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个冬日里阴冷的早晨，我被召唤到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海军武官的办公室。福布罗根上尉一脸阴郁地看着我，大声嚷道：“见鬼，米勒，两周前大使就命令你处理好马鞍鞋这个事。昨晚上阿富汗政府又提出抗议了……这次可是官方抗议。我要你，今天下午三点钟之前，给我交来……”
我插嘴说：“长官，现在来了个更紧急的事情。昨晚上收到一封快信，我已经把资料为您整理好了。”
我把一个塞满了文件的皮质公文包推到他面前，正面封着金色大印，写着“大使收”。我们使馆只有两个这样的文件夹，所以里面装的肯定是要紧东西。
“就不能等到大使从香港回来吗？”福布罗根上尉满怀希望地问道，虽然他是代理大使，但还是情愿拖一拖。
我让他失望了：“非得现在处理不可。”
“关于什么事的？”他问道。上尉靠的是自学成才，不爱看字。
我小心地把公文包的正面向后翻开，指着一封华盛顿寄来的电报说：“宾夕法尼亚州资深参议员。需要回复。立即处理。”
福布罗根上尉，这个六十多岁的光头壮汉，立刻来了精神，仿佛宾夕法尼亚州议员亲自走进了房间。“他要干啥？”他还是能不看字就不看字。
“那个杰斯帕姑娘的事。”我说。
福布罗根上尉一阵厌烦，重重地合上了文件夹。“十七个月了，”他发着牢骚，“整个使馆都中了那个小姑娘的邪。我到这个国家来，为的是要帮他们爬出黑暗落后的中世纪，这才是我想干的差使。可我整天缠在马鞍鞋啦，笨蛋杰斯帕啦这些事里头。这件事还能怎么办，我可想不出来了。”他语气坚决，下了定论，把文件又推给我。
但是我使劲把文件推回他那边，提醒道：“您一定得看看这封快信。”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文件包的皮封面，窥视了一眼华盛顿发来的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当他读到连国务卿都来关心这件事的时候，立刻打起精神，把文件堆到自己面前。他慢慢地朗读道：“我需要将有关杰斯帕姑娘的下落和目前处境等全部细节提交给资深参议员，此事极为重要。你们之前的所有报告均不充分、不合格。事关多方考虑，如有必要，应投入最得力的人员处理此事。若我的记忆没有差错的话，马克・米勒是否会说当地语言？如是，应考虑让此人立即全力处理此事，并令其尽快汇报。”
福布罗根上尉向后靠，从鼓起的腮帮子里吹出口气，又一次把文件推回我这边。“看起来不用我管了，”他松了口气说，“你得干活了，小子。”
我从他的写字台上拿起文件夹说：“我一直都在干活，长官。自打我来就开始干了。”
“瞎干一气。”他快活地说。我这位上司从不做惊世骇俗之举，所以才一直被困在地球上这个最默默无闻的国家里。阿富汗直到1946年才刚脱离它的铜器时代【1】，这片土地的历史长得要命，而这片土地与它古老历史之间的关联也紧得要命。在使馆里我们常说：“看看今天喀布尔的样子就知道耶稣基督时代的巴勒斯坦是什么样子。”在许多方面我们这位海军武官都是驻扎阿富汗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刚刚摆脱他自己的铜器时代。
可我挺喜欢他。他是个粗犷、狡诈的生意人，靠倒卖旧车的勾当发了笔小财，还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给自己谋了个职位。他曾四次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助选，虽说我是共和党的铁杆，但我还是尊重福布罗根上尉那股实打实的忠诚劲儿。他给民主党捐赠了差不多六万块钱，然后他们就把他发配到阿富汗来了。
他差不多是有资格来的。还没有担任公职的时候，他驾驶小艇的技术就已经算得上凑合，因为他主要的爱好就是驾船。而且在二战爆发时，他自愿帮助海军管理海岸设备。靠着努力，靠着驾驶技术，他从上尉升到了上校，还在马努斯岛和萨马尔岛为建造伟大的海军基地出过力。他是个硬汉，颇得人心；他也有勇气，我可以作见证。
我的名字其实不叫马克・米勒。按理说，应该叫马库斯・穆勒，但是我家的祖先一向有先见之明，19世纪40年代他们从德国逃出来的时候料想犹太名字在美国不大会吃得开，所以就把“穆勒”翻译成英文里的对应词，然后我们就成了米勒一家人。
