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有各种非常详尽的文字记录问世，我想应该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赘述了。其实有好几本著作已经将我第一次离开伊伏伊伏岛之后的那十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巨细靡遗的程度连我自己都办不到，特别是杰若米·劳尔曼所写的《长生不死的人：改变世界的发现》，主要聚焦在我回美国后头三年的事迹；凯瑟琳·海瑟林顿的《真实的小岛：诺顿·佩利纳与他创造的世界》，则是以我多年后的研究焦点，也就是所谓的“瑟莉妮症候群”为主题，全书的结局更是把我获得诺贝尔奖描写成了千古未有的成就；最后则是安娜·基德的《石头与太阳之间的一切：诺顿·佩利纳传》，虽然我不同意作者把我描述得有如上帝，但那仍是三本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她对科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三位作者都曾与我做过很长的访谈，因此能以忠实的风貌呈现我和我的研究工作。
然而，那些年间仍有许多事迹未曾向外界透露，我想要借此机会阐明一些未解之谜。
首先是关于梦游者们的命运。尽管我离开乌伊伏国的时候，握有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回到美国后却像瘟神一样遭人疏远。身为探索者，我的确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神奇发现，但是对学界来讲，我只是一个没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跟流浪汉没什么两样。当年我还太年轻、太天真，无法确切了解自己的处境有多艰难，我还把自己想象成浪人武士，有谁愿意收留我，我就为谁效忠。结果，收留我的就是塔伦特的斯坦福大学（他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从人类学界的叛徒摇身一变成为英雄），该校很快设法帮我弄到一间实验室与一些经费，来源当然是某个神秘的非法基金。(1)因为我的研究规模很小，不得不与隔壁那间更大的实验室共享设备，这自然有许多不便之处。不过大致而言，我的同事都不知该如何评价我这一号人物：我太欠缺经验，根本不该主持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世故的我也没办法接受任何人发号施令。而且显然有人在背后保护我，虽然当年的我每一天都希望他们不会发现保护我的是人类学系。
这样说实在有点蠢（毕竟我也离开没多久），只是要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比我预估的还具挑战性。周遭的一切是如此闪亮耀眼且新颖，令我印象深刻。例如，汽车的烤漆亮晶晶，就像被舔过的糖果，大家穿着的服饰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充满新意，包括皮鞋、帽子、吊裤带、皮带、手拿包、叮当作响的手镯，还有跳来跳去的珍珠项链，明明只需要一个小包跟一块布就能搞定的事情，却动用了许多不同的服饰语汇。让我惊奇的还有，城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荒凉，缺乏植物，只有一块块的灰色街区，本来应该种树的地方却是老鼠色的大楼林立，住满了沉默寡言的居民，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精美但多余的服饰里。
然而，实验室里的一切都是关于伊伏伊伏。我曾经努力以无缝接轨的方式，转换梦游者的生活环境（从岛屿到美国大陆，从石器时代到现代）。这意味着从我们抵达乌伊伏岛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在他们身上下药，因为一切对他们而言，是如此恐怖而难以承受。（当年还没有所谓的伦理委员会来管东管西，所以本来可能会害死他们的瞬间巨变，才变得平顺无比。）搭机返回加州时，我当然为他们打了镇静剂（在长途飞行的过程中，我必须不断确认他们的脉搏、呼吸，用一支神奇的笔型手电筒检查他们的眼睛，看着瞳孔缩成黑珠子大小的针孔）。后来乘车前往实验室下方的地下碉堡时也是：他们被留置在那里好几天，因为我们还在组装他们的永久住处，直到我把他们安全地弄进了新家，才让他们醒来。而所谓新家，其实是一个四米五见方的无窗房间，确保外人不会看到他们，墙上什么都没有，油布地毯上铺了一层层棕榈叶，还摆着一盆盆的菠萝花和盆栽，可让他们联想到伊伏伊伏岛上的铁树，但其实是榕属植物。我曾在房间里摆了一个玻璃箱，养了只乌龟，但是某天早上，我进去时发现龟壳几乎被扯了下来，乌龟的脖子也垂了下去，尾巴上沾着一坨有血的排泄物。梦游者们其实并不暴力，但是他们越来越愤怒与害怕，有时候还表现出连他们自己也不熟悉的行为。为他们注射镇静剂时，剂量很难拿捏：下太多，他们会变得迟钝蹒跚，很难断定他们的理解问题是脑力退化，还是下药造成的；但如果下得太少，他们又会出现焦虑情绪，乱抓墙壁，无故哭叫。总之，我必须让他们保持足够的警觉性，对周遭事物感到好奇，但脑袋不能太清醒，以免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方面的工作，我有个助手；校方派了一个叫柳丘吕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给我，他是来自首尔的访问学人，领有奖学金。我不确定他是做错了什么事才被分派到我这里，尽管他是外国人，而且遗憾的是，有点难以捉摸，但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不愿开口说英语（他的英语听起来没问题，只是腔调很重），但能贯彻我的所有命令，不曾提出任何质疑，笔记也做得相当好。我们能找出适用于梦游者的镇静剂与兴奋剂剂量，都该归功于丘吕。他知道把他们带出房间多久后，他们会开始感到不安。到最后，他甚至还能在夜里把他们短暂带出实验室。那时各栋大楼的人员下班回家了（我一直没让他们知道梦游者的存在），电灯也都关了，他们可以到凉爽的草地上踩一踩。有时候，我会在夜里跟他一起带着梦游者去散步，我们各自牵着两个梦游者的手，穿越一片片管理完善的短小草坪，避开人行道与大楼，让他们试探性地拍打尤加利树树皮，或是用肩膀摩擦细细高高的西洋杉。这种时候，他让我想起可怜的法阿：他们都是那么有耐性，也有保护别人的本能，才会带着梦游者避开水泥地，走向本来拿来种花的山毛榉树林。那一点也不像玛纳玛树，但我想，至少聊胜于无。
此时，梦游者退化得愈来愈快。事实上，与离开伊伏伊伏之前、我和他们相处的那十四周相较，回美国后的一个月里，他们愈来愈像……呃，摩欧夸欧。我没办法为此下定论，他们会这样是因为环境或身体本身出问题，还是另有原因，例如饮食。我当然没办法弄来玛纳玛果给他们吃，在塔伦特的帮助之下，我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最接近伊伏伊伏岛的饮食。我们用小牛肉取代树懒的肉（不过，我想两者的相似性只是给人的感觉而已；我根据自己的印象推想，因为树懒跟小牛都是动作慢吞吞、肥肉很多的温和动物，因此小牛肉应该是不错的替代品），用烤小鸡替代雾阿卡，把玛纳玛果换成芒果。当年想在加州北部找到芒果可是比现在困难多了，实验室的大部分经费都用在了采购芒果上。
然而，就算不是聪明人，也想得到罪魁祸首可能是实验室本身。梦游者本来是在全岛的森林里闲晃，现在被关在房间里，只去得了上方的实验室，被扎、被戳、被涂东西，被迫尿在塑料杯里（他们未曾看过那种东西），或者像鸟一样被揪拔毛发。有时我在想，那间实验室对他们来讲有何意义？是刺激太多，还是刺激不够？一方面来讲，里面有些东西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的，比如玻璃、陶瓷工作台台面，还有塑料与金属。但另一方面，实验室又如此了无生气，到处都是白色，除了一点凉凉的金属质感外，没有任何颜色、声音或气味，他们一辈子活在目不暇接的愉悦环境里，如今却被困在景象单调、无法令人愉悦的地方。
无论理由为何，他们日渐接近了死亡。我指的不是身体机能上的死亡，事实上，从他们的X光检查、反应测验与每周抽取的大量血液样本看来，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实在健康无比：血压正常，脉搏跟节拍器一样又轻又慢，也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好像是为了把身体的过度健康平衡掉一样，自从他们吃了玛纳玛果与鹅卵石状蘑菇以外的食物后，他们的皮肤便愈来愈光滑，身形日渐肥胖，心智却持续衰退。很快地，就连塔伦特每两周来看他们一次时，穆阿都没有力气跟他讲话了。
“E，穆阿。”塔伦特总是跟穆阿打招呼，一只手摆在他的肩膀上，而穆阿好像在沉思似的，一开始慢慢打开眼睛，接着才抬头看是谁跟他讲话。他会张开嘴巴，但不出声，接下来嘴巴就这样开着，直到塔伦特把手拿开，拿出藏在身后的芒果。但穆阿也只是凝视着，塔伦特最终必须把芒果切开，提醒他那是吃的东西，然后把一片布满纤维的芒果塞进自己嘴里吃下去之后，穆阿才知道他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为了证明我的理论（吃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肉导致梦游者们的寿命大幅延长，最后智力衰退），我必须试着让动物出现跟他们一样的情况。但是，基于各种行政上的阻碍（永远无法解决的两大问题：资金与空间），一直到1951年春天，我才有办法开始实验。(2)
我自制的腌龟肉似乎效果很好，但是我不轻易把肉拿出来用，而是包在棕榈叶里面，我几乎发疯似的，一开始把龟肉储存在塑料容器里，然后又移往实验室的冷冻柜，每天检查温度。我痛骂自己是胆小鬼，不敢把龟壳撕开，把里面的肉拿出来，如今我手上只有四只龟脚，还有头部与尾部，谁知道老鼠要吃多少龟肉，才会发挥效用？谁知道我在使用龟肉时，应该谨慎到什么程度？我已经没办法弄到更多的欧帕伊伏艾克肉了，实验室的工作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尽管塔伦特已经在计划夏天要重返伊伏伊伏岛，我却没办法请他帮我带另一只欧帕伊伏艾克回来——就连我手上这一只，他也不知情。
所以在用龟肉喂食第一批二十五只老鼠时，我对肉量的投放非常谨慎。我吩咐丘吕把一段前脚切成二十五小块，每一块差不多跟一颗图钉一样大小。我希望这样就足够了。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只要喂一次，结果就很明显（但也有可能不明显），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各是百分之五十。我用一只从动物供应公司买来的箱龟，喂食对照组的二十五只老鼠，分量相似。
实验室老鼠最久大概可活一年半。如果我的理论没错，不但三个月后，第一批老鼠可以存活下来（被我选来做实验的五十只老鼠全部十五个月大，相当于伊伏伊伏人吃下欧帕伊伏艾克时的年纪），到了两三年，甚至五年后，它们都还会在。到了某个时间点，它们会开始出现行为失常的状况，但是身体方面大致上都没改变。虽然稍嫌过早，而且几乎像开玩笑一样，我用了第二批的一百只老鼠做了另一项实验，其中一半吃欧帕伊伏艾克，另一半吃箱龟。这些老鼠都是新生的，会在对照实验的环境里长大成熟。
日子一天天过去。丘吕把老鼠跟梦游者都照顾得很好。本来我希望塔伦特常来实验室，但是他除了每两周来一次外（每次来实验室，大都在陪伴梦游者们），我很少有理由或机会跟他讲话，而且每次在他面前，我多少感到不大自在。实验开始后，我不禁庆幸他每次来都待不久，对我做的事显然也不感兴趣，如果要跟他解释实验目的，等于承认我偷了欧帕伊伏艾克。我心里多少怀疑塔伦特知道我在做什么，却同时告诉自己他不会在意——我们都离开那座小岛，回到文明世界了，他不再是我的上司。但是，这些理由终究不够有力，无法说服我自己，于是每次他来访，我都找借口避开。幸好他都是一个人来，艾丝蜜没跟来，而且自从回美国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知道她也待在校园某处，在做某件事，但只要我不用跟她见面，不用去猜想她跟塔伦特之间的神秘关系（至少对我来讲是挺神秘的），就无所谓。
实验室的生活很孤独，尤其是当你只有一个同事，地位尚未稳固时，而我还要瞒着可能的赞助者偷做实验，且仍处于等待实验结果的暧昧阶段。哦，我当然还有别的事可以做，但把几十件每天例行的小事与工作完成后，就没什么可以忙的了，而且这种生活通常也不太刺激，迫于无奈，我不得不试着跟丘吕闲聊，简直像在演一出实验性的荒谬剧。每次都是由我先开口，五分钟过后，他才会说一些也许可视为响应的话……但也有可能只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废话。到了那时，似乎也没必要让对话持续下去，只会徒增彼此的尴尬，于是两人便陷入沉寂，几小时或几天都没讲话。
然而，这段时间也不全然白费，因为我决定用学习乌伊伏语来填补每天的空当。塔伦特拿了一本他跟艾丝蜜合编的入门教材给我（全用她奇怪的草写体手写，字看起来像泡泡），他们还将几百个字与词组翻译成了乌伊伏语，如果找得到对应的字，也会附上伊伏伊伏方言。不幸的是，虽然我开始学习梦游者的语言了，但他们的失语症却日趋严重，我只能在深夜独自练习那些语词，实验室里回响着他们含含糊糊的低沉喉音。
令我惊讶的是，在生活步入全新正轨的几周后，我收到欧文寄来的一封信。他有那么多地方可去，谁知居然就在附近的米尔斯学院教大一英文（他后来跟我说，当年他就知道那是在浪费生命了）。
我们偶尔会相约吃晚餐。欧文有个朋友有汽车，常常南下前往帕洛阿尔托市。为什么我们会约在校园附近，而不是到旧金山去？这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当时我的世界缩小到只剩实验室和校园里的公寓，要我另找学校以外的吃饭地点，还真是想不出来。
见到欧文让我萌生出了开心的熟悉感（经过几个月不熟悉感的强烈冲击后，熟悉感反而让我觉得很奇怪），不过现在他留起了络腮胡，也比我印象中胖了不少。
他说：“嗨！”同时伸出手。
“嗨！”我跟他握握手，对他说，“你变胖了。”
他耸耸肩，低声抱怨两句。我记得他向来没什么幽默感。“我们走吧！”
我们喝了一点酒，我问起他工作的事情：“学生聪明吗？”
“你觉得呢？”他又低声抱怨，“都是一些蠢女孩。她们大都待在这里，”意思是斯坦福大学，“还有加州大学，一心只想钓金龟婿。”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觉得自己是鸡舍里面的母牛。”
“应该是鸡舍里的狐狸吧？”我说。
他好像被我惹火了。“不是。”他说，“我是说母牛。那种草食性动物对吃母鸡没兴趣。对它们来讲，母鸡只是臭臭的傻鸟。”
我觉得当时欧文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说他是同性恋，不过我们后来再也没讨论过他的性取向。下回见面时，只见欧文身边有个小伙子陪着，每次欧文讲冷笑话，他都会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多年后，当人们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时，我听说他向某人表示他曾在我面前“出柜”。显然他“仍”对自己的聪明很满意，但是再度听到他的说法，只让我觉得他实在是引喻失当，因为那个暗喻根本无法传达他的意思。
