冬末时节的保养状况来看，最后一次整修道路可能至少是八百年前的事了，因为这条路的每一英里似乎都发生过险情。
路上的大坑小坑实在太多了，我们的时速还不到二十英里，而且一旦遇到有积水的地方，整个道路就会消失不见，我们也就只好沿着田地里的车辙开，直到古老的道路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黑暗中，我们经过了好多辆抛锚的汽车，里面的乘客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呼呼大睡，等着喀布尔那边搞到零件，再派人走路送过来。
那天正巧是春分，六点整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的山丘上升起，照亮了阿富汗中部那雄伟荒凉的景观。在遥远的西边矗立着神圣洁白的科依巴巴山脉，只要大雪封住了山口就完全无法翻越。近处有一座用泥砖临时搭建的低矮小屋，外面围着一整圈高墙，墙头特意种了一圈荆棘，还插着碎玻璃片。靠近道路的地方，伸出东一条西一片的田野，年景好的时候估计也能有点收成；但是山区雨水太多，农夫们劳碌一年往往颗粒无收。
这幅景观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颜色。没有积雪覆盖的地方全是褐色：山川、泥墙，还有大片的不毛之地。向喀布尔方向踯躅而行的旅人们看上去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的衬衫耷拉到膝盖上，本来应该是白色，只不过穿得太久又洗得太少，已经变成了褐色。就连狗都是褐色的。
我们中途停下来一次，看一群男人逗一只狗，但那畜生知道我们是陌生人，于是狂吠起来，人们捡起小石子朝着狗砸过去，准头惊人，那狗随即逃走了。“我以为他们会打伤那条狗。”我抗议说，但是努尔说那些石头都不是用力扔出去的。
“他们很爱自己那些瘦条条的狗儿，”他安慰我说，“要是你把他们的狗杀了，他们会把你追到兴都库什山去。”
春分时节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我们上路那天是3月21日，正好是冬季的最后一天，也是春季的第一天——这正像是从纽约州那些积雪覆盖的山脉出发，去到春意融融的弗吉尼亚州，因为我们越往南走春意越浓，路旁的景致也从白雪皑皑逐渐变成春花烂漫。头一天早晨还未过去，我们就在路边发现了蓝色的花朵，还看见了黄色的鸟儿飞快地掠过土黄色的田野。大片荒芜的平原上，积雪刚刚消融，开始显出了别样的风情。
我们中途停留的第一站是阿富汗古都，屡屡见诸史书的加兹尼城。我特别用了“屡屡见诸史书”这个词儿，因为当初一经告知自己的首个外交职位即将被分配在阿富汗时，我就研究了一切能找到的当地历史，而没有哪个留存至今的城市能够像加兹尼城这般令我浮想联翩。在那建成多塔状的城墙上曾记载过一位精力无比旺盛的野蛮人征服者，时间大概是公元1000年（一个方便记忆的年代），他被后人称作“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有二十五年之久，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阿富汗人每年都会率领大军穿过开伯尔山口向南进入印度平原，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当地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那位记述者写道：“那些印度城市好比肥壮的牛群，马哈茂德将它们牢牢拴在阳光之下，供他定期回来挤奶。”他屠杀了上千平民，洗劫了整片大陆的富人，并把他那丑陋的阿富汗小城加兹尼发展成当代的教育、财富和权力中心。
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在阿富汗历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时——也许可与欧洲的查理曼大帝相提并论——我暂停研究工作，转而去找了另外二十几个刚刚进入国务院的研究生，问他们可曾听说过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然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我想，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阿富汗是个多么不为人知的国度，令我懊恼的是，就连学者们都会模糊地以为阿富汗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种叫法罢了。我有好多朋友都以为我被派到了非洲。