我家人素来料事如神，这次也没出错。我用的名字是米勒，长的又是一张丝毫不带犹太特征的脸，这让我在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都能安然毕业。之后，在1942年，美国海军要招募几个合格的犹太裔军官，好摆脱硬塞给他们的那几个不像样的犹太人。他们挺高兴总算找到了我，而那时候我的大多数船伙伴根本没发现我是犹太人。寝室里的那些业余人类学家多少次向我保证过：“我一眼就能看穿哪个是犹太佬！”
在马努斯岛的时候，我是福布罗根上尉的手下，他观察了我三个星期，然后说：“米勒，你是那种应该去情报部门的小子。你有那种头脑。”然后他拿出那种野蛮劲儿来在岛上到处活动，终于为我谋到了一个好差事。1945年，我们的国防部也开始迫切需要几个懂点餐桌礼仪的犹太裔外交官，此时这位前上司想起了我，并在一周之内把我从中尉变成了国防部一名等级很低的军官，真够刺激的。
然后，就是把我安插在哪里的问题，因为一般的使馆都怀疑我能不能跟人家合得来。比如在开罗和巴格达我肯定不受欢迎，因为那里的居民反犹，又比如在巴黎，我们自己的官员也反犹。这个节骨眼上，已经在阿富汗担任海军武装专员的福布罗根上尉，说他认识这个马克・米勒，说我是个品行良好的犹太人，能够为国增光。“事实上，”他在电报中写到，“我最好的朋友中就有几个犹太人”，后来这封电报在国防部被广为传阅。他把我要走了。福布罗根上尉的勇气赢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嘉奖，也得到了国务卿的首肯。我的工作成绩一直相当不错，这让大家着实放下心来，也让福布罗根上尉看着我的目光里多了一分骄傲。起用我是他的主意，而且还不坏，可他出的其他主意就难说了。
“我并没有对杰斯帕姑娘的事炭火团儿似的热心，”我承认道，“但是电报到了之后我整理了所有的文件。看过资料之后，我想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说什么？”
“下午四点我要会见沙・汗。在他家里。在那里他说话更方便点，如果有人知道杰斯帕姑娘在哪里的话，那么非他莫属了。”
“可他会告诉你吗？”福布罗根上尉质疑道。
“在阿富汗我不指望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任何事，即便有，我也不信。”
“有长进。”上校笑了。他看了看手表说：“要是你已经研究了文件，要是你四点钟要去见沙・汗……”
“那么我就得赶紧开始办马鞍鞋那件事了。”我抢先说。
“最好这样。那些该死的毛拉正在养精蓄锐，他们的宗教狂热又要发作了。”我一直惊讶于福布罗根上校使用当地语言的能力。他阅读量很大——只读杂志，不读书——学来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山区的毛拉们昨天一窝蜂的都进城来了，”他接着说，“不知怎么的，他们听说了马鞍鞋的事情，然后就要求把咱们的海军陆战队警卫员送回老家。”
“你该不会让几个疯疯癫癫的牧师摆布咱们的规定吧，长官？”
“跟狂热的穆斯林牧师在一起，我是绝对不会昏头的。你可不如我那么了解这些人。他们已经对阿富汗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可能得放弃我的海军陆战队员了。”
“我该做些什么？”
“你会说当地语言。到集市里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太好了，长官。”
“还有，米勒，要是有什么好的理由赶走海军陆战队员，要马上告诉我。他们很快要期满了，要是我们主动把他们撵走，可是个友好的表示。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又安抚了毛拉。”
只要我的老板愿意，就能用到精准的词汇，对于这种能力我也同样感到惊讶。“我可不喜欢安抚毛拉这个主意。”我固执地反对道。
“不要你来做这事，”他回答，“我来负责，这样我们就都有优势了。”
我恭顺地点点头，起身要走，胳膊底下夹着关于杰斯帕姑娘的文件，但是在门口，我又接到了代理大使的命令。“把沙・汗的想法汇报给我。”他说。
我笑了。“阿富汗大概有一千两百万人想知道沙・汗的想法。我肯定不是找出答案的人。”我离开了房间，然后折回来说，“但是我会把他没告诉我的那些汇报给您。”