吃晚餐时，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欧文抱怨米尔斯学院的事，抱怨他有多讨厌加州，还提起某次房间起火，他不得不用我的大衣灭火，并为此解释了一番。与此同时，我则想着他有多天真，关心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的小事，绝不可能受得了我经历的一切，而如今我自己又有了多大的转变。不过我不讨厌他，跟他在一起还蛮舒服的。对他来说，生活不过是由一连串熟悉的事件组成的，每个问题都能解决，他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快乐。令我讶异的是，我想起我曾经也是那种人，只是现在不是了。
当我们在回想各种情绪时，快乐也许是最模糊的，但最难描述的却是惊叹。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喂食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始终活得好好的，在塞满碎纸的鼠穴钻进钻出，在转轮上狂奔，用笼子边的水瓶喝水。同一时间，对照组的老鼠却已成为模糊的昨日回忆，在出生后的第十七到二十个月间便一只只死去，早已被火化了。多年后，大家不断问我的问题是：当时我有什么感觉？
我总是说：“我感到很惊讶。”这个答案真假参半。要到许久之后，我才有办法承认（那时我仍努力装出一副谦卑的模样，只有展现谦恭的高贵精神，年轻的研究人员才有办法获得奖助），就算一开始我感到震惊，也被一股默默证明自己的理论无误的野心给掩盖了过去。我看着那些老鼠继续活着，却感受不到有所发现的兴奋之情，其实整件事还颇有高潮陡降的兴味。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非常合理，未曾质疑过，只是不得不采取必要但无聊的步骤，证明给所有人看。
第二批老鼠（刚生下就买来的老鼠）的喂食实验早就开始。1951年7月，我开始做第三个实验，这次用了二百只十五个月大的老鼠。如果我的理论正确，其中一百只吃了欧帕伊伏艾克之后，平均至少能活到自然寿命的两倍。
在我观察老鼠、被梦游者弄得极厌烦的同时，塔伦特却愈来愈有名。1951年10月（第一批吃过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已经二十三个月大，活力不曾稍减），他在《民族志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乌伊伏国的“失落部族”：伊伏伊伏岛村民的民族志研究》的报告。我兴奋地翻阅了那篇文章，发现一页页的文字巨细靡遗地勾勒出该部族的形貌，比如家庭结构、典礼、仪式（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提及阿伊纳伊纳）、哲学观、民族起源神话、禁忌、时间观与社会运作机制。关于族人的长寿现象，他只是轻轻带过，委实令人惊诧。文章有一大段提及了欧帕伊伏艾克，并极其简略地说到了瓦卡伊纳仪式（实在太过简略，完全无法传达观礼者感受到的惊奇与恐惧）。深藏在脚注里的是下面这段评论：
我曾提及这个部族对长生不死非常着迷。尽管这在乌伊伏人的神话中也是一个重点，要说村民对这个议题有所偏执，并不为过。事实上，他们相信吃了欧帕伊伏艾克(3)（在瓦卡伊纳仪式上，刚满六十岁或超过六十岁的村民吃的那种海龟），就可以达到永生。我们当然没有确定性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不过有证据显示某些部族成员非常长寿。
看完这段文字，我有三个感觉。首先，是塔伦特的怯懦让我觉得很好笑，难道当初不是他很快就坚称伊卡阿纳活了几百年吗？其次，奇怪的是，他如此谨慎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他不仅没透露我最大的发现，还留下空间，让我用自己的见解强化润饰他的论述。最后，感觉源自前面两个反应：我有一点怀疑那些报告内容并非出于塔伦特之手，而是艾丝蜜（从词不达意与乏味风格即可看出），同时塔伦特会变得那么谨慎，也是因为她。
无论我的看法是否公允，我发现塔伦特越来越令人失望。就像我曾说的，不管过去或现在，我都不认为人类学家是最具创意或最让人消除敌意的思想家（不过，他们做笔记巨细靡遗的功力实在一流），但后来我逐渐开始欣赏他的专心致志。不过借由他，我也首次观察到一个怪现象：我们前往一个奇怪的地方，发现过去的许多假设和知识不只是错的，还刚好与事实相反。在这些奇异的国度，学界、我们的同僚，乃至西方的历史或宗教界都使不上力，甚至长期被误导，这时我们反而能在知识上有勇敢的创见。但是想要摒弃所学远比学习过程要来得困难，即便最勇敢的人也会发现，一有机会，自己就想退回熟知的领域。令人震惊且有点感伤的是，有许多发现和进展之所以拖延多年，甚至几十年，并不是因为欠缺相关信息，而是因为发现者太过胆小，怕被嘲笑，怕被同事排斥。
所幸，我不曾因为这种忧虑而画地自限，也未曾因为这种恐惧却步（被同事排斥这种事是我渴求的，完全不想避免）。于是，1953年，我在如今已停刊的不起眼期刊《营养流行病学年刊》上，发表了一篇短论(4)（其实只是一篇医学宣言，就像当年马丁·路德贴在教堂木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一样）。(5)我在文中披露了我的实验结果：不只第一批吃过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有一大部分还活着，第二、三批老鼠的情况也一样。(6)
每当我提及这篇论文所遭受的讪笑、蔑视与憎恶，我的传记作者们和较年轻的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营养流行病学年刊》的名气没有多响亮，但不知为何，一般根本懒得看那种期刊的人似乎都读了我的论文，接下来的几个月，该年刊刊登了许多医生与科学家写来的抗议文章（我想编辑们也被搞得筋疲力尽），他们说我那“儿戏般的虚构与夸大幻想”居然取代了真正的科学，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话。隔壁实验室的那些家伙开始造访（年轻的我居然能享用实验室空间，还有神秘的资金可用，仍让他们强烈不满），假装与丘吕聊天，实则是为了跟他分享他们从某些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那里听来的最新诬蔑之词。（丘吕听了只是目瞪口呆，偶尔眨一眨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他们却一点也不在意，总是得意地突然离开。）
我曾为此感到困扰吗？不，没有。我确定我是对的（事实上，每过一个月，我就更为笃定，因为那些吃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都活着，它们短暂的寿命像一条有弹性的细绳，持续被拉长，愈活愈久），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天生就不喜欢听人说闲话，尤其嚼舌根的人都是我不在乎的家伙。
然而，我也并非不切实际。唯一让我感到挫折的地方，是论文饱受批评，将导致我要很久之后才有办法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我说过，我对实验室的生活基本上怀抱一种矛盾的态度，到现在仍是如此。虽说我不完全喜爱实验室的生活步调，但如果是我自己的实验室，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没有人来烦我（即没有人监督，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也不用去管理别人无意义的实验），那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自由，很快地我就知道自己想获得那样的自由。我想做自己要做的实验，写自己想写的论文，解答自己想解答的问题，保持热忱，满足好奇心。为此，我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要有实验室，就需要资金，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证明自己有那个资格。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个难解的问题。每当丘吕在喂老鼠、做笔记或照顾梦游者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花在梦游者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1954年2月底，两件接连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是，亚多佛斯·瑟若尼居然写信给我。在那封短笺里，瑟若尼恭喜我从乌伊伏国回来后成就斐然，还说他私底下也是爬虫学家，我那篇关于欧帕伊伏艾克的文章写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他对我发表在《营养流行病学年刊》上的那篇论文很感兴趣，想要复制我的实验。我当然立刻回信。瑟若尼是备受尊崇的科学家，手头有一间管理完善的实验室。如果他能顺利重现我的实验结果（我认为他绝对办得到），我一定会马上受到好评，证明我是对的，获得我想过的生活及学术自由。即便如此，我仍不禁想起自己的处境有多讽刺：先前瑟若尼不是很讨厌我吗？我吩咐丘吕将一只龟脚打包，(7)附上完整的数据副本，还有喂食量的详细说明等资料，寄到哈佛大学。
另一件事则是，第一次与第三次实验的老鼠开始出现严重的心智退化，但第三批的情况好一点。此时，第一批老鼠的年纪已经五十一个月了，第三批则是四十六个月。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其实前一年夏天我准备发表论文时，丘吕已经注意到第一批老鼠的行为出现了异常。它们会围成小圈圈一直狂奔快跑，快到四只脚都绊在一起，跌个四脚朝天，还不断往上踢，吱吱叫个不停。或者，它们会把鼻子塞在笼子的某个角落，嘴巴做出不像啮齿类动物的奇怪动作，小嘴一开一合，有时一做就是几小时，一双粉红色的眼睛大开，完全没眨眼。我觉得这很合理，毕竟，此时它们的年纪已经比自然寿命的两倍还长一些，与梦游者们初次出现摩欧夸欧症状的时间点相符。真正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它们的年纪达到自然寿命的三倍长，也就是夏娃的年纪时所做出的行为。的确，就像我原先预估的那样，它们的退化问题突然变得更严重。七个月前，它们的神智还挺清楚的，行为仍像老鼠：在转轮上跑步，在积雪般的碎纸堆里面钻进钻出，会用两只前脚抓起我们给的食物，慢慢吃掉。而如今，那二十三只老鼠连最基本的反射行为都丧失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怎么决定不披露这些发现的，为什么？但是，决定权可以说几乎不在我手上。就像我说的，当时根本没人要听我的想法，如果我说那些寿命变长的老鼠出现了渐进的失智现象，情况应该更糟。就算我有话想说，也没人想听。我必须承认，导致我三缄其口的还有另一件事（我实在不想说自己有先见之明，但当时的确如此）。即便在当时，我已经知道我的发现不久就会获得确证与应有的评价，老鼠的智力退化现象不只是我该发布的下一个实验成果，也是我的下一个挑战。既然我证明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肉能延长寿命，接下来我必须找出避免那可怕副作用的方法。
瑟若尼开始复制我的实验后，(8)那二十四个月我实在是度日如年。如今，我当然了解二十四个月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呼吸二百万次，历经许许多多夜色朦胧的夜晚，饭照吃，书照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二十四个月（刚好是我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的时间）其实很短，短到还没机会做记录，就过去了。
但我不是无法了解最新状况。瑟若尼会写信给我（有时篇幅很长，巨细靡遗，有时又简短马虎），让我持续掌握实验进度。我也做了一个图表，追踪实验的所有进展，记录哪些老鼠已经死掉，哪些开始变迟钝，还有存活时间比正常寿命多出几个月、几周又几天这些。尽管瑟若尼不断提供信息，我也正努力研究为什么欧帕伊伏艾克能延长寿命，却会产生那么糟糕的副作用，试着找出解决之道，但我还是有一种时间紧迫感。随着每一天过去，好像有个无情的时钟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每一秒钟声都在我心里砰砰作响。我满三十岁了，接着是三十一岁，身边的同事个个比我年轻，(9)天分都不如我，但是都全力朝着重要职务冲刺，希望获得颂赞推崇，而我只能坐在实验室里等待当天邮件送达，听到啪的一声后，急着冲出去拿瑟若尼寄来的信，就像抢着吃饭的老鼠。
后来，我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1956年4月初，瑟若尼寄了一封短信给我，说他已经准备把自己的报告交出去了。他的老鼠在吃过欧帕伊伏艾克之后，有百分之八十七(10)活到了四十个月大，(11)对照组的老鼠则早就死光了。瑟若尼的地位与名声当然远胜于我，他早就跟一位在《刺胳针》杂志担任编辑的朋友谈过这件事，论文会刊登在九月号上。
我料得到瑟若尼的论文刊登后，会引起什么反应吗？(12)当然料不到。我是怀疑过，但我好像一夕之间从贱民变成天神，简直成了自己的欧帕伊伏艾克，有创造生命与奇迹的能力，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当年，信息的传播不像现在这么快，一直到出刊两个多星期后，美国各地读者才看到瑟若尼的论文。这段时间大家都静悄悄的，好像瑟若尼没有写过那一篇论文似的。出刊前，我先拿到了论文的初稿（内容令人满意，大致上只是复述我说过或知道的，只是他这个消息来源更具公信力），出刊后那几天我曾经打电话、发电报与写信给他，次数多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令人厌烦，不断问他接获什么反应，对我有何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瑟若尼始终对我很好，还没发表论文前，他就好意介绍各大学与机构的要人给我认识，设法为我谋求长期的固定职位。最后，我跟斯坦福与加州大学的医学院院长见了面，也回东部和哈佛的神经科学系进行了面谈（当时瑟若尼刚好出国去了，行踪隐秘，无法与我见面），还曾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洛克菲勒大学与耶鲁大学接触过。回东部时，我曾去探望欧文，他变得更胖了，脸上的络腮胡更多，当时在安默斯特学院教书，比起米尔斯学院，那里显然更合他的意。我们坐在英语系大楼的台阶上（当时春天快结束了，但气温依旧很低），喝着欧文那好像用树皮调过味的茶，我看着他凝视慢步前行的大学生，眯着的眼睛流露出贪婪的目光。某家小出版社(13)帮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鹦鹉螺天空》，颇受好评，他非常得意。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感觉到他坐在我身边，因为有了成就而发光发热，而我则在实验室里跟我那沉默寡言的韩国助理虚耗多年，唯一的希望就只有瑟若尼的承诺与他的论文，然而前途仍然虚无缥缈。
但是在大家读过那篇论文后，情势逆转了！突然间，我开始接获一堆堆的电报、信件与电话，每天到实验室时，都发现有人对我赞叹不已，各种询问与佳评如潮，其中许多来自三年前曾经嘲笑我的人（除了以前史密斯实验室的同事，或是我的新邻居，《刺胳针》那篇论文问世后，那些家伙突然就不来找丘吕了）。有理由与我联络却未联络的，只剩塔伦特跟艾丝蜜：他们又回伊伏伊伏岛待了六个月，听说那篇论文为他们赢得一笔新的赞助费，我为他们感到开心。我是科学家，领域截然不同，什么也不能做，但我还是害怕塔伦特有一天难免要质问我偷走欧帕伊伏艾克的事。
