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几乎每一座建筑物都是残破不堪的，那都是仇恨留下的伤痕。有一些建筑物，比如沙・汗的这座层层围墙之中的堡垒，是为了抵御围城之战而修建起来的，也的确多次承担了这样的重任。而在其他的建筑物里，则发生过惨烈的凶杀和复仇。到了偏远地区，还能找到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帖木儿皇帝或者伊朗的奈迪尔皇帝时期留下的创伤。世上可曾有什么地方像阿富汗一样，饱受过如此恐怖和毁灭性的蹂躏呢？
但是，在所有这些见证过暴力的建筑物中，没有哪座比英国区里那些挤挤挨挨的房子更引人遐想。这里曾有惨败，有屠杀，有忠诚，有背叛，勇士被匕首刺中了咽喉。然而现在，英国人仍然与阿富汗人保持着亲善关系，这充分说明英国人的手腕是多么高超。
1946年，英国区也许是阿富汗教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一座自得其乐的堡垒，里面有私密的花园、网球场和餐厅。欧洲各使馆的官员们在漫长的冬夜里正是在那儿朗读戏剧，连美国使馆官员也被勉强叫来了。今天晚上的戏是《昨日诞生》，先后由英国使馆、意大利使馆和美国使馆刚刚打印出剧本来。这是一出吵吵闹闹的喜剧，几个月前在纽约刚刚开演。端庄的瑞典女孩英格丽被安排朗诵比利・达恩的角色，有个自认为可以模仿美国黑帮成员说话的英国人扮演哈利・布鲁克，我则负责朗读《新共和》杂志记者的角色。
剧组其他成员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土耳其大使的太太组成，现在回头想想那些朗诵会，最令我难忘的，是喀布尔城正大雪纷飞，而我们居然还能有如此雅兴。文明社会中的男女认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书籍、杂志、戏院、旅店、音乐，与我们可谓完全隔绝。我们唯有与自己的个性为伴，以过去的经历和回忆为乐；后来我们逐渐发现在这种环境中大家也有可能享受如此活跃的社交生活，实在是令人欣慰。较之于喀布尔那间拥挤的小屋，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听过更有趣的俏皮话，更引人入胜的谈话。我也从未遇到过哪帮人能够如此自得其乐，如此富有生活情趣。那些年里，我总是日复一日地跟那二十几个同伴厮混在一起，而他们总能给我惊喜，部分是因为根本没法离开他们，也无法不被他们的个性所吸引。
今晚，我们的朗诵会（我们被硬塞了几页之前从没看过的剧本，被指派了不同的角色，不过待会儿大家就能进入状态）被推迟了，因为我们办公室的麦克斯维尔小姐迟到了，由于她负责打印第三幕，还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我们都觉得至少应该等她来了再开始。但是，今晚的东道主英国大使认为麦克斯维尔小姐迟迟不来让他很没面子，因为他今晚要招待赫伯特・钦纳利爵士，一位死气沉沉、满脸胡子的亚细亚常驻督查。这位先生的主要职责就是向上汇报英国驻阿富汗使馆的情况，他刚刚结束在波斯使馆的工作，让赫伯特爵士感到满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要着急，”赫伯特先生很有风度地说，大家都松了口气，“我知道美国人很少准点。”
我回答说，麦克斯维尔小姐一定是遇到了意外——我希望只是暂时的意外——因为她那天早晨六点钟就起床赶着打印剧本了，而且她还坚持亲自把打印件送到意大利大使馆（对她来说多少要冒点风险），这点雷斯普西小姐可以作证。“事实上，”我总结道，“为了完成任务，麦克斯维尔小姐落在毛拉手里，惨遭非人虐待……”
“还是老一套？”赫伯特爵士问道。
“吐口水、推推搡搡、用普什图语骂脏话。”我解释道。
“这是本周第二次发生这种事了。”英国大使说。
“我想向白厅【7】提议，”赫伯特爵士透露，“让英国使馆的所有女性工作人员立即穿上罩袍。”
“老天，千万别！”一位名叫格丽琴・阿斯科维斯的乐天派的英国姑娘尖叫起来，“噢，赫伯特爵士。我求您别这么做。”
在我看来，英国人有点过分羞怯，但是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可是喀布尔全城最可爱的白人小姐，而且还是未婚。说她的坏话于我的处境不利，因为虽说她身边围着六七个各使馆来的体面小伙子，但我好像是最有希望博得格丽琴小姐芳心的人……准确地说，假使她没能发现我是犹太人的话。现在各个弗兰基大使馆的人都还没察觉这事儿呢。
阿富汗的英国使馆和美国使馆的关系一向不太好。简单地说，英国人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福布罗根上校的形象是既不会说话，也不识字。秘书长得太漂亮，薪水也太高。海军陆战队员目无法纪。而我这样的人则是脸皮太厚。事实上，美国使馆唯一能令英国使馆侧目的，就是我会说普什图语，可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那边也有三个小伙子会说，其中有个胆子特别小的家伙还会说俄语和波斯语。我们总归还是得到了谅解，因为美国使馆的厨房手艺特别好，酒吧也一般不打烊。
“她来了！”赫伯特爵士嚷道，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万分，就连年纪很大的英国人也经常这么孩子气，可是，门一开，走进来的却并不是麦克斯维尔小姐，而是一位不速之客，莫西布・汗。他穿着在邦德大街定做的蓝色细条纹毛料西装，帅气的棕色皮鞋，还有一件伦敦衬衫。他打扮成一位体面的外交官，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大使面前。