我现在知道了“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鼎鼎大名，而眼下，我正跟着努尔・木哈姆德的导引，逐渐接近他的城市。远远看去，这座城市灰暗、荒凉，令人沮丧，简直就是由几座灰不溜秋的建筑物拼凑而成的，外面还围着难看的泥巴墙。从我所在的位置向加兹尼城看去，这座城市就是一堆乏善可陈的牛舍。没有树木，没有清凉的河水，也没有开阔地。我对阿富汗的幻想在这里彻底破灭了，这堆乏味的、没人要的泥巴棚子，曾经贵为一国之都，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走到城墙边上的时候，情况开始有所好转。我得承认，站在雄伟的南大门旁时，我确实感受到了一股激荡的想象力，还有从马哈茂德帝国传来的细若游丝的回响。这座巨门建造得极其恢宏壮观。城门旁守着两座结实的圆塔，塔上的垛口里布满射击用的狭槽，而窗子则是一道道窄缝，上面也可以布置机枪。我站在城门外，挤在一群游客当中等着拿入城通行证，这时我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感，我已然能够理解，当年马哈茂德正是仰仗着这些城墙的守护才得以发动一年一度的奔袭攻击。
我们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城门，开进了那些窄街，这时候就算是最迟钝的头脑都能发觉我们的所在之处已不再是喀布尔城了，这里没有布满附庸西方风雅的使馆建筑，也不再有什么德国工程师将大半条河流都控制在手中。加兹尼没有德国工程师，我们已然进入了亚细亚最古老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广场上，泥地上没有铺设路面，四周都是灰扑扑的商店和腻着油垢的饭馆，我们所见到的每个人都穿着脏兮兮的白裤子、垂到膝盖的衬衫、西式马甲，他们披着简陋的外套，还罩着肥大的头巾。他们的脚上全都穿着用破烂皮子做的露趾凉鞋，而且看不到一顶土耳其毡帽。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女性，连穿着罩袍的女人也没有。道路两边全是笨重的毛皮货物，用皮囊装着的山羊奶，从南方运来的葡萄和甜瓜，一捆捆的木炭，还有零零碎碎的农产品。跟喀布尔的市场相比，这个地方一副破败景象，颜色单调、死气沉沉、找不到任何舶来品。然而，这种乏味单调自有引人流连之处，当努尔停好车，让我守在车旁而他去找住处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高兴。道路实在太糟糕，我们不可能在当天就赶到坎大哈，也不可能在加兹尼城南边过夜。
我仔细观察这座破烂的小广场，看了约摸十分钟左右，这时我发现身边冒出来一群衣着褴褛的阿富汗人，他们都是对弗兰基很感兴趣的城里人。听到我会说普什图语，他们都挺高兴，告诉我加兹尼地区的这个冬天很不好过，食品短缺得厉害，这时候努尔回来了。他一回来，这群人就忽然神秘地消失了，我以为是努尔斥退了他们，但是后来才看见把他们吓跑的其实是两个走过来的毛拉。他们瘦瘦的，留着胡子，穿着深色长袍，满脸都是刻骨的仇恨。他们大步走过来，朝着他们最看不顺眼的吉普车，然后对着它，而不是我，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他们越骂越愤怒，这时我开口用普什图语向他们解释说，大家都是朋友。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他们的仇恨减少了一些，我们聊起我的旅行。他们其实都很友善，而且在努尔细心的诱导下，他们开始大笑，而刚才那群人又凑了过来。努尔保证说，弗兰基绝对不会对加兹尼的女孩子动手动脚，也不喝酒。他们向我鞠躬告别，努尔悄声说道：“毛拉这边不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时间够用的话。”