在1946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还不需要太多的官员，因为那时人们还在举棋不定，改写未来历史的《租借法案》还尚未被人们设想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古怪的、有时候还有点儿吓人的城市里服务的官员而言，迫于环境，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那时候喀布尔几乎不给外国人提供任何东西：没有我们能住的旅馆，没有任何电影院，没有报纸，没有欧洲节目广播，没有供游客就餐的饭店，没有剧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杂志。不允许举行公共会议，我们也没法参加阿富汗人办的任何日常社交活动，因为阿富汗人不允许有日常社交活动。我们无奈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想娱乐一下或者找点社交活动，就得自己创造出来，这主要是靠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和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在漫长封闭、大雪锁城的冬季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狂热地寻找着任何消遣娱乐，最会在外国找乐子的英国使馆官员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对着一群不拘小节的观众大声朗读剧本，大家对这个主意开心极了。
这样，当我回到那幢充当使馆办公之用的白色二层小楼，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毫不惊讶地看到我们可怜的秘书，来自奥马哈的麦克斯维尔小姐正在狂热地敲着打字机。当我问她要那些已经被翻烂了的关于马鞍鞋的文件的时候，她多少有点不耐烦。
“在那边。”她头也没抬，厉声说道。
“能帮我拿过来吗？”我问道。
“劳驾，米勒先生，”她抗议道，“我正忙着打印今晚的剧本呢。”
“抱歉。”我说，自己找到了文件。
“今晚的朗诵会，”她解释说，“由我负责打印整个第三幕。英国使馆的女孩儿们负责打印第一幕，那一幕最长，意大利使馆有个女孩儿打印第二幕。她已经打完了。我猜她们意大利使馆没正事可干。”她叹了口气。
“你忙你的好了。”我安慰道，看见她的打字机不光有原版打印件，后面还垫着七张复写纸。“最好给我弄前三张里头的，”我提醒她说，“后面的看不清。”
“我的打字机没问题，”麦克斯维尔小姐安慰我，“意大利的打字机才印不到第七张。”我发现麦克斯维尔小姐用的是德国牌子的机器，这台打印机的确打出过七张，而且都能用。
我把马鞍鞋的文件拿到里屋我的办公室，开始翻阅起来，但是最上面的一张吸引了我，上面简单地写着：“阿富汗情报人员警告说，如果海军陆战队员继续猥亵穿马鞍鞋的妇女，在集市里会发生凶杀事件。”这条消息把事态的严重性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等级，于是我让麦克斯维尔小姐叫来我的阿富汗助手——努尔・木哈姆德，他悄悄地走进了房间。
这是个英俊、敏捷的年轻人，三十二岁，穿着一套极不合身的西装。黑头发、黑皮肤、深眼窝，阿富汗人典型的大鼻子，很少露出来的极白的牙齿。此人情绪多变、容易冲动，在美国大使馆已经工作了两年，还学会了说英语。谁都知道他受雇于阿富汗政府。
“坐下吧，努尔。”我说道。他恪守外交礼仪，坐到了我指定的椅子上，把裤子整平，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有什么吩咐，大人？”他的语气恰到好处，既表示他乐于效劳，又不至于显着过分热切。
“马鞍鞋的事，”我开口道，努尔・木哈姆德放松了下来，“你听说最新的情报了吗？”我接着说。
努尔・木哈姆德一个字都没露给我。他太聪明了，不会被我套出话来，承认他知道任何一点儿消息。他坚持让我先说，接着根据我说的话随机应变。“什么情报？”他殷勤地问道。
我打开马尼拉文件夹【2】，看着那份不吉利的报告。“你们的人警告我们，说如果海军陆战队员接着……呃，他们用的是猥亵妇女。努尔・木哈姆德，你觉得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猥亵过任何妇女吗？”
还没等他回答，我的门就被一个年轻英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推开了，他曾在瓜达康纳尔岛和硫磺岛晋升军衔，现在在使馆里享受闲职，担任军事警卫员，我们使馆一共只有两个警卫员。他潇洒地走进来，递给我一些文件，用专业动作转身离开了房间。我还记得，他的制服无可挑剔，皮鞋光可鉴人。