“阁下，您邀请我参加朗诵会已经三次了。我选择这次前来，不会失礼吧？”
“我亲爱的朋友，你能来是我们的荣幸。”
“我耳闻这出戏十分滑稽。如果不是路过意大利使馆，有幸被雷斯普西小姐告知，我先前并未听说过这出戏。”他冲着那位胖墩墩的意大利使馆打字员鞠了一躬。
“她说的是实话，”赫伯特爵士插话说，“我们的驻美大使上个月在华盛顿看过这出戏，把他逗得哈哈大笑，用航空邮件把剧本都给我们寄过来了。”
有一瞬间大家都没找到话说，这时瑞典姑娘突然大声说：“干脆我们开始吧，反正麦克斯维尔小姐的角色到第二幕才出现。”
“我认为还是再等等，”赫伯特爵士坚持说，“毕竟，大部分剧本都是由这位好姑娘打印的。这是米勒先生告诉我的。”
阿斯科维斯补充道：“而且，她刚跟毛拉打了一架……”
“你觉得毛拉们现在占着上风吗？”赫伯特爵士问莫西布・汗。
“没有，”这位阿富汗人谨慎地回答，“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落下风。”
“一段时间之前，人们传说要废除罩袍。”赫伯特爵士说，我们的讨论于是就此展开。虽说我在阿富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发现，有两个话题大家准能聊得起劲：一个是罩袍，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发现的痢疾疗法，因为喀布尔的饮用水卫生状况不佳，所以这个瘟疫迟早会殃及所有的人。果然，人们谈完罩袍的话题之后没多久，我就听到雷斯普西小姐开始对人们提出了建议。
“一位德国医生发明了比肠用慰欧仿好得多的东西。我记得是叫做磺胺。在战争中发现的。”
“有疗效吗？”瑞典女孩问道。
“我的办法，”赫伯特爵士插嘴说，“一直是在肠道末端填充进一些没滋味的大块食物，比如那种新型植物纤维。你绝对想不到这种做法能将肠道运动减缓到什么程度。”
“真的吗？”土耳其大使的妻子追问道，“我一直靠肠用慰欧仿，这种药好像在肠道上端更有效。但是不起作用的时候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谈话现在改用法语，因为有一位法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药劲儿很大的制剂，法国大使的妻子正在给人们作解释，我想：除了在喀布尔，世界上估计没有哪个首都能让来自五洲四洋的、品位高雅的观众一本正经地讨论起如何控制肠道的上端和末端。但是，在阿富汗的生活中这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种被当地人叫做“喀布尔闹肚子病”的亚细亚恶性痢疾一旦爆发，可不会像我们国内的肚子疼那么简单。这种病会让患者呕吐、惊惧、虚弱，把人折腾得精疲力竭。在一个如厕设备并不富余的国家里，来一场痢疾可是非常吓人的，而且我愿意打赌，在这间摆满书籍、灯光柔和的房间里，没有哪个人不带着自己的私房药，以及一卷子更加不可告人的如厕用纸。
“你们怎么对付这种疾病？”法国大使太太用法语问莫西布・汗。
“很简单，”莫西布操着抑扬顿挫的英语说道，“你们欧洲人看见小男孩往天然水源里撒尿就大惊小怪。其实还有更糟的呢。可是又有什么大不了？喝了这样的水，大部分孩子都会死掉，这既不是祸害也不是福分。他们只是死去了，仅此而已。所以阿富汗的平均寿命是二十三岁。但这些数字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远远没那么糟。因为如果你们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又碰巧没死掉，那你几乎就等于打上了万能疫苗。看看各位周围的人吧。看看大把的阿富汗人活到很老很老的年纪。至于女人们，我向大家保证，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水能把你养活到七岁，那么除了一颗子弹，什么东西也撂不倒你。”他捶着自己的胸口，笑了起来。
一位在喀布尔短期驻扎的矮胖医生静静地说：“你们当然都看出来了，他不是开玩笑。比方说小儿麻痹症，向美国这样一尘不染的国家里，有那么多孩子不幸患上了……”
“我们这里没有哪个孩子得小儿麻痹症，”莫西布・汗坚持说道，“但是你们欧洲人随后来到我们中间，身上又没有被阿富汗寒冷的冬天培养出来的那种免疫力……在欧洲人里已经有多少例小儿麻痹症了？”
“仅在我当医生那段时间里就有很多。”胖医生赞同道。
门响了一下，随后麦克斯维尔小姐满脸通红地出现了，一方面是由于外面极度的严寒，另外也是因为被那件险情吓得还没缓过来。“太过分了！”她有点亢奋地嚷道。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齐喊起来。
“今天早晨，”她激动地说，“有三个毛拉冲我嚷嚷！”
“我们都知道那桩不幸的遭遇。”赫伯特爵士安慰她。
“我并不在意那件事，”麦克斯维尔小姐说，“我从奥马哈千里迢迢跑到了阿富汗，我爱这个地方。”她一眼看见了莫西布，于是向他跑过来，抓住了他的手，“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就在离使馆不到两百码的地方？”
“更多的毛拉？”莫西布镇定地问道。
“狼！”麦克斯维尔小姐宣布，“是的，一大群狼。它们在旷野里厚厚的雪堆上跑来跑去。”
