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的深冬美极了，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夕阳急急坠落，赶着去西边的伊朗赴约；平时司空见惯的黄褐色烂泥屋此时也全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踽踽穿过城外旷野的那些挎着卡宾枪的孤单身影，也被赋予了某种令人瞩目的史诗气质。此情此景之中，没有哪个异乡人能够忘记自己身在亚细亚。
沙・汗住在西边很远的地方，那是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隐身于至少有十五英尺高的巨大围墙之后。高墙之内围着大片的土地，因此单单是修建围墙本身，就必定动用了数百名囚犯，耗费了数月之功。这座威严可怖的建筑上配有可以转动的炮台，自身还建有供祈祷之用的光塔，笼罩在景色壮丽、冰天雪地的科依巴巴山脉的阴影里，提醒着外邦人这座城市在冬季绝对不可能走得进来，除非他们愿意在倾斜的山口里赌上一条命，而每年那里都会有很多辆卡车不知所踪。
前来造访沙・汗的客人得通过城堡的门口，那里悬挂着一根门铃线，努尔・木哈姆德使劲地拉了一下，门铃发出一阵回声，穿透了寒冷的空气。一般来说，这样的沉重大门本该由年老的武士来操作，他们年轻时服侍主子，现在则是老得不中用了。然而，努尔再一次拽响门铃时，我却觉得自己听到了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随后，大门没有偷偷地被推开半寸门缝，也没有通常会出现的从门缝里暗中窥视访客的守门人，而是被蛮力“轰”的一声打开，出现了一位三十六岁的美男子，端坐在一匹正在刨地的白马上前来迎接我们。
“马克・米勒！进来吧！”他用英语喊着。他就是莫西布・汗，沙・汗的儿子，受教于牛津大学和沃顿商学院。他在外事办公室身居要职，但是今天他的打扮却像个有钱的山里人，他身着羊皮裤，昂贵的刺绣马甲，俄式皮毛长外套，还有一顶银灰色土耳其毡帽。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炯炯有神，态度彬彬有礼，一个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最好的表现也不过如此。我以前与莫西布・汗交谈过几次，就发现他学识精深，风度高贵，自恃聪明。他个子高挑，身材苗条，脑袋很大，顶着一头他自己特别为之自豪的黑色卷发。我很尊重他，认为他是我所结交的人中最聪明的。
只要跟莫西布在一起，我总能重新体会到一点，即假若阿富汗的命运由阿富汗人自己说了算的话，将取决于山里来的那群大胡子毛拉能不能斗得过像莫西布这样，从牛津大学、索邦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青年才俊。虽然对于这种角力胜负如何，我完全没有把握，但是显然不仅是我，而是大使馆里所有的人都暗自祈祷，希望莫西布・汗和他那群年轻的伙伴能够取胜。
“这是从哪里搞来的马？”我一边问道，一边走进那座巨大的院子，这里在19世纪频繁的围城战役中曾庇护过数千名民众。
“看看这个印记！”他喊着，探下身来与我握手。“抱歉带着手套，”他说，“但是我怕拿不住缰绳。”
他指着那匹马腹部左侧的位置，有个潦草的“W”深深地烙在毛发和皮肤里。
“我不明白。”我说。
“好好想想，米勒！”
“W,”我自言自语道，“我不记得哪家马场用这个印记。”
“往感情的方面想想！”莫西布哈哈大笑，“想想！再想想！”
我猜不出来这个像密码一样的印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当努尔・木哈姆德开着吉普车靠边开进院子的时候，这匹马受了惊，冲到了白雪覆盖的草原上——把这么一片巨大的草地称作花园实在是太荒唐了——使我恰好能够好好观赏一番莫西布的精湛马术。他把猛跑着的马儿拉回到吉普车旁边，让它熟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一人一马敏捷地跳到我身旁，他用双手拢成杯形放在我的右膝旁，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精彩绝伦。“你来骑！”他命令道。
在阿富汗，有一件事情是外邦人怎么也习惯不了的：明明是一个文雅的阿富汗人，却总是一副蛮横的颐指气使的派头。“你来骑！”朋友一发话，你就会觉得如果还不立刻飞身上马，那威力无边的卡宾枪可就要开火了。于是我抬起右脚踏进他拢成杯形的双手里，奋力向上跳起以配合他强有力的一扶，然后稳稳坐在白马身上。
我曾在格罗顿公学上过马术课，骑术还算过得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显然没法号令胯下的这匹牲口。这匹野性未脱的马儿偏偏还就喜欢背上驮着什么人，它在巨大的院子里尽情驰骋，极力用它的步伐来配合我的动作。我暗自思想：这马想吓唬我，但是又不想甩掉我，否则就没人给它吓唬着玩了。它并不是完全不理会缰绳的指令，但是也不愿意按着指令快速反应。这畜生想必像个任性顽童似的想着：如果我不理这个骑手，他就会放弃。但是我用动作逼着它听从我的指挥，这匹马也就慢慢地适应了我的命令，但是多少还有点不服气。这匹马非常出色，我把它引回吉普车那里，莫西布・汗正站在车旁跟努尔・木哈姆德说话。