他走后，努尔・木哈姆德小心地回答说：“按照你们的标准，我并不觉得那些年轻人实施了猥亵。但是斋月【3】快要到了。毛拉说话一天比一天管用。正是他们觉得有猥亵妇女的行为，要是他们这么觉得，米勒先生……”
我让他看了报告。看到暗示会有谋杀案的时候，他抽了一口冷气。
“没错，”我说，“就是谋杀。”努尔・木哈姆德仔细地把文件放回原处，然后又把裤子理平整。
“我不会不把那些毛拉当回事，”努尔・木哈姆德提醒我，“你看，斋月要到了，他们想强化一下自己的势力。也提醒我们他们有这个势力。”
“假如他们怀疑的事情接着出现？假如你刚才看到那位海军陆战队员确实……呃……猥亵了妇女？”我马上接着又说，“你明白，我压根儿不相信任何海军陆战队员猥亵妇女了。”
“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努尔・木哈姆德赶紧说道。
“但是，假如毛拉的想法不是这样怎么办？他们会谋杀谁呢？”
努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穿马鞍鞋的人。”
“穿马鞍鞋的人！”我喘着气说。
“当然。我得解释一下，米勒大人。过去，毛拉很乐意谋杀那些弗兰基，但是每杀死一个弗兰基，都会给阿富汗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他们只好罢休。”
我一听到这个阿富汗语中对应“foreigner”的词汇就觉得糊涂。第一批亚细亚学生看到这个外形难看、词义更丑陋不堪的字眼儿时，发现字母g和n这种不寻常的组合令他们大惑不解，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读音，把所有的字母都念出来，满嘴都是仇恨、嫉妒和蔑视。有些人把它念作“弗兰基（ferangi）”，“g”音重读，有些人念“法兰基（faranji）”，其他人读成“弗兰金（foreggin）”，意思是一样的。
“毛拉们不会谋杀弗兰基的。”努尔・木哈姆德安慰我。
“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去集市。”我提议。
“我觉得我不能去，米勒大人。我在场会减少您的影响力，也会减少我的影响力。”
“我同意，但是如果出现危险情况，我想要你在场。”
“喀布尔的集市里能出现什么危险？”努尔・木哈姆德困惑地说。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会有谋杀。”
“但是不会谋杀弗兰基呀。”努尔安慰我，他不愿意跟我一路，就回去做他的日常工作去了。
他走后，我打电话给安全部门，要求准许两位海军陆战队员离岗，虽然对方大声嚷着表示抗议，但是我威胁说要把代理大使也叫来，对方就立刻同意了。透过窗子，我看到那两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战斗英雄急匆匆地跑到出口处的大门。我把麦克斯维尔小姐唤来，告诉她：“我要去集市。”
“好啊，”她回答，抓起自己的帽子，“我把戏剧打印件送过去。”
我走到出口大门，叫警卫给我叫一辆“候的”，几分钟之后，一位司机开着世界上最不舒适的出租车停在了路边：一辆马拉两轮车，司机自己舒舒服服地高坐在动物毛发制成的坐垫前面，而乘客只能勉强坐在木头做的斜椅子上，面朝着车子的后部。木头车轮上绑着废旧汽车轮胎做成的细条，好帮助“候的”驶过颠簸、结冰的街道。
有人告诉我，外交官和军人对他们服务的第一个海外驻地会产生思乡之情，我也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就我来说，回忆阿富汗的时候之所以带着深情，只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地球上最狂野、最怪异的土地，在青春年华来到喀布尔，这本身就是一场奇遇记。眼下，我正坐在“候的”里头，要去执行一项匪夷所思的任务，我又想到了这个野蛮的国家，还有我周围那些激烈的矛盾。
喀布尔城坐落在几条商队路线的交汇点，这些商队路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喀布尔城西边被约一万七千英尺高的科依巴巴山脉包围，北边的是更加高耸巍峨的亚细亚最高峰之一，兴都库什山脉。冬季，这些崇山峻岭为皑皑白雪所覆盖，那种身处由冰块和花岗岩镶边的碗钵之中的感觉令人终生难忘。