接下来，快到1957年的时候，又有很多事同时发生，害我陷入了混乱局面。当时每天都有很多来信，某一晚深夜我待在实验室里回信，听见有人敲门，结果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高个儿，他走进来时，手里拿着的纸袋还沙沙作响。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是塔伦特。当然，络腮胡是他在伊伏伊伏岛的时候留起来的（当时我也留过），但是他把胡子修剪得如此整齐干净，我自然没认出来，更何况他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们握了握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高脚凳上坐下来，对我说：“嘿，我听说很多人都要恭喜你啊！”
络腮胡让我难以辨认他的脸部表情。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兴味盎然（或者那只是我一厢情愿？），但是无法确定。
我立刻开始讲话，显然我认为如果我讲得又快又久，也许就能够让他——怎样？原谅我？忘掉那只欧帕伊伏艾克的事？最后他终于把手举起来。“诺顿。”我听出他的声音带着往常的倦意，一种他似乎在我身边才会流露出来的疲态，他说，“我多多少少早就怀疑你干了那件事。”
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我问他：“你不生气？”
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我没说我不生气。”他说，“你知道我并不认同你做的事，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做。”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他问了几个一知半解的问题，但令人讶异的是，他非常清楚我的实验（他似乎看过那篇论文，也真的看懂了）。
“嗯……”最后，他用悲伤的声音说，“他们完蛋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诺顿，不管你说的是对是错，每家药厂都会想去岛上抓那些乌龟。更别说所有的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爬虫学家，大家都想去。我们认识的伊伏伊伏岛即将消失了。”
光是为了这件事而责难我，似乎不太公平，我也这样跟他说了。他自己的论文不是已经让伊伏伊伏岛曝光了吗？那再也不是一座失落的岛屿。
“哦，你说对了，我也该受到责难。”他回答，“但我的论文只是让一小群人曝光，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利用价值，也不重要。当然也无法让任何人获利。”(14)
他站起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随意举起一些烧杯，仔细看一看，然后大致放回原位。因为他是人类学家，本来我以为他有物归原位的习惯，而且根深蒂固，会稍微谨慎一点，但显然我的假设错了。“但是这……”他说，“这不一样。”他顿了下来，开始把弄一根丘吕没收好的吸量管。像他这种草率大胆的外行人一进到实验室，表现总是令人震惊困扰。因为不是科学家，整个实验室对他们来讲就像一间精品店，所有的仪器都成了可以拿起来把玩的小玩意。“这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哦，我上礼拜才回国，我们在乌伊伏岛的岸边等船，准备去伊伏伊伏岛。国王的信差慢慢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信纸，国王希望我看一看。有一些人想去伊伏伊伏岛，国王想知道他们的来历，他该不该准许他们登岛？还有，信里提到一些关于我的事，我有什么说法？
“那是另一位人类学家写的信，来自哥伦比亚，我认识他。他是用乌伊伏语写的，但是措辞生硬，显然是边写边查字典，一边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乌伊伏语。他宣称曾是我的同事，也想去一趟乌伊伏岛。他称赞国王为伟大君主，就像我说的，措辞生硬，但是语气诚挚，还说西方世界有很多地方要向他的文明学习。他说，如果能获得国王的允许，他想去一趟乌伊伏国，才能回去教导西方世界。
“也许我不该感到意外，但是他在信末提到我把国王与当地人民描绘成疯子和白痴，还有因为我的论文，全世界都在嘲笑他们，或者更糟，已经准备好攻击他们了。他建议国王如果想要保护国民，应该立刻禁止我造访，一定不可再让我回去。”
他把吸量管放下，拿起我的一叠信翻来翻去，但没有仔细看。“我曾预想会发生这种事，但是没想过会这么……严重。我想搭船离开，因为向导们已经在伊伏伊伏岛上等我们了，但是这件事太重要，不能不管。所以我叫艾丝蜜先上船，我则陪着信差回到宫廷。”
“他很生气吗？”我问道。
“国王……国王是一个很难懂的人。跟他说话时，他常常停下来，沉默不语，我们必须习惯等待他开口。下午剩余的时间，以及几乎一整晚，我都在宫廷里跟他在一起。他说了一些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例如，‘你为什么要毁谤我的国家？’我解释半天，说我没有，是别人扭曲了我的意思，而他只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在凝望什么，直到他的沉默几乎让我无法忍受，他才会丢出下一个问题，比如‘你要待多久’，感觉像在祝福我，也像在考我。这表示他准许我前往伊伏伊伏岛吗？他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吗？或者这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虽然我回答他：‘陛下，我想待六个月。’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更低声下气，跟他说：‘那要看陛下让我待多久。’
“最后他还是让我走了，只比原定计划晚一天抵达伊伏伊伏岛。但是离开前，他跟我说，他收到很多很多请求来访乌伊伏国的信件，但还没有回复任何一封。那是在警告我吗？或者只是在陈述事实？”
“等一下。”我说，“那些信是怎么寄给他的？”
他眨眨眼。“该国在大溪地的帕皮提设了一个代表处，算是非正式的大使馆。代表每个月都会来回帕皮提与塔瓦卡一次。所有的国际信件都会送到他那边。”
我说：“哦。”
“诺顿，重点是，”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总有一天，会有人给国王送上他想要的东西，到时候伊伏伊伏岛就再也不是你或我的了。它会属于最能打动国王的人。接下来，你我的研究都必须喊停。”
“但是他不想保护伊伏伊伏岛吗？”
“不一定。国王不在乎伊伏伊伏岛。那座岛让他觉得很累赘，他也不在乎岛上的人。”
“但是，如果他发现那座岛能帮他赚钱，他会怎样？”
他摇头说：“国王不在乎钱。那对他来讲无所谓。”
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各种可能的答案都让我害怕。“塔伦特。”我问他，“那你又是给了国王什么，他才准你去岛上的？”(15)
他转身凝视我。我仿佛再次看到他的络腮胡底下出现了微笑。“我不能跟你说吧？”他说，“否则大家不都知道了？”
对此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是说我喜欢嚼舌根吗？还是他在开玩笑？为什么他讲话总是这样闪闪躲躲，令人抓狂？但是在我想出下一个问题前，他已经朝着我们安置梦游者的房间走去了，他把手上的纸袋高举过肩，对身后的我摇一摇。“干燥的胡诺诺虫，来自伊伏伊伏的新鲜货。”他说，“特别拿来款待他们的。”
塔伦特带来的困扰比想象中的还多，而且也太多了。梦游者的事情让他生气。他质问我：“诺顿，他们怎么了？”因为他想用胡诺诺虫来提振他们的精神，却办不到，明明不久之前，他们还会为此流口水，馋到牙齿打战，发出嘎嘎的声响。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说：“就连穆阿都没办法说话了。夏娃站也站不起来！还有他们都好胖，你到底喂他们吃什么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承认当年我陪伴梦游者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在当时，我认为塔伦特把他们的退化问题都怪在我身上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能做得比我好吗？（我短暂地想起了那些被我们遗弃、绑在玛纳玛树旁的梦游者；与我们带回来的这几个相较，他们比较健康活泼吗？他们还活着吗？）
他气冲冲地离开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很沮丧。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反应，因为我早就不需要塔伦特的帮助了，也不需要他的认可，更何况（我必须提醒自己），我对他的研究领域已不抱太多的敬意。不过，我的确对他有所求，只是他不愿或无法满足我的需求罢了。
尽管如此，不久之后，当我听说我将重返伊伏伊伏岛的消息，还是感到一阵扬扬得意。瑟若尼的论文除了立刻让我在学界站稳脚跟外，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如果你问塔伦特，他会说那是个灾难）：此刻，全美国的医学院都想派自己的研究团队前往伊伏伊伏岛，这次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带几只乌龟回来，拿到实验室做研究。我在斯坦福还没有正式或固定的职位（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提醒校长这件事），身为学校的“贵宾”，校方还是恳请我代表斯坦福回去一趟。他们说，陪我去的是我的熟人塔伦特。不幸的是，艾丝蜜也会去。
对于这个消息，我不知该作何反应。即使我看得出塔伦特对我没什么感觉，他对我的吸引力，以及我想待在他身边的强烈渴望渐渐失去了控制：在我心中，那种感觉就像一颗肥大的蘑菇，如肿瘤一般丑陋，慢慢长成奇形怪状。由于我们上次的互动，我也害怕他是被迫答应这种安排，其实他根本不想与我结伴同行。（我对艾丝蜜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矛盾感，但是当我问校长：“她真的有必要去吗？”校长皱起眉头，看来很困惑，于是我马上决定不再提这件事。）
大概一个月后，我搭机前往乌伊伏国，同样降落在那片凹凸不平，像马球球场的简易停机坪，还是坐着同样荒谬的小马（或者只是长得跟原来那匹很像），由帕瓦带路（他就像阿杜或乌瓦的复制人，相似度很高）。但是，这次我们没直接前往那间恶臭的棚屋，再去搭船，而是直接被带到塔瓦卡去觐见国王。当然，不管是去塔瓦卡，或是觐见国王，都让我很兴奋。
几十年后，我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去开会，站在饭店的会客厅往窗外看，海港在我眼前延伸，港边堆着一个个粉色的货柜，一台巨型起重机轻易地移动它们，像孩子在玩积木。四周的城市景象宛如整齐但上下颠倒的古代神殿，房舍大楼就像一格格整齐的神殿阶梯，通往潮湿灰暗的模糊天空。我从没去过瓦尔帕莱索，但眼前情景却有一种熟悉感，仿佛我去过似的。直到那天稍晚，我坐着聆听另一场冗长的演讲时，才发现为何会有那种熟悉感：我曾经以为塔瓦卡就是那个样子。
那个想法当然很荒谬。瓦尔帕莱索是个忙碌的港市，数千吨的货柜在港边来来去去，但若要将塔瓦卡视为交通枢纽，不免夸大其词。只是在那个时候（别忘了，尽管我很世故，却很少旅行），似乎挺有道理的：塔瓦卡是个岛国的首都，多少能反映自身的地位。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它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塔瓦卡最令我震惊之处，是它和伊伏伊伏岛的村庄非常相似。基本结构一样（外围是一圈圈房屋，中间围着一片没铺路面的圆形土地），房屋四周也有一头头没拴绳的野猪走来走去，同样有半裸的孩子四处闲晃，彼此大呼小叫，跌倒、咯咯笑与哭闹，做各地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当地的房子盖得比较坚固美观（都是简单的木造结构，有门无锁，屋顶铺着棕榈叶），数量也比较多，但是从远处看，会被误认为是伊伏伊伏岛的村庄。最大的不同在于塔瓦卡可以看到海，海浪持续冲刷一片沙滩，离最外围的房屋仅仅四五十米，国王的王宫大致上位于第九间小屋的位置，而且包围塔瓦卡的也不是森林，而是一片片大型农地，深棕色土地上站着一排排刚种下的鲜绿色作物。附近当然还有丛林，但是面积已大幅减少，少到可以直接穿过它，看见山岳，看到山顶浓密交错的野林。
我本来期待王宫会华丽一点，不过仅是比其他房舍更大（大概是一般房舍的七倍），也稍微高一点，结构并无不同，而且绝对没有王宫应有的气派。王宫的门上方挂着一只欧帕伊伏艾克的龟壳，虽然也挺好看的，却没有第九间小屋的龟壳那么漂亮。垂挂在龟壳上的是一大片饰品，由许多藤叶编织而成。当我从下方穿过时，闻到一股像柠檬又像胡椒的香味，我注意到龟壳上有个地方破掉了，所以用一只只木雕的小蝴蝶补了起来。
室内非常舒适，令我感到讶异。格局就像日本寺庙的内部，只有一个又长又深、天花板低矮的房间，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侧厅，厅门口都用棕榈编织的席子遮了起来。那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空间，也没有声音。国王的妻妾和大批儿女都到哪里去了？国王呢？里面的地板也很像日本寺庙，铺着棕榈垫子。面对入口的另一端墙上挂着另一片龟壳，比外面那片大多了。从它的颜色那么深，还有已经褪色和龟壳边缘变软看来，历史可能非常悠久，而且很贵重；在昏暗中看龟壳时，它就像一个阴影，只要往右或往左移动个几厘米，就可以看到它在阳光下变成了塑料般的材质，散发着微光。
左边侧厅传来一阵骚动声，国王突然间出现了。他一现身，帕瓦马上像蟑螂那样匆匆往后屈膝倒退，在门边微微鞠了个躬就不见了。
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看起来比那位酋长差多了。从乌伊伏人的观点看来，他的脸长得挺好看的，一张宽嘴看起来心情不错，双眼又圆又黑，像狨猴的眼睛。他的头发斑白，绑得像风滚草一样整团卷曲，腰际披着一块像缎子般滑亮的三角形布料，后来我才看出那是用千百根深红与黑色羽毛编织而成的。他身上特别的地方不多。首先是头上那顶漂亮的王冠，我看出是用拉瓦阿蕨叶编成的华丽冠冕，里面夹杂一些刚刚我在门口看到的柠檬味藤叶（那顶王冠让我想起了阿伊纳伊纳仪式）。其次是他手里的长矛特别细长，长度至少有两米七，白色的矛头很大。即便从远处仍看得出长矛上雕着许多欧帕伊伏艾克，底部饰刻许多螺旋纹，后来塔伦特说那些纹路象征着海浪。
他身边只跟着一个深棕色皮肤的瘦子，腰间挂着一个野猪皮革材质的小袋子，头顶套一圈藤叶。一直等到国王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才对我点点头，并且坐下来。
他说：“我是翻译。”