马儿接近那辆没熄火的吉普车时，莫西布突然把手伸向油门按了下去，于是，发动机发出了一两声爆炸般的巨响，把马儿吓得一蹦老高。幸运的是我还没放开缰绳，只好拼命地抓住绳索好把这受惊的畜生给稳住。我对莫西布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大为光火——为了训练他的牲口，竟然将我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我没多想就把鞋跟踩进了白马的侧面腹部，然后我们在院子的开阔地上驰骋起来，转弯、扭身、跳跃，玩了好几分钟。尽兴之后我把马儿带回吉普车，严肃地说：“努尔・木哈姆德，关掉引擎。”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执行命令，莫西布・汗又一次按下了车门旁边的油门踏板。这一次我稳稳地控制住马儿，然后把缰绳扔回莫西布手里。“是匹好马。”我说。
“你是个好骑手，米勒。比我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强。”我哈哈大笑，他又问道：“你没猜透那印记的意思？”
“阿富汗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我开了个玩笑。
“我反正猜不透，”莫西布承认，“但是你猜不透，我倒是觉得奇怪。”
“你从哪里弄到这匹马的？”我们朝着正宅走去时，我又问道。这座正宅是一座雄伟的、四周围有泥墙的堡垒，周围簇拥着十二三座较小的建筑物。
“有些商人把它从北方运过来。说是从俄国的奥克苏斯河那里弄来的。那天我跟一个俄国大使馆的人出去，这匹马的确好像能听懂俄语的指令。”
“这牲口棒极了，”我说，“管他是不是俄国种。”
莫西布・汗领着我穿过正宅那道结实的大门，那里的泥墙至少有三十英寸那么厚。我说：“这么厚的墙，夏天一定很凉快。”
莫西布回答说：“不光是凉快，这些泥墙禁得起英国大炮猛攻十一天。”他指着墙上的斑点，那是一个个深深的弹坑。他做出主子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想了想，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努尔・木哈姆德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带我去见他的父亲。
沙・汗——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英语里的“先生阁下”，其实不能算一个名字——是一位清瘦的贵族，已经连续辅佐了三位国王。他身材修长，头发花白，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身上穿的昂贵服装是在伦敦量体定做的哈里斯牌毛料衣服，并且在马甲外面挂着沉重的金表链。他通常讲波斯语，但是跟外国人，他更愿意说法语，因为他曾在索邦大学就读；但是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还有在乡村通用的普什图语。像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沙・汗认为法国是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德国是军事指挥技术的故乡，美国只会发明罐头，英国则是骗术的始祖。然而，阿富汗正是与英国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位憎恨妻子的丈夫，一旦被对方抛弃还是会感到若有所失。
沙・汗对我特别有好感，他对其他美国人不说真心话，却愿意对我吐露心声，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会说波斯语，但我能讲法语，这样他就能享受用法语外交的乐趣，他认为只有用法语才能施展外交手腕。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法语。
谈话所在的房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现状都得从这个房间说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改朝换代、惊心动魄的谋杀案，熬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召开过秘密会议，最奇特的是，沙・汗还在这里主持过基督教婚礼。从欧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要想跟各国使馆的女基督教徒结婚，都只能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在喀布尔要找到基督教牧师可是难上加难。