喀布尔，去过的人都把它叫做磕布尔，没去过的叫它喀波尔【4】。这座城市的形状好像一个横躺着的巨型大写字母U，封闭的一端在东面，那里是喀布尔河流过开伯尔山口的地方，开口的一端在西，面朝着科依巴巴山脉。U型的中间一段是一个巨大的山丘，要是放在我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可称得上是高山大川了。美国大使馆和多数欧洲使馆就坐落在U型北部的那条腿上，眼下我正离开那里，而集市、清真寺和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则在南部的那条腿上，眼下我正赶往此处。
就在我们奔波在去喀布尔城市中心的路上时，我想到了堪称阿富汗特色的第一个矛盾之处：我在街上看到的男人长得都比我更像犹太人。他们个子很高，深色皮肤，敏捷灵活，黑眼睛闪闪发光，还有着闪族人那种突出的大鼻子。他们自称是以色列失散部落的子孙，其祖先于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抵达了这片高原，对此他们深感骄傲。但同时，阿富汗人记起本国的古称叫做雅利安那国，在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他们被阿道夫·希特勒收编，被其称为世上最古老的雅利安民族的一支，成为希特勒的特殊子民。骄傲的阿富汗人对这两种身份一视同仁，一概笑纳，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夸口说，虽然他们源自犹太部落本尼以色列的一支，但是一旦抵达阿富汗，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建立了雅利安种族。有些阿富汗人的友邦在别处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调，差不多也说得通。
阿富汗男性的服装非常引人注目。少数受过教育的平民和官员穿戴得跟努尔・木哈姆德一样：都是西式服装，毛领外套和波斯羊皮制成的帽子，闪闪发光，派头十足，其形状不是像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帽子，就是像个土耳其毡帽。其他人穿民族服装：让脚趾头垂在雪地里的套鞋，鼓鼓囊囊的白色阿拉伯式裤子，巨大的白衬衫，衣角露在外面，长及膝盖，在微风中轻轻晃动，还有图案丰富的背心，用西式布料做的外套，脏兮兮的头巾，一角耷拉在肩膀上。如果是山里来的部落成员，则会携带步枪，有时候还挎着子弹带，上面满满的都是弹药。我很怀疑是否还能在别处找到这样的国都，在大街上晃着这么多全副武装的人，而且大部分部落成员除了步枪以外还带着匕首。阿富汗的教化程度只有从那些带着土耳其毡帽的官员身上能看出来，文明社会在这里没什么生存空间。
刚到阿富汗的日子里，我注意到这些刚烈的部落成员成双成对地从山上走下来，可能是刚刚完成伏击任务，其中一个人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概，而同伴则一定会表现出女性特点。他故意学女人走路，手里总捏着帕子，还用牙齿叼着花。一般这个女气十足的同伴都是涂脂抹粉，或者化着眼妆，而且总握着较为粗壮的那个同伴的手。
再仔细看看喀布尔的街道就真相大白了。街上根本看不见女人。我在这个国家待了一百多天，还没见过一名女性。我去过一些大人物的官邸，例如沙・汗的府邸，参加社交活动，但是我还没有获准见到任何居住在那里的女性。正是这种现象解释了那些男性的诡异行为：在公共生活中抹去所有的妇女之后，阿富汗人意识到女性的特点仍有可取之处，于是把这些特点派了给男性。在喀布尔上了冻的街道上，我看见的女性姿态，跟我在巴黎大街上看到的一样多，只不过这里是由男性做出来的。
当然说我没看见过女人也不准确。“候的”拉着我跑来跑去的时候，我经常能看见那些戒备森严的高墙里闪过的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从头到脚裹在布料里。那些都是妇女，阿富汗习俗要求她们不穿罩袍就不许在公共场合出现。穆斯林教徒全身披着罩袍，只能透过一个很小的绣花蕾丝的长方块看外面，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有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富汗男人憎恨罩袍，他们告诉我们，被迫穿着罩袍对女性的健康有害，还会损伤她们的视力，但这个传统却还保留着。一到十三岁，所有的女性就会被赶进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从此无法逃离。