后来许多年，一再有人问起我与国王这次的见面经过，好像他是最后一只独角兽，而我是最后一个看到他在世的人。每次我只能让问问题的人失望，把他们打发走，因为我跟国王的谈话确实平凡无奇。（后来，当我见过其他国家的君王，才发现那席话之所以无聊，也许与图伊玛艾勒的能力比较无关，问题出在他的职位上。）他问我喜不喜欢乌伊伏国，我说喜欢。他问我特别喜欢乌伊伏的哪一点，我至少知道不该提到伊伏伊伏，所以我说我喜欢美丽的花和树，还有他美好的王宫。他点点头。接下来，我闪过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有机会把谈话内容导向那只欧帕伊伏艾克的壳，但是任何与国家元首见过面的人都知道，想要把有趣的话题带进来（一般都是元首们不想讨论的话题），几乎不可能不破坏双方的关系。他说他知道我是塔伦特的同事。我不知道别人跟他说过些什么，所以回答时非常小心：是的，我是塔伦特的同事。他是个好人。是的，他热爱乌伊伏国。
然后，谈话就结束了。国王不曾微笑，但是他那张蟾蜍似的大嘴一直咧着。他坚定地点点头，像是示意结束了，那位翻译便对我轻轻弹了一下手指，我就往后爬，离开时，跟向导一样将双腿蹲成罗圈形，像甲虫似的。出去后，我立刻找到帕瓦（他一直靠着一棵玛纳玛树，专心地盯着门口），看到我之后他咧开嘴笑了，我只能当他是要我跟着他。有人在见过国王之后，就不曾出来吗？显然我已经通过了某种关键考验，只是我猜不出那是什么考验，还有我到底避开了什么惩罚。
他带我走向最接近海滩的那一间小屋，然后停下大叫起来。我听见屋内有骚动声，然后有个女人推开门走了出来，站在我面前，在阳光下眨眼。我可以看见她身后的室内一片漆黑，有各种东西摆在边上：一个个棕榈叶垫子、被剖成一半的诺阿卡果壳像碗一样叠放在一起，还有一堆竹竿、许多手工编织的篮子，盖子歪斜地掩着。跟帕瓦一样，这个女人身上也有一件没用的衣饰，无法达到衣服该有的功用；她身上挂着一条长长的项链，用很多野猪牙串在一起，项链往下垂，却遮不住乳房。两个孩子走出来站在她身边（一个大概十一岁，顶多那么大，因为他没拿长矛；另一个则是大概九岁的女孩），但是没和她靠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很沉默，也十分警觉。一群奔跑的孩子吵吵闹闹地经过时，距离我们只有几米，但那两个孩子没看他们，只把眼睛往上移，看着我。
帕瓦用一种充满期盼的眼神看我，好像我应该认识他们似的，但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们，然后看看他，他开始出现不耐烦的表情。
“他们是谁？”我用乌伊伏语问他。
他用惊讶的语气回答我：“法阿诺欧哈拉。”意思是：法阿的家人。
震惊、愤怒与困惑等情绪涌上了我的心头。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我有可能要求见他们吗？不，不可能。
于是，我开始了当天第二段奇异的谈话。我问那个女人一些问题，结果她是法阿的遗孀，她的答案都是如此简短而迟钝，后来我想，她也许是智力有问题。谈话时，我隐约感到了不安，因为都被一股强烈的怒意掩盖住了。为什么要逼着我感到罪恶，来跟法阿的家人见面，来看他们家可悲的小屋？（那井然有序的室内空间，此刻在我眼里是如此穷困，家徒四壁，颜色黯淡且欠缺生气。）我与他的死根本无关，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了。塔伦特也曾被迫跟他们见面吗？他们想要什么？钱吗？还是东西？
就算我因为与国王的会面顺利，赢得了帕瓦的尊重，此刻他的敬意应该也荡然无存了。几分钟后（他看着我们，一副愈来愈怀疑的样子），他打断我们，跟法阿的遗孀讲了很久，说话速度快到我都听不懂。他似乎在说教，也在恳求她，但我看不出来，因为她一直没抬头看他。两个孩子稍微向她靠过去，但也没抬起头。我注意到他们的皮肤沾满尘土，仿佛刚刚在滑石粉里滚过似的，而其他孩子跑过时，好像也把他们当成了空气。小屋后面有两个拿着篮子的女人慢慢走出来，大声交谈着。她们走过时离法阿家只有几厘米之遥，却没想到要跟那位遗孀打招呼，甚或往她的方向看去。在居住空间这么小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人会这样被其他人彻底隔绝；显然其他村民尽其可能地把法阿的家人排除在外。就连小屋的位置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地处边缘，这一家人能去的地方就只有海边。我往海上看去，圆锥状的伊伏伊伏岛刚好矗立在法阿他家跟邻居的小屋之间。此情此景每天都会让这家人想起他们的丈夫与父亲就是去了那里之后再也没回来的吧。后来我猜想，这就是他们被排斥的原因。(16)
最后，帕瓦发现法阿的遗孀不听劝告，于是一把抓住那个男孩，把他推到我身边。“你要他吗？”他问我。
我问他：“什么？”我当然很震惊，跟他说，“不要，不要，当然不要。”
他把男孩推回母亲身边（她还是低头看脚），这次紧抓女孩的细瘦手臂。“那就这一个。”
“我不知道别人跟你说些什么。”我对帕瓦说，“但是这两个小孩我都不要。”
帕瓦跟我说：“但是他们都不能留在她身边。”
“我也不能把他们留在身边！”
本来以为他会持续与我争论，但他只是转过身，再次跟法阿的遗孀说话，滔滔不绝，我听不懂他的话，只听得懂其中几个词：你、法阿、孩子、不行等等，然后又转过来看着我。他说：“我们走。”于是，我们缓步离开了村子。
我跟在他后面，烦躁又生气。带我来跟他们见面有何意义？我该怎么理解？显然我该知道的是，法阿死后，他的家人过得很困苦，为此我应该负责——不过，就算塔伦特不需负大部分责任，他的责任也不会少于我。难道已经有人先问过塔伦特了？还是这次见面有别的意思？他们真的生活困苦吗？先前我总是以为伊伏伊伏岛的村民都是一起过日子，没什么法律规定，不分你我，而乌伊伏国的运作机制也是某种松散、原初的社会主义，大家分享一切，除了国王，没有人是特别的。如果是那样，为什么法阿的家人会陷入困境？更重要且更烦人的是，他们能做的事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把孩子给我？叫我提供物品不是比较合理吗？（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做，我对乌伊伏国的货币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弄钱。）我的内心开始感到一点恐惧：难道是法阿看到我跟那男孩在林子里的事，对我有了某种印象，并且向别人转述了？但是我不能那么想。跟过去一样，我又开始对这岛国感到有点厌烦，觉得老是有人问一些我不懂的问题，在这种无法双向交流的难懂情境中，不管我回答什么，都是错的。
一周后（或是不止一周？），我回到了塔伦特的营地，地点同样在村落边缘的那片灌木林（还是跟上次不一样？）。这次，带我上山的已经不是乌伊伏人，而是真正的伊伏伊伏人。我记得上次就看过他，因为他脸上的兔唇看来很可怕，脸的下半部好像曾经被野兽咬掉又吐出来后，再重组起来似的。因为这样，他当然不喜欢交谈，不过他本来就没有聊天的习惯，其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含糊，带有一种啧啧的声音，像是在水底下讲话。
上次一回到乌伊伏岛，乌瓦和阿杜便立刻回家了。借此可以看出，他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去伊伏伊伏岛，至少不会太乐意，但我还真想念善良的他们。然而，这位新的向导（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到底是乌欧还是乌伏）是很厉害的博物学家，尽管口才不好，但我很快就开始敬佩欣赏他了，因为他有能力把森林里最微小的奇异事物找出来，而且他若不是带过来，就是指给我看，让我赏心悦目一番。某天，他把鸡豆般大小的鲜红色花朵拿给我看，仔细检视之后，我才发现那是迷你兰花，小到不可思议，中间唇瓣的颜色黯淡，是一种奇异的灰色。乌欧发现我喜欢那朵兰花，便带我离开我们正在走的路，到几米外的一棵卡纳瓦树旁边，只见眼前有个小小的花海，丛林地面成了一片鲜艳的深红。但我最爱的还是那花香，一股夹杂香甜与腐败的味道扑鼻而来，在脑海中缭绕数小时，久久不散。
跟着乌欧，我看到许多上次错过的东西，而且我也没有上次那么害怕，不会急着赶到目的地，才有办法细细品味一切。这次我一有机会，就做了该做的事：乌欧带了一只生物给我看，起初我以为是犰狳，后来才发现是一只巨大的甲虫。那只甲虫在他手里动来动去，虫壳活像一千片活动的板子，像涟漪般移动，变换形状。我趁机把它画了下来，做了笔记，记载了各种测量数据。上次，我不曾注意到一种金黄色树干的细长树木，银杏般的圆形树叶长在摇摇晃晃、纺锤状的树干上，我摘了几片下来，夹在笔记本里。那些树叶在最底部都是绿色的，长到树梢时则变成紫色，中间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奇怪色泽，让我联想到龙的鳞片。我还找到一窝紫黑色的蜥蜴蛋，每颗都相当于鳄梨大小，蛋壳上有很多点，看着像皮革，剥时才发现像橘皮一样又厚又软。（剥掉蛋壳后，我惊讶地发现蜥蜴的胚胎包覆着一团奇怪的棉花状绒毛，只要胚胎的体液干掉，那些绒毛就会开始分解。）(17)
最后路程走完，乌欧把我留在营地就走了，我还有点失落。我抵达时，塔伦特人根本不在，只有艾丝蜜在。很遗憾的是，相隔七年，我发现她不管是容貌或脾气都没有改善。看来她还是不欢迎我去。
她说：“诺顿。”
我说：“艾丝蜜。”然后我们就没讲话了。
虽然塔伦特非常担心这座岛被各种竞争者和佣兵毁掉，我们的团队也只多了一名成员：一个长得像鼬鼠的小个子，是伯克利大学的真菌学家，叫尤翰·麦尔斯。他是那种看了便立刻叫人倒胃口的家伙，主要是他的眼睛像两颗小球，眨个不停（他近视很深），虽然有严重口吃，却坚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描述出来。我很后悔某次一起跟他去找蘑菇，有好几个小时必须忍受他在那边唠唠叨叨：“现在我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长在玛纳玛树上的阶梯状菌类植物，硬度很低，几乎像天鹅绒一样柔软，顶端有一层软软的茸毛，几乎像苍蝇一样，但表面不粗糙，而是粉粉的，几乎是银色……”总之就像这样讲个不停。跟大多数真菌学家一样，麦尔斯这个人无聊到了极点，而且只对一种东西有兴趣：菌类植物。当他在非常成熟的拉瓦阿蕨叶下方的水洼找到指甲状的蘑菇时，这时就算有恐龙在林子里离他几厘米的地方摧枯拉朽而过，搞不好他也不会抬起头来看一下。他根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乌龟或人身上，更别说是非常老的人了，因此他最厉害的就是每当我们谈起乌龟或那个部族，他就会把耳朵关起来，神游似的进入自己想象的真菌世界里。只要看见他的小嘴微张，厚重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得湿润入神，我们就知道他陷入那种状态了。我常常羡慕他能够那样。
我希望这次来岛上可以完成三件事。首先是测验酋长的心智状态（此刻他才六十七岁，他的顾问七十岁，所以我只是纯粹做个检查，应该还不会发现心智退化的现象）。其次是确认还有谁举行过瓦卡伊纳仪式，如果有的话，也为他们建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至少活捉两只欧帕伊伏艾克，带回美国。我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做这件事；到了第二十八天，乌欧就会来把我带回山下，与船夫会合，回到乌伊伏岛，在第三十七天的黎明与飞行员在机场碰面。如果我错过了他，就必须等到塔伦特与艾丝蜜回去的时候，也就是再过九周。
重回旧地，特别是重回一个没人造访、也没有任何改变的地方，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就是完全不用重新熟悉环境，一回去就能融入当地的生活。我在第四天找到了酋长，他当时正在对一些人讲话。我非常确定他认得我，但是他并未特别意外或高兴。就算此刻我能说他的语言，他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更没有意识到我其实不太可能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不过，我的确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没有，后来没有任何人举行过瓦卡伊纳仪式。至于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他的智力是否锐利依旧，我必须自行推断。毕竟帮他检测的话，肯定会冒犯他，但是离开他的时候，我非常确定他的智力还未减退。
与我原先的预料相较，捕捉欧帕伊伏艾克的任务一方面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却也更困难了。所幸我不用扭扭捏捏，假装自己对欧帕伊伏艾克毫无兴趣，塔伦特和我没有真的谈过那件事，不过我们似乎达成了默契，他知道我是为了欧帕伊伏艾克而去的，如果我不提，他也不会开口。总之，我跟他和艾丝蜜见面的机会，远比我预料中的还少，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伊伏伊伏人的家庭结构与社会，都是我不太关心的，而且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访问不同的村民。
令我比较不高兴的是，没有向导可以带我去抓乌龟了。塔伦特禁止我向村民询问那一条回到高地的蜿蜒路径。他说，问路就是犯了他们的忌讳，能活着逃走就算幸运了。几年后回想起来，塔伦特往往用伊伏伊伏人的暴力行径来威胁我，但我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夸大之词，为了让我遵守他认定的行为规范，也不知有多少才是真的，以实际经验为根据。我看到过村民宰杀猎物的样子，当然知道他们是使用长矛的高手，该用时绝不会手软，但是先前待在村子里的时候，也不曾看过任何人以武器相向。到底是没必要，还是他们生性不可能残杀人类？我一直没找到答案。
我当然不想像个可悲的瞎子，在夜里摸黑到湖边去，所以我白天试着自己探路，把路段记熟，但仍无法分辨哪些走过、哪些还没走过。开始探路时，我总是把一条绳子缠在第九间小屋后面的玛纳玛树底部，最后把绳子另一端缠在路段结束的地方。我实在是太愚蠢，没想过那条路会朝那么多不同的方向分岔，但唯一让我没彻底绝望的是，每次探路失败，我都是走到死路：其中一条通往一片光滑的黄色竹林，竹子浓密到连手指都伸不过去，另一条的终点则是一大片油灰色巨岩。前方高处就是那条蜿蜒、不合常理的路，可以带着我走向那片不可思议的草原，旁边的湖里面有许多大口呼吸、睁大眼睛的乌龟。(18)
我白天都是这么过的，而每到晚上我会想梦游者。很难不去想他们，特别是当我独自一人待在森林里时，我一直期盼某天我会遇到其中一人，可能是站在树的前面，或者瘫倒在岩石上面。也许就是我认识的梦游者之一，就是当年我们留下罐头肉与胡诺诺虫之后遗弃的那几个，或是我没见过但长得跟穆阿或伊卡阿纳一模一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成群结队还是独自一人，有感觉还是没感觉，在那个当下是很可怕还是不可怕。有时在傍晚的光线中，我觉得周遭空气弥漫着千百万个闪耀微光的金黄色分子，我几乎可以确定我看到了其中一个梦游者，蓬乱的头发从树林中一闪而过，或是听见其中一人的脚踩在我身后的枯叶上，发出嘎吱声响。但是当我仔细听时，却什么也没有，而且我必须提醒自己，如果我真的碰到梦游者，我一定有办法征服他，而他绝对不会伤害我。
某天，我又一次结束了徒劳无功的探路行程，回来时经过一棵巨大的卡纳瓦树。突然间，那个我曾在阿伊纳伊纳仪式上看到、那晚又和我一起待在树林里的男孩，再度出现在我面前。他当然不再是男孩（根据公历，他已经十七岁了），在那当下，我因为惊讶叫了出来，他却用平淡冷静的眼神回头看我，让我觉得自己的激动表现实在太愚蠢。