房间本身就是个坚固的堡垒，由德国设计师建造，由只卖顶级货的丹麦商人负责装修，房间的装饰品交给法国人包办，光是运费就花了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设计，都改变不了它那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厚重之感，但它仍然是个典型的阿富汗人的社交沙龙。
从哥本哈根运来的矮桌上放着《伦敦插图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六七本法文杂志。靠墙立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配着好多个扬声器，因为沙・汗和他的儿子莫西布都热爱音乐。另一面墙上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还有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小说。
沙・汗本人跟这间房屋一样具有典型的阿富汗特色，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想谈什么？”
我拿出皮质公文包给他看，然后回答说：“我们的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艾伦・杰斯帕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他们已经忙乎大半年了。”沙・汗没有直接回答。他深陷在一把皮面椅子里，这把椅子由他的祖父购于柏林。就连法国人也没能将它驱逐出去，但是设计师还是想办法把皮面染成了难看的大红色。
“但是这一次，阁下，不光是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
“参议员很重要吗？”阿富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
“这个，”我嗫嚅道，“这么说吧，在美国，参议员的地位与您在喀布尔的地位相当。假使您向驻巴黎大使馆提出要求，难道您不希望听到回复吗？”
“我当然想听。莫西布，你认识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吗？”
“是哪一个？”莫西布马上回答。他快速说出了两个参议员的名字。“我对他们两人都有好感。”
“他们地位重要吗？”他父亲问。
“非常重要。”莫西布回答。他在阿富汗人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身为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可是却喝酒精饮料，还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的父亲则是老派穆斯林教徒，儿子喝酒居然喝到基督徒跟前来了，非得教训一下不可。于是他用普什图语严厉地批评了几句，然后我也用普什图语回答道：“请您责怪我吧，阁下大人。”这提醒了他我不仅会说法语，也会说阿富汗当地语言，老头的态度稍微好了点。
“米勒先生，你认为眼下必须有所行动。”
“确实，否则我们会受到处罚。也许可能会被召回国内。”
“让我们忍受已知的恶魔，而不要逃向未知的邪灵。”沙・汗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用法语回答道，“关于这个不幸的女孩，你掌握了新消息没有？”
我跟沙・汗，还有他那位机灵的儿子讨论了使馆目前掌握的有关艾伦・杰斯帕和纳兹鲁拉的消息。1942年的秋天，阿富汗政府从喀布尔派遣了一名优秀的年轻人前往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这个叫纳兹鲁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四岁——比莫西布・汗年轻八岁——出身于良好的喀布尔家庭，他聪明、英俊，还拥有巨额开支账户供他随意支配，足够他从费城的二手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台漆成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轿车。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费城的社交界大出风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不管是在马里昂、布林莫尔，还是纽霍普。与此同时，他在德国获得的工程学学位为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优异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西布补充道：“虽然热衷于社交活动，纳兹鲁拉却是个优等生。我对他盯得很紧，因为我那时在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