努尔叫来了一个小男孩，把我领到旅馆前面，而他则把吉普车开到后面的院子里，我们在此逗留期间，吉普车可以被锁在后院，安全无虞了。那个小男孩穿着可怜巴巴的破烂衣裳，沿着一条窄巷子拖拖沓沓地走下去，最后把我带到了旅舍。这是我在阿富汗第一次住店，着实有些兴奋。不过，我只能说这儿的窗子都没有玻璃，门没装锁，没水没暖气，没有吃的，没有床铺，没有床单，只有没铺地板的泥地。然而，它确实有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在房间的泥土地上，堆着五六块我所见过的最精美的波斯地毯。它们都是在俄国古城撒马尔罕编织而成的，由流动商贩背在背上，翻过大山，穿过沙漠，走私进入阿富汗。这些地毯可谓丝线织就的诗歌，其中有三条呈发红的蓝色，另外两条则是炫目的白色和金色。它们堆在旅店的地板上已经很多年了，这里极其干燥的气候令它们免于霉烂，现在看起来还像刚刚织成的那样光鲜亮丽。它们使得旅馆房间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而当努尔・木哈姆德开始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包括那两只备胎都卸下来堆在毯子上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沮丧。
“别把东西堆在那儿！”我抗议道。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道。
“就放在吉普车上。”我说。
“放在吉普车上？”努尔张大了嘴，“他们会把我们偷得精光。”
“你已经雇来了两个带枪的人。”我争辩说。
“他们是来防止别人偷车轮子的，”努尔解释说，“米勒大人，如果我们把这些备胎放在吉普车上，那些守门的不出十分钟就会把它们卖掉。”
我感到一阵厌恶，说：“我饿了。咱们出去吃点东西。”
“咱们不能一块儿去。”努尔回答说。
“为什么？毛拉们都知道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说这个房间有问题。我们不能不留人守着。得有一个人在这儿。”
我从后窗户看出去，其实只是一条可供步枪伸出去开火的窄缝，指着正懒洋洋坐在空吉普车上的那两个留胡子的大个子守卫说：“让他们过来一个人守着。”
“他们！”努尔嚷起来，“他们会把东西全偷走，然后等我们回来就会一枪把我们崩了！”
“那你干吗还给他们付钱？”我质问他。
“守着车轮子呀。”努尔又说了一遍。
我掩饰不住心烦意乱的表情，于是努尔把我带到前窗户，也就是另一个步枪发射槽那里，然后给我看旅舍的院子，里面大概有四十或者五十个面黄肌瘦的部落成员聚集在那儿。“米勒大人，”努尔悄声说道，“他们就等着咱们走出房间呢。”
后来我俩决定让我先出去吃饭，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我回到广场，想找一家饭店。“饭店”这个词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只能找到几个之前见过的油乎乎的街边小食店。里面有一张快要散架的桌子，三把椅子，还有一个水壶，壶沿全被苍蝇屎盖住了。然而，饭馆里的香味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慢慢开始喜爱阿富汗食品，而这个咖啡馆里又确实有几个好菜。侍者穿着一件烂得出奇的外套，戴着绿色的包头布，给我拿来了一块“馕”。这是一种又厚又酥脆的玉米粉圆饼，面粉粗糙而又营养，捏成雪鞋大小的长条状烘培而成。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我们吃过最好的面包，它是被放进陶瓷做的炉子里，架在炭火上烘烤的，一口下去，尝得出麦田的清香。侍者还丢给我一大盘肉饭，这是一种蒸出来的米饭，里面有大麦粒、碎麦粒、洋葱、葡萄干、松子、橘皮屑和一条一条的羊肉。靠着馕和肉饭，我一定能将整个旅行撑到最后，这两种东西我永远也吃不够。