我必须承认，自从抵达之后，我一直在找他——尽管不是非常认真地找。照理说，要找到他并不难，但当时是打猎旺季，许多大型猎物（包括猴子、树懒，有时候在树林里发出叫声的野猪）都会被屠杀并剥皮，平常在村里闲晃的许多年轻人要分批出门打猎，偶尔在晚上突然回来，但在村民醒来之前又不见了。
他长得很好，已经变成男人。他手执长矛，另一只手摆在他的野猪上，那只野猪跟别人的一样眼神邪恶，身上沾满泥巴。但我看得出那是他。长大成人后，他的脸展现出一种高贵镇静的气质，下巴还是喜欢抬起来，眼神一样冷静。我想，他应该结婚了，也许有了自己的小孩，不再像以往那样，晚上躲在森林里，拥抱其他男孩了吧？还是，如果我照着那一晚的路线摸黑爬回去，一样把手举高，可以再次看到他静静站着不动，等待与我偶遇？
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但是在当时竟一时语塞，最后只跟他点点头。过了很久，他才点头回应我，然后转身，默默地离开那一条路，进入森林深处，他的野猪昂首阔步，跟在他身边。不一会儿，他就消失了，被他往旁边推、让出路来的细瘦树干立刻啪啪弹回来，掩盖了他的踪迹。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留下最后身影的地方。他还记得我吗？看来他不可能不记得。奇怪的是，刚刚的互动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见过他。那一晚，我持续用双手拨开矮树丛，在森林里横冲直撞，终于碰到了他。那之前，是我经历在伊伏伊伏岛最孤寂绝望的时刻。我好高兴能遇到他——不只是因为他无私地包容了我，而且他好像是要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真实感，才站在那里的。在伊伏伊伏岛，我常常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好像体内的原子完全重组，不比阳光永恒或扎实，所以我在岛上待得越久，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感越弱。那一晚我在森林里很可能会迷路。但我没有。他发现了我。
某天下午，我暂停了寻找乌龟的计划，准备休息一下，而且因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跟着塔伦特和艾丝蜜在村子里闲晃。（麦尔斯邀请我到坡下不远处去欣赏一片无疑非常迷人的菌类植物，但是我拒绝了。）
看着塔伦特与艾丝蜜坐在村庄边缘，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其实也没多有趣。过了不久，艾丝蜜走到储肉屋去骚扰看守小屋的可怜妇女，我则静静坐在塔伦特身边，他在做笔记，我便看着那些活泼的小孩，试着从那些大孩子里面找出我在七年前看过的婴儿。
接着我又想起那一片有乌龟生活的湖泊，还有我可能要持续探掘的路径。此刻有个学走路的小婴儿蹦蹦跳跳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根草。她可能只有一岁多一点，就伊伏伊伏人的标准来讲，算是非常胖，脸色严肃的模样让我想起那个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男孩。
“哈喽。”我对她说，“你手上拿着什么？”
她瞪着我。有些人觉得跟小孩说话很难，但我不曾那样想。其实，秘诀是把小孩当成智力很高的农场动物，例如猪或马。跟马讲话的难度更高，因为它们很聪明，一旦发觉你不值得注意，就会对你不屑一顾。
总之，女婴和我聊了好一会儿，最后她把那根草给了我（我谢了她），接着就跌跌撞撞地走掉了。跟她互动的过程中，我发现塔伦特停笔看着我们，女婴离开后，他对我说：“你对小孩很有一套。”
惊讶之余，我对他说：“哦。”我从没想过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对小孩很有一套，一种对小孩没辙，而我属于前一种。
“你想要有自己的小孩吗？”塔伦特问我。
这让我更惊讶。别忘了那是20世纪50年代，一般人（尤其是男人）不会问别人要不要小孩的问题。我们总是认定自己会有小孩，喜不喜欢根本无关紧要。这一切是如此理所当然：结婚后找到一份工作，接着生小孩。唯一的差别就是你可能生一个或好几个，老婆可能漂亮或不漂亮，工作无聊或很棒，如此而已。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想过。”当时我的确没想过。
塔伦特说：“嗯……我想你会有的。”
他那肯定的语气让我生气。他总是有办法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他念过的书里面的生物，注定要遭遇到只有他才晓得的命运。
“你呢？”我把问题丢回去给他。
他顿了一下，陷入沉思，让我有点意外。“我觉得应该不会。”他最后说。
“为什么不会？”
“我就是不适合。”说完后，他露出微笑，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远方某个东西，好像是他认得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前看，唯恐他看的是艾丝蜜，但是我看不到任何人，那片难得空荡荡的广场上只有火堆，火光四周因为油油的热气，显得模糊不清。
直到第二十六天时，我才终于回到乌龟栖息的湖泊。它们就像温驯又有点好奇的奶牛，朝我游过来，我一把从水里抓起较小的两只，放进我随身携带的两个打了洞的厚纸板箱子里，它们大概只有餐盘大小。
要走下高地并不难，只是速度很慢。我想过我也许可以沿路留下记号，但最后还是觉得这么做一定会便宜其他人。例如，在地上钉桩子或者把树皮刮出记号，都有可能在未来让寻找欧帕伊伏艾克的人发现（当时我觉得情况可能没有塔伦特预言的那么夸张），循着记号走下去。最后，我只能设法画出一幅非常详细的地图，不用地标来标记转弯与改变方向的地方（因为此刻我看到的树苗在两三年后肯定无法被认出来），而是把转弯处之间的大致距离标示出来。当然，画图的过程中，我必须不断把那两只乌龟摆在地上，画完后再拿起来。
走到第九间小屋后方那棵玛纳玛树之后，我蹲坐在树的后面，等着天色完全变暗。艾丝蜜与塔伦特在这次或上次来伊伏伊伏岛期间，终于获邀参加火堆边的晚宴，他们有可能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完全不会查看四周。至于麦尔斯，到了晚上一般都回到营区，拿出各种各样的刷子把那些宝贝菌类上的尘土刷掉，一边用嘴巴朝着菌类呵气。我沿着一间间储物小屋后面朝我那棵树走，蹑手蹑脚，随手捡起些细小的树枝与苔藓，把纸箱盖住藏好。我随身带了在加州的动物饲料店买来的丸状乌龟饲料，于是摆了几颗在那两只欧帕伊伏艾克前面，它们吃掉前先看了一会儿，随后我才坐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许多爬虫学家在论文中详述这种乌龟的异常特征与特性时，全都忘记的一点，也是我认为最吸引人也最独特的一点：它们可以表现得跟狗一样友善，同时跟猫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吃完饲料后，它们在我身边晃了好几分钟，等我拍它们的龟壳，而且，它们并未退却或有所防卫，而是把眼睛闭起来，好像很享受的样子，跟多年前它们祖先的表现没两样。
跟它们坐在那里时，我想起我跟塔伦特关于孩子的那席话。过去两周以来，我发现自己唯一的慰藉与娱乐就是跟村里的小孩在一起。每当我捕抓乌龟的计划失败，垂头丧气地走回营地时，都会在村子边缘遇到他们，而且我渐渐看懂了他们原来是在玩游戏或演戏，而不再像先前那样，觉得他们只是在胡闹乱玩。有个游戏他们特别爱玩：两个孩子面对面，把一片植物的外壳平放在某根手指上。然后开始在原地转圈，愈转愈快，谁设法不让植物外壳掉下来就赢了。
我特别喜欢与其中一个孩子交谈，观察他。他大概七八岁，看起来沉静专注，让我想起先前那个男孩。他不像是被排斥的孩子，但是和其他孩子的相处也不算融洽，他们会玩丢东西的游戏，在村里追逐，或是比较胆量，看谁敢往村子外围走，甚至离开第九间小屋后面那棵玛纳玛树，爬个一两步再重回山下，因为害怕或得意而大声尖叫。但这时候，他都只是在一旁观看，把一只手指摆在嘴边，脸上一副忧虑的模样。他皱着眉头的表情让他很像个大人，令我十分动容，因为那种表情出现在小孩脸上时，看起来悲伤而睿智。在与我越来越熟悉，渐渐信任我之后，他有时会把一只小手摆在我的手臂上，或者紧挨在我身旁坐着。而我总是发现自己唠唠叨叨跟他讲个不停，把我的生平、实验室和欧文的事都跟他讲。虽然他一点也听不懂，但还是静静倾听，好像我的话是一阵温热的雨，舒服得让他觉得没必要躲雨。
某个非常热的下午，其他孩子又消失在了村子另一头，而那个男孩则在我身边睡着了。本来我打算在那天结束前，再往高地走最后一次，探寻通往湖边的路，但是不知为何我没有移动，也许是他深深满足的气息让我不想动，以便维持姿势，让他睡觉吧。我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心想。接着我又想到，但是我不想娶老婆。即便我距离美国十万八千里，暂时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我也觉得那不可能，我想不出任何拥有孩子却不用娶老婆的方式。当时我对女人还不太了解，但就算我与女人相处的机会有限，我也知道女人不适合我。娶老婆！我能跟她讨论什么？我想象了过那种日子的情景：我坐在一张纯白餐桌旁，拿刀子锯一块外表很脆的烤肉，耳边传来我老婆走过闪亮的亚麻地板的声响，她用盛气凌人的口气跟我聊起钱、小孩和我的工作，我看见自己一语不发，听她唠唠叨叨地述说她一天是怎么过的，还有洗衣服的事，在店里见到谁，他们聊了什么。然后，我的脑海浮现一连串不同的影像，我抱起一个沉睡的孩子放到床上，传授昆虫知识给他，我们一起捕捉甲虫或蝴蝶，还有头一回一起去海边。
但是那一晚我躺在席子上，并未睡觉，心里想的大都是那个小男孩的体温，还有他的小手。我觉得他好像还在我身边，接着我开始悲叹自己未曾拥有过的，以及未来可能不会再拥有的一切。
一切都没改变，但也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回到实验室后，老鼠还活着（变得更迟钝，也愈来愈不像老鼠。它们开始出现走路东倒西歪的现象，乱踢尖叫，显然不知该如何翻身站起来，令人看了入迷，但也惊诧），梦游者们也是。我拿那两只欧帕伊伏艾克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能有所反应，但他们眨眨眼，就不理会了。
老鼠与梦游者，当然还有丘吕，这三者可说是我不到六周前的生活中仅存的遗迹。我的新人生就此开始了（我到了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处于恐惧和惊讶的状态。因为每天同时发生很多事，我很难用直线状的图表传达接下来几年的经历。我只能说，事实证明，塔伦特是正确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自己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已经开始参加一场比赛。我常常听到瑟若尼提到某些药理学家与生理学家想尽办法，就为了去一趟伊伏伊伏岛。瑟若尼自己不会去，他说他太老了，不想长途跋涉。但是像他这种人只是少数。每天我们俩都会收到新的信件（有些用恳求的，有些想耍诈，有些隐约带着威胁的语气，也有根本就看不懂想说什么的），希望我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试着要我说出我打算怎么使用已获得的研究成果，或是写信来宣战，说要打败我的研究。也许我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表明我很天真，至少一开始是那样，但其实这一切让我轻飘飘的，甚至觉得有趣。我之所以抱持这种错误的自信态度，原因之一在于我信任国王，因为他显然不愿让塔伦特以外的人登岛（与他相关的人例外）。此外，我也觉得，既然连我都花了那么多天才找到乌龟栖息的那座湖（而且我去了两次），若有人有一天真的获准登岛，少说也要花上好几周反复探路，而且注定会充满挫折。他们当然不能请求协助，打扰乌龟是伊伏伊伏人的严重禁忌，对乌伊伏人来讲更是如此。
此刻，大家都推测出欧帕伊伏艾克的秘密了。长生不死！难怪有许多大学与公司只要能够登岛，不管花多少钱，做什么都愿意。他们一定认为我正在研究，找出龟肉中让动物长生不死的成分。由于我手上握有他们不知道的信息，面对他们的问题与怀疑，才能保持沉默：我知道这种长生不死的形式会有可怕的副作用。我知道，要用这种方式追求长生不死，就一定要先发现解药或解毒剂。
过没多久，瑟若尼就发现有什么不太对劲了。我们通电话的频率愈来愈高，某次交谈时，他指控甚至指责我：“你有事瞒着我。”
我向来不善于装傻，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是，然而我还是故意问了一个笨问题：“你在说什么？”
他说：“那些老鼠有点不对劲。”接着，他把老鼠的退化情形详细描述给我听。（总共有百分之七十九仍活着。我第三次实验的老鼠有百分之六十一还活着，(19)不过第一次实验的老鼠已经存活了九十个月，他的第一批老鼠至今活了五十三个月。）我听见它们的症状与我的老鼠几乎吻合时，相当振奋。
于是，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们在老鼠身上看到的情况早已出现在梦游者身上。我跟他转述了先前在伊伏伊伏岛上遇到的事，还有我带回来的那些人的状况与粗估年岁，他越听越惊讶。
“诺顿。”最后他说，“这真是……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活生生的证据距离我只有几米之遥，就住在我创造出来的仿伊伏伊伏岛的小环境里。我们讨论了一会儿该如何用人体实验来证明我的理论，结论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承担那么大的风险。瑟若尼问我，可不可能带几个伊伏伊伏人回美国来做实验。我提醒他，龟肉的效果可能要好几十年才看得出来，即便我们找得到一些四十几或五十几岁的实验对象，也要再等个四五十年，才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症状。我跟他说，更要紧的事，是找到可化解龟肉副作用的解药。
瑟若尼问道：“你跟谁讲过这件事吗？”他的声音很温和，但我已经学会不轻信那些假装没兴趣或没有企图心，或是以学术为名、宣称只想和你进行知识交流的对手了。因此，我得意地告知瑟若尼（刻意压抑了欣喜之情），在我前往伊伏伊伏岛之前，早已向《营养流行病学年刊》投稿，把老鼠的退化问题公之于世，而且也获准刊登了（这是当然的）。
沉默许久之后，瑟若尼说：“唉……”我听不出他究竟是生气还是失望，或两者都有。“好吧，诺顿。”他说，“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完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当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之所以会投稿，实在是慌了，因为两种不幸的结果让我进退维谷。如果我等得太久，瑟若尼一定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老鼠的实验结果。他的观点会带有更多的推测性，但那不重要：到时候，他就成为发表实验结果的第一人，接下来，无论我写什么，都只是进一步阐述他的发现而已，而非我自己的发现。如果我的论文太早发表，所有垂涎伊伏伊伏岛和我的研究，想以“永生不老”为号召、推出商品的各界人士，就会发现他们的计划受阻。这么一来，欧帕伊伏艾克会被大肆猎杀，我也必须跟其他人一较高下，看谁最快找出解决之道，其实我不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问题存在。然而不管我选择哪个结果，情况都不利于我。无论如何，我都只能怪自己。