“纳兹鲁拉跟你在沃顿商学院不是同期？”沙・汗问道。
“不是，”莫西布解释说，“您不记得了？您把他送到沃顿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干得不错。”
我激动地指着莫西布，用英语喊道：“正是！W就是沃顿的意思！”
“没错！”莫西布喊着回答道，我们两人都举起了酒杯。
“这些蠢话是打哪儿说起的？”老沙・汗仍旧深陷在他那把红色的皮椅里。
“您的儿子用W标记他的白马，以纪念他在沃顿获得的学位。”我解释道。
“荒唐透顶。”沙・汗低声吼道，显然对他儿子喝酒弄出很大的声音感到烦躁。
“纳兹鲁拉在美国得到了半打工作机会，”莫西布补充道，“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帮助我们。”
“他在哪里遇到的那个杰斯帕姑娘？”沙・汗问道，用手捻着他的金表链。
“那年月，”莫西布提醒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美国男人可供选择。纳兹鲁拉他……”
“他姓什么？”我插嘴问道。
“就叫纳兹鲁拉，”莫西布回答道，“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没有姓。咱们还是说那个女孩子。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低年级。我认为他可能是在梅丽恩打网球的时候认识她的。那姑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道。向阿富汗人询问美国地理的问题让我感到很别扭。
“那是宾州乡下的一个小镇，”莫西布解释道，“在费城北面。”
“他们不是在多赛特结婚的。”我对沙・汗解释道。
“绝对不是！”莫西布激烈地喊起来，“那姑娘家里气坏了。布林莫尔学院也乱成一团。你猜那姑娘干出什么事来？她趁着战争期间跑到英国，辗转到了印度，最后跟着驴车商队北上到开伯尔山口。她是在喀布尔这里结的婚。”
“婚礼极其盛大。”沙・汗回忆道，“你有那姑娘的照片吗，米勒先生？”
我从文件里抽出几张艾伦・杰斯帕的照片。有一张是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二年级时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拍的——《十二夜》中的奥利维亚——一位苗条的金发美女，其气质高雅一望可知。还有一张是读三年级时她在合唱团唱歌的照片，正与弗雷茨・瑞纳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她身着白袍，帽檐下露出一缕金发，看上去宛若天使一般。还有几张两人合照，她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白人，而纳兹鲁拉则是温柔的棕色。还有一张是她的高中毕业照，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微笑又若有所思。像她这样的女孩我认识不下一千个，她们充斥着拉德克里夫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霍利奥克学院的校园。她们擅长英文课，数学却很差，对哲学课毫无兴趣。她们精力充沛，咋咋呼呼，低年级的时候会真心实意地想要嫁给一个从阿富汗、阿根廷或者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国家过来的小伙子。升入高年级之后，大多数女孩子开始有些头脑了，于是就从波士顿城外的丹佛、莫比尔或者索莫威尔这样的地方挑个小伙子嫁掉。
“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沙・汗问道。
“我们有几份报告。她父亲说曾恳求女儿不要做这种事，而她只是回答说她受够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围着她打转的本地小伙子。”
“多赛特镇就这么糟？”阿富汗老人问道，“我知道很多法国小镇，不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但也不差。”
“我曾经开车去过多赛特,”莫西布回答道，“我记得那是个舒适的美国小镇。建筑很有殖民地风格，我的印象如此。”
“但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老人说。
“事实上，我在那儿生活过，”莫西布纠正道，“过了三天日子。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艾伦和纳兹鲁拉开车带我过去。他想要杰斯帕的家人看看，我们阿富汗有很多知书达理的年轻人。那个周末真是快把人折磨死了。”
“杰斯帕的家人很不看好这桩婚事？”我问道。