吃饭时，早先跟我说话的那些男人又在我身边围拢起来。有两个人坐在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其他人站在我身后，我不时地递给他们一块馕，他们则用馕做勺子舀肉饭吃。差不多有七八个人把他们的手指伸到我的饭食里来，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在阿富汗人生活中典型的患难与共的气氛。就在我结账并向我的客人们告别时，有几个穿着长外套的男人跑过广场，嘴里还嚷嚷着什么。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正要回到旅舍叫努尔来吃饭，这时我身边那些人忽然激动起来，拽住了我的袖子。这下我得跟他们走了。我们一起跟着打头的那些人穿过广场，走出了城门。我记得当时心想应该回到旅舍去找努尔・木哈姆德，但是又有一股邪气让我停不住脚，过了一会我就来到了城门外的一个地方，混迹于一群暴民之中，而地上正钉着一根大桩子。
那根桩子有七英尺那么高，在另外一边远远地站着四个毛拉，其中有两个先前跟我搭过话。他们表情哀伤、漠然、可怕。那副蓄着胡子、戴着头巾的模样，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族长一类的人物。我突然有一种紧张感，觉得我可能是闯入了《圣经》中记载过的、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就被禁止的场景之中。那些瘦长、暴怒的毛拉们活脱脱是从《旧约全书》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排骆驼安静地靠着斑驳的古代城墙吃草，那群脸颊晒成了棕色、胡子被风沙吹得灰扑扑的裹头巾的男人有可能是在等待某种尼尼微或者巴比伦的宗教仪式。
我慌慌张张地向四下里望去时，只有一样东西提醒我身处在二十世纪。在加兹尼城的大门外，有一堆原先很可能是皇城护卫堡垒的一部分、而如今已经成了一堆瓦砾的石块，里面杵着一根电线杆子，上面有三根松松垮垮的电线，从加兹尼连接到喀布尔。有了这个，我马上要目睹的这个场景也许在几分钟之内就能传遍全世界，但是在加兹尼城，或许除了努尔・木哈姆德之外，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值得报道一番。
毛拉们祈祷着，夕阳西沉，在他们的脸部掠过了几道堂皇的阴影。祈祷者停了下来。从旁边的城门里走过来四名士兵，都挎着卡宾枪和子弹带，他们中间夹着一个挣扎着的赤脚人，身上罩着粗糙的白色罩袍。我在喀布尔曾见过这种装饰着褶皱的精美服装，上面有刺绣做成的窥视孔，可以向外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种习俗的野蛮之处；但是加兹尼城的这种罩袍则是一种粗劣、肮脏的白袍子，上面开了一个小口，比蚊帐眼儿大不了多少。
没人告诉我里面是谁，但肯定是个女人，因为据我所知男人从不穿这种长袍。不管里面是什么人，她经过人群时，一定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刻骨仇恨。
当士兵走到木桩这里时，他们笨手笨脚地把几根钉子钉进了木桩，并把犯人的手捆在了这些钉子上，同时把她的脚踝也固定在木桩底部。然后他们向后退去，那件脏兮兮的白色罩袍将那双赤足完全盖住，现在这个囚犯全身都被罩住了。但是，她仍然完全看得到外面那个充斥着仇恨面孔的世界。
现在那四个毛拉开始祈祷，人群用一种我不明白含义的仪式回应着；接下来，先前在广场上跟我谈话的毛拉讲了一番话，用的是普什图语，这回我听了个清楚明白，尽管这番话针对的是谁我当时还猜不出来。他悲伤地喊着：“这就是犯了通奸罪的女人！这就是加兹尼城的婊子！这是对敬畏上帝的男人大逆不道！”他结束了讲话，我盯着那个罩着袍子的人，试着猜测她会受到何种刑罚。哪怕她能听到这些指控，她也没有颤抖。
另一个毛拉上前一步，嚷着：“我们研究了这个女人的通奸案，她是有罪的！我们把她交给加兹尼城的男人们来裁决。”他的同伙全都附和着，第一个毛拉领着留胡子的男人们穿过加兹尼的城门走了回去，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他们。
那时我光顾着转过身去看那些毛拉，并没看见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听到一声钝响，还有倒抽一口气的声音。我快速地环视四周，终于发现一块很大的石头显然击中了那个女人，落在了她的脚下。一定就是她倒抽了一口气。
现在，在我右边那些跟我一道吃饭、并把我带到现场的男人们都跪下开始找石头，小石子一律不用，不一会儿他们手里全准备好了石块，接下来，如同我原先看见那些砸狗的人一样，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朝那个罩着袍子的人砸了过去。石块从四面八方呼啸着飞向那根木桩，而且大多数都打中了，显然，阿富汗人对于通奸的惩罚非常严厉。