接下来，就像后来许多人说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大约八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伊伏伊伏岛，这次只有我自己一人，而且登岛前又短暂觐见了国王，但我还是不太了解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获准觐见国王，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事后回想起来，那一趟伊伏伊伏岛之旅有很多事都是最后一次。例如，那是我最后一次成为岛上与村子里唯一的西方人，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造访那一座乌龟栖息的湖泊，看着它们从布满泡泡的湖面游过来，那么相信我，那么和善。那更是最后一次我感觉到村民完全不注意他们的访客，就算最微不足道的生活常规也不会受到外国人打扰。我再也没有看过他们用那种延续了几百年的方式制作与储存食物，此后，他们的生活少不了罐头肉、饼干与含糖的丁状水果罐头。我再也看不到全裸的妇女在堆积如小山的豆荚前弯腰干活，晃动双乳。再也听不见猎人于晚间打猎归来时，一边漫步，一边因为生殖器与大腿的相互碰撞而轻轻发出的声响。
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我曾心想（有一点自鸣得意，又觉得松了一口气）：塔伦特还是错了。就算外来者带来了改变，也会是缓慢渐进，不致让当地生活骤变。我注意到某些树的底部缠上了红色麻绳，树木四周插着一根根木桩，用细绳绕起来，许多写着拉丁文树名的小牌子被固定在树上，字迹潦草难辨。我心想，自然是麦尔斯干的好事，不过如果这座岛上的改变只是这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画的图派上了用场，我又去了一趟湖边，甚至与上次结交到的年幼朋友再次相逢，而且这次他也愿意跟我深入森林。下午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会在森林里小睡，早上则到处探险（我发现好几个肯定会让麦尔斯兴奋不已的菌类聚集地，采集了一些样本，画了几幅图，准备带回去给他）。我也见到了酋长、乌欧、拉瓦艾克，还有其他几个我认得出来，但不见得知道名字的人。
后来我问自己：我是不是下意识地把伊伏伊伏岛之旅的时间跟《营养流行病学年刊》的出刊日期排在一起，(20)这样一来，可能就不需要考虑论文问世的后果？许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的看法不同，只是我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我只知道，六周后我回到斯坦福时（这次再度带回两只欧帕伊伏艾克），科学界已经陷入一片混乱。许多人批评我，撰文质疑我，我的论文收到的回信数量也创下《营养流行病学年刊》的纪录。就连一般的媒体也接获信息，《泰晤士报》和《时代》杂志都因为我的两个发现，访问了我。差不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塔伦特不再与我联络，但我一直不知道原因。难道是他觉得我终于让伊伏伊伏岛走上了惨遭破坏的命运？（后来很多人的看法跟他一样。）还是长生不死的梦游者因为我失去了美好的形象？或者是我出了名，他却无法跟我齐名？丘吕说，我不在的时候，有人试图入侵实验室：某天早上他上班时，发现实验室的门锁上布满了刮痕，门板底部出现一道很深的裂缝。他觉得可能是其他科学家或医药团队干的。我嘴巴说有可能，但心里却怀疑是塔伦特，但我仍然只能猜测他的动机：为了毁灭我手上的证据？为了把梦游者们救走？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通过各种渠道与塔伦特联络，写信、打电话，或者在他的办公室外一等好几个小时，也去过他住的荒凉公寓外面。我恳求教务长与院长介入。我甚至跟艾丝蜜谈过。我就像个相思病发作的女孩。我甚至不知道如果真的跟他搭上线，我该说些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必须见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他的宽恕。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发现那些事情的人是我，但若没有塔伦特，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发现。（等到我听说辉瑞制药的药学家成功说服国王，成为第一支登岛的团队时，我的脑海也浮现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你，伊伏伊伏岛到现在还是安全的。）
我只能说，我的确试过了。我做了我认为最佳的处理。如今，每逢提起这部分的发展，我都会为了是否该道歉而挣扎。跟许多后来的人不一样，我登岛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改变一群人，让他们用我的方法过活吃饭，信奉我的宗教。我只是去冒险而已，只是想要有所发现。虽然常有人指控我毁了一个部族与国家，但事实上，那种事情没那么常发生，并非是有人故意为之。然而，他们真的是我毁掉的吗？这我无法断定。我只是做了任何科学家都会做的事。如果重新来过，即便我知道伊伏伊伏岛与岛民会变成怎样，我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事。
不过，这句话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应该说，我肯定会做同样的事。连想都不用想。
两年后，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病毒学部门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直到退休前都在那里服务。丘吕回到了韩国，最后也在首尔国立大学主持起自己的实验室。梦游者仍由我照顾，只是我与他们的见面越来越少。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是帮他们做血液、身心与反应能力检测的工作人员。(21)卫生研究院把一间多出来的实验室改造成非常舒适整洁的空间，在里面种树，铺叶子在地板上，也有服务人员帮他们洗澡穿衣，原因是那一间实验室虽然没有窗户（院方不希望窗外黑色树枝光秃秃的奇异景象令他们担心或沮丧），晚上却冷飕飕的，不该让他们继续全裸。我们也渐渐把梦游者的饮食调整成西式，借此了解这群食物全来自打猎采集的原始人改吃处理过的食品后，会产生什么效应。但遗憾的是，此刻的他们已将近全然麻木愚钝。当我第一次看到穆阿经过一整天的检测，坐着轮椅被推回睡觉的地方时（他的头傻乎乎地往后靠，垂在大腿上的双臂有气无力，眼睛张开却转来转去），我感到一阵心痛，想起过去他在森林里快步走路、精神奕奕的样子，也想起他曾经为了跨越地上巨大的树根而抬起短腿，双腿劈开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这种研究工作是必要的，而他们的退化也无可避免，但情感上我仍希望他们好过一点。(22)
那两只欧帕伊伏艾克过得也没有比较好。此刻我必须承认，我实在没有想到原来的天然环境是让它们存活与保持健康的关键。我曾数度试着刺激它们交配，也常常设法让它们固定摄取饮食，但都怪我未曾好好调查欧帕伊伏艾克都吃些什么，如今为时已晚。为了寻找适合的食物配方，我浪费了许多时间（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沙丁鱼、莴苣加嫩蕨菜），但终究无法增进它们的食欲，维持营养均衡。它们愈来愈无精打采，最后我们对年纪较大的那两只进行了安乐死（其中一只被保存了下来，(23)另一只则被解剖了），将心力改投注在较年轻的几只身上，不过结果一样令人失望。
我的人生与实验室愈来愈远，经常四处讲课、写论文，直到1961年底才再度踏上伊伏伊伏岛。通过不同的消息来源，我得知当时岛上的研究员人数不论何时都比村民人口多，大批辉瑞制药与礼来公司的科学家居住的帐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聚落，他们搭乘飞机与汽船来来去去，彼此看不顺眼，自画地界，壁垒分明，全都想要打败对方。我还听说丛林有很多地区被铲平清空了，许多动植物也因此丧命。某天晚上，麦尔斯从加州大学打电话给我，他的口吃问题又严重了。他说自己刚从伊伏伊伏岛回来，他描述的景象有如画家布鲁盖尔笔下的地狱场景：村子的广场布满尘土，脏污熏臭，许多火堆冒着呛人的黑烟，到处都是人。
我希望麦尔斯是在夸大其词（菌类以外的事物，我不全然信任他），但我在起程时，的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甚至不太情愿去了。当时我已经是政府员工，自然不愁没人帮我安排交通工具。我搭乘一架小飞机，等着降落在乌伊伏国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但令我讶异的是，降落时感觉很平顺，几乎不曾颠簸。我一踏出飞机，第一眼就看到了重大的改变：有飞机跑道了——尽管只是一块土壤平整的长条状场地，但印象中凹凸不平的地面、石头与一些灌木已全被移除了。事实上，整块地已经被铲平，只剩一大片空地，没有草，没有小白花，平坦的土地像清扫过似的。我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变化，第一次觉得不寒而栗。
向导与我会合后，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没见过这个人。他长得跟其他人没两样，但会讲一点英语，穿着一件太长的西式汗衫，下半身围着一条黯淡的芥末色纱笼。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与耳际切齐。他没带我去骑马，而是搭乘了一辆让他引以为傲、满是铁锈的拼装老爷车，车上有许多切割与焊接的痕迹，慢吞吞地把我载往码头。码头上有一座盖得很差劲的新平台，船夫站在码头上（他就是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登岛时的那个船夫，但是装作不认识我），他的船就算不是全新，但至少是翻新过了，装了一匹有力的马达。当我们乘船疾驰在海面上时，马达发出了轰隆声响，不断地喷着水。我们只花了原先一半的时间就抵达了伊伏伊伏岛，等到我们绕过转角，往潟湖停靠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岸边的丛林已经被铲平，让出了一大片海滩，滩上的沙石又灰又脏，后方有片树林构成不太整齐的边界。我们的船靠岸时，只见沙滩上站着一个人，笑容可掬，高举着双臂对我挥舞。
那个人说：“诺——顿！诺——顿！”我这才惊觉那个人是乌瓦，可是他和我印象中的乌瓦已经不同了。(24)他穿了一件过大的卡其裤，身穿衣领有扣子的衬衫，不过一看就知道已经洗得褪色，而且有些地方缝了又缝，宛如刀疤。他的头发跟船夫和向导一样，已经剃得整整齐齐，鼻子上的骨头也拿掉了，不过两侧鼻孔各有一个深褐色的疤，原来的洞已经收拢愈合。
乌瓦面带微笑说：“你好吗？”他刚刚学了英文，听来颇为自豪，但不知为何这让我的皮肤一阵刺痛，或许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伊伏伊伏岛的改变实在太大了吧。
到处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铺了一条通往山上的路，尽管还是要步行，但这次乌瓦改用推车来载运我的补给品了。他因为不习惯穿那么多衣服，所以汗流浃背，走了一段时间后，他笨拙地解开扣子，把衬衫拉开。我想鼓励他自在一点，便将我的衬衫脱掉，结果他瞪着我裸露的上半身，流露出羡慕的眼神，又转身把扣子扣上了：我几乎可以看出他脸上摆明的决心，他想要坚持全身穿上衣服的新习惯。但是为什么呢？我想问他。毕竟，伊伏伊伏人最适切的生活习惯之一就是不穿衣服，生活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中，穿衣服不但愚蠢，甚至有害。
一路上，我情不自禁地研究起身边的树景，试着找出改变的地方。与上次相较，此刻是不是安静了许多？虫鸣鸟叫与猴子的尖叫声是否少了？玛纳玛树是不是少了，所以掉落地面的果实也少了？与过去相较，卡纳瓦树上沾到的雾阿卡粪便好像也变少了？四处的苔藓是不是出现了长期践踏的痕迹，还是最近有人刚刚走过？某片棕榈树林之间的小路总是那么宽敞，还是最近才拓宽的？兰花上面的白色卡片是植物学家弄上去的标签，还是一只翅膀收起来、看起来方方正正的蝴蝶？
在村庄映入眼帘之前，我们已经闻到它的味道，听见一些响动了，但不是这里特有的味道，而是美国的味道，声音也不是伊伏伊伏岛本来就有的。我闻到煎培根时特有的强烈酸味，还有培根肉片在高温煎锅里滑来滑去的嘶嘶声响。我听见男人讲话的声音，讲的全是英语，一阵洗涤剂的清新激烈香味扑鼻而来，还有金属碰撞石头的铿锵声响。
接下来，那些人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们的帐篷整齐干净，洗好的衣服挂在低垂的玛纳玛树树枝上（包括摊开来的T恤和棉裤，全是普通棉布的颜色），有人用两支金属火铗将一罐豆子架在火堆上加热，罐子边缘不断地冒出泡泡。
自我介绍后，我得知了他们是辉瑞制药的人。礼来公司的人则扎营在村子西边，不过两个营地与村子的距离都差不多。他们对我恭敬有礼，但也带着敌意，并有些惊讶。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羡慕我，因为就在他们试着研发新药与冷霜时，我已经在做真正的研究工作了，所以他们知道我的位阶比他们高。但是，他们手头握有各种资源（而我拥有的，显然只是乌瓦的手推车里唯一的帆布袋），而手握各种资源的人，显然会是胜利者。这向来是科学界的法则，当年也是。我找了个借口，很快就离开了。
但是来到村子边缘后，我才发现伊伏伊伏岛的改变是如此恐怖，而且事态相当严重。村里的小屋还是一样，泥土地和森林之间的界线依旧清楚，但是尚未改变的事物仅止于此。一大块罐头肉插在棍子上，油水不断滴在下方的火焰里；一块烤好的肉摆在火堆旁的棕榈叶上，叶子因为肉的热度枯萎卷曲。几米外，有一群男人围着另一块肉，直接用手撕着肉来吃，每吃两三口就拿一小块喂自己的野猪。最糟糕的是，村子左侧有一条挂衣服的线横越两棵玛纳玛树之间；那条线是用几条棕榈叶绳索制成的（那种绳索珍贵无比，本来是用来修理或拖拉物品，或者充当野猪牵绳的），上面挂着许多破烂的旧衣服：泛黄的内衣、口袋破掉的长裤，还有朴素呆板的长袖棉质洋装，在美国穿可能都太热，更别说在热带的伊伏伊伏岛了。穿着衣服的村民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有些人穿衣服的方式正确，有些不正确，但他们都很认真，想努力把衣服穿好——就许多方面来讲，这一点是最惊人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穿着玩，而是相信穿衣服是值得采用的习惯、必要的改变。但是，是谁告诉他们的？他们又为什么会相信？