然而，我必须得承认，这些鬼魂一般的人影，让城市生活有了一种深沉的性感。她们所穿的往往是昂贵的织品，上面有美丽的褶皱。与她们相遇自有一种神秘性，让人不由得猜想着这个蚕茧后面藏着何等可人儿。我很少如此关注女人，或者说，痴迷女人，因为我身在阿富汗，而这里看不见女人。
“候的”把我放在清真寺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这座清真寺像个小型要塞，有两座祈祷用的光塔，坐落在城市的中心。我注意到门口站着三个毛拉——又高又瘦，头发蓬乱，胡子下垂，还有凶狠的眼睛——看起来，他们在守护这座圣殿，并且还在谴责我这个异教徒靠得太近了。我彬彬有礼地注视着他们，而他们毫不掩饰地用仇恨回瞪着我，我心想：就是这样的人统治着阿富汗！
这时，其中一个人，显见得是刚从山上下来，突然发觉我身后有什么异样，于是开始用普什图语高声诅咒起来。另外两个毛拉受到他的鼓动，也开始冲过来，我迅速地躲到一旁，让他们冲过去。他们穿着长袍，摆着胡须，像田里的稻草人似的冲过去之后，我从他们背后看过去，想找找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他们如此震怒。我发现打字员麦克斯维尔小姐坐着使馆的吉普车进了城，现在正沿着公共走道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怀里还抱着晚上我们要朗诵的八份打印稿。毛拉们发现了她，一个没穿罩袍的女人，觉得有义务因为违反教规揍她一顿。他和同伴们完全没想到麦克斯维尔小姐是“弗兰基”，他们高声叫骂着向她猛冲过去。
我还没来得及保护她，那三个高个子的毛拉就一窝蜂地冲了过去，向她伸出老拳，胡子和鹰钩鼻让他们看起来活像漫画里的宗教狂热分子。更糟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回顾都更糟——他们还往她身上吐口水，接着麦克斯维尔小姐那神色恐怖的脸上开始有粘稠的秽物淌了下来。
我向那群人冲了过去，抓住毛拉，用普什图语大声喊着：“住手，你们这些笨蛋！她是‘弗兰基’！”
幸亏我能说当地语言，这救了我一命；圣徒们退后了，听到我讲普什图语，他们吓了一跳，否则我这个“弗兰基”居然胆敢袭击教士，说不定他们会煽动教众把我干掉。一个警察悠闲地走过来，故意慢腾腾的，因为他可不想跟毛拉冲突，然后他镇静地说：“大家听我说。咱们这是在喀布尔，不是在山里。放开这女人。”随后这三个狂热的毛拉又去河边给清真寺守门去了。
麦克斯维尔小姐被这突然的袭击吓着了，但还是表现得挺勇敢，不愿意哭出来。我把她的脸擦干净说：“别理他们，都是疯子。我去把司机找来。”
我四处寻找使馆的汽车，最后发现那位阿富汗司机懒洋洋地斜靠在河堤上，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热闹。他准知道我或者别的什么人会出来喝止那狂热的毛拉，也料定麦克斯维尔小姐没有大碍，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非跟那些白痴毛拉豁出命来打架。
他踱着步子走过来。“我得把麦克斯维尔小姐送回使馆去？”他用普什图语问道。
“送到意大利使馆。”我解释道。
“小心点，”他警告我，“这些日子毛拉们可不好惹。”
他把麦克斯维尔小姐送走之前，我称赞了她展现出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美国国内人士光知道嘲笑美国人软弱，他们真应该看看三月里的那天麦克斯维尔小姐在喀布尔的表现。
她走后，我逛到集市去，其实就是在城里最挤的地方交织着几条狭窄的街道，那里几乎什么都有的卖，大多数货物都是从德里、伊斯法罕和撒马尔罕的仓库里偷出来的。有人叫我放心，不管是新社会的印度还是古代的波斯帝国，就连革了命的俄罗斯也都拿中亚那些世代为贼的家伙没办法，我听了不禁感到一阵邪恶的快乐。比耶稣降生还要早五百年的时候，波斯王国的大流士皇帝行经喀布尔，那时候的集市跟今天的一样，卖的货也一样，也是从一样的旧仓库里偷出来的。