那女人忍着没有哭喊，但是不久人群中却发出了欢呼声。一个力气很大的男人找到了一块特别棒的石头，又大又尖，他用力掷了过去，还特意瞄准了她的身体，石块狠狠地打中了她的肚子，一股血渗出了罩袍。这是当天下午第一次流血，人群为此欢呼起来，但是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想到，身体要遮起来不让人看，却让血透过袍子渗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已受到惩罚的明证，这种方式是多么卑鄙啊。
另一块同样大的石头击中了那女人的肩膀。血流出来，人群又是一阵欢呼。我觉得喉咙里一阵恶心，想道：谁来停止这种惩罚？
接下来我几乎被吓昏了。一个大块头男人，用一块与先前同样大小的尖利石块，十分准确地打中了女人的胸部。血一下子从破烂的罩袍里涌了出来，女人终于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我想拔腿就跑，但是被一群疯子包围着，而且我读过很多记载，说如果外国人在这种场合犯错就会被杀死。我祈祷着，希望这些男人已经心满意足了，然后我弄懂了士兵们在树桩上钉钉子的原因。这些钉子是为了不让绳子滑脱，而当犯人昏过去，她那浸满血液的罩袍垮了下来的时候，这些钉子让她不至于倒在地上。
自然，我心里想道，这些士兵要把她放下来了。但是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而四面八方的男人们又装好了弹药。
又是一阵齐射过去，这具松松垮垮的人体被击中了八九次，幸而那女人已经感觉不到了。接着，一个粗壮的男子喊叫起来，说他找到了一块绝佳的石头，让其他人都住手。人群顺从地屏住呼吸，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瞄准，挥臂，然后狠命地把石头砸了过去。他们跟目标之间相距十五码，石块一闪而过，果然又狠又准地命中了已经没有知觉的女人，击中了她的面颊。她立刻血流满面，人群再次欢呼。
这番击打实在太惨烈了，犯人的手从钉子上滑落下来，整个人瘫成一团，倒在树桩旁。与此同时，人群散开，大家纷纷冲向那具倒下来的身体，开始用大石头砸，因为不管多么强壮的男人也没法把如此巨大的石头扔出那么远的距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巨石砸在那具瘫软的人体上，直到稀烂，他们仍然继续着这种野蛮的游戏，直到现场形成了一个石头堆，正如生活在沙漠里的穷人用来标识坟墓的那种。
我通过加兹尼的城门走回去，仍然处于震惊当中。我走过了刚才的饭馆，刚才这里还是一片祥和的气氛，而现在那个扔出了最大块石头的男人迎接着我。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刚才的处决，互相称赞对方技艺精湛。我到了旅舍，努尔・木哈姆德估计我被什么事岔开了，就叫一个小男孩去找些肉饭，而且用油腻腻的手指头抓着吃完了。他正躺在波斯地毯上睡觉，但是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却像警觉的守卫一样醒过来了。
“你怎么脸色苍白？”他问道。
“女人通奸，被捉住了。”我咕哝道。
“用石头打？”他问道。
“是的。”
努尔捶打着地毯，然后用手捂住了脸。“多么可怕的耻辱！我可怜的国家！”
“太可怕了，”我虚弱地说，“你们怎么能允许？”
他坐起来，盘腿坐在地毯上，而我坐在备胎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也觉得羞耻？”他问道，“莫西布・汗……还有国王？如果他们看到这些……”
“他们为什么不禁止？”我生气地质问道。
“如果他们禁止这个，米勒大人，你今天看见的那些男人和他们在山里的兄弟就会一窝蜂地冲进喀布尔，杀死你和我，还有莫西布和国王。”
“不可能！”我嚷道。
“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干的。”努尔坚持说，“在喀布尔我们可能有两千个有文化的阿富汗人，知道这种事情必须被禁止。在坎大哈可能有五百人。但是在加兹尼城，一个也没有。我们是用三千个人……也许有五千个人去对抗一千两百万个疯子。你看见了处决，我不觉得遗憾，米勒大人。你会更了解我的国家。”