“山里有暴风雪，它们就跑下山了。”莫西布解释道，“每年的这个时候……”
“它们会袭击……人类吗？”有人问道。
“它们饿得发疯，”莫西布回答说，“早晨你可能会听说……呃，它们是狼，从兴都库什山上跑下来的。”
一群野狼，成群结队地在喀布尔郊外跑来跑去，等着遇见迷路的动物，或者迷路的人类。这个场景在一群本来是要朗读戏剧的人当中激起了一阵恐慌。我们不寒而栗，赫伯特爵士叫他的阿富汗男仆再添上几根柴火。大家紧靠在一起，我们的小群体更加亲密无间了。我很高兴麦克斯维尔小姐并没有要独占注意力的中心。她只是报告说：“这些狼跟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完全不一样，它们是畜生，个头很大、浑身长满粗毛、吓人的畜生。”
“它们有长长的獠牙吗？”雷斯普希小姐问道。
“我不知道。那会儿……你知道，它们朝我们的车冲过来。如果是我开车，真不知道我会怎么办。但是，我们的仆人撒卓丁开着车，他拼命按喇叭。就跟其他大个的多腿动物一样，狼群掉过头去跑得没影了。”
“在哪儿看见的狼群？”瑞典姑娘问。
“往镇里去的方向。”麦克斯维尔小姐说道，指着我们所有人的住处。
“这就是我们建造了高墙的原因之一。”莫西布・汗用法语说。
“这个国家的矛盾之处，着实让人吃惊。”法国大使赞同道。
“狼是不是把大家吓着了？”莫西布用英语问大家，“我们开始朗读戏剧之前，请各位告诉我。狼是不是把大家吓着了？”
“没有，”法国大使用英语回答，“我们来喀布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就知道兴都库什山。”
“但我们总是叶公好龙。”赫伯特爵士评论道。他也很愿意推迟一会戏剧朗诵。毕竟，在冬天的喀布尔，聚会无论什么时候结束都没关系，不管是十点，还是半夜一点，或者凌晨四点，全都无所谓。“我记得驻扎在印度的事情。那是战前了。”他没说“那时候可是好时光，那些好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意让我们这么想，“我那会儿在克什米尔打猎，有一天我说要跟我的送信人一起去捕一头克什米尔棕熊。
“在斯利那加的酒馆里有个男人，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问我，‘你打定主意要去射杀克什米尔熊，赫伯特爵士？’我回答说我正有此打算，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我的态度暗示他，这个问题把我惹火了。”
阿富汗仆人走进来，在火上放进几根宝贵的木头，门外风声入耳，每个人都朝同伴凑近了一点。“那个陌生人不理会我的粗暴态度，又问，‘赫伯特爵士，你对克什米尔熊是否有一点点了解？’我有点生气地说，‘不就是一头熊吗。我在西姆拉动物园见过，那个罗杰什么的还打中了一头。’那人逼问我，‘但是你打中过吗？’
“‘没有，’我回答，然后那个男人严厉地说，‘那你没有权利对此发表意见。赫伯特爵士，你绝对不能射杀这种熊，你绝对不可以。’我谢谢他不辞辛苦地告诉我这些，然后昂首走出了酒馆，但是去打猎的路上，有一个向导用克什米尔语问我，以前是否猎杀过他们国家的熊，我说没有，然后他建议我们打道回府。我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我快马加鞭，我们来到了克什米尔有棕熊出没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快到傍晚时我们来到了一片灌木丛，虽然我没看清那畜生，但是我能看出来是一头熊，于是我开枪打了一通。我没打死那头熊，倒霉的是，我把它打成了重伤。”
赫伯特爵士停下了他的叙述，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他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不想接着说下去了，但是他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说：“我觉得这房间里没有人听说过克什米尔熊吧。那熊的声音就像人类一样……就像一个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女人。受伤之后，那熊连滚带爬地顺着灌木丛逃走，惨叫得活像个备受折磨的母亲。我差不多能听清楚它在哭诉什么。它呜咽着，嚎哭着，显见得就要因极度的痛苦死去。那真是……”他搜索着合适的词汇，把右手伸出去捶打着椅子，“那真是……”
在火堆旁坐着的玛格丽特女士说：“令人心碎啊。赫伯特爵士想要离开灌木丛，但是那些信差提醒他必须结果了那头熊。那是他的使命。于是他扑过去——那些男人说的——但是那头熊已经一瘸一拐地逃到树林深处去了。”夫妻俩沉默了，我们侧耳倾听，呼啸的风声将冬天最后一场暴雪刮碎。
“我在那头悲泣不已的熊身后追赶了将近一个小时，”赫伯特爵士平静地说，“追上它并不难，因为那头畜生不时地又哭又喊。那场面绝对十分怪异。那头熊不是个畜生。那是一切被人类猎杀的可怜虫的化身，鹌鹑、野鹿、兔子。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头熊对我哭诉，痛苦地嚎叫着。最后我发现它筋疲力尽地倒在一棵树旁。就在我靠上去的时候，它还在悲泣着连连惨叫。以上帝的名义，我要告诉各位，那头熊……”
“你开枪了吗？”法国大使用法语问道。