莫西布刚要回答，我突然隐隐觉得有另一个人走进了房间。在这个厚重严肃的作战室，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了我，我好像看见沙・汗正摇着头，不满地看着我的身后。我转身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想知道他正跟谁使眼色，但是那儿没有人。可我确实看见了一样东西，我刚才走进房间的时候可没看见。在门厅里，就像美国小孩乱扔的雨衣一样，一把椅子上正放着一件浅褐色的罩袍。
“不看好这桩婚事？”莫西布重复道，“杰斯帕家人对纳兹鲁拉和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麻风病人似的。”
“杰斯帕先生做哪一行？”我问道，“不是保险业吗？”
“是的。他跟全世界的保险业务员一样，又温柔又体贴。”莫西布说，“我挺喜欢他，他的太太人也挺好。我认为他还是当地征兵局的主席，手里很有些权力。”
“后来，”沙・汗问道，“你不是劝杰斯帕一家不要跟阿富汗人结婚吗？”
“没错。我在费城见了他们，从华盛顿把大使先生也带过去了，我们四个人……纳兹鲁拉和艾伦不知道我们见面的事，也没参加。我们相当坦诚地讨论了这件事。”
“你说实话了？”我问。
“毫无保留。在我印象中，大使很不高兴，认为我没必要说得这么清楚明白。后来他说我也许破坏了国家的名誉。我告诉杰斯帕一家人，如果他们的女儿嫁给纳兹鲁拉，一到喀布尔她的护照就会被没收，然后，如果没有丈夫的许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离开阿富汗。从此之后她将永远成为阿富汗人，等于是放弃了任何接受美国庇护的权利。”
“你跟他们说的，和跟我说的一样清楚？”沙・汗问道。
“是的。”
“他们怎么说？”
“杰斯帕太太哭开了。”
“你有没有警告他们阿富汗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我问。
“我说了。说得极为详尽，”莫西布向我保证，“我说，‘杰斯帕先生，虽然在美国纳兹鲁拉开的是凯迪拉克牌汽车，我开奔驰牌汽车，但是艾伦绝对不应该被这种假象所迷惑。我们只有在国外才能接受政府的慷慨照顾，一旦回国，纳兹鲁拉和我的工资每个月不会超过二十美元。’”
“他们相信你说的话？”
“他们看见了我们的汽车，觉得我肯定是说谎。哪里都有贪心的人，无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还是在喀布尔。杰斯帕一家坚信纳兹鲁拉很有钱。”
“他现在收入怎么样？”我问道。
父子俩改用普什图语交谈，都认为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刚结婚时每月挣二十一美元，现在涨到了二十七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
“我也说明了住房条件，”莫西布接着说，“我说艾伦将会有大半生住在破草棚里，身边全是嫌弃她不穿罩袍的女人。”
“大人阁下，”我问道，“阿富汗人是不是有可能不再穿罩袍？”
老人往后靠在他的红色皮椅里，回答道：“看起来，你们美国人对罩袍的兴趣真是非同寻常。你看！”他手指着走廊里的椅子，“我自己的孙女也穿罩袍，她母亲还是索邦大学毕业的呢。”我又瞧了一眼那条浅褐色的罩袍。
“您的孙女愿意穿这个吗？”我问道。
“我们不关心愿不愿意的问题。”沙・汗回答道。
“俄国人关心，”我回答，触及了老人的痛处，“他们说要逼着你把妇女们解放出来，正如他们解放了他们的妇女。”
我本能地感觉到他想要就这个话题谈得更深入些，也知道他赞成我和俄国人的观点，认为必须丢掉罩袍，否则就会闹革命，但是他却截住了话头，说：“我今天得知你们使馆的那位年轻女性，麦克斯维尔小姐被山里来的三个毛拉攻击了。我想是你救了她。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些激进分子的势力有多大。罩袍还得保留下去。”
“我安慰杰斯帕小姐的家里人，”莫西布讲下去，“说艾伦不是非穿不可，但是如果不穿的话，纳兹鲁拉的家里人会恨她。我还警告他们，如果艾伦没穿罩袍就出现在公共场合，毛拉们可能会朝她吐口水。”接下去，他的声音变得严厉刺耳，“米勒大人，一个弗兰基媳妇在阿富汗生活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都告诉她们家了，后来我也告诉了艾伦本人。我拿出了最大程度的诚实和坦率。我警告她，如果嫁给了纳兹鲁拉，她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既没有法官的保护也没有任何人权的女人……成了一只……动物。”他的内心极为愤慨，站起身来在堡垒似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清楚地记得说过的每一个字，米勒，因为过了一年我又得跟另一个女孩，这次是巴尔的摩来的，把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再描绘一遍，这个女孩比较有理性，没跟我结婚，但是你那位该死的杰斯帕小姐不管不顾地嫁给了纳兹鲁拉，而现在议员们想知道她在哪里。”