“这种事情会永远继续下去吗？”我问道。
“不会的，”努尔坚定地说，“在奥克苏斯河流域，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们以前也像你今天看到的这样。在毛拉的监视下公开执行处决，这在撒马尔罕曾经也是常事。但是莫斯科和基辅过来的共产党说必须禁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布罩袍是违法的。女人们被解放了。米勒，我们有十年时间来禁止这种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禁止……俄国人就会过来替我们禁止。”
“政府知道这些吗？”
“当然知道。像沙・汗这样的人难道是傻瓜吗？政府知道。但是有一千两百万人不知道。”努尔站起身来，在屋里不耐烦地跺着脚在我们破破烂烂的行李中转来转去，“你难道还不理解像我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吗？眼下，在加兹尼，离喀布尔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每个参加投石处决的人都希望一辈子能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今晚告诉他们你要禁止，他们会杀掉你的。”
我突然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击中，我跳下备胎，抓住了努尔的胳膊。“艾伦・杰斯帕是不是也遇到这种事了？”
努尔松了口气，笑了起来。“不会的，米勒大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喀布尔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说：“我觉得我要吐了。咱们出去散个步吧。”
“我不能扔下货物不管。”他抗议道。
“叫一个守卫过来，”我粗鲁地说，“我必须得到城外走走。”
“那你自己去。我留在这儿看东西。”
“我不敢自己去。”我诚实地说。
“这就对了。”努尔赞同地说，他不顾自己的明智选择，叫过一个守卫。然后他停下来问道：“出了事你负责？”我说我会负责。
努尔告诉那个留着胡子、挎着枪和子弹带的战士：“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要少了一样东西，我就崩了你。懂吗？”这个凶悍的叛徒点点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用货物抵在门口以抵挡可能的入侵者。
我们穿过广场，那群热情的处决者又对我欢呼，向南走到城门，我能看到那堆石块上伸出来的不祥木桩。一群狗嗅着血腥味。
“尸体会在那里放多久？”我问道。
“今晚他们就会弄走。”努尔安慰我。然后他暴怒地说，“你必须理解一件事，米勒大人，你一定认为今天的处决是一场暴乱。并非如此。毛拉们仔细地研究这些案件，没有任何决定是仓促作出的。严格地讲，你所见到的是一件事先仔细研究过的司法行为。只是极端残忍罢了。”
我们转身离开了石头堆，向南沿着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走着，直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加兹尼城。我们走出去足足有四英里，这时，我在东边看到了一个罕见的场景：一群像是大黑鸟的东西聚集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我以为这些大鸟会飞走，但走近后发现我们遇上的是一个游牧部落，正在阿富汗随着季节到处游荡。
“普文达人！”努尔欢呼起来，显然非常激动。他向前跑去，喊着：“看那些女人！”
我远远地看到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女性，一身黑衣，佩戴着亮晶晶的珠宝。她们走路的样子极其优雅——我只能这么形容——而且不穿罩袍。她们是自由的，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在亚细亚平原的高地上来回迁徙。夕阳西下，红色的光辉照亮了她们黝黑的面颊，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动物特有的、全神贯注的气质，游曳在天地之间。三千多年来，她们的祖先在亚细亚国家的国界之间穿梭来去，没人能想出办法来阻止他们。