我朝着第九间小屋走了过去。小屋旁有两名药师在踢足球，笑个不停，还包括村里一些孩子（其中几个穿着过大的衬衫，简直像穿和服，他们边跑边跳，衣袖晃来晃去）。小屋内部的样子跟我的记忆相符：安静而凉爽，有点阴沉。我暂时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心想：像这样完全没改变，是不是太不正常？我几乎感觉到那间小屋已经尘封很久，荒谬的是，我居然开始查看室内的泥土地，寻找它被忽略的迹象。在一个充斥改变的环境里，第九间小屋的不变并未凸显它的重要性，而是它无关紧要了。显然，曾经备受珍惜的一切，从衣服到食物，甚至小孩玩的游戏，都不再重要了。而且在新世界降临之际，村民居然没想到要更新第九间小屋，这就表示他们不再将之视为值得珍惜的象征，而是陈旧的遗迹。
之后我才了解，当年自己花了几周才发现的东西，两个研究团队只用几天就发现了。再后来，我急着前往高地上的湖泊（此时那条小路看来就像刚刚有游行队伍经过一般，沿路有许多鲜红色的带子缠绕在树与树之间的竿子上），发狂似的冲向两名科学家（这两人隶属一家德国公司，扎营在礼来公司营地的不远处），他们正合力将一只很大的欧帕伊伏艾克从湖里抱出来，它的四只脚因为惊恐不断舞动。稍后等他们离开后，我在湖边倾着身子想一探究竟，但原本干净的湖畔早被十几个人的靴子踩得脏兮兮，我只看到五只欧帕伊伏艾克冒出湖面，我等了很久，它们还是不愿朝我游过来，只在湖心徘徊，我一直忍着，才没有大吼大叫。后来，其中一位德国药理学家跟我说塔伦特失踪了，至少已有两周不见踪影：先前他自己来到岛上（艾丝蜜没有跟来），跟岛上的一些人见过面。接着，某一天他就不见了。过了一阵子，大概两三天吧，大家才注意到，这时所有人立刻分组进入森林寻人，然后又带着向导一起去找，但是没有任何线索。他只带了一只随身携带的背包。尽管他们全面搜寻，仍无法在丛林里寻得蛛丝马迹：布满苔藓的地面上就连最轻微的足印也没有，也没有吃过玛纳玛果后留下的种子，或者生火留下的焦黑土壤和树枝。
这下子我知道了，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与此相较，其他事都没那么糟了。那些乌龟终于学会不再信任人类，但为时已晚，它们的数量已经大减。那个不久前曾睡在我身边的小男孩，如今看到我后转身便走，身后拖着宛如新娘礼服裙摆的长裤管。我实在无法相信，也不能接受塔伦特就这样离我而去，而且或许永远离开了世人。白天我尽量找所有的村民与药理学家讨论，询问消息。那些药理学家发现这件事能让我分心，不会碍着他们，所以很乐于跟我交谈，但是他们的消息少得令人恼火，好几次我都后悔去问他们。失踪前那几天他看起来怎样？他们说他看起来很好，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一样不了解），也无法判断他的行为是否正常。他很平静，常常在沉思，不理会别人。他在研究什么？他在观察什么？他们说不知道；有时他会和村民交谈，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观察他们，做笔记，一个人写东西。他是不是特别常和某个村民交谈？他们说没有。他看起来是不是……我顿了一下，直到我确定自己想知道答案才接着问，是不是仪容凌乱，似乎有病在身，抑或讲话颠三倒四，出现了幻觉。他们说没有，都没有。
每到晚上，我就开始找他，在丛林里的曲折小径上乱走。但那样走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未曾走远，也没有呼喊他的名字，只是拿着手电筒在身前照来照去，光线从许多地方扫过去，照亮树皮、树叶与地面的时间都很短暂。我不觉得自己找到他的概率很高。但是在找他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初次与穆阿相见的情景。他从丛林暗处走了出来，像是梦魇成真一样，而我内心仍有一部分认为这种事会再发生。也许某一晚，我把手电筒往右稍稍移动，灯光刚好就打在塔伦特身上，他脸上的表情被络腮胡挡着，只听得到他说：“哦，诺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尽管相当罕见，但每隔两年左右总会有某个村民在森林里失踪：通常是欠缺经验的年轻猎人，独自进入森林深处后就没再回来，有时便就此消失了。伊伏伊伏人有一句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Ka ololu mumua ko”，意思是丛林吞噬了他。奇怪的是，他们不觉得失踪的人死了，而是认为他只是离开而已，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但还活着，正不断试着返回村子。
此后，许多人针对塔伦特的失踪提出过各种理论。他想去找其他梦游者。他跟着某个梦游者进入森林。他疯了。他发现了另一个更神秘的部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有了非常伟大的发现。他发现非常恐怖的东西。他被村民谋杀，尸体在夜里被带走了。他被一种他发现的花卉迷住了。他跟某个女性或男性村民一起私奔了（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因为没有任何村民失踪）。他想离开文明世界，后来又找到另一个文明。他偷偷离开伊伏伊伏岛，用假身份在夏威夷生活，在那里的大学教书。他自杀了。他仍活着。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不能宣称自己知道他怎么了。但我常常想起他，没人能想象我有多常想起他。当他消失无踪后，我恐怕必须承认，我心里曾经拥有的某种东西也跟着消失了：可能有人会看出来，任何事物都无法再引发我热切的关注，只是还有别的改变。有时候我心想，如果他仍在世，我会有多么不同，我是否会改用别的方式来追求自我满足，而不是用我最后采取的手段。如果不得不做出一个结论，我必须说，我也认为是丛林吞噬了他，他仍在丛林深处的某个地方行走着。事实上，我脑海里常常浮现他的身影：因为多年来身处丛林深处，不见天日，变得憔悴而苍白，抬起头让那仅有的一点点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曾看见他与别人在一起，他总是在森林中独行，衣服已经破破烂烂，像饰品一样不足以蔽体，手执一根竹竿当拐杖，胡子长到了胸前。我心想，他是不是也吃了一点龟肉，因此可以长生不死？他是否会唱歌，或者像有人做伴那样自言自语？他还记得我吗？他是不是找到返回村子的路，他是不是一年会回去一次，站在树后面观察彻底改变的村子，直到某一年才不再回去？
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我会大声叫他。有时他会转身，双眼明亮睿智，流露饥渴的眼神，他那强烈的饥渴与热切目光让我无法呼吸，目瞪口呆，难以言语。最后，他用一只变黑的细手紧抓着拐杖，转身离开我，然后就消失了。
就这件事而言，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大家都明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件事的结局是令人快乐的。每次有人问我接下来发生了哪些事，我总是忍不住用简单明快的答案回复，原因是，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主角死掉的漫长又曲折的传奇，但是若要把它说成那样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发生了许多充满反讽意味的事件，就像那些结局令人难过的悲惨故事一样。我想说的是，那些药厂人员、脑神经科学家与生物学家在抓到乌龟后，立刻赶回国，得到的实验结果跟我一模一样，也是我一直试着跟他们说的：老鼠的实际寿命会达到自然寿命的两倍、三倍、四倍之多（后来又找了大型老鼠、兔子、狗、猴子与许多谣传过但无法证实的动物来做实验，结果也一样），但是所有存活下来的动物都彻底疯了，无法恢复原状。老鼠的脚踢来踢去，像婴儿般哭个不停；猫则是嘴一开一合，却发不出声音，不停地用身体冲撞笼子；狗用爪子挖出自己的眼睛；性情及感官与人类最接近的猴子则是持续吱吱叫，直到有一天停下来，眼神茫然呆滞，眼底映照着你想得到的任何景象，如大海、片片云朵、一个有许多乌龟的湖泊。
而且，等到有科学家发现了端粒，等到基因序列的技术趋于成熟，能够推测欧帕伊伏艾克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正常端粒酶的时候，欧帕伊伏艾克早已经绝种，无法研究了。(25)因为湖里的乌龟早已被抓完。尽管20世纪70年代有十几名科学家又回去探索了湖泊，沿着河流，从山上水源地到山下的下游尽头全部清查了一遍，但还是找不到一只欧帕伊伏艾克。大家都知道我们差一点就能解开长生不死之谜，却任由大好机会溜走，到头来浪费了几十年时间，花掉的钱也是数以百万计，最后成仙的美梦全都变成了泡影，懊恼之余只能互相指责，绝望悲叹。但是有些人偏偏不信邪，计划要研发推迟老化的药品、抗老乳液，以及让男性重振雄风的仙丹妙药，但终究还是放弃了。为此，辉瑞制药感到悲伤，礼来公司觉得沮丧，强生公司懊恼不已，默克集团则是怒火中烧。后来的许多年中，还是有人在绝望之余，试图用世上其他各种乌龟取代欧帕伊伏艾克，但全部徒劳无功。实验期间，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等待，希望看到老鼠超越自然寿命，却眼见它们一只只死掉，只能用另一批老鼠重新来过，改以夏威夷海龟、另一种棱皮龟或加拉巴哥象龟来做实验。也有人改用伊伏伊伏岛上可取得的各种动植物与蕈类来尝试。树懒、野猪、蜘蛛、雾阿卡、大嘴鸟、鹦鹉、胡诺诺虫、玛纳玛果、卡纳瓦果、像蜥蜴的奇怪生物、外表毛茸茸的葫芦、棕榈叶，还有豆荚——为此，伊伏伊伏岛上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整片森林被铲平，大量的蘑菇、兰花与蕨类植物也被采集一空，像在采收肥美草莓与翠绿莴苣一样。树林消失后，清出了许多空地，所以这一切全都可以用直升机直接运走。
至于酋长，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骗到了美国，每天抽血检查，做各种测验，采集各种体液，直到现在可能每天都还过着这样的日子，因为再也没人听到他的消息或提起他了。至于拉瓦艾克，当时就消失了，再也没人找到他。（辉瑞制药指控礼来公司绑架了他，礼来则说那是明尼苏达大学干的，明尼苏达大学又怪罪汉堡大学，汉堡大学却声称应该归咎默克集团才对，而默克却保持缄默。）森林被铲平后，有人发现了其他梦游者，他们踏着踉跄的步伐四处游走，漫无目的，因为突然被阳光直接照射，猛眨眼睛。此外，也有人谣传其余梦游者的人数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人。我自己并未亲眼看见，但是据说，各制药厂像分糖果那样把他们分掉了。他们搭机离开后，住到了无聊的实验室里，至今仍然过着每天被针扎的生活，手臂上插满点滴接头，腿上到处是皮肉与骨头被采去做样本的痕迹。(26)到了1966年，第一个人体实验监督委员会成立时，我连我的四个梦游者都差点没保住。后来，威尔布鲁克与塔斯克吉两地的人体实验出现了争议，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之人类保护国家委员会在1975年成立，我永远失去他们了。(27)
仇视我的人多达数十个，包括瑟若尼、艾丝蜜、所有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成员，还有整个《哈珀斯》杂志社。他们对我提出各种指控，说我隐瞒真相，扭曲事实，毁了一个文明，甚至毁了人类的希望。(28)至于伊伏伊伏岛，真的是厄运连连，在所有药厂人员撤离后，紧接着又有大批传教士进驻，这次他们取得了过去传教士无法达到的成就——促使几百人改信基督教。至于伊伏伊伏岛上剩下的村民，因为林木被铲除殆尽，四处一片光秃秃的，不得不搭船前往乌伊伏岛，被美国特别活跃的普罗沃市摩门教传教士安置在岛东边用铁皮与木头盖成的村子里。(29)被安置后，代理酋长因为想帮某个男孩举行阿伊纳伊纳仪式而锒铛入狱了（当时监狱才刚成立，因为乌伊伏国的国王向来喜欢较直接的处罚方式，例如把罪犯放逐或流放外海）。据说，伊伏伊伏岛的所有奇观都消失了，各种动植物、蕈类与花卉被采集一空之后，美军把那个美丽而神秘的小岛拿来当作核子弹试爆的场地——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还有根据小道消息，继位为国王的图伊乌沃乌沃太子，其实是某国军方的傀儡，但他总是喜欢穿着纱笼和一件别满勋章的羊毛夹克，在乌伊伏岛上四处巡视，昂首阔步，满脸是汗。接下来的故事，我想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男的村民个个成了酒鬼，妇女忘了手工技艺，无论男女都变得更肥胖、粗鲁、懒惰，他们对传教士言听计从，要他们离开家里，就跟采摘熟苹果一样容易。从某天开始，有村民染上不知从哪里来的性病，而且性病一旦出现，就成了不会绝迹的传染病。这些事都是我亲眼见证的。我一再重返当地——虽然我早就没有赞助经费可用，虽然其他人不再有兴趣，虽然伊伏伊伏岛不再是伊甸园，早已成了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废墟。它曾经充满希望，如今却令人厌恶尴尬，就像个身材变胖、头发变少、嘴上开始长毛的美女。
所有改变对伊伏伊伏岛而言都是耻辱，到头来能跟我一起记录那些改变的人，就只有麦尔斯了。因为多年来，只有他跟我一样坚持重返当地，一开始是靠经费补助，后来则是完全自费。1968年春季的某一天，就在我们俩漫步于塔瓦卡（此时它成了杂乱可悲的小镇，因为换了国王，也改名为图伊乌沃）的时候，被两个小孩跟上——他们一男一女，显然是兄妹，哥哥大约五岁（或者说，当时我觉得他大约五岁），看来很机警，三岁左右的妹妹则是常常咯咯笑。有个垂头丧气的妇女站在铁皮摊位前卖玛纳玛果，她用棍子将果肉串起来，放到砂糖里滚一遍。麦尔斯跟我买来给那两个小孩，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砂糖像胡茬儿一样沾在脸上。他们俩每天都紧跟着我们，在我们从伊伏伊伏岛回来、正感到筋疲力尽与沮丧不已之际（此时我们搭乘的船都是引擎强大的汽船，船头不时高高飞起，再掉回海面上，实在教人害怕，我们避免对望，因为不想看到对方脸上悲伤的表情），却看到他们蹲在码头上等我们。我们逢人便问，是谁在照顾他们（女孩叫马卡拉，男孩是穆伊瓦）。结果答案似是而非，或者根本没有答案，麦尔斯与我几乎是一时兴起，冲动地把他们带回了美国。
穆伊瓦可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不过，当时我当然没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只认为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虽然我已得知他不是五岁，而是七岁，而且我必须从头教他怎样吃饭、使用厕所，也教他讲英语。就许多方面而言，他跟夏娃没两样，但我还是很爱他。他真是个甜美的男孩，为我带来许多欢乐，满足我在伊伏伊伏岛就开始怀抱的梦想，也就是抱着一个睡着的孩子上床。这样的梦想实在太迷人，我不免想要一直活在梦里。于是我开始收养其他小孩，而且在我用心关注之后，我发现当地有几十个无父无母或是父母沉迷于酒精或宗教的小孩——起初我只收养男孩，因为我发现自己跟他们比较谈得来，后来也收养女孩。就连乌瓦的儿子也找上了我，要我收养他刚学会走路的两岁弟弟瓦伊亚。1977年，麦尔斯胃癌发作，很快就病逝了。我收留了马卡拉，她成了我的第十六个小孩，当时我想她该是最后一个了。没想到我还真的错了，而且一错再错，每次去乌伊伏国（对我来讲，这已变成两年一度的大事，虽然我心里晓得害怕，却不得不回去）都会带一个孩子回国，而且我一直都想找与我失散的那两个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无疑也有了自己的小男孩）：一个是我在阿伊纳伊纳仪式上看到的那个男孩，另一个则是曾和我一起睡觉的那个。我一直在找他们，我每次新收养一个小孩，都希望他能拥有类似的特质，同样沉稳的眼神，靠在我身上时，让我感到同样的信任。每次我领养一个新的小孩，我总是非理性地想，就是这一个了，这一个孩子能让我快乐，能让我的人生圆满，这一个孩子不会枉费我多年来的企盼。