他坐回椅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回忆道：“这个荒唐透顶的阿富汗政府。有人说，‘阿富汗青年出国，生活就必须过得像个绅士。’于是政府拿出了高额消费账户让我们买凯迪拉克牌轿车。你可知道我在沃顿的时候他们给我多少补贴？每月一千美元。怪不得女孩儿们都想嫁给我们。可还是这个政府又把我弄回国，你知道我现在挣多少钱——每月二十一美元。眼下，纳兹鲁拉正在坎大哈西边的地方主持水利灌溉项目，每月挣二十七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儿。”
“他妻子跟他一起？”我突然问道。
“哪个妻子？”沙・汗问道。
我惊呆了。“哪个妻子？这话什么意思？”
“这个你没告诉杰斯帕的家人？”沙・汗问儿子。
“有些事阿富汗人在外国是不能谈论的。”莫西布回答道。
“纳兹鲁拉去美国之前就结婚了吗？”我追问道。
“他家里当然有妻子，”沙・汗解释说，“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文件里可没写。”我抗议。
“那现在写进去。”老人说，“纳兹鲁拉在遇到那美国姑娘之前已经结婚。这下杰斯帕家里人该放心了。”他刚说完就道了歉，“抱歉，米勒大人。这么说太刻薄了。我跟杰斯帕家里人一样担心。他们家女儿去哪了？你说他们跟女儿失去联系已经有十三个月了？做父母的心里压着多大一块石头啊。”
老人开始哭泣，抹去黑眼睛里的泪水。我发现阿富汗人动不动就会突然哭起来，而且不是假装的。
他控制住抽泣之后，又继续用优美的法语轻声说：“我们家人和纳兹鲁拉家一样小心。送莫西布去英国之前，先让他跟一个穆斯林好人家出来的本地女孩结婚。我们想着，‘以后如果他又娶了个英国姑娘，也没什么损失。要是他在喀布尔工作，那么他有个穆斯林家庭，如果被派到欧洲，那么他就有个迷人的英国妻子。’我记得跟纳兹鲁拉的父母也谈过这件事。我们作了保证，‘如果不生出一两个阿富汗小孩，就不让他们离开家。’这事一直都很顺利。”
“你把这事告诉那个巴尔的摩女孩了吗？”我问莫西布。
“没有，”他诚实地回答，“但是我猜正是因为没把这个告诉她，我才能把生活在阿富汗的种种其他的不便之处坦言相告。”
我把双手平放在皮质公文包上，说道：“好吧，杰斯帕姑娘会去哪里呢？”
沙・汗叫人拿来一杯橘子汁，守规矩的阿富汗人用这种甜腻腻的饮料来代替酒精。当然，来送果汁的是一个带着毡帽的男人，因为在一个不愿意放弃罩袍的国家，大多数通常由女人做的事也必须由男人来代替。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沙・汗回忆道，“像坎大哈这么远的城市，要知道什么消息可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探到了消息。我们发现，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你知道他的穆斯林妻子和孩子们呆在喀布尔这里吧？”
“不止一个孩子？”我问道。
“是的，他去沃顿之前有一个，回来之后又生了一个。”
我思考着这件事，然后提了一点：“但是第二个孩子是跟杰斯帕姑娘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生的？”
“当然。但是他对阿富汗妻子也要尽义务。她理应受到照顾。”
“所以送给她个孩子？”我问道。
“人们很难理解我们对于女性的态度。”沙・汗承认，“我们珍视女性，热爱她们，保护她们。大多数诗歌都是献给女性的。但是我们不想让生活中挤满女人。”
“我认为如果有两位妻子，生活就不会被挤得那么满了。”我反驳道。
“我的生活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沙・汗平静地对我解释，“可我有四个妻子。”
“四个妻子？”我问道。
我看着他的表情中有某种东西让老人觉得好笑，他平静地说：“你们美国人以为有四个老婆的男人一定是在四张床之间跳来跳去，直到跳不动摔下来。其实不是这样……完全不是。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跟那些普通的美国生意人相比情况更糟。美国的生意人年纪轻轻就结婚，等妻子人老珠黄配不上自己就把她赶走。我可不行。一个女孩既然嫁给我，也就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我也不能把她送回去。我得在家里供养她一辈子，除非我们离婚，这可是有辱门楣的事情。于是，这些年来我把这些正派的女人一个一个地藏在后头的卧室里。无论是美国的制度，还是阿富汗的制度，耗费的精力跟金钱都差不多。”
莫西布插嘴说：“穆斯林对女性的态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些潮流的力量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在美国也出现了一夫多妻现象。”