当然，新时代也有新气象。吉列剃须刀片供货充足，德国哥廷根运来的手术剪刀也有得卖。一位很有想法的商人贩卖青霉素和阿司匹林，还有一位从孟买一座遭了贼的军用品仓库里弄来了康贝尔罐头汤和美国汽车里用的火花塞，那时候街面上已经开始出现美国汽车，在喀布尔的街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然而，街上行人的面孔才真正让我仿佛置身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那时候阿富汗的样貌跟如今一样令人惊叹，却只是雅典城邦遥远的辖地，当时这里的文明高度发达，而彼时英国还杳无人迹，美洲大陆也远未开化。这些行人的脸上都是一副要冒出火来的样子，一副紧张得发狂的表情，而我目光所及之处则都有神秘的女人身影，身上裹着轻薄的袍子，连她们的眼睛也看不见。
我注视着这些穿梭来去的倩影，像个小伙子一样憧憬着那袍子里面究竟禁锢着什么样的胴体，这时候我注意到——说不清我是怎么注意到的——两位步态婀娜撩人的年轻女子。我打哪儿看出她们是女子？不知道。我又打哪儿看出她们的美貌，看出她们受着情欲的折磨，放荡轻浮？不知道。但我的确了解，这些尤物，无论年龄相貌，都因为她们神秘莫测而格外惹人迷恋。
其中一位穿着昂贵、有褶子的罩袍，由浅褐色的丝绸做成；另一位是灰色。起初我以为她们在引诱我，于是当她们走近的时候我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小姐们请留神，毛拉正看着呢。”
她们吃惊地停下脚步，转身朝着集市外面那三个瘦骨嶙峋的毛拉看去，然后咯咯笑着，快步走开了。我回头看着她们的背影，发现她们都穿着美国式样的马鞍鞋。这一定就是那几个据说跟我们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在集市里私会的女孩子了，根据我所记得的那两人离开使馆区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还有那些女孩子们从我身边走过时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儿来看，我怀疑他们要来真的了，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幽会恐怕不会有好结局。
于是我开始跟踪起这些女孩子，心里不住地咒骂努尔・木哈姆德不肯来帮一把手。她们走得不快，我不时能瞥见这两个裹着昂贵绸缎的倩影，身姿优美，还穿着马鞍鞋。她们成了情欲的化身——迷人而又危险，一闪即逝——她们就这样款款穿行在集市里，张望着，期待着。
我尾随她们走进了小巷里卖土耳其毡帽的地方，阿富汗男人戴上这些银灰色的帽子看起来很英俊，“弗兰基”戴上则很可笑。“大人，帽子！帽子！”商人们叫喊着。我用普什图语抱歉地说：“俊小伙才配得上土耳其毡帽。”他们听了笑着走开了。
眼下，穿袍子的女孩们走得很慢，磨磨蹭蹭地，一会跑到贩卖南方昂贵瓜果的水果摊子，一会跑到卖印度服装的黑漆漆的铺子里。我觉得她们并没有发现我，就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但是那些马鞍鞋放荡、堕落的步态迷住了我，这下我完全明白我们的两位海军陆战队员何至于在姑娘们的魔力中无法自拔了。
有那么一会，我跟丢了。我拐进一条街道，里面有贩卖金属制品的铺子——铜器、锡器、不锈钢，还有银器——但是她们不在那儿。出于某种难以言表的恐惧，我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纺织品中心，发现她们不在，于是走向一条似乎是个死胡同的小道。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结果看到了一幕奇特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场景。
我们的两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靠着那条死胡同的墙壁，穿着鲜艳的制服。那两位阿富汗姑娘背对着我，倚在他们身上，她们的罩袍撩到背后，她们的嘴唇热切地压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嘴唇上（虽然我看不见）。穿灰衣的姑娘脱掉了一部分外套，我瞧见了那裸露在寒风中的肩膀。我还从未见过人类的身体如此热烈动情地纠缠在一起，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们正在解开海军陆战队员们的制服，并调整着自己的姿势。