结果我不只一错再错，还错了十八、十九、二十次，不断错下去，就是停不下来，我不能停，因为我还在寻找。
我根本料不到，1980年那趟伊伏伊伏岛之旅，终将毁了我的人生。
当时我已领养了二十六个孩子，这个数字当然已经超过我的需要，也超过我想要的。可此刻，一般人对我大量领养小孩的行为，看法已经改变了，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人面兽心的例证。一开始领养小孩时，大家都视我为英雄：也许是个奇怪的英雄，尽管怪癖颇具争议性，但终归是个英雄。身为单身男人、知名科学家，却对那些营养不良的原住民孤儿敞开了我家的大门（我家离小镇外不远，是一间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八间卧室，是我用一部分遗产购得的）。皮肤黝黑且鼻子扁平的他们，除了生活凄惨，完全没受过教育。
我的英雄身份大概在我带第九个小孩回来后，被毁掉了。突然间，那些喜欢嚼舌根与发表意见的人，还有世界上的女人（对我的个人行为最有意见的似乎都是女人，她们常常这样），都开始怀疑我。为什么我需要领养那么多小孩？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小孩，却不娶老婆？我到底想干什么？这件事一定有鬼，不是吗？怀疑归怀疑，从来没人敢直接提出指控，但我总是感到许多人在怀疑我，就像一块方糖卡在舌头底下，虽然正在融化，还是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我相信，就连我家那位来自当地的管家兼奶妈汤林森太太（她之所以获聘，全凭外表，因为她看起来愚钝、健壮、脸色红润，就像小说家狄更斯笔下的厨房女佣，唯一的差别在于她是住在马里兰州的现代人）也喜欢向我邀功，说她数度在女性友人和姑嫂面前帮我辩护，但毫无疑问，她也会跟她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好吧，说到底，他领养那么多小孩要干什么？（当时我的确不太理会别人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的是过于狂热、怪诞，领养小孩的速度也太惊人了。）
后来，到了1974年，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再度成为英雄。我有许多“失算之处”（就像《泰晤士报》说的，我显然辜负了梦游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绕着弯骂我，说是我造成了塔伦特的失踪，并且毁了伊伏伊伏岛），但显然无损于我深具人道关怀的事实，我把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简直不输马戏大王费尼尔司·巴纳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不断接受访问，问题都绕着伊伏伊伏岛、梦游者、塔伦特与欧帕伊伏艾克打转（反而较少论及我的研究工作及其意义），但关注的焦点还是孩子们：我可以带着他们一起亮相吗？他们是否有适应不良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故事是我最喜欢的？访问者总是希望挖出故事，让孩子们显得很可爱的逸事，但是从我嘴里老是问不到：毕竟他们只是孩子，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可爱之处。一再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领养他们，但我觉得这问题很难回答。说真话会令人厌恶，但是如果扯谎，说我想帮助贫民，喜欢有小孩做伴，答案却会显得简单陈腐，甚至可笑。但令我惊讶的是，所有访问我的人都不曾质问我，而是迅速就把答案写下来。等到报纸与杂志把访问稿刊登出来后，我看到自己被称为“充满父爱的老爹”或“溺爱孩子的父亲”，更是觉得惊奇不已。
在乌伊伏国，我的诺贝尔奖得主头衔没有什么用；我只是一个两年会去一次的白人，他们会把各种没人要的孩子硬塞给我。讽刺的是，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长生不死的部族，但那些帮我发现的人却并非不死之躯。乌瓦死于1965年，当时他五十六岁；不久阿杜也走了。乌瓦与阿杜的一些孩子也都去世了（例如乌瓦的儿子，他曾把自己的一个孩子硬塞给我；阿杜女儿生的那对双胞胎儿子，如今都是我的养子），自然寿命本来就不长的他们，因为酗酒都早早离世了。
图伊乌沃的宽阔街道泥泞不堪，布满脚印，沿途两侧到处是不可能实现的兴建计划，早就被放弃了，只留下残瓦碎砾（一包混凝土松垮垮的，中间划开了一个洞，原本要用来兴建道路的泥沙慢慢流出来，别处则摆着一捆用破烂棕榈叶绳索绑起来的钢筋，锈成了橘色）。我偶尔在路上走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下飞机的地方好像不是伊伏伊伏岛，觉得自己过去熟知的那个乌伊伏国首都应该在岛上的另一边。这个城镇实在太不像话了，乞丐越来越多（一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们要向谁乞讨？因为这个镇上没有人有钱，过去曾经大批来访的忙碌的外国旅客，早在十年前便已离去，再也不曾回来）。他们在路边生起小小的暗淡火堆取暖，路边的棚屋看来破破烂烂，使用的棕榈叶建材因为长霉也布满黑点。唯一的新房屋是国王的寝宫，宽阔的门面是混凝土结构，丑陋无比，上面还凿了一个个没装玻璃的窗格。在粉刷与铺屋顶的工作完成前，国王的钱就用光了，所以粉刷只完成一半便被搁置下来，寝宫顶端也只铺了一层层棕榈叶，不过棕榈叶是新铺的，看起来像戴了假发，而且，镇上也早已没人记得怎样把棕榈叶编织成同时具有保护作用与优雅外观的屋顶了。
每次去岛上，我总是住在老地方：豪华程度排名镇上第二的客栈，是全镇两栋混凝土建筑之一，有六间客房，我向来是唯一的投宿旅客。我的房间有一张勉强称为床的东西，铁制床框非常古老，床垫是一个很大的棉布袋，里面塞着清脆的棕榈树外壳，还有挂在墙上的竹竿十字架，可以算是镇上最漂亮的东西。客栈靠近海边，我总是坐在屋顶吃晚餐，享用罐头肉与水煮甜薯，看着天色变暗，伊伏伊伏岛终究消失在了夜色中，完全被黑暗吞噬。再也没有人获准登岛，违者将遭处死。据说，国王深信有一天科学家与金钱流还是会回来，到时候他打算再大赚一笔钱。然而，此刻不管哪一国政府付钱给他，都还是能使用伊伏伊伏岛。不过，接下来我又听到其他传言，有时候一个科学家团队到了伊伏伊伏岛的另一头（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一国），追查是否还有剩余的欧帕伊伏艾克，还探掘了水底的洞窟；也有人说国王把那个岛屿当成了流放地，任谁受罚，下半辈子就必须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有时候我会觉得，塔伦特也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他抬头看着太阳，被一大片迷雾般的象牙色蝴蝶包围，往山上移动。
后来我渐渐发现，我之所以一再回去，是为了惩罚自己，我强迫自己要记住所有的改变。举目所及，都是令人极其沮丧的景象，当然，我怎么能错过镇上的脏污面貌，还有相形之下整洁无比的传教士营地。营地位于乌伊伏岛北端，那里的丛林已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让人觉得仿佛置身蒙大拿州。那里是另一种悲惨景象：乌伊伏人不能喝酒、乞讨、生火，于是便当起了信差、农工、女仆，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不过，最糟糕的莫过于，为传教士工作的乌伊伏国男人都不拿长矛了，他们放下长矛，成了基督徒——看到他们手上没有长矛令人不忍，跟他们的脑袋不见了没有两样。在图伊乌沃镇，即使最贫困、最不起眼的男人也手执长矛；长矛通常是他们唯一的财产。
我也去过伊瓦阿阿卡岛，那里曾经有大批的菜园与树林，但早已被摧毁，因为礼来公司买下了土地所有权，开起了乌龟养殖场。当年该公司盖的人造湖已变成微微含碱的沼泽，里面的水像石油一样又黑又浓，四周的油腻土地则充满恶臭，而且有毒，死亡的气息吸引了大批苍蝇，在空中四处嗡嗡飞舞，怎样也赶不走。少数几名从乌伊伏岛来的季节性农工还住在那里，守卫着这片宛如臭水沟的沼泽。他们的眼睛凝望着地平线，等待雇主搭飞机回来。
这座岛曾经不知道等待为何物，但现在大家却都在等待。当地文化对过去本来就没有太多眷恋，为什么要有呢？这是一个不曾改变的地方。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所有居民只能缅怀自己失去的一切。所以他们保持着警觉，无法动弹，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进退两难，等着他们的世界恢复原状。
那一天是我待在乌伊伏岛的最后一天，我正要去机场赶搭飞机。一如往常，我的行李里面总是带着一些样本盒，因为我可能把一些有趣的东西剪下，隐藏在盒子里加以保护，但是跟过去几趟一样，这次要离开时样本盒还是空的。
一如往常，每次我沿着镇上主街往下走（突如其来的阵雨过后，街道总是泥泞不堪），就会有大批乌伊伏人突然默默出现，对我伸出双手，不论我施舍什么，他们都会拿走。我也习惯了这种景象，所以口袋里装着许多我认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钱没有用，所以我拿给他们的都是芒果干、手帕（可以用来清理长矛或当成婴儿尿布）、干果，并且把小刀送给那些看起来特别可怜的人。
我在机场上等着飞机的到来。听说默克集团曾经突发奇想，以投资者仅存的乐观态度花钱兴建跑道，但是尚未完成就放弃了，所以那条跑道跟岛上许多地方一样，只是个半成品，对乌伊伏国的任何人来讲，并未发挥更大的功用。此刻，柏油路面已经是杂草与小树丛生，黑色的路面凹凸不平，很多地方早已变形。
这时，有个男人慢慢朝我走来。不知为什么，机场周围看不到几个岛民（也许是他们的习惯，这里毕竟曾是国王的猎场，或者出于恐惧，因为他们都不喜欢飞机），他走过来时，我一边扇扇子，一边盯着他。等到他靠近一点时，我立刻看出了他是伊伏伊伏人。他们很好认：身形比乌伊伏人矮小一点，而且不管他们在这个新的居住地待多久，看起来都是一副迷惑、不知所措的样子。
这个男人的年纪较大，大约四十几岁，与大多数伊伏伊伏人相比，同样不太精神；他的长矛矛头钝掉了，矛柄上许多地方有木头掀起来，变成细小的刺。他围着一条可能曾经是深蓝色的纱笼，我可以闻到他身上散发着浓浓酒味，跟腐烂的玫瑰花一样甜甜的。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看起来还是很有自信，他叫了我一声，我也不知不觉地跟了过去。
机场边缘矗立着一片参差不齐、垂头丧气的番石榴树林，那个男人指着一堆藏在树林里、跟他的纱笼一样褪了色的布料。我并未走过去把布料拿起来，于是他用脚趾踢了踢，布料翻过来后，我才发现那是个孩子。男人大喝了一声，那个孩子站了起来。他只穿一件T恤，上面有许多破洞与裂缝，头发全部纠结在一起，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下意识地浮现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他的头发剃光，让头发重长。
我回过神来，跟那个男人说我不想再领养小孩了。
那个男的瞠目结舌，显然不相信我的话。当然，我也拒绝过其他父母（大都是因为孩童的身体畸形），但他们通常只是静静地点点头，然后回到路边的栖身处。这个男人有所不同。他说，我一定要把那个孩子带走。我拒绝后，他又说了一遍：我一定要带他走。我跟他说，我不想要那个孩子，我家已经容纳不下其他孩子了。
“但他只是个小孩子啊！”他跟我说，眼看我不为所动，他改换口气，变得比较温和：可不可以拜托我把那个小孩带走？他知道我是个有钱人，一个好人。他甚至知道我的名字。“诺……顿。”他说，“诺……顿，拜托你把孩子带走。”
那个孩子一直低着头，此时那个男人把他推向我。“把他带走！”他大声哭喊，又讲了一遍那句话，这次是用吼的，因为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螺旋桨呼呼呼大声作响，准备降落了。
我转身朝飞机走去，那个男人跟了过来，身后拉着那个男孩。“他会帮你做任何事！任何事！你想要怎样处置他都可以！”此刻他喊了起来，他的声音夹杂着愤怒与绝望。我转身仔细看看他，片刻间，真的是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觉得我认识他。因为喝太多酒，他的下巴长满胡茬儿，眼睛蜡黄，但是看着他抬起下巴的样子，看着他那细瘦的双臂，宛如蜘蛛的脚，我发现他不就是阿伊纳伊纳仪式上的那个男孩？那个头部直挺挺不动、双手像昆虫翅膀轻拂我全身的男孩？
接下来，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就把双臂伸了出去，那个男人松了一口气，呻吟了一声，把那个一语不发、仍低着头的男孩推到我怀里。飞机的门打开了，梯子降下来，我大步走去。这时我又听到那个男人在我身后大叫。
“你还想怎样？”引擎声轰隆隆作响，我对着他大叫，“我带他回去！”
“你要拿东西跟我交换！”
即便我急着离开，听到这句话还是让我有点愤怒——一开始是他求我把孩子带走，现在还敢跟我要东西？我跟他说：“我没有任何东西。”
“求求你！诺……顿！什么都可以！你一定要用东西跟我交换！”
我把男孩放在地上，手伸进口袋里，发现最后一把小刀，拿给了他，外加一把开心果。他一把将东西拿走，将长矛高举过肩，得意地慢慢跑开了。他不曾转身看那个男孩。突然间，我为他感到很难过；他不想要那个男孩，但男孩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只能用男孩做买卖或交易。
飞行员从飞机上对我挥挥手，他已经帮我把行李拿上飞机，我该登机了。“走吧！”我用乌伊伏语对着男孩说，但他没跟过来，只是低头看脚，我不得不走回去，把他抱起来。他的T恤有点油亮，摸起来滑滑的，他朝着我身上吐热气，闻起来带着发酵的臭味。但是，当我爬上舷梯，他用一只手臂抱住我的脖子，把脸埋在了我的肩头。
我坐在窗边，看着乌伊伏岛愈变愈小。一路上，男孩不肯放开手臂，后来，还尿在了我身上，飞往夏威夷的航程中，我始终坐在他的尿上面。我不喜欢他，但觉得他很可怜，而悲怜往往会变成喜爱。当时我五十六岁，正在回家的路上，又有了另一个孩子。我只觉得筋疲力尽。我发誓，那是我最后一趟乌伊伏之旅。
那孩子睡着了，我把他安置在地板的一条毛毯上。我无精打采地想：又一个小孩。我必须为他取名字，喂他吃饭，帮他穿衣，把他养育成人。
到了檀香山时，我跟飞行员握了手，感谢了他。前一趟载我前往乌伊伏岛时，他还是个副机师，说自己是法国人，从小就在帕皮提市长大，也还住在那里，所以未来如果我还要飞那段航程，也许会再见到他。他说他叫维克多。
飞到加州上空某处时，我心想：那真是个好名字。当时已经很晚了，我搭了好久的飞机，非常疲劳，而对一个没有名字的男孩来说，那名字已经够好了。多年后，我有过这样一个念头：像这样被我认养、随便取名的男孩，怎么会变成一名关键人物？怎么会把我和其他人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
但是在那当下，我绝对不可能预测到。从小小的窗户往外看，只见机身被一片片云朵包围。那个已经取名为维克多的男孩睡在我身边。最后，我也闭上双眼，渐渐睡了过去，一路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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