我还没来得及反驳这种奇谈怪论，沙・汗就评论说：“莫西布说得对。在伊斯兰教产生的时期，这里的男人大量地死于战争和打斗。很多家庭里妇女太多，成了累赘，圣明的先知穆罕默德出于实际的考虑，看到只有三种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让多余的女人去当娼妓，要么让她们年复一年地独守空房，否则只能将她们分配给别人家做妾侍。穆罕默德最有道德，不会让女人沦入娼门，他给了她们合法的妻子身份。他所选的方案可谓完美无缺。”
“这套制度怎么会适合美国呢？”我问道。
沙・汗没有理会我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体系里，我得照料很多女人……我的妻子们，我兄弟的妻子们，还有老奶奶们。顺便问一下，米勒大人，你是否了解费城旁边的那个贵格教会学校，叫做乔治学院的？我们正考虑把我孙女喜迪卡送去。别人家的女孩子都是去巴黎的。”
我很谨慎地问：“喜迪卡今年多大年龄？”
“她多大了？”沙・汗问道。
“十七岁，”莫西布回答说，“她喜欢美国人那一套，我们觉得……”
“是个好学校，”我说，“混校制。男女同校。”
“那里难道不是修道院吗？”沙・汗多少有些惊奇地问。
“噢，不是！”
“那么不用考虑美国了，”沙・汗怒气冲冲地说道，“她就去巴黎！但是莫西布刚才说的没错。历史潮流推动伊斯兰世界实行多妻制度，最终也会推动全世界。例如在法国，我认为他们的解决办法实在可悲……情妇、私通、丑闻、凶杀。”
“但是莫西布说的是美国。”我指出。
年轻的外交官啜了口威士忌，回忆道：“你知道美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女性多于男性，差别之大，令人恐惧。像华盛顿和纽约这样的城市情况就糟透了。”
“你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正好在打仗。”我指出。
“和平时期我也去过那些地方，”他提醒道，“女人不光是数量上占上风，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男人不肯结婚。同性恋，恋母情结，竞争失败，心理障碍……”
沙・汗柔和地打断他的话，说道：“关键是，米勒大人，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跑到阿富汗来说，‘多么怪异的国家，多么怪异的问题。’我去法国，或者莫西布去美国的话，我们也会作出同样的评价。”
“最怪异的，”莫西布笑着说，“就是如果逮到哪个男人有两个老婆，不管在当地是不是合法，你们的社会都会假装震惊得不得了。一个女孩终于明白周围没那么多男人可供她们选择丈夫，你指望她怎么办呢？干脆抓个别人的丈夫过来……要是我就会这么做。”
想到我来沙・汗家里不是为了听他长篇大论地批评我的国家，于是我突然问道：“艾伦・杰斯帕最后的消息是在坎大哈？”
“准确地说，并非如此，”沙・汗回答道，“我们知道她去过那儿，因为有一天几个毛拉在那儿的大街上袭击了她。因为没穿罩袍。她很厉害，居然还了手，艾伦的丈夫也帮着还手。最后两人齐心协力把那群毛拉打得屁滚尿流，我很高兴他们那么做了。”
“这下她在坎大哈可成名人了。”我猜到。
“不管怎样都无所谓，”沙・汗笑了起来，“我们在政府里工作的人大多受够了毛拉，但是拿他们没办法。无论如何，艾伦的抗争都没能影响纳兹鲁拉的事业发展，很快他就被提拔上去，做到了阿富汗工程方面的最高职位。他在原来的比斯特堡【5】建立了指挥部。”
提到比斯特堡这个阿富汗历史上的伟大名字时，老人眼中涌上了一阵泪水，然后问道：“米勒先生，你见过比斯特堡吗？”
我并没见过，但是我忍住没说，因为不想让这位爱国的老人没完没了地给我开讲阿富汗那段辉煌不再的历史。我的小伎俩不管用，老人静静地说了下去：“这座伟大的拱门，它矗立在沙漠中，倒映在河水里。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拱门。我认为它胜过了伊拉克的泰西封拱门【6】。没有人回忆得起来它建于何时，但是它背后的建筑物一定极其庞大。旁边还有一座足足能保护一万名居民安全的城堡，还有一座被废弃的城市，其中的居民可能达到过五十万。而现在，我们连这座城市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了。”
“他在比斯特城堡干什么？”我问道。我从之前与沙・汗的数次会面中学到一个教训，一旦这位老人从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古老得多的时期开始讲起阿富汗那消逝的辉煌历史，可就没法打断他了。事实上，我确实从他的旧事追思中了解了很多阿富汗的历史知识，因为不同于其他人，沙・汗老人讲述的故事都是基于事实之上的。如果他说比斯特城堡曾经有五十万居民，那么事实一定是如此，现在连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无从考察了。
“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到那里去，为我们的灌溉大工程作前期准备。”沙・汗解释道。
莫西布补充说：“我们知道她到达了比斯特城堡，因为我们收到了他们从那里寄来的信件。但那是九个月之前的事了。”