“是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开的枪，但是我确实那么做了。然后我就飞奔回斯利纳加的酒馆去找那个曾经警告过我的男人，但是他已经走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何在呢，赫伯特爵士？”莫西布・汗问道，“如果今晚我们猎杀一头狼的话，它可一准儿做不出这种事来。”
“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莫西布・汗，这个房间里没有谁能对我们在阿富汗遇到的事情胸有成竹。你，麦克斯维尔小姐，难道你们华盛顿政府没有给你发一份打印得清清爽爽的小册子，告诉你喀布尔是什么样吗？气候恶劣。衣服也不凉快。还有痢疾。”
“确实有。”麦克斯维尔小姐笑起来。
“上面说的没错，是吧？”
“说的没错。”
“但是这本小册子可有让你预料到今日？要来跟我们聚会就得早晨六点起床打印剧本？在集市里被毛拉袭击？看见狼冲向你的汽车？”
“没有，”麦克斯维尔小姐平静地说，“华盛顿的小册子里没写这些事情。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世上找到一个如此温暖，如此富有人情味的房间。今夜，我深深挂念着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在这里。至于毛拉和狼，我倒也没料到。现在我觉得这些事好像都没发生过。”
“我就是这个意思，”赫伯特爵士说，把手伸向人群，“现实生活绝不会让我为遇到克什米尔熊预先作好准备。我很肯定这件可怕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但是，麦克斯维尔小姐，多年以后，那些狼对你来说会变得如此真实，正如那头哀嚎的熊之于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多年以后，阿富汗在我们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真实。”
“听你的话，好像我的国家很难理解，”莫西布・汗反驳道，“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读读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里，亨格福德・霍迪奇上校爵士所写的文字。”他念出这位上校的姓名时，咬字过分准确了。
“你说什么？”瑞典女孩用法语问道。
“请允许我。”莫西布・汗说道，向赫伯特爵士鞠了一躬，从图书室的书架上取下大英百科全书第一卷，翻到讲阿富汗的那篇文章，故意学着英国人的口音念道：
“阿富汗人在孩童时代见惯了杀戮，他们熟悉死亡，打起架来大胆残暴，却容易因失败而沮丧；性格过分暴烈，目无法纪；表面上态度坦率友善，尤其是当他们有求于人时，一旦索要不成马上变得粗野残忍。他们肆无忌惮地作伪证，背信弃义，贪得无厌，睚眦必报，手段穷凶极恶，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为了区区小事作奸犯科，却通常无需受到惩罚，然则一旦实施惩罚则手段骇人听闻，这情形世上绝无仅有。阿富汗人之间纷争不断，巧言令色，互相猜忌；反目成仇、聚众斗殴之事时有发生；出门在外，他们隐瞒行程，不肯说出自己的目的地，或者干脆故意误导他人。阿富汗人的本性类似猛禽的习性。按照礼节和传统，阿富汗人尊重自己地盘上的外来人，但同时也认为理应警告对方自己将要发动攻击，甚至先下手为强，一旦对方离开自己的地盘就立即猛扑过去。在阿富汗人眼中，打击犯罪和收取赋税一样是暴政。他们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高贵血脉、独立传统和勇敢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万国之始，每个人都觉得所有的阿富汗人都跟自己一模一样。
“我提醒各位，以上这些内容自成一段，”莫西布・汗警告大家，“我常常纳闷，到底需要多久我才能成为你们心目中典型的阿富汗人？你们觉得我应该狡诈圆滑、说谎成性，但为什么我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原因就是我们身上的那点‘猛禽’特质。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猛禽的？反正，第一段我是读不下去，好在下一段又让我看到一点希望。我可以接着读下去吗？”
“请继续。”赫伯特爵士说。
莫西布・汗微笑着，调整了刚才那种沉重的语气，接着读道：
“他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生存，在印度军队里靠着英式训练，也能够培养出优秀的阿富汗裔士兵，但人数很少。多数阿富汗人都具有节制和顽强的品格，但是上层社会人士普遍沾染上堕落的风气，积重难返，道德败坏。初识阿富汗人，你很容易产生好感。特别是从印度过来的欧洲人，往往被他们表面上的坦率、开朗、好客，和男子汉气概所吸引；但是这种魅力难以持久，随后这个欧洲人就会发现，阿富汗人的残忍和狡诈的特点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一样突出。”