在他们每年横穿阿富汗的旅程中，普文达人肯定非常鄙视阿富汗人囚禁女性，把她们藏在麻袋里，将其视作奴隶的做法，而普文达女性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去自由。
“她们对你们的制度是一种冒犯。”我告诉努尔。
“你说得对，”他赞同道，“但是她们为这种自由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我看来，她们相当开心。”
“她们完全是被放逐了的。当她们穿过我们国家的时候，她们是另外一个人种。”
“那你看见她们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兴奋？”
努尔笑了。“阿富汗男人迷恋这些黑色的帐篷，就像苍蝇盯着蜜糖。我有很多朋友尝试过在这里过夜。”他指着有女人走来走去的那些帐篷，“但是普文达男人很警觉，不让我们靠近。”
这时候，有一个游牧民骑着一匹棕色的马向我们跑来。他个子高高的，脸色黝黑，留着胡子，带着飘逸的头巾。胸口处挎着子弹带，还用一只手冲我们举着一支来复枪，不过并没有瞄准。他用普什图语说道：“走开！”努尔跟他说了几句话，他随即优雅地作了回答，但是最后他重复警告了我们。“走开！”他打马跑回了帐篷。
“他怀疑我们是政府官员。”
“他们从这里要去往哪里？”我问道。
“他们追着融化的积雪走。”
我们动身离开，这时我用余光瞥见一个红色的身影从一顶帐篷里窜出来，消失在另一顶帐篷后面，就像春天里颜色鲜艳的鸟儿在树木之间闪来闪去。我转身更加仔细地看过去，果然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一身红色衣裙，带着镯子，又出来追一只山羊。但是我还没看清，她就不见了，这让我想起了喜迪卡。像沙・汗的孙女一样，她自有一种罕见的优雅和性感。
努尔・木哈姆德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政府把他安插在美国政府里的原因。他笑起来，问道：“很迷人，是不是？”
“她为什么要穿一身红衣？”
“这表示她还未婚嫁……”
“看那儿！”我嚷道。从我们身旁最近的帐篷后面有一只跑疯了的山羊向我们冲了过来，山羊的后面就是那个任性的姑娘，在离我们四十码的地方，她制服了那畜生，把它赶了回去，身后尘土飞扬。她对付山羊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黑黝黝的皮肤，亮晶晶的眼睛，还有两条长辫子在阳光里摆来摆去。我能理解那些阿富汗男人对这样一个人儿的狂热，就在我们看着她的工夫，她娴熟地把山羊赶了回去，拴起来。
“想到这样的人也是阿富汗的一个分支，我感觉舒服多了。”我们走回去的时候，我评论说。
“他们不算我们的人，”努尔纠正说，“冬季他们会去印度。夏季他们到北方。他们只拿我们这里当作一条通道。”
“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我问。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努尔回答道，“从法律上说，我觉得他们应该算印度人。”
我们回到加兹尼城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城门旁边有很多闪亮的火光不停地游走。这是个肃穆的时刻，一天已经结束，这座古城即将沉睡，我们停下脚步，看着城外的旅行者在临时搭建的火堆上烤羊肉吃，火光中显现出了城墙塔楼的影子。
当我们经过处决地点的时候，努尔・木哈姆德恳求道：“别再看了，米勒大人。这是我们的耻辱。”然后我俩返回广场，那里的灯光既投下了阴影，也照亮了街角的咖啡馆。我们坐在桌前，那些好心人推搡着来到我们跟前，谈论着白天里发生的事情；我发现自己违心地跟这些男人打成了一片，他们难以理喻、野性未驯、与当代世界苦苦地抗争着，可他们又是如此渴望了解美国。他们吃了我们的馕，分掉我们的肉饭。他们告诉我加兹尼城当下面对的问题——食物供应、税收和马匹的成本。一餐结束，他们陪着我们回到旅馆，走进我们的房间又待了几个小时，盘腿坐在波斯地毯上，不停地说着，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