“你猜想她可能会在哪儿呢？”我问道。
“如果根据其他的弗兰基太太的情况判断，”——莫西布和他的父亲不管说什么语言，都会使用“弗兰基”这个词儿——“有三种可能。杰斯帕小姐有可能因为绝望而自杀；或者可能被丈夫锁起来，根本跑不出去，连信都寄不出来；再就是，她可能想要逃出去。你知道的，在杰曼有一个英国火车站，但我们问过了，她没去杰曼。”
“你猜测她去哪儿了呢？”我追问。
“将心比心，如果我是纳兹鲁拉，”莫西布大胆地说，“我会作出如下几种假设。纳兹鲁拉对他的美国妻子很好，尽可能地减少她骄傲的自尊心可能受到的打击。他以最快的速度带她逃出了那个专横的家庭，他家的女人肯定没给艾伦好日子过。在坎大哈，他跟她讲道理，帮助她适应住在泥土地上的生活，一个月只靠二十七美元工资过日子。她想回美国，但是纳兹鲁拉不准，那是他的权利，两人有几次可怕的冲突，然后她就决定靠自己的力量逃出来，结果还没跑到国境线就死了。以前也出过这种事。”
“但是为什么纳兹鲁拉不报告这些呢？”我问。
“两个原因，”莫西布顺着他父亲的判断说，“首先，只是跑了个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到喀布尔之后他会给大家作出解释。第二，因为他真心爱着艾伦，觉得她可能没死，还会回到他身边。”
我们沉默了，枯坐了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不知从何时开始，科依巴巴山上凛冽的寒风已经肆虐在堡垒四壁之间的院子里，冬天的夜色也随之笼罩在我们身上。雪片在黑暗中打转，仿佛有一匹白马从院子里走过，来自科依巴巴山脉和其他什么地方的力量无情地撞击着这座巨大的堡垒，我们则孤独地坐在堡垒内部巨大的房间里。
“可汗大人，如果我到坎大哈和比斯特堡去，您会反对吗？有几位美国的重要人物一定要知道艾伦的情况。”
“如果我处在你的年纪，米勒大人，”老人回答道，“我早就去坎大哈了。”
“那就是说，您许可了？”
“我祝福你。虽然我儿子说话莽撞，但是我们阿富汗人的确会为美丽的女人疯狂。如果她是弗兰基女人，那些为她痴狂的弗兰基也必定会得到我们的尊敬。”
我突然发问，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沙・汗，您有您孙女喜迪卡的照片吗？就是想去美国上学的那个孙女？”
“没有，”老人回答，“我们真正的穆斯林信徒不喜欢照相。这种做法有违教规。是对人灵魂的冒犯。”
“尤其是女人的照片？”我笑道。
“是的，照相的做法与使用罩袍所遵循的教规正好相反。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米勒先生，我孙女美貌非凡，而且她就是你今天上午逮到的，在市场里跟美国兵接吻的女孩子。”
我以为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原来沙・汗对这件事也了如指掌，我感到非常震惊。“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在去开伯尔山口的路上了。”我嗫嚅道。
“如果他们没有被驱逐出去，”沙・汗镇定地说，由此可见他的情报部门对美国人的监视像对阿富汗人一样严密，“我现在就不会跟您谈话了。莫西布，去把米勒先生的吉普车准备好。”
年轻人走后，沙・汗老人从皮椅上站起身来，陪我走到门口。有那么一会儿，我越过老人的身影盯着那件浅褐色的罩袍，之前那种使我乱了方寸的情欲又一次攫住了我，我感到头晕目眩，仿佛这件罩衫自动散发出香气。
“这些见鬼的女孩子！”老人笑道，“她们给罩袍洒上了廉价的法国香水，为了让男孩子注意到她们。闻闻看！”他捡起浅褐色的罩袍，罩在我的脸上。他把衣服拿开后，浓郁的香水味还在往我的鼻孔里钻。
年老的勇士搂住我的肩膀说：“米勒先生，关于这位杰斯帕姑娘。我们确实还知道点情报。也许我不应该说这是情报。只是胡乱猜测罢了，我怀疑只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这也太离奇了，我简直忍受不了再把它说出口。也许这就是实情，但是到坎大哈之后，你毫无疑问会听到流言蜚语。所以，信不信由你了。”
“你不告诉我吗？”我央求道。
“在你的文件里，我的名字只要跟这个留言沾上一点边儿，我都会恨得要死。我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名誉。但是你比较年轻，受得了这种难堪，愿主保佑你能够成功。”我每次意识到穆斯林教徒用跟我们完全一样的方式，敬爱着同样的“主”的时候，我都会像第一次一样感到极为惊讶。沙・汗老人愿“主”保佑我成功，毫无疑问他指的就是那位“唯一的主”。
“批准你前往坎大哈，或者任何你需要去的其他地区的文件，明天早晨会送到你的办公室。”老人向我保证道。
“谢谢你，沙・汗。”我回答道，他打开门，门外就是等着我的吉普车。我看见他的儿子，莫西布・汗又一次骑着那匹白马跳跃着，扭动着，在雪地上风驰电掣。我眼看着他消失在纷飞的大雪中，心里想：身上烙着沃顿商学院W标志的，恐怕这世上也只有这一匹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