莫西布・汗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将这本百科全书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眼睛瞪着这些来朗诵戏剧的人。“诸位知道，这其中有一点很好笑。英国人写了这种东西，可自己也不明白阿富汗人到底是怎么把英国军队痛痛快快地狠揍了……两次的。写这东西的人肯定是憋在小房间里，坐在凳子上，苦苦思索：这些阿富汗人究竟算哪类人呢？竟能够打败我们的军队？然后就七拼八凑地描写出了一个最不像英国人的民族，随后又将这些文字一本正经地写进了这本巨著当中，我在牛津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当时的想法？我很骄傲，一个弗兰基居然把我看得如此透彻，还写得带有如此敬意。现在我渐渐年长，这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仇恨，或者说，是无知。其实，也并非如此。这些文字是一位学者带着尊敬写出的肺腑之言，只是他搞不明白我们阿富汗人的力量来自何处。不要忘记那句精彩的结语：‘这种魅力难以持久，随后这个欧洲人就会发现阿富汗人的残忍和狡诈的特点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一样突出。’”
“莫西布！”我嚷道，“你把这段都背下来了，是不是？”
“只背了我最爱的那部分。”他笑道。
“‘残忍和狡诈’也算你的最爱？”阿斯科维斯小姐疑惑地问道。
“用上述特点来捍卫句子最末的一个字眼儿，就是好话了。”莫西布回答说，“一定要记住最后一个字眼儿，阿斯科维斯小姐。独立精神。”然后他轻松地笑了起来，说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们英国人终于把我当成可以信赖的朋友了。否则我怎么敢在这种地方给你们读这种文章？就在这里，我那些残忍狡诈的祖先可是曾经两次将喀布尔城里所有的英国人赶尽杀绝。在1841年我们实施了暴行，然后在1879年故伎重演，你们居然还愿意让我出现在这里，真是他妈的宽宏大量啊。”
“难道你以为我们英国人忘了那些大屠杀？”赫伯特爵士语气沉重地说道，“那些事让我们对喀布尔有了一种特殊的情结。在这些血红色的残垣断壁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广岛，头顶有飞机飞过时可能也是这种感觉。”
“我们最好开始朗诵剧本吧。”我提议。
“他想要出风头。”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嘲笑道。他是我的主要对手，也想获得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的垂青。
“事实上，”一个法国人用法语说道，“他今晚还得亲吻英格丽小姐呢。”
“没错，”我急切地说，“我非常希望能在明天早晨之前演到那个情节。”
“聪明小子，”英格丽笑道，“早晨是我最丑的时候。”
于是，朗诵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第一幕里，大家的声音都有些奇怪，因为演哈里・布鲁克的英国人一口牛津腔调，英格丽只能本色出演，她的角色只是个胸前伟大的瑞典美人，其他人也都没进入状态，包括我自己也是，怎么表演也只是一个美国大使馆里的年轻小子。然而，毕竟屋子里暖融融的，听众们又都全神贯注。屋外有狼群的气味，没有人会忘记我们身在阿富汗的严冬季节，离我们所知晓的文明非常、非常地遥远。我认为，就连莫西布・汗也被我们的表演打动了，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他问道：“赫伯特爵士，以前我错过的那些聚会也像今晚一样精彩吗？”
“就我所见过的，一直很精彩，”英国人回答道，“三周前，我们朗读了《天主教堂谋杀案》，我在里面朗诵托马斯・阿・贝克特的角色。”
“噢，我真该观赏那次表演！”莫西布嚷道，“美国大学里那帮人都很迷T.S.艾略特。他们崇拜艾略特，因为他是美国同胞中的诗人，他们尊重艾略特，因为他逃离了美国，那些人自己也想逃走，但是做不到。”
我恐怕当时入戏太深，真以为自己化身成《新共和》杂志的知识分子记者了，我说道：“你也逃离了美国，莫西布，就像艾略特一样，但与他不同的是，你时时刻刻都在后悔。”
“说得太对了！”这位好脾气的阿富汗人叫道，“我就偏偏喜欢开快车，还喜欢那股不负责任的劲头儿！在美国的时候我两样都占，而在阿富汗工作，我每天都哀叹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然后又说道，“然而早早晚晚有一天，我们都得成熟起来。”
“我肯定，你的国家会成熟起来。”我镇定地回答。莫西布对自己刚才的发言感到相当满意，现在则稍微有点脸红，但是他仍然愉快地点了点头，他不是那种跟对手死犟到底的人；相反，他尊重敢于回击的人。
“还有人需要加香朗姆酒【8】吗？”大使问道，仆人把我们的杯子重新斟满，火也烧得更旺了，我们重新搭配演员，开始朗诵第二幕。这时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不管我们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听众们也都习惯了。如果今晚的哈里・布鲁克说话不带布鲁克林腔调而是带着夸张的英国口音——我认为两种都很糟糕——我们也乐于接受这种表演方法。当英格丽小姐叫道“哈里，求你帮个忙，去死吧！”的时候，听上去活脱脱就是个呆头呆脑的、随时随处可见的那种金发美人。到第二幕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已经营造出了一种戏剧家们可遇而不可求的气氛。演员与观众浑然一体，心心相印。