就在此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那三个瘦毛拉穿过集市，正在寻找那几个姑娘。他们要等会儿才能追到这条小巷，说不定看不见这里。也说不定会看见。
“笨蛋！”我用普什图语喊道，顺着小巷跑下去，“从这里走！快！”
我想拉住那两个女孩，我猜部分原因是为了看看阿富汗女人不穿罩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她们躲开了，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罩袍则已经穿戴整齐，她们还是像平常一样神秘、沉默寡言。
“毛拉？”她们怀着真切的恐惧问道。
“对！快！”
我开始领着她们向我觉得安全的地方跑去，但是那两对男女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找好了自己的逃跑路线，那两个女孩一眨眼的工夫就顺着一条远离毛拉的小路消失了，而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则翻过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墙壁，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死胡同里。我听到身后传来毛拉愤怒的声音，还领着一大帮人，我来不及多想，定了定心，开始冲着墙小解。
就算是毛拉也知道我是在撒尿，我听见他们在小巷另一头沮丧地嚷着，“作孽的丫头肯定在这。”我挤出人群，看见远处有两个穿袍子的人影，一个是浅褐色的罩袍，另一个是灰色，正在安然穿过集市。寒风中她们身上的丝绸袍子仿佛希腊女神们穿着的那样，我看着马鞍鞋顺着积雪的小路越走越远。我在心里受着神秘情欲的煎熬，这玲珑胴体激起了多么可怕的欲望！我很想追上她们，用普什图语大声诉说我的饥渴，告诉她们，既然海军陆战队员不在这里，我也很乐意与她们交媾，就算是在集市里权供男人小解的角落里也无妨。
反正这下子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非得离开阿富汗不可了。这点毫无疑问。我懊悔地看着她们离开集市，然后有点羞愧地发觉，海军陆战队员得被遣送回家，这让我暗自高兴。我按捺住这个卑鄙的想法，想叫一辆“候的”。令我吃惊的是，立刻就有一辆凑上来，里面坐着大老远跑来的努尔・木哈姆德，他来看看事情怎么样了。
“有麻烦？”他指着毛拉殷勤地说，那几个毛拉这会儿正在集市入口旁边对着人群长篇大论地说教呢。
“差一点，”我回答，“老天保佑。”
我爬上“候的”的斜座，赶回使馆。马蹄嘚嘚地踩在喀布尔的街道上，那其实只是结了冰的泥巴而已，这时我又一次注意到设在城里大部分街道旁的那些露天小水渠。阿富汗现在还没有地下水管道，所以这些小水渠里流淌的就是公共饮用水。但是，居民们也在里面小便，往里面扔死狗，就着它们刷牙，清洗所有的食物，然后这些食物会被供给当地居民，包括美国、欧洲大使馆里驻扎的“弗兰基”食用。我耸了耸肩膀。
我面前是个山里人，背上背着卡宾枪，正蹲在沟里大便，离他不到十码远的地方有个帮厨，穿的衣服跟努尔・木哈姆德一样，正在无所谓地洗着一堆肉，一会就要给法国大使馆送去做晚餐。
“这种事真是国耻。”努尔苦涩地说。
“政府知道这些姑娘是谁吗？我是说那些穿马鞍鞋的姑娘？”
“有传言说其中有一个是沙・汗的孙女。”
“他老人家知道吗？”我接着探问。
“向使馆提出抗议的就是他。”
“他孙女长得漂亮吗？”
“都说是个美人，”努尔回答说，“但是我认识的人里，谁也没真正看见过。”
“沙・汗公开反对‘罩袍’，是吗？”我问道，想赶在见到沙・汗之前把情报拢一拢。
“那是当然。所以毛拉们上次斋月期间想要杀了他。”
“我四点钟得赶到那里。”我重复道。努尔说他会准备好吉普车，然后我就匆匆跑去向福布罗根上尉汇报了。我们安排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当天下午就离境。他们得坐着敞篷卡车穿过那些绵长、危险的山口，然后到达位于开伯尔山口的白沙瓦。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准儿会用阿富汗的这段往事来激励那些远赴他国服役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