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那间温暖安静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一点，如果他在我们的戏剧中找不到某种满足感，那么他在阿富汗就找不到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他要么在戏剧中宣泄情绪，要么就只有不参加我们的活动，独自落寞。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依赖，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未来的十六七个月里，我们得跟这群啰唆的邻居一起寻找乐趣，别无他法。正是因为如此，喀布尔的生活——没有公路，没有电影，没有新闻，没有任何东西——才如此丰富多彩。我们在这有限的几个人身上挖掘秘密，而不是在茫茫人海中随便结识些泛泛之交，每次在同事身上发现新东西，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说，我从来没想到，美艳动人的英格丽还有如此鬼灵精怪的一面。
第二幕之后的对话与第一幕之后的大不相同。不知怎地，这出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里，主宰了我们的心智。我们这些懦弱可怜的朗诵者无力控制自身的意志，而我们想要塑造的角色却仿佛具有了真实的生命一般。哈里・布鲁克和他那位野心勃勃的金发美人好像当真与大家在这坚固的大使馆里同处一室。
“我们国家可以用得上你们这类人。”莫西布・汗对扮演垃圾回收商的英国人说。莫西布的意思并不是说需要他这样的牛津小伙子，而是需要垃圾回收商。
“关于善良的哈里老头，这出戏描写的远远不够，”英国人赞同道，“米勒，美国能达到今天的状态，有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里这类人？”
“我想应该是很大程度上，而且我认为你能发现这一点相当地聪明。你没去过美国，是不是？”
“没去过，但是朗读这部分令我想到，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把哈里当作典型的美国人。我们严厉地指责他，在戏里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忘记了他也是国家的有生力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这个人。”
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说道：“确实，马克，你那部分读得特别的好。你学习过戏剧吗？”这句评语可是让那些小伙子们心惊肉跳。
“上学的时候我参演过《极限挑战》这部戏。”
“我们本想演这出戏来着，”赫伯特爵士插嘴说，“但是年轻人觉得过时了。你说是吗，米勒？”
“我恐怕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觉得应该朗诵这部戏。很有趣。”
“英国戏，不是吗？”赫伯特爵士问道。
我没有回答赫伯特爵士的问题，此时我正盯着格丽琴小姐看，同时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在喀布尔，我们两人会越走越近……用不了多久，所有的女主人都会很自然地邀请“格丽琴和马克”，再过上几年，大家都会被请到沙・汗的大院子里，支起帐篷，莫西布・汗骑着白马当我的伴郎，来参加我的婚礼。
一切都是顺水推舟的事，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和马克・米勒在阿富汗走上婚姻的圣坛；我看着她，发现她红了脸，因为她也一定陶醉在同样的幻想中，可是，她的脸是模糊的，我只看见了一件浅褐色的罩袍，散发出香水的气味，还有一双美国式的马鞍鞋。我还听见了“喜迪卡”的名字，我还看见了喜迪卡的叔叔莫西布・汗，这时我明白了，我绝对不应该娶格丽琴・阿斯科维斯，不管我们的爱情是多么水到渠成的事。我渴望见到喜迪卡・汗那张隐藏不见的脸蛋，那舞动的罩袍，还有那小姑娘有意无意间挑起的强烈情欲迷住了我的心窍。
赫伯特爵士重复问道：“《极限挑战》是英国戏？”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一直觉得作者是个矫揉造作的美国人，总想学英国腔说话。”
“也许你说对了。”赫伯特爵士以为自己做出了哈哈大笑的样子，其实只是微微一笑。
第三幕的朗诵像第二幕一样紧张激烈。我们嘴里的俏皮话引起哄堂大笑，其实本身没那么好笑，我读到追求英格丽小姐的情节时，观众们也跟着起哄。在场的很多人都想知道英格丽小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关心的是英格丽小姐本人，不是她朗诵的角色——而由我，一个没结婚的小伙子来追求她，就算是演出来的，也让这出戏有了一种刺激的下流之感。
我们的朗诵会结束时，观众们报之以由衷的掌声，感谢我们提供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得以逃避一会儿现实，而当暴风雪从兴都库什山呼啸盘旋而来的时候，他们的掌声更加热烈了。我知道，一如往常，大家会油然生出一种渴望，不要击碎今夜的幻境，而是再坐上几个小时，谈天说地，把我们营造的温情气氛延续下去。
莫西布・汗突然问道：“英格丽小姐，可以坐我的车回家吗？”此言一出，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
瑞士姑娘对阿富汗人莞尔一笑，回答说：“可以。”
一眨眼的工夫，莫西布就拿好了两人的外套。他从厨房里把司机叫出来（阿富汗司机都在那儿歇脚），英格丽小姐裹上她的毛皮大衣，挽起了莫西布・汗的胳膊，我们一看她那股劲头就知道，她平时规规矩矩的性格受了戏里角色的影响。毫无疑问，莫西布和英格丽今天晚上要同床共枕了。门开了，我们看见暴风雪刮得那么厉害，他们俩人又凑得那么近，这时我们的最后一丝怀疑也消失了。
门关上之后，一个法国人问道：“莫西布·汗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他有两位太太。”一个英国女人主动回答道。
“都是阿富汗人？”
“当然都是。他想要娶个美国太太，可惜没成。”
没人能预料这种谈话会探出什么结果，但是赫伯特爵士明智地截住了话头说：“我们确实应该读读《极限挑战》这部戏。我毛遂自荐，扮演酒吧招待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的语气好像是在使性子似的。大家一阵七嘴八舌，分派让谁扮演哪个角色，让哪个秘书打印哪部分剧本。麦克斯维尔小姐，这位打不垮的美国人，自告奋勇要打印最长的一部分，大家自然纷纷赞同。
然后赫伯特爵士数说道：“那对年轻的恋人，就由格丽琴和马克扮演吧。”观众们都看着我们，好像我们与众不同似的，而且我原来那种水到渠成的爱的感觉又回来了。格丽琴小姐微笑着，是那种红着脸、露着白牙齿的英国式微笑。一阵痛苦的犹豫过后，我横下心来，快刀斩乱麻地说道：“格丽琴小姐，可以坐我的车回家吗？”
我的问题跟莫西布・汗的太像了，意思也太明显了，格丽琴小姐脸又红了，然后明媚地一笑说道：“赫伯特爵士，您务必也别让他们嚼我们的舌头。”
赫伯特爵士的脸都憋红了，他看着玛格丽特女士说道：“我觉得你现在该知道了，在喀布尔，任何一位漂亮的未婚女性都是各种流言蜚语的目标。你要坐马克的车走？”
“是的，”格丽琴傲慢地回答，“我要跟他一起。就像英格丽跟莫西布走一样。”她还没穿上大衣，但是霸道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赫伯特爵士有气无力地微笑着说：“我斗胆说一句，弗雷德和卡尔对你的选择一定难过得要命。”
“下次朗诵会，我就跟弗雷德和卡尔一道走。”她笑起来，穿上了阿富汗仆人递给她的外套。
玛格丽特女士插嘴说道：“下次朗诵会，你和马克可就是情侣了。”
格丽琴对上司的太太报以一丝狡猾的微笑。“玛格丽特女士，您还没注意到吗？上一个剧本读完之后，那个女演员对她的银幕爱人很不满意，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毕竟，在我们今天的戏里，英格丽和马克就是情侣。但是她一点也没有要跟马克回家的意思。下次朗诵会结束之后，我也就受不了亲爱的马克了。”她用手拂了一下眉毛，“今晚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帮我赶走狼群。”让我吃惊的是，她伏过身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好样的，格丽琴！”玛格丽特女士喝起彩来。
“看起来，似乎你的秘书要抛下你投奔扬基佬了。”赫伯特爵士怒气冲冲地对大使说道，我带着格丽琴走向吉普车，努尔・木哈姆德已经把车开过来了。
虽然英国使馆地方很宽敞，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使馆里有住处，有些人住在喀布尔城区，广场以西的一座建有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地方是城里最热闹的地区，充满欢声笑语和海外英国人最喜欢讲的沉闷笑话，还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童话般的假象，让他们能够像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悠闲地生活。我常去这座房子，如今一想起来，还觉得那里的一切都那么对我的胃口。在我刚刚见到这座房子，结识了其中的主客时，我非常纳闷一个男人怎么能把英国姑娘弄上床。她们的曲棍球棒放哪里？他要怎么做才能不让她讲那些没意思的笑话呢？而眼下，我正和自己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英国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也在担忧着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走上了从使馆到喀布尔城区那条七拐八弯的小路，看见月光照在白雪上给左边高耸的兴都库什群山镶上了银边，这时那些无关紧要的七情六欲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只是两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在这世间的一处高原上穿行。格丽琴向我身边靠近了一些，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候车窗外已经能看见喀布尔市区的房子了。
然后我们看见了灯光——那其实是燃烧着的火炬——人们跑来跑去，一辆马车疾驰过来。路上聚集着一群人，努尔・木哈姆德跳下吉普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情。一会工夫他就回来了，面不改色地说：“狼群逮住了一个老人。”
肯定是速战速决。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有十五到二十头狼袭击了老人，几分钟之内就把他撕成了碎块。现在狼群向东边奔去，士兵们出来击中了其中几头，其他的则逃走了。努尔・木哈姆德开着吉普车经过了出事的地方，然后抵达了英国使馆的宿舍。
美丽的格丽琴说：“你愿意进来吗？”我说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戏剧朗诵活动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没人会忙着去上班，在英国使馆的宿舍里会有很多乐子，人们大聊特聊，还会在楼梯下面接吻。正要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坐在吉普车里，于是说：“努尔，你可以回家了。我自己走路穿过公园回去。”但是他说：“绝对不行。他们还没有把狼全打死呢。”这时，从东面传来了声音，我们能辨认出来有什么东西正顺着狭窄的街道狂奔过来，我不想在英国使馆过夜了。
“我得送努尔・木哈姆德回家。”我抱歉地说，“他从一大早就开始干活了。”
格丽琴几乎是如释重负一般地说：“我认为这样最好，真的。”然后我跳进了吉普车。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走得太急，很没风度。
“咱们去找狼群。”我对着努尔喊道，然后我们把吉普车风驰电掣一般地开过美国使馆，顺着一条又一条窄街开到城区边上，在很靠南边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慢慢地向北走着，希望能碰到狼群，我们能看见顺着河边有灯火在诡异地闪动着。
我们在月光下的雪地里待了一会儿，靠着古城边，左边是高高的兴都库什山脉，四个方向都展示着亚细亚地域之广大：东临开伯尔山口，北靠奥克苏斯河，南接坎大哈的集市和一望无际的俾路支沙漠，西边则有一个奇特的湖泊，到了天边就看不见了，还有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光塔。此时此刻，我切身感受到了中亚的辽阔。它的一半面积藏在罩袍后面，而且，如同喜迪卡那香气氤氲的罩袍一样，这个干冷、寂静、河边闪着一串灯火的夜晚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力量。那是结冰的原野散发出来的气息，咬噬着人类的鼻孔，那是集市的香味，即使到了晚上也依然浓烈而又污浊，还有松树那洁净香甜的气息，隐藏在花园围墙的背后。亚细亚遥远的山口给我们送来了狼群，此情此景我永远难以忘怀，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以亚细亚地域之广，我怎么会偏偏被选中到喀布尔来执行公务，我竟然来到了这个最偏僻遥远的首都。
南边传来一阵枪声，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已经可以看到枪口一闪一闪地发光。士兵们一定近在咫尺。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枪口的光芒照亮了透明的雪夜，我暗自思想：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夜晚就是这样吧，俄罗斯的白夜。这个念头不知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一声巨响就将它击得粉碎。
我顺着河边向北跑去，穿过光秃秃的田野，接近了狼群。十五头，十八头，它们挤成一团，数也数不清，似乎无意逃跑。狼群好像组成了一头巨型猛兽，不停地把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到处找不到食物。这头猛兽面目狰狞，性格霸道，正在雪地上穿行，它仿佛是亚细亚和那些巨大山脉的化身，被某种外力驱动着。
其中一头狼肯定是闻到了努尔和我的气味，狼群突然间扭头向我们冲过来，但是当头狼看到吉普车那雪亮的大灯时，狼群改变了方向，看不出明确的动向，这群灰色的动物消失在结冰的夜色中。
“它们在这里！”努尔・木哈姆德喊道，士兵们冲了过来。有人开了火，我记得自己咕哝道：“我希望它们能逃得一命。”
阿富汗士兵到吉普车这边来，跟努尔和我聊了几分钟，他们很高兴能结识一位说普什图语的弗兰基。他们的长官过了一会也坐着指挥车赶来了，大家决定留两个人放哨。“春天快要到了，”长官用普什图语说道，“然后就不会有狼了。直到下一年。”
现在差不多是凌晨四点钟，但是还要好几个小时才会出太阳，努尔发动汽车送我回家，但是我突然冲动地说：“我们去英国使馆！”我们到了那里，如我所料，那里还是灯火通明，我敲了敲门，英国使馆的姑娘们看到我一点都不吃惊。有些男人在那里聊着晚上的戏剧，我说道：“我们刚才在外面追赶狼群。我们在城东边看见它们了。”这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
“它们可怕吗？”格丽琴问道，她看起来格外美丽动人，我给她讲了狼群，说有个士兵告诉我春天快要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享受了英国式的乐趣，大聊特聊了一通，还在楼梯